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叛变投敌，毛主席得出重要教训警示后人：要永久奋斗！

　　抗日战争时期，在举国救亡图存之际，身为国民党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的汪精卫却置民族大义于不顾，公开投敌，用毛主席的话说：“和敌人搞在一块了。”

　　汪精卫公开投降日本，是一件举世震惊的大事，具有巨大的破坏性，人们在震惊之余，也在找寻其中的原因，总结其中的教训。

　　1939年5月30日，延安召开庆贺模范青年大会，毛主席非常高兴，欣然前往，为青年们作了讲话，他讲话的主题是“我们要永久奋斗。”他讲到了二十年前五四运动青年的奋斗精神，也讲到了三十年前民主革命时期青年的奋斗精神，但他重点讲了一些人的反向变化，从革命走向了革命的反面，他说：

　　“有一些人，五四运动时在北平奋斗得很英勇，后来变了，内中的一个就是张国焘，还有康白情、罗家伦等一些人。他们在五四运动时代都是先锋队，现在呢?变成了逃跑队了。汪精卫， ‘五四’以前曾慷慨激昂地去杀宣统皇帝的保护人——摄政王。他在那时候是非常英勇的。但是这几天消息不大好，他从河内溜到上海，从上海溜到日本的京城去见日本的天皇，同日本内阁的首相平沼商议事情，讨论“精卫平沼协定”。我们不讲他这个协定里的字有多少，条文有几条，总之，就是‘灭亡中国’四个大字。”

　　毛主席所说的“三十年前的汪精卫，二十年前的康白情、罗家伦、张国焘”，他们曾经都是很英勇的革命志士，为什么后来成了“逃跑队”?毛主席得出的教训是他们：

　　“都有一个缺点，就是奋斗比较差，没有‘永久奋斗’的精神。”

　　毛主席认为在一个人的品质方面，“永久奋斗”是最重要的，没有这一条，什么都是空的。他举了白居易的《放言》诗来说明这一点，他说：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倘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这在我们的历史学家那里叫做‘盖棺论定’，就是说，人到死的时候，才能断定他是好是坏。假使周公在那个谣言流传的时候就死了，人家一定会加他一个‘奸臣’的头衔;又若王莽在那个谦让卑恭的时候死了，那后世人一定会赞扬他的。”

　　毛主席认为一个人确定了一个正确的方向是不够的，如果过了三五年，就把它丢了，还是枉然，所以还要坚定，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要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骨气来坚持这个方向，如果政治上不坚定，中途会变节，变成无道无德。

　　汪精卫就是个鲜活的例子，没有坚决奋斗，结果“跟帝国主义做朋友了”，“奋斗来奋斗去， 结果奋斗到日本天皇那里吃饭去了，跟全民族作对。”

　　汪精卫想当年也不是个怂包孬种，而是一条敢于舍生取义的好汉。毛主席在这次讲话中提到的慷慨激昂刺杀摄政王的事，就是汪精卫的壮举。那时的汪精卫为了反清大业，甘愿做燃烧自己的“薪”，冒死刺杀摄政王载沣，事败被捕，关进大牢，等候处斩。狱中的汪壮士视死如归，作诗明志，诗曰《被逮口占》，其中有“他时好花发，认取血痕斑。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读着这样的慷慨激昂的诗句，谁能跟后来“到日本天皇那里吃饭去了”的汪精卫联系在一起呢?

　　毛主席与汪精卫都曾是孙中山先生非常赞赏的青年才俊，汪精卫以真革命的左派面目出现，赢得了广泛的好评，在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孙中山先生夸奖说：

　　“真正跟我来革命的，如汪精卫先生一样的人不出二十个。”

　　可见，孙中山先生对汪精卫是多么器重。汪精卫在国民党一大上被指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后出任中央宣传部长，随孙中山北上入京，任孙中山秘书，革命前景无限。

　　1925年7月，国民政府正式成立，汪精卫任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在庆祝仪式上，他郑重宣布：国民政府当前的首要任务是挥师北伐，统一中国。”

　　汪精卫是那个时候公认的国民党左派领袖，还受到过斯大林的接见。

　　可是好景不长，四一二反革命事变之后，汪精卫与蒋介石合流了，干起了反共的勾当，比蒋介石有过之而无不及，“宁可枉杀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多少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命丧于他的屠刀之下。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合作，共同御侮，抵抗日倭。而汪精卫却成了一个抗战必亡的失败论者，说“战呢，是会打败仗的”，“和呢，是会吃亏的，就老实的承认吃亏，并且求于吃亏之后，有所以抵偿。”他的这种论调让日本人看到了机会，采取分化政策，达到分裂中国抗战力量的目的。1938年末，日本近卫内阁政府发布声明，称要与新生的中国调整关系，实现相互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日本出动大军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个，而不是为了领土和赔偿军费，中国应该理解日本的真意，释放出自己的善意来，不要再搞武装抵抗那样的蠢事。蒋介石看了这个声明气的够呛，大骂这是个吞灭中国、亡我民族的狂妄计划。而汪精卫则不同，认为时机来临，可以大展宏图了，赶紧艳电回复，积极响应，说什么“奠定两国永久和平之基础，此为吾人对于东亚幸福应有之努力”。

　　日本近卫内阁辞职之后，平沼内阁继任。汪精卫就跑到日本去跟平沼商议事情，这就是毛主席在模范青年庆祝大会上所提到的那个不大好的消息，汪精卫去日本天皇的饭桌上吃饭了，讨论灭亡中国的“精卫平沼协定”去了。

　　1939年1月28日，毛主席在第十八集团军延安总兵站检查工作会议总结时分析目前战争局面和政治形势，指出汪精卫的投降是统一战线的一股逆流，是进步中的退步，会造成磨擦的增多和严重，对汪精卫，他说：

　　“顽固分子的汪精卫已变成了汉奸的汪精卫，当然他此后还会掀风作浪的。国民党已永远开除了汪精卫的党籍，这是好的;现在各地前线将领，陈诚、李宗仁、白崇禧，我们的朱、彭总副司令等，都打电报要求国民政府下令通缉，但现在尚未颁布明令。我们认为这个通缉令是必要的，因为他已做了汉奸，和敌人搞在一块了，虽然说现在不一定能捉得到，但到日本帝国主义打败的时候，怕他逃到哪里去?有人说，他会到德国、意大利去，然而这些世界法西斯都入黄土垄中的时候，他还有何处可逃?总之，只要他在地球上，最后一定捉得到的。”

　　汪精卫投靠日本是民族失败主义的总爆发，日本达到了“以华制华”的恶毒目的，造成了中国人内部的巨大割裂，削弱了中国人集体的抗战力量，中国正义的反侵略队伍不得不拿出相当大的精力来对抗投降派、反对投降活动。问题到底有多严重?1939年6月30日，毛主席为纪念抗日战争两周年写的文章叫《反对投降活动》，文章劈头即指出了投降活动的严重性，他说：

　　“中华民族在日本侵略者面前，历来存在的劈头第一个大问题，就是战不战的问题。”

　　投降派也都有一套颇能迷惑人的“投降理论”，比如“和则存，战则亡”，比如“曲线救国”，汪精卫对抗战的理解是“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他还在签订卖国条约后辩解说：“我们收拾时局要从大处着想。从远处着想。这次中日条约的签订，不是计较一时的便利，不是计较一事的便宜，而是从中日两国永久亲睦，东亚永久和平着想。”正是靠着这些歪理邪说，投降派如过江之鲫，纷纷登台表演，正像毛主席所描述的：

　　“汪精卫在演出，更严重的就是还有许多的张精卫、李精卫，他们暗藏在抗日阵线内部，也在和汪精卫里应外合地演出，有些唱双簧，有些装红白脸。”

　　这就是中国抗战的复杂和艰难之处，抗战军民不仅要面对凶恶的鬼子兵，还要面对近百万的“二鬼子”——伪军，日伪勾结，祸害无穷，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投降理论所谓的曲线求国恐怕连投降派们自己都不会相信。

　　毛主席对汪精卫投降派深恶痛绝。

　　1940年2月1日，延安民众召开讨汪大会，声讨卖国贼汪精卫，毛主席发表了演讲，毛主席指出灭亡中国是日本的基本方针，他痛斥了汪精卫卖国集团破坏国共合作的罪恶阴谋，他说：

　　“中国亲日派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汪精卫，看了这种情形，吓得发疯，跪倒在日本面前，订立了日汪卖国条约，把中国出卖给日本帝国主义。他还要成立傀儡政府，和抗日政府相对立;还要成立傀儡军队，和抗日军队相对立。他对于反蒋近来不大提了，据说已经改为‘联蒋’。反共是日汪的主要目的。他们知道共产党抗日最彻底，国共合作则力量更大，他们就用全力分裂国共合作，使两党各自孤立，最好是两党打起来。这样，他们就利用国民党内部的顽固派，到处放火。……无非是要破坏抗日的局面，使全国人民都当亡国奴。这样，汪精卫派和国民党的反共顽固派两家里应外合，把时局闹得乌烟瘴气了。”

　　毛主席还为延安民众讨汪大会起草通电《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他点出通电的目的：“为挽救时局危机争取抗战胜利起见，谨陈救国大计十端，愿国民政府、各党各派、抗战将士、全国同胞采纳而实行之。”通电第一条为“全国讨汪”：

　　“查汪逆收集党徒，附敌叛国，订立卖国密约，为虎作伥，固国人皆曰可杀。然此乃公开之汪精卫，尚未语于暗藏之汪精卫也。若夫暗藏之汪精卫，则招摇过市，窃据要津;匿影藏形，深入社会。贪官污吏，实为其党徒;磨擦专家，皆属其部下。若无全国讨汪运动，从都市以至乡村，从上级以至下级，动员党、政、军、民、报、学各界，悉起讨汪，则汪党不绝，汪祸长留，外引敌人，内施破坏，其为害有不堪设想者。宜由政府下令，唤起全国人民讨汪。有不奉行者，罪其官吏。务绝汪党，投畀豺虎。”

　　1940年2月7日，毛主席为延安《新中华报》改版一周年纪念写下《必须强调团结和进步》的文章，指出抗战、团结、进步是三位一体的，缺一不可，他说：

　　“我们共产党认为一定要三者合一。为了抗战就要反对投降，反对汪精卫的卖国协定，反对汪精卫的伪政府，反对一切暗藏在抗日阵线中的汉奸和投降派。”

　　1940年2月20日，毛主席在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说，指出要建设就要破坏，“汪精卫要不要破坏?”“不去破坏这些坏东西，你就休想建设。只有把这些东西破坏了，中国才有救，中国才能着手建设，否则不过是讲梦话而已。只有破坏旧的腐朽的东西，才能建设新的健全的东西。”汪精卫一样的顽固份子是阻碍宪政发展的绊脚石，但顽固份子不可能永远顽固下去，他说：

　　“比方汪精卫，他顽固了许多时候，就不能再在抗日地盘上逞顽固，只好跑到日本怀里去了。比方张国焘，他也顽固了许多时候，我们就开了几次斗争会，七斗八斗，他也溜了。顽固分子，实际上是顽而不固，顽到后来，就要变，变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汪精卫从一个“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的英雄豪杰，变成了一个“狗屎堆”，这是足令人唏嘘感叹的，他没有按照当初的方向永久奋斗下去，才走向了这条“不归路”。

　　而这样的例子还少吗?

　　毛主席在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的大会上说过：

　　“有些青年，仅仅在嘴上大讲其信仰三民主义，或者信仰马克思主义，这是不算数的。你们看，希特勒不是也讲‘信仰社会主义’吗?墨索里尼在二十年前也还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呢!他们的‘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原来就是法西斯主义!陈独秀不是也‘信仰’过马克思主义吗?他后来干了什么呢?他跑到反革命那里去了。张国焘不是也‘信仰’过马克思主义吗?他现在到哪里去了呢?他一小差就开到泥坑里去了。有些人自己对自己加封为‘三民主义信徒’，而且是老牌的三民主义者，可是他们做了些什么呢?原来他们的民族主义，就是勾结帝国主义;他们的民权主义，就是压迫老百姓;他们的民生主义呢，那就是拿老百姓身上的血来喝得越多越好。”

　　从这一桩桩历史的教训中，毛主席深切地认识到“永久奋斗”的重要性，只有永久奋斗，才是免于走着走着就找不到方向了的良药。

　　1957年3月18日，毛主席在山东省级机关处以上党员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他讲了一个思想问题，他说：

　　“因为革命胜利了，有一部分同志，革命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热情有些不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少了，过去跟敌人打仗时的那种拼命精神少了，而闹地位，闹名誉，讲究吃，讲究穿，比薪水高低，争名夺利，这些东西多起来了。人没有饿死，就要做革命工作，就要奋斗。一万年以后，也要奋斗。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

　　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毛主席发表了多次讲话，其中对于他为什么要搞永久奋斗、继续革命以及对于一些人的不理解和抵触，做了一些说明，他说：

　　“为什么列宁就没有停止呢?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

　　唐朝诗人白居易的《放言》里还有两句诗句：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才须待七年期。毛主席一生倡导奋斗，生命不息，革命不止，甚至说一万年也要奋斗，可以说他也是在“试玉”吧，他用“烧”的方式，让那些革命的同志始终保持革命的意志和热情，坚定地朝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方向走下去，而不至于一不小心开到这样或那样的“泥坑”里去了。

　　“永久奋斗”，是毛主席从惨痛的历史教训中得出的宝贵经验，值得今天的人们好好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