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苏论战”看毛主席对实用主义的批判

　　赫鲁晓夫是斯大林之后的苏联最高领导人，他在中国的知名度非常高，用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一个外国领导人，在中国获得如此高的名声，主要是有赖于在他执政的时候，中苏之间进行了长期的论战，双方也由亲密的关系走上了对立。

　　中苏之间的矛盾焦点是真假马列主义，中方认为马列主义在中国是大发展的，苏方是修正主义;而苏方则认为他们才是正统的马列主义，中国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

　　实质是道路之争。

　　毛主席是如何看赫鲁晓夫的?

　　1959年12月4日，毛主席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国际形势和我们的对策问题，毛主席作了长篇讲话，会前还写了详细的讲话提纲，对于赫鲁晓夫，他称之为“他是实用主义，有利就干。”他进而指出：

　　“他不是老练的政治家，不大懂马列主义，不讲原则，翻云覆雨。他一怕美国，二怕中国。他的宇宙观是实用主义，这是一种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他缺乏章法，只要有利，随遇而变。迷恋于暂时的利益，丢掉了长远的利益。苏联人民是好的，苏联是十月革命的策源地，列宁的故乡。但是党和若干人中有许多不好的东西，有若干形而上学，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还有大国沙文主义，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列宁死得早，没有来得及改造。”

　　1960年2月9日，毛主席同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陶铸、胡乔木等一起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结束语》。期间谈及赫鲁晓夫与斯大林的区别，他说：

　　“把斯大林丑化，除了其他原因以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斯大林坚决同帝国主义斗争。他们把自己和斯大林区别开来，是要得到帝国主义的赏识。”

　　1960年5月22日，毛主席召集会议讨论国际时局等问题，谈到对赫鲁晓夫的看法，他说：

　　“这个人一直没有个章程，像游离层一样，他是十二变，跟他相处，怎么个处法呀?这个人，艾森豪威尔形容过，说他是一个钟头之内瞬息万变的。赫鲁晓夫何必那么蠢，把美国人捧得那么上天，也不想想下一着棋。从戴维营回来，那么吹，他不想想，美国人可能变嘛。赫鲁晓夫有两手，对外一手是软，对内一手是搞阴谋，搞颠覆活动。”

　　1960年7月20日，毛主席在北戴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讨论国际形势时说：

　　“人民公社杜勒斯骂，赫鲁晓夫也骂，我考虑过到底对不对。总路线我们不搞搞什么?大跃进换个说法就是高速度，两条腿走路，赫鲁晓夫说是两条腿站着;对于我党的建军方针，赫鲁晓夫反对党委领导下的首长负责制、民兵制、将军当兵;他还反对干部参加劳动。这些我们当然不能改，他也不会改。他是他的社会主义，我们是我们的社会主义。”

　　1960年8月10日，毛主席在北戴河会见越南领导人胡志明，胡志明是要赴苏联充当中苏两国的友好使者，要去劝和两国，在会谈中，毛主席指出赫鲁晓夫是反映了已变质的人的资产阶级思想，他说：

　　“我们惹祸，无非是为了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修正主义。修正主义不反对，很危险。赫鲁晓夫四年多以前就不喜欢我们，我们没有跟着他转，骂斯大林，反而还挂斯大林像。据说，他们曾想把斯大林的尸体搬到中国。现在欧洲各党的情况不妙，只热心搞议会。我们反对十七国党会议，这不犯众怒吗?要有勇气坚持真理，保卫马列主义。修正主义有时成为潮流，反对它的居于少数。列宁就教导过我们，要有勇气反对反马克思主义的潮流，列宁自己就这样做过。列宁有时也被孤立，居于少数，但他坚持原则，坚持斗争，不屈服。”

　　1961年9月22日，毛主席为即将在武昌会见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同

　　熊向晖谈话，谈到继承人问题，他举例苏联说：

　　“赫鲁晓夫利用机会，阴谋篡权，此人的问题不在于用皮鞋敲桌子，他是两面派。斯大林活着的时候，他歌功颂德。斯大林死了，不能讲话了，他做秘密报告，把斯大林说得一塌糊涂，帮助帝国主义掀起十二级台风，全世界共产党摇摇欲坠。这股风也在中国吹，我们有防风林，顶住了。”

　　1961年11月17日，毛主席会见参加苏共二十二大后途经北京回国的印尼共产党领导人艾地，他对苏共二十二大反对斯大林、反对反党集团、反对阿尔巴尼亚、反对中国表达了自己的不满，他说赫鲁晓夫“连资产阶级民主都不讲，他采取封建统治的方法，凡是不同意他的，统统加上反党集团的帽子，把他们赶走。”“帝国主义怕斯大林，不怕赫鲁晓夫。因为斯大林坚决地要革命、要反帝;赫鲁晓夫对敌人讲和，对自己人不讲理。”他指出：

　　“二十二大的后果有多大，现在还很难判断。帝国主义欢迎苏共二十二大所产生的趋势。美国一面鼓励赫鲁晓夫继续搞所谓非斯大林化、民主化、自由化;一面继续施加压力，逼苏联对它让步。帝国主义利用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大肆攻击社会主义制度。”

　　“赫鲁晓夫搞的一套是不得人心的。反对斯大林并把斯大林灵枢搬走这件事，连西方资产阶级都有异议。开明的资产阶级的看法比赫鲁晓夫的看法还要高明些。他们说，反对希特勒法西斯的胜利，要归功于斯大林的领导，不能抹煞斯大林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功劳。”

　　1961年12月26日，毛主席召开会议讨论形势，谈到不搞颠覆活动时，他说：

　　“苏联就是搞窃听、造谣、收买、干涉、颠覆、撤退专家、断绝关系，一共总有七八种，我们一概不搞。赫鲁晓夫怕鬼，越怕鬼，就有鬼。他们欺软怕硬，应该是欺硬怕软。《西厢记》上讲惠明和尚，有几段唱词，里面有‘我从来欺硬怕软，吃苦辞甘’。共产党人就应该这样。‘强凌弱，众暴寡’，从来不得人心嘛。”

　　1962年6月29日，毛主席会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团，谈到赫鲁晓夫，他说：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根源在苏共二十大，二十大反了斯大林。大家知道，反对斯大林就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是斯大林死后夺取权力的。我们对他们是逐步了解的。二十大以后他们是有步骤的，整倒了莫洛托夫这些人，直到中央百分之五十、地方百分之七十的干部都换了。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从前我们也没有想到，二十大会有这么一个结果。以后就是二十一大、二十二大。看来他们对斯大林很不放心，所以在二十二大以后把斯大林的尸体搬出来，烧掉了。他们不是怕死人，是怕活人，就是那些拥护斯大林的活人。只要真理在我们一边，我们就什么都不怕。”

　　1962年7月28日，毛主席在北戴河主持召开会议讨论国际国内问题，谈到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及赫鲁晓夫的和平过渡问题，他说：

　　“(赫鲁晓夫)主张和平过渡。对人民内部矛盾他也不承认。这实质上是在世界范围内要不要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赫鲁晓夫说我们是独特的路线，就是独特路线，不独特不行，不与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划清界限不行。”

　　1964年10月9日，毛主席会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对赫鲁晓夫，他说：

　　“赫鲁晓夫这个人，我们比较熟悉他，他叫做欺软怕硬。赫鲁晓夫的性格就是修正主义的性格，跟帝国主义的性格一样，欺软怕硬。”

　　为了坚持自己的发展道路，为了捍卫马列主义，从1963年9月6日至1964年7月14日，中共中央与苏共进行了公开论战，指名批驳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指称赫鲁晓夫是假共产主义，直到1964年10月16日，赫鲁晓夫被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解除职务。而恰巧的是，这一天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对此，毛主席还开心地幽了一默：

　　“无可奈何花落去(指赫鲁晓夫下台)，无可奈何花已开(指中国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

　　对于苏共新领导人，毛主席敏锐地发现了他们的虚弱和胆怯，他们没有能力、也不想去改变赫鲁晓夫的路线，苏联走的是“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对此，毛主席是这样说的：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

　　赫鲁晓夫主义是个什么货色?赫鲁晓夫垮台后，康生曾根据材料列举了“十大罪状”：签订三国禁试条约;德国问题;中苏关系;苏古关系;经互会;农业失败;搞翻了军队，军队不搞常规武器，只搞火箭;乱花钱;随心所欲地决定计划;族阀主义。毛主席对此显然不完全赞同，因为没有挖到根本，他补充说：

　　“什么十条，多得很!全盘否定斯大林，压制民主，个人迷信，裙带关系，一人决定，随意决定计划，破坏草田轮作制，等等，多得很!总而言之，混不下去了。”

　　毛主席给赫鲁晓夫诊断的是患有实用主义的病症，是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他迷恋暂时利益，丢掉长远利益。在毛主席看来，赫鲁晓夫最大的实用主义表现是全盘否定斯大林，为什么否定斯大林?就是为了得到帝国主义的赏识，获得短暂的眼前利益，而不计因此造成的长期后果。毛主席把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称为“捅了娄子”，丢了刀子，他说：

　　“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列宁这把刀子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

　　丢了“刀子”的赫鲁晓夫就等于丢了魂，就没有了方向感，就迷失了双眼，就体现出了毛主席所给他诊断的一切实用主义的特性：不讲原则，缺乏章法，只要有利就随遇而变，欺软怕硬，阴谋诡计，独断专行，总之是“多得很!”

　　赫鲁晓夫主张和平过渡，开始对帝国主义有了不切实际的幻想，“世界上可以不打仗了，要没有武器、没有战争了”，对帝国主义要“和”一点，不要去“试试资本主义国家稳固的程度”。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对赫鲁晓夫大打糖衣炮弹，毛主席称之为“擦粉”，赫鲁晓夫一高兴，便忘乎所以，“讲话失去分寸”，毛主席说:

　　“艾森豪威尔打糖衣炮弹，赫鲁晓夫也打糖衣炮弹，对着世界人民的斗志，经过赫鲁晓夫的口讲出来，比艾森豪威尔讲出来不同一些。现在，硬着头皮顶着是对两方面的:一方面对赫鲁晓夫，一方面对艾森豪威尔。”

　　毛主席对赫鲁晓夫的幻想用打油诗作了一番嘲讽：

　　“西海如今出圣人，涂脂抹粉上豪门。一辆汽车几间屋，三头黄犊半盘银。举世劳民同主子，发年宇宙绝纷争。列宁火焰成灰烬，人类从此入大同。”

　　对于社会主义阵营，大搞独裁，压制民主，一会儿反这个，一会儿责那个，毛主席就曾对赫鲁晓夫反阿尔巴尼亚抱打不平说：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反斯大林，全世界来个反苏反共大浪潮，搞了一年多。然后是反党事件。现在是第三阶段，反斯大林，反反党集团，加上反阿尔巴尼亚。对阿尔巴尼亚的做法不得人心。你是大国，好比是房子，阿尔巴尼亚是小国，好比是茶杯，这么大的房子怎么容不下一个这么小的茶杯。到底是房子不容茶杯，还是茶杯不容房子，是房子怕茶杯，还是茶杯怕房子?”

　　还有赫鲁晓夫对中国的一番骚操作，断援助，撤专家，完全不顾及世界社会主义的团结大业，毛主席后来在会见澳共中央主席希尔时说：

　　“一九六0年，赫鲁晓夫为什么那么急于要对中国党进行突然袭击呢?这是因为他感觉到存在危机，看见一个党不那么听他的话，于是就急于要扑灭这个火花。但是他的压力不灵。接下来又撤退专家、撕毁合同等这一套，又不灵。在一九六一年就搞二十二大那一套。看来修正主义猖狂的高峰是在二十二大，以后就走下坡路了。”

　　在苏联国内，赫鲁晓夫大搞阴谋，清洗不同声音，他热衷于改革，却形成了特权阶层，形成了高薪分子，则作为这一社会基础的上层建筑，毛主席指出：

　　“苏联这个社会，出了一层高薪分子，赫鲁晓夫反映的是这些人的思想。”

　　毛主席对于赫鲁晓夫的实用主义表演采取的是坚决批判的态度，深恶痛绝而又高度警惕，批赫的根本目的，当然也是为了在国内消除实用主义的土壤，免于走向实用主义的道路。

　　实用主义是一种功利主义和利己主义，毛主席曾批注说它是资产阶级的实践观，这种实践观是“只顾目前不顾将来”的实践观，是“主观的部分的真理，没有客观性与全体性。”这样的实用主义显然与共产主义的追求是一对矛盾，是死对头，任何怀有共产主义理想的人，都要克服实用主义的羁绊。

　　毛主席对于防范实用主义想了好多办法，最主要的是采用整风的办法，他说“每隔几年要进行一次整风运动”，通过整风防范党员干部贪污、盗窃、做投机生意，脱离群众，培养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

　　他曾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讲：

　　“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辽西战役的时候，正是秋天，老百姓家里很多苹果，我们战士一个都不去拿。我看了那个消息很感动。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是由这里头出来的。”

　　他曾在山东省直机关干部会上讲：

　　“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革命意志衰退的人，要经过整风重新振作起来。”

　　他曾在各协作区主任会议上讲：

　　“领导干部不靠威风，不靠官架子，而是靠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福利，靠说服。要考虑取消薪水制，恢复供给制的问题。过去搞军队，没有薪水，没有星期天，没有八小时工作制，上下一致，官兵二致，军民打成一片，成千上万的人调动起来，这种共产主义精神很好。不搞点帮助别人，不搞点共产主义，有什么意思呢?”

　　赫鲁晓夫的实用主义是一个反面教员，他对于中国的发展壮大是起了非常大的作用的，毛主席在批判他的同时，也曾想发给他一个几吨重的奖章。

　　赫鲁晓夫和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用实用主义宇宙观把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毁了，他们就象毛主席所预言的“迷恋于暂时的利益，丢掉了长远的利益”，他们把“长远的利益”丢得很是彻底，相比一下这些实用主义者的短视，是不是会惊叹于毛主席对实用主义的批判是何等的及时啊，何等的有力啊，何等的远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