“闽变”前夕的抗日结盟

　　1933年9月下旬，陈公培受十九路军方面的委托前往延平县王台，向正在征战闽北地区的中央红军东方军方面求和，获得成功。10月4日，陈公培回到福州向蒋光鼐报告“王台谈判”的详细经过。据蒋光鼐回忆，“我们将这个消息电告香港陈铭枢，他十分高兴，来电希望我们再直接派代表到江西瑞金去会见中共红军领导人，他随即也由香港回到福州”。

　　10月6日，陈铭枢搭轮秘密离港赴闽。9日，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在福州密商。他们一致认为，从“王台谈判”的情形来判断，红军有意与十九路军建立某种程度的合作，决定采纳彭德怀提出的建议，派徐名鸿为“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全权代表”，在陈公培的陪同下，立即赴瑞金与苏维埃政府或红军代表商谈合作事宜。

　　一

　　徐名鸿，1897年出生，广东省丰顺县人，1919年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前身)国文部，并留校任教。他拥护国民革命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毅然南下广州，投笔从戎，经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李济深安排，先后任该军第十师政治部秘书、主任和第十一军政治部主任。他的卓越才华和工作表现，深得在同一支部队中的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的赏识，尤其与蔡廷锴建立了较为深厚的友谊。这是他此次被选派承担重任的重要原因。

　　除此之外，陈铭枢等人派他承担此次重任还有三个主要原因。

　　一是，1927年初春，徐名鸿由第四军党代表廖乾吾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嗣后参加南昌起义，并随第十一军南下潮汕，在“七日红”期间担任过潮梅海关秘书长，后因与党组织失去联系而脱党。陈铭枢等人认为，徐名鸿曾是中共党员，“和中共可能联络便利些”。

　　二是，十九路军调驻江西时，徐名鸿接受陈铭枢等人的邀请，到新组建的第七十八师任师部秘书，后升任十九路军总指挥部秘书长。陈铭枢等人认为，徐名鸿“当时所担任的职务也较合条件”作为十九路军方面的全权代表。

　　三是，十九路军调驻福建后，成立由蔡廷锴直接领导的闽西善后委员会，徐名鸿先后兼任闽西善后委员会永定县分会驻坎市办事处主任、永定县分会主席和闽西善后处永定县分处处长，后改为兼任闽西善后处政务主任，坐镇龙岩主持该处日常工作。陈铭枢等人认为，徐名鸿既可以“就近前往”瑞金，又便于保密。

　　当时，陈公培正患恶性疟疾，躺在床上难以行动。陈铭枢急着与“苏方”商谈，等了四五天，就强行拉上病情稍缓的陈公培飞往漳州。据陈公培回忆，“当天就住在漳州，我的疟病又发作起来，第二天仍然不行”。陈铭枢遂先飞往龙岩，向徐名鸿面授福州密议的任务，并交给他蒋光鼐、蔡廷锴致朱德、毛泽东的密信，而后经厦门搭轮秘密返回香港。

　　陈公培在漳州“准备了一些扑疟母星等治恶性疟病的药，比较迟一些时候方才坐汽车去龙岩”。在龙岩“休息一两天治疗了一下……等徐名鸿工作料理好，我的疟疾也居然好了一些，所以说到出发”。

　　二

　　10月18日，徐名鸿、陈公培从龙岩出发，当晚到达上杭县蛟洋，得到傅柏翠的热情款待。

　　傅柏翠，1896年出生，上杭县蛟洋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发动蛟洋农民武装暴动;1929年朱德、毛泽东率领红四军入闽时任该军第四纵队司令，翌年红四军转战江西则滞留家乡未随行。后与中共闽西特委从意见分歧到争论公开化，被开除党籍。

　　十九路军入闽时，傅柏翠任上杭、龙岩、连城三县边界保安总队队长，此时任闽西善后处上杭县分处处长兼由龙岩、永定、上杭、连城、长汀五县边界临时划为“闽西特区”的主席。

　　据陈公培回忆，“傅(柏翠)是赞成双方相当无事，对于前途好像也不如何乐观，也不如何否定。他对毛主席似乎还颇为怀念。我们和他在傍晚时散步田间，他指着一处单单独独庙式亭阁(这是闽西一种特殊建筑)告诉我们说，毛主席曾住在那里并召集谈话”。为了“便于通过两方交界的地点，并且能直接达瑞金”，傅柏翠替他们“找一熟悉前进道路的农民带一下路”。

　　10月19日傍晚，徐名鸿一行三人进入闽西苏区边界的连城新泉。他们到乡苏维埃政府，“简单地说明了来意”，并通过红色邮局，“写了封信到瑞金，寄负责同志”。他们在红色邮局窗口看见一份通告，“说明凡寄与中央苏区主要负责同志的信是免检的，因此我所写的信大概乡苏维埃的同志都没有看，从而对于我们此行的情况，总有些不大了然”。

　　第二天，吃过“闽西流行的草袋包的蒸谷米饭”后，“乡苏维埃就派了昨天村口最初遇见的那位青年武装同志和另一位同样的武装人员和我们一同走上去瑞金的路”。

　　一行五人经长汀河田，于21日傍晚抵达长汀县城。在新泉乡苏维埃政府派出武装护送的两个青年安排下，住进水东街一家客店。由于几天来跋山涉水相当疲惫，他们“饭饱以后，自然是赶紧洗脚睡觉”，“正是伸足甜眠昏然的时候，有几位工作同志直入卧房，说是奉命要我们搬到招待的地方去。其实我们睡在楼上大房间的大床上，满觉清洁安适、睡梦正甜，哪里也不想去。无奈工作同志说：瑞金负责同志接到我们从边境发寄的信，即有急信送长汀，命沿途招待，无论如何一定要我们搬到指定的招待处所。当然，结果是在工作同志的热情帮助下连夜迁移”。

　　三

　　原来，瑞金方面收到徐名鸿等人在新泉寄出的信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李克农奉命打电话给福建省苏维埃政府政治保卫局局长吴兰圃，说：“十九路军来了两名便衣，是从龙岩经新泉来的，已经到达汀州，要立即派人去查，查到后要客气接待，送到我们自己办的旅馆住，并要热情地接待他们。”吴兰圃就把这项任务交给了特务班的吴振英和阙树堂去执行。

　　据吴振英回忆，“我们两人很快就在汀州水东街的一个小客店查到了他们，此时，他们正准备睡觉的时候，就请他们到我们的旅馆，住下了。实际上是临时准备的地方，在省苏维埃政府附近一条大街上一个比较像样的商店楼上”，“吴兰圃局长认为这个地方面临大街上，不安全、不保密，决定搬到汀州水东街银行(国家银行福建省分行)，银行是一幢三层的小洋楼，他们住三楼。此间，我们天天与他们在一起，既负责招待，又负责保卫”。

　　此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全权代表”潘汉年已奉命来到长汀，即与徐名鸿在其下榻处进行谈判。

　　潘汉年，1906年出生，江苏省宜兴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5月调任中共中央特科情报科科长，1933年5月因与他有工作联系的潘梓年、丁玲被捕，奉命即刻撤往中央苏区，任苏区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兼赣南省委宣传部部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部委员。

　　“苏方”派潘汉年为谈判的全权代表，不仅因为他才干超群，从事统战和隐蔽工作成绩显著，还因为他在十九路军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曾经代表中共方面与十九路军代表徐名鸿进行过一次有关合作抗日的谈判，双方彼此已经认识。

　　据潘汉年回忆，“苏维埃政府责成我作为苏维埃政府的全权代表到汀州同十九路军的两位代表谈判，这两位代表表达了同我们进行认真谈判的十分真诚的愿望”。谈判期间，徐名鸿提出要前往瑞金，将蒋光鼐、蔡廷锴的密信面交朱德、毛泽东。潘汉年立即致电请示毛泽东，得到答复：“让他们来。”由此，潘汉年与徐名鸿的谈判场所也相应地搬到瑞金去。

　　四

　　据陈公培回忆，动身前往瑞金的那天早上，“早起不久，自然是丰富的早餐，由张鼎丞同志(时任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招待。出乎意料的是，我碰到了自‘广暴’(即广州起义)前在香港见过的、即未再见之阮啸仙同志(刚刚撤离上海，通过地下交通线经汕头、潮安、大浦抵达长汀)。在早饭前后谈话间，知道张鼎丞同志患恶性疟疾。我就将我自己沿途所准备、而已可不再用的扑疟母星全部转赠”。

　　徐名鸿等人吃过早饭，立即动身，“从长汀到瑞金，可谓只有一山之隔，加上长汀负责同志已经为我们准备了马匹，虽然沿途仍然要翻几座汀江和赣江分水岭，大体上已经轻松得多。我们早餐后出发，大概已是上午八九点钟。一直到过了分水岭，望见瑞金平原，已是下午五六点钟左右，由此快马加鞭到瑞金，已是掌灯时刻”。

　　据吴振英回忆，在国家银行福建省分行“住了几天之后，中央打电话给省(政治)保卫局局长吴兰圃，要我们护送他们到瑞金去，于是我就与阙树堂一起把他们送到瑞金交给国家(政治)保卫局特务队，交接完就返回了汀州”。

　　徐名鸿抵达瑞金，被告知朱德在外地，他就将蒋光鼐、蔡廷锴的密信亲手递交给毛泽东。潘汉年回忆说：“毛泽东同志为他们举行了正式宴会。宴会上，毛泽东同志发表了讲话，阐明了以前公布过的统一战线的基本方针。两位代表听到毛泽东同志的讲话后深受感动，以至不知说什么好。让他们发言时他们说：‘我们以为，毛是半土匪半游击队的头领，我们绝没有想到，他竟是这样一位睿智的政治家。’”

　　据陈公培回忆，在瑞金期间，“曾由林老(即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部长兼财政人民委员部部长的林伯渠)约徐(名鸿)在一合作社吃过一次饭，由潘汉年和我作陪，谈过一次”。

　　几天来，潘汉年到徐名鸿、陈公培住宿处与他们进行谈判。据潘汉年回忆，“详细谈了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斗争中实行统一战线的具体条件。谈判时这两位代表没有提出任何原则性的异议。于是决定，我们要签订某种正式协定”，“在协定中我们提出了释放全部囚犯，保证言论、出版、集会等自由的要求。下一个问题是关于我军与十九路军之间的中立地带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争议”，“当十九路军一位代表给蔡廷锴将军发去电报叙述了我们的协议草案后，他得到的答复出乎我们的预料。蔡廷锴作出指示：‘接受苏维埃政府的全部条件，因为我们的目的是，不管怎么样都要签订协议。’于是我们同这两位代表签订了初步协议”。

　　五

　　10月26日，潘汉年(化名潘健行)与徐名鸿在瑞金草签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当中指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与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双方为挽救中国民族之危亡，反对帝国主义殖民地化中国之阴谋，并实现苏维埃政府及红军屡次宣言，准备进行反日反蒋的军事同盟”并因此订立初步协定。

　　这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红军发表“共同抗日三条件”宣言后，并在双方“王台谈判”获得一系列共识的基础上，通过与国内反蒋抗日的地方实力派进行正式谈判，草签的第一份也是全国全面抗战爆发之前唯一的一份形式比较规范、内容比较完善的，涉及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法律等方面的协定。双方在协定中互有要求、互有让步，其中最大的让步莫过于相互承认对方的合法存在。

　　草签《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标志着双方建立起对等、友好的初步合作关系，并都愿意进一步巩固、加深、拓展这种关系。它不仅为十九路军方面即将联合国内外反蒋抗日势力发动“福建事变”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也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还为中国共产党以后开展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提供了范例或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