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其武：毛主席为什么要发表《论联合政府》

　　据新华社报道：2015年2月15日，习近平同志瞻仰中共七大会址，站在中央大礼堂内指出，党的七大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为党领导人民夺取抗日战争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提供了坚强保证。可见，党的七大在党史特别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地位和作用。

　　毛主席在党的七大开幕式上说：“中国之命运有两种，一种是有人已经写了书的；我们这个大会是另一种中国之命运，我们也要写出一本书来。”这里说“有人已经写了书的”，是指汉奸反动文人陶希圣执笔，以蒋介石的名义于1943年发表的《中国之命运》一书；这里说“我们也要写一本书出来”，就是毛主席在党的七大会议上所作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

　　毛主席为什么要发表《论联合政府》一书呢？笔者根据收藏的50多本新中国成立之前的《论联合政府》的版本和76年前的有关史料，现作些粗浅介绍，以飨读者。

　　林伯渠向国民参政会正式提出联合政府的主张

　　早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就发表宣言，明确提出“立刻使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机构民主化，容纳各党各派的代表参加国民会议与政府”，“使国民政府真正成为抗日救国的国防政府。”然而，由于国民党蒋介石顽固坚持一党独裁统治，拒绝民主改革，中共要求成立国防政府的主张终于未有实现。

　　中国共产党决心在抗日根据地实行民主改革，建立联合政权，并在华北、华中各根据地普遍推行。这同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形成鲜明的对照，起着“推动全国民主化的重大的模范作用。”

　　1943年，抗战进入战略反攻阶段。欧洲反法西斯战场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抗日战场也捷报频传，但国民党军队却在豫、湘、桂战役中遭到惨败，这激起全国的强烈不满。甚至连国统区的人民也认为“只有准备小红旗欢迎八路军了。”这表明，彻底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已经成为人民普遍的愿望。

　　1944年4月，意大利共产党参加巴多里奥政府之后，比利时、法国、丹麦、荷兰、保加利亚、捷克、罗马尼亚、挪威、奥地利和芬兰等国的共产党也都先后入阁，参加了联合政府。这为中国共产党实行联合政府的主张提供了榜样，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由此受到了鼓舞。

　　1944年6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耳闻目睹了国民党政权的无能和国民党军队的溃败，对其非常失望和不满，回国后告诉总统罗斯福：中华民国很快要垮台，只有奇迹才能阻止中国政府的覆灭。在此形势下，美国政府调整了对华政策，公开要求国民党对“共产党问题”寻求“和平解决”，国民党政府必须实行民主改革。

　　中国共产党综合分析国际国内的形势后，认为提出改组国民党政府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中共中央指示林伯渠同志，利用参加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的机会，于1944年9月15日在会上正式提出：“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开各党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事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

　　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结束的第二天，“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民主同盟”，并且发布声明，提出了“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召集各党派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政治要求。

　　1944年9月24日，在重庆迁川大厦，各党各派和各界著名人士500余人集会，强烈要求改组国民党中央政府，成立联合政府。

　　赫尔利飞赴延安与毛主席讨论联合政府问题

　　中国共产党在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正式提出建立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立即得到国内各阶层人民的热烈掩护，也引起国际舆论的高度重视，特别是美国的极大关注。

　　1944年9月28日，美国新闻处发表广播讲话，说中国形势甚为严重，亟待成立联合政府。这时，美国在太平洋战场上的战争已经接近胜利，美国政府希望由蒋介石来统一中国的军事力量，并能作出一些改革，在中国建立起一个有利于美国利益的中国政府，以便在战后更有效地控制中国和整个亚太地区。于是，1944年11月初，美国总统罗斯福派美国前陆军部长赫尔利少将作为私人代表飞赴延安，与毛主席等中共领导人就建立联合政府问题进行了三天的会谈。

　　1944年11月8日上午，毛主席、朱德、周恩来同赫尔利举行了第一次会谈。这次会谈主要是听赫尔利谈。他首先说明是受罗斯福总统的委托，来谈中国的事情，同时也得到了蒋介石委员长的同意和批准。他说这次来延安的任务，是企图帮助中国一切军事力量的统一，与美国合作，击败日本。他还谈到来延安之前，曾与蒋介石交换过意见，称蒋介石愿意与共产党达成谅解，承认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的合法地位，也承认其他一切政党的合法地位，还考虑吸收共产党人参加军事会议，共产党军队将获得和其他军队一样的平等待遇。赫尔利还宣读了与上述内容相同的一份书面“协定”草案。毛主席听后即向赫尔利提了一个问题：这些意见是你的还是蒋介石的？赫尔利说：原来是我的意见，后来蒋介石作了若干修改。

　　1944年11月8日下午，举行第二次会谈，主要是毛主席发言。毛主席首先欢迎赫尔利到延安来。然后，毛主席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并且强调：“必须改组现在的国民政府，建立包含一切抗日党派和无党无派人士的联合国民政府。”同时，毛主席对赫尔利起草的五点协定草案建议提出了具体的修改和增补意见。这些意见既坚持了许多重大原则问题，又合情合理，分寸适当，易于让对方接受。赫尔利很满意地说：“从今天的谈话中，我感觉到毛主席的热忱和智慧。”

　　1944年11月9日下午，毛主席与赫尔利举行第三次会谈。这次会谈着重商讨了国共之间进行协商的具体步骤。赫尔利问毛主席是否可以在协定草案上签字，毛主席说可以。赫尔利说他也要在上面签字。毛主席又问不知蒋先生愿意签字否？站在一旁来中国调停多年的美军上校包瑞德说：“这五项要点，蒋如拒绝签字，责任就在蒋身上。”当晚，毛主席召开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会议一致批准这个协定，并且授权毛主席代表中共中央在这个协定上签字。

　　1944年11月10日上午，毛主席同赫尔利举行最后一次会谈。毛主席对赫尔利说：“我们决定派周恩来和你同去。因为估计对于许多细节，蒋先生会有意见。”赫尔利也说：“虽然我认为这些条款是合情合理的，但我不敢保证委员长接受它。”随后，毛主席和赫尔利在一式两份的文本上签字，给蒋介石签字的空白处留着。当天下午，周恩来陪同赫尔利离开延安飞往重庆。

　　蒋介石仍拒绝周恩来关于成立联合政府的谈判

　　事情正如毛主席所预料的那样，赫尔利回到重庆后，满怀大功告成的喜悦，把五点协议交给国民党方面时，蒋介石断然拒绝接受这个协定草案，并且告诉赫尔利：承认这一协定，将意味着国民党的失败，最终结果将导致共产党控制政府。同时，蒋却提出三条“反建议”，明显地不同意成立联合政府，完全是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立场，并让中共首先交出军队。

　　赫尔利从美国利益和立场出发，虽然口头上继续表示原来的“协定”内容是公平合理的，实际上却站在蒋介石一边了。1944年11月17日，美国政府任命赫尔利为驻华大使。1944年11月21日，赫尔利背弃了他在延安签过字的协定，谈判难以继续进行，周恩来便回到延安。

　　毛主席听取周恩来同国民党谈判情况的汇报后，即电告在重庆的王若飞：“牺牲联合政府，牺牲民主原则，去几个人到重庆做官，这种廉价出卖人民的勾当，我们决不能干。”

　　事情到了这种地步，一时已经无法再同国民党讨论如何建立联合政府的问题了。但是，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

　　1945年1月20日，赫尔利致电毛主席说，他相信国民党政府准备作出重要让步，建议再派周恩来到重庆谈判。22日，毛主席复电，表示同意。24日，周恩来再次飞抵重庆。2月13日，周恩来在赫尔利的陪同下会见蒋介石，仍把“建立联合政府”作为第一条谈判内容。这次会谈，蒋介石根本拒绝接受建立联合政府，甚至还蛮横地说：“统一是无条件的，国民党是唯一的革命组织，组织联合政府是推翻政府，党派会议是分赃会议。”

　　抗战期间，国共两党的最后一次谈判，就这样不欢而散了。

　　1945年3月1日，蒋介石在宪政促进会上强调，在国民大会召开前，政府不能将政权交与各党各派组成的联合政府。这表明国民党已经完全拒绝了受到各界人民拥护的关于建立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但是，无论如何，“联合政府”的主张一经提出，它已深入人心，谁也无法把它重新抹掉。越来越多的人再也不相信国民党专政下的政府还能给中国带来什么光明的前途。中国共产党事实上已经处在与国民党对等的地位，并且被人们看作是中国未来的希望所在。

　　上述，就是毛主席为什么写作和发表《论联合政府》的时代背景。

　　毛主席在党的七大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

　　在蒋介石完全拒绝建立联合政府之后，中国的抗战虽说即将胜利，但中国将走向何方，前途如何，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共产党经过精心准备，于1945年4月23日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隆重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来自全国各地的700多名同志，代表121万党员，在这里参加了一场关乎“中国之命运”的大会。

　　大礼堂的主席台正中央，两面鲜红的党旗悬在两边。大厅两侧墙边插放着24面红旗，象征着中国共产党24年的奋斗历程，插放红旗的V字型木座，是革命胜利的标志。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大幅画像挂在红旗的中间，其两边是马恩列斯的画像。主席台对面的墙壁上写有“同心同德”四个大字，大厅两侧墙壁上分别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两条醒目的标语，这烘托出会议的主题。主席台顶端的横额，悬挂着特别引人注目的红底镶着金黄色的12个大字：“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主席台上摆设的几张木条桌和十几把木椅子，是主席团成员的座位；礼堂大厅里，放着几十排木制的长条椅子，是出席大会代表们的座位。过去七十多年的今天，人们参观七大会址，仍会为这种庄严肃穆、美观大方、简洁朴素、高雅气魄的会场和会风赞叹不已。

　　在“七大”开幕式上，毛主席以《两个中国之命运》为题，向大会作了致词，指出大会的宗旨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全中国人民解放出来，形成一个建设新中国的大会，一个团结全国人民，团结全世界人民，争取最后胜利的大会。在两个前途、两种命运面前，中国共产党选择了光明的前途，即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们党的领导之下，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斗争。

　　大会的第二天，毛主席向中共七大提交了《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政治报告。毛主席就书面报告的一些主要问题作了口头报告。然后，朱德作了《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刘少奇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作了《论统一战线》的讲话。

　　大会充分发扬民主，对重要报告进行了认真深入的讨论，尤其对毛主席的《论联合政府》政治报告，先后讨论修改达九次之多，方被大会通过。

　　经过50天的热烈讨论，1945年6月11日大会隆重闭幕。大会顺利完成了各项议程：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军事决议案和新的党章；确定了以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统一的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一切工作的指针；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领导机构——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主席。

　　毛主席在闭幕式上说“我们开了一个胜利的大会，一个团结的大会。”他向全党发出了鼓舞人心的号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篇闭幕词，经整理修改后以《愚公移山》为题予以发表，成为著名的“老三篇”之一。

　　毛主席在党的七大上仍坚持建立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这既表现出共产党对建立联合政府的真诚和执着，也是共产党关于中国之命运的成熟思考和斗争策略。

　　中国共产党高举着建立“联合政府”的大旗，顺应了人民对民主的要求，就把越来越多的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论联合政府》的发表，不仅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产生巨大影响，在国民党统治地区也引起轰动。当时，美军驻延安观察组、苏联驻延安记者、国民党驻延安代表等各方纷纷索要全文，一时“延安纸贵”。毛主席也曾指示，《论联合政府》还要到重庆去印发，要让中间党派的朋友，尽快知道我们的主张。在重庆的《新华日报》全文发表了《论联合政府》，市民闻讯争相购买，反响极大。国民党当局为压制消息，没收市面发售的报纸，扣留发往外地的邮件。中共中央南方局针锋相对，指示加印《新华日报》和印制《论联合政府》小册子，并且动员各方面力量及时将报纸和书送到广大群众、进步民主人士、各国驻重庆领事馆和在渝友好人士，以及国民党党政军上层人物手中，全面扩大了毛主席《论联合政府》在国统区的影响。有不少人看到《论联合政府》这本书后，是整夜不眠，一直看完。正在参加国民党六大的一些代表看了后也称赞：“共产党说的头头是道，有办法。”国民党蒋介石抵制中国共产党建立联合政府的要求，坚持一党专政的寡头政治，置自己于人民的对立面，也就丧失了民心，孤立了自己，把政治上的主动权奉送了中国共产党。张澜、黄炎培等民主人士纷纷表示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提出在为民主和平奋斗的过程中，必须与中共实行全面合作。

　　当蒋介石以为执政党是国民党，天下是他的时候，殊不知毛主席以建立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赢得了人心，蒋的臣民已被中国共产党一部分一部分地联合过去了。其结果也就验证了“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的真理。

　　毛主席的《论联合政府》给人至今众多的启示

　　毛主席的《论联合政府》全文约45900字，共分五大部分：第一部分，针对国民党独裁、卖国、反共反人民的政策，开宗明义地提出成立联合政府；第二部分，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原理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第三部分，全面科学地总结了抗战中的两条路线；第四部分，全面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第五部分，号召全党团结起来，为实现党的任务而斗争，并且要求全党牢固树立和发扬党的三大作风。

　　党的“七大”之后，延安和各解放区的报纸及时刊载或连载，并被印成小册子广泛散发，就连国民党政府的陪都重庆也发行了三万册。作者收藏有1945年5月重庆刊印的《论联合政府》（见上图），是在七大会议期间印刷发行的，是其最早的版本之一。据不完全统计，这篇光辉著作的各种中外文单行本多达260多种，其中汉文版仅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就有190多种，目前国家图书馆收藏有70多种。笔者收藏有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论联合政府》版本50多种，其中当年（1945年）出版的有十多本，且不乏国家图书馆所未收藏的版本。

　　这本书从写作、发表到现在已经76年了，热心的读者若愿意“旧书”新读的话，就可以从中发现至今仍然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许多亮点。

　　——把党的纲领区分为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并且把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加以区别。这为七大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党章所借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主持党中央规划党的两个百年目标，也应是对党的七大精神的借鉴和发展。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人民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是我们的出发点。这是我们党始终坚持的宗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提出“以人民为中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命题，就是我党宗旨在新时代的体现。

　　——允许资本主义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得到较大的发展，并且指出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这种观点，可能很多人是不了解的，以为是改革开放后才有的，其实，当年在延安就是这么实行的。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体制，习近平号召把国有经济做大做强，再创民营经济新辉煌，实际是对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中经济思想的继承、丰富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的一切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追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生产力”不是当今最时髦的“关键词”吗？其实在70多年前的延安，就是共产党的“关键词”，更是毛主席一贯倡导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主持党中央制定了“四个全面”、“五位一体”的发展战略，是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高到新的历史水平。

　　——党的“三大作风”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这是我党取得胜利的法宝之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号召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坚持从严治党，就是弘扬党的“三大作风”，重铸党的光辉形象。

　　——“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反复证明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根据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毛主席人民军队建设思想，提出了“强军兴军”战略，坚持政治建军，以法治军，科技强军，正在恢复和建设世界一流的人民军队。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内容和保证。

　　——“把‘农民’这两个字忘记了，就是读100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是没有用处的。”试想，又有谁能代替毛主席在中国农民心中的位置？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视察到哪里都要去看望农民，号召全党打赢脱贫攻坚战，经过艰苦奋战，现在已经全面脱贫，并且正在实现乡村振兴，这是毛主席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未竟的事业，也是在中国和世界的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功绩，更是敢于站在世界舞台中央说话的底气。

　　今天重读《论联合政府》，犹如春风拂面，醍醐灌顶，越读越有新的发现和新的启示。在纪念建党100周年之际，在全党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之时，重温毛主席的这篇经典著作，对我们深刻认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深刻理解共产党人前赴后继、砥砺前行的责任担当，深刻把握共产党人以人民为中心的家国情怀，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现实意义。

　　好酒埋藏越久，越有香味；好书历时越久，越有价值。我相信，《论联合政府》，就是这样的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