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艺精神闪耀东北

1947年12月，鲁艺四团在通化演出秧歌剧《收割》。

1949年，鲁艺音工团在东北农村演出大合唱。指挥为王卓。

1946年6月，鲁迅艺术学院首次抵达哈尔滨，在大光明电影院演出歌剧《白毛女》。

1947年年初，鲁艺一团在东北农村演出秧歌剧《李二小参军》。

　　抗日战争时期，革命圣地延安虽外界环境险恶，生活物资匮乏，教育事业却得到了蓬勃发展。1938年4月，在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徐特立、成仿吾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倡导和关怀下，鲁迅艺术学院(简称鲁艺)宣布成立，校址设于延安城东北角的桥儿沟。在战争岁月里，鲁艺为中华民族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文艺干部，创作了大量具有民族风格和中国气派的文艺作品，成为中国革命文艺的摇篮。抗日战争胜利后，根据当时的战争形势，鲁艺受党中央指派迁往东北地区办学，从此，鲁艺师生带着党和人民的嘱托，将延安革命精神的种子带到了东北，生根发芽，最终长成参天的文艺大树。

　　战略转移，开辟新战场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投降，党中央根据当时的局势，立即派出以彭真、陈云为领队的东北干部团，与此同时，中央决定将延安鲁艺整体迁往东北办学。出发前，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接见了全体师生，并作了临别赠言。同年11月下旬，鲁艺工作者们在周扬的带领下，从延安出发向东北挺进。途经华北时，由于战争形势变化，国民党沿长城一线控制了通往东北的道路，队伍被阻在张家口。

　　1946年春，周扬奉命留在华北组建华北联合大学，鲁艺则继续执行党中央的命令，在音乐家吕骥和戏剧家张庚的带领下，绕道地广人稀的内蒙古大草原前往东北地区。当时马匹和骡子驮着行李书籍和演出道具，人只能靠两条腿行进在茫茫的大草原上，很多地方没有路，只能沿着苏联红军坦克碾压出来的车轮痕迹摸索前行。正值初春季节，乍暖还寒，行军异常艰苦，但是同志们用“长征精神”互相鼓舞，勇敢前行，一边绕过国民党军队的封锁线，一边与土匪武装周旋，终于在两个月后到了白城子。在陶铸的安排下，同志们短暂休息后，直接乘火车在6月份到达刚刚从日寇铁蹄下解放的哈尔滨。经过长途跋涉已经筋疲力尽的鲁艺同志们并未进行休整，而是马不停蹄地在哈尔滨市大光明电影院演出了《白毛女》和《黄河大合唱》，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1946年7月，鲁艺奉命从哈尔滨迁往佳木斯，并入当时的东北大学，成立了鲁迅文艺学院，内设文学、音乐、美术、戏剧四个系，院长萧军，副院长吕骥、张庚。恢复办学后，鲁艺正式招收了第七批学员。

　　1946年11月24日，中华全国文艺协会佳木斯分会正式成立，当时与会的文艺工作者近六百人，是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以后解放区规模最大的文化聚会。之后，在吕骥、张庚、任虹等人的努力和推动下，佳木斯恢复和筹建了新华书店、出版社，不仅出版了《白毛女》《秧歌剧选集》(一、二、三辑)以及大量新创作的剧本，还出版了张庚的《戏剧简论》和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编的《民间音乐论文集》等理论书籍，毛泽东的著作更是大量出版发行。此外，《东北文艺》《东北文化》《人民戏剧》《人民音乐》等文艺刊物也相继创办，整个佳木斯掀起了出版热潮。刘白羽曾在《奇迹在出现》(1947年1月29日《东北日报》)一文中写道：“东北书店在这一年里，出过141种书，753500册……这些书出版后正向东北各解放区发行。”延安的一切仿佛在佳木斯重现，因此有人甚至把佳木斯称为“小延安”。

　　1946年冬，由于战争局势的变化，党中央指示为了建立和巩固东北根据地，东北的工作重心要放在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即“让开大路，占领两厢”。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根据这一指示，决定鲁艺暂停以课堂教学为主的学院模式，而改为以艺术演出实践为主的宣传队模式，由此，鲁艺脱离东北大学，改编成文工团。按照当时东北局宣传部长凯丰指示，先期成立两个文工团及一个工作小组，两个团分属牡丹江地委和合江省委领导，工作小组则前往哈尔滨由哈尔滨市委领导。

　　1947年1月，鲁迅文艺学院戏剧系与音乐系组成鲁艺宣传队开赴牡丹江，同年4月，在牡丹江正式组成了牡丹江鲁艺文工团即一团的领导班子，团长舒非(袁文殊)，副团长瞿维。同时，鲁迅文艺工作团二团(又称合江鲁艺文工团)开始在佳木斯筹备组建，团长张水华，副团长潘奇。吕骥、张庚二位同志不负责各团具体事务，只是在大的文艺方向和艺术思想上给予指导。

　　1947年5月，经东北局宣传部同意，驻留在哈尔滨的工作小组扩大编制，成立松江鲁艺文工团，即东北鲁迅文艺工作团三团，团长向隅，副团长晏甬。1947年7月下旬，为了配合南满解放战争和土地改革的宣传需要，应时任东北局南满分局书记陈云同志的要求，决定从一二三团抽调部分团员，组成鲁迅文艺工作团四团到南满开展文艺工作，团长张庚，副团长张望，团部设于牡丹江。1947年7月，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又决定在哈尔滨成立东北音乐工作团，团长由吕骥担任，瞿维任副团长。至此，东北解放区的五个文(音)工团正式成立，他们在《讲话》精神的指引下，坚持文艺为工农兵、为广大群众服务，活跃在城市、乡村、工厂、前线，在东北的解放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8年11月2日沈阳解放，战斗在前线的各个东北鲁艺文(音)工团在沈阳相聚。当年底，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决定，东北鲁艺五个文(音)工团的建制撤销，成立东北鲁迅文艺学院，由吕骥任院长，张庚任副院长，相应人员分配到各部、系、室工作或学习，恢复办学后在沈阳正式招收了第八批学员。

　　烽烟起处即课堂

　　来到东北的鲁艺，从一开始就没有把重心放在封闭的课堂教学上，而是紧密配合党在不同时期的中心工作进行文艺实践，甚至直接参加剿匪反霸和土改运动，深入解放战争前线，在枪林弹雨中热情演出，鼓舞士气。

　　1946年9月，鲁迅文艺学院刚开课不久，为了配合当时日益紧张的剿匪工作，合江省委从学院抽调水华、马可、瞿维、潘奇、寄明等一批老同志，带领一部分学院的学生组成东北鲁艺文工团，去刁翎地区配合部队进行宣传工作。当时刁翎土匪活动十分猖獗，到处烧杀抢掠，破坏我党的土改和建政工作，严重危害了当地人民的生活，影响了东北解放区后方根据地的建设。鲁艺工作团随部队挺进，用歌舞节目慰问鼓舞士兵，演出歌剧《白毛女》《血泪仇》等剧作宣传发动群众，编说快板和顺口溜瓦解敌匪阵营。鲁艺的表现获得了普遍的欢迎，被称为能文能武的部队，是老百姓革命翻身的贴心人。

　　1947年，随着土改运动的全面展开，鲁艺文(音)工团积极参加了各地的土改工作。鲁艺一团主要活跃在穆棱、海林等地，他们直接编入地方土改工作队，与地方工作人员一起参加劳动，宣传党的政策，斗争地主恶霸，动员青年参军。二团则活跃在当时的桦川、勃利、林口、刁翎等县农村，“砍大树、挖浮产”，发动群众，召开贫雇农诉苦大会。当时地主经常勾结土匪破坏农会，斗争十分尖锐，但文工团的同志们毫不畏惧，白天与群众一起斗地主分田地，晚上给老乡们排演节目。除了演出，他们还办挂图美术展览，教当地农民唱革命歌曲、扭秧歌，甚至参加扫盲。每到乡下，文(音)工团员便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为老乡挑水、扫地、带孩子，离开时，还要挑满水缸，将院子收拾干净。

　　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鲁艺各文(音)工团经常到前线慰问演出。1948年5月，为了扩大我党我军影响，鲁艺三团在离长春15公里的卡伦小镇演出。卡伦处于敌我拉锯区，经常有战事发生。在文工团到达的第二天凌晨，国民党部队就为了抢夺粮草侵犯卡伦，我军英勇抗击，战争非常激烈，但文工团成员在枪林弹雨中平静镇定、秩序井然地转移。战斗结束后，一位连长负了重伤，剧团的人轮流去看护，大家都难过落泪，但这位战士却表现得非常从容，反过来安慰鼓励剧团的同志，牺牲前他将个人全部财物上交组织当作最后一次党费。解放军的忠诚和勇敢感动了所有团员。

　　在各地的巡回演出中，鲁艺文(音)工团经常早上太阳还没出来就打包出发，晚上太阳落山还没到目的地。道路不好走，拉道具的大车经常陷入泥坑，于是光着脚下来推着车走。冬天大雪纷飞，雪深没过膝盖，行走更为艰难。战事紧张时，一天只能吃一顿饭，有时随大部队行军转移，饭来不及吃，就拿几个冰冷的饭团边走边吃。晚上有时直接睡在铺着稻草的地上，东北的冬天异常寒冷，经常让人难以入眠。虽然生活十分紧张艰苦，但是工作队员精神饱满，士气高昂，没人叫苦也无人喊累。

　　因为与当时的革命形势配合紧密，鲁艺各团的演出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效果。秧歌剧《两个胡子》是根据当时的剿匪工作创作的，表演时，台下就有土匪表示要向政府认罪自首，之后又陆续有不少残余土匪向政府坦白、悔过，弃暗投明。由鲁艺三团排演的《为谁打天下》讲述贫农刘保田一家深受地主剥削，被抓壮丁后，在黑暗中被我军解放，经过教育，提高了思想觉悟，明白了要为谁打天下的道理。该剧受到了部队战士的热烈欢迎，演出时，战士们边看边哭，有的甚至看不下去了，跑到院子里痛哭。由鲁艺一团和二团部分同志组成的东北军区政治部艺术大队，在长春外围的九台为国民党一支起义部队演出《白毛女》，当演到杨白劳喝卤水时，台下一片抽泣声，而在喜儿哭爹时，台下士兵也是放声大哭;剧情感染了观众，观众的情绪又反过来感染了演员，于是台上台下哭声一片。最后演到群众欢迎八路军、斗争黄世仁时，台下一片热烈的掌声。整个演出在台上台下此起彼伏的口号声中结束。

　　正是在延安老鲁艺、老知识分子带领下，鲁艺各团不惧枪林弹雨，不怕敌机突袭，更不怕地方土匪、地主恶霸的骚扰恐吓，翻山越岭，涉水过河，足迹踏遍东三省。据郝汝惠主编的《鲁艺在东北》中的资料显示，东北鲁艺五个团共演出803场，观众人数达150多万人次。这些演出有力地配合了当时的解放战争，同时又为党培育了大批文艺骨干和领导干部。

　　“走出小鲁艺，奔向大鲁艺”

　　毛泽东同志在鲁艺师生出发前曾嘱托：要走文艺工作者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向人民学习，向民间艺术学习，深入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第一线，真正写出为工农兵喜闻乐见的作品。

　　实际上，很多来到东北的延安鲁艺工作者，都曾直接聆听过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他们努力践行为工农兵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文艺方向，“走出小鲁艺，奔向大鲁艺”。

　　文艺离不开生活，火热的生活是艺术创作的源泉。张庚的《永安屯翻身》主要描写贫农杨青山和他的儿子大祥在工作团领导下，经过复杂的斗争最终斗倒了永安屯的地主张六爷。剧本的素材来源于张庚在牡丹江郊区六安江南村、张家窝棚等参加土改时的生活。《反“翻把”斗争》是李之华在参加桦川县太平镇区工作时，从群众热火朝天的斗争生活中得来的灵感和素材;而《火》是胡零于1947年夏在黑龙江五常县拉林一带农村深入生活、走访调查、搜集资料后创作的大型歌剧。

　　东北音工团成立后，本着为解放战争服务、为士兵服务的方针，团长吕骥亲自组织了天兰、刘炽、晓星三人，深入到野战军第一纵队体验生活。晓星就此写作了《钢铁部队进行曲》的歌词，并由刘炽配曲，这首歌被广为传唱，后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八军军歌。经过一段时间的部队生活、学习、观察和体验，他们又陆续创作了《攻大城》《人民爆炸手》等歌曲，这些歌曲歌词朴实无华，旋律简洁明快，格调刚毅坚定，极具军队精神气质，因此很快就能在部队中传唱，大大鼓舞了战士们的士气。

　　1948年8月，全国第六次劳动大会在哈尔滨召开，吕骥提出要创作一部歌颂工人阶级的大合唱，于是组织了四位词作者胥树人、井岩盾、晓星、侯唯动和曲作者刘炽到工厂、矿山体验生活，最终完成了《工人大合唱》的全部创作。1948年5月，由马可带队，鲁艺二团深入佳木斯的发电厂、铁路机务段、制粉厂和造币厂体验生活，并进行创作，最后编印了一本《新创作歌曲集》，其中最有名的就是马可创作的《咱们工人有力量》，一直传唱至今。

　　东北鲁艺文(音)工团不仅在思想内容上紧密联系生活，在表现形式上也注重对民间表演艺术的学习和借鉴。鲁艺三团为了学习东北大鼓，专门把奉派大鼓艺人刘桐玺、琴师顾益三吸纳入团，成为鼓曲教员。寄明在与老艺人陆宪文、郭文宝等多次座谈后，搜集和整理了东北民间文艺二人转的曲牌。刘炽到双城太平庄与一个民间皮影班同吃同住，边看边学，二十多天就记录了整整两大本资料。舞蹈家陈锦清专门赴朝鲜向民族舞蹈家崔承喜学习舞蹈。此外，文(音)工团还向民间艺人学习唢呐、管子等乐器的吹奏。

　　在向民间艺术形式学习的基础上，东北鲁艺文(音)工团创作出大量以东北民间曲调为音乐内容的歌剧、合唱、秧歌剧作品。首先，利用蹦蹦戏的曲调，东北鲁艺文(音)工团创作了《穷人翻身》《光荣灯》等蹦蹦剧目。作曲家刘炽在大型歌剧《火》中融入了北满皮影戏音乐、东北民歌和二人转音乐，因此，整部歌剧回荡着东北人民群众熟悉的旋律，凝聚着东北黑土地的芳香，深得观众喜欢，此剧在东北解放区文艺工作会议文艺汇演中获得了创作、演出双奖。此外，东北鲁艺文(音)工团还组织人员向京剧艺人吴蕊兰、地方戏曲艺人陆宪文学习绸子和秧歌技巧，创编了《红绸舞》《解放区翻身秧歌》，并在1949年布达佩斯第一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获奖。尽管当时东北鲁艺文(音)工团创作的很多剧目内容不尽相同，但在艺术形式上都是从东北民歌、蹦蹦戏、皮影戏等演化而来的。

　　当然，鲁艺文艺家们对东北民间艺术形式并不是机械照搬，而是在原有基础上对相关曲调进行改编和再加工。比如在东北蹦蹦戏《兰桥会》中有《官司叹》一段唱，音工团的崔琪同志按旧词的格式填上了反映农村秋收景象的新歌词，随后刘炽将旋律进行了改编，并取名《生产忙》。原来的曲调低沉、哀怨、悲凄，可在刘炽改编后完全变成了欢快、喜悦、跳跃的曲调，充分反映了农民在有了自己的土地后，获得丰收时的喜悦心情。同时，在鲁艺文工团创作的很多歌剧中，已经不再是一男一女单纯的二人转形式，而是根据剧情需要添加人物，并增加了不同的曲调，从而极大地丰富了歌剧的音乐内容。此外，寄明对东北大秧歌曲调进行改编，创作了富有地方风格的《翻身秧歌》，使秧歌运动又向前发展了一步。

　　鲁艺的艺术工作者们始终与东北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将艺术的根深深地扎在民间，这使得他们的艺术作品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浓郁的生活气息，一些优秀的作品，长期流行于群众生活中，成为一个时代的记录。

　　鲁艺精神，薪火相传

　　在创作实践中培养文艺人才，依靠文艺作品作用于现实，这是鲁艺精神的精髓。鲁艺在延安成立之初，其目的就是要为我党培养文艺干部，尤其是战争年代所需要的革命干部，这就要求课堂教学要与实际的革命工作挂钩，理论与实践紧密相连，二者并行并重。

　　东北鲁艺在其存在的大部分时间中，因战时的需要而停止了常规教学，改以“文工团”和“音工团”的方式进行演出和宣传活动。而在创作演出的间隙，又会及时总结经验，学习讨论，提升专业素质，从而形成了“实践—理论—再实践—再理论”的良性循环，在边学习、边实践、边创作的过程中实现了创演学三结合，为党培养了大批业务能力全面的文艺战士。

　　秉承延安鲁艺的精神传统，东北鲁艺首先强化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东北鲁艺从地方乡镇、农村、工矿招收了大批年轻人，他们有革命激情，也有一定的艺术特长，但对党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认识还比较粗浅，因此，老解放区来的领导干部首先要帮助他们在思想上建立革命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启迪他们的阶级觉悟，提高他们的政治理论水平。比如在鲁艺三团，团长向隅规定早饭前团里必须先组织新学员读报学习政治理论。再比如，当一些年龄小的女学员因很难适应繁重的行军和演出工作而经常想家时，团领导就会安慰和鼓励她们：参加革命就是为了更多家庭的团聚，所以要抛开小家观念，融入革命的大集体中去。可以说，鲁艺就像一个熔炉，锻造了年轻文艺工作者们崇高的革命信仰和坚定的革命意志，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业务上，东北鲁艺老一代知识分子更是亲自授课，把年轻学员逐渐带入艺术的大门。当时萧军讲文学课，水华、胡零、干学伟、肖汀讲表演、化装和舞台技巧，吕骥、马可、唐荣枚讲音乐作曲，张庚讲戏剧史，刘炽、陈紫、蒋玉衡讲识谱唱歌，郝汝惠讲器乐，侣朋讲舞台美术课，陈锦清、吴晓邦、盛婕教授舞蹈，这些课对培养一专多能的综合素质人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鲁艺各团还强调将业务训练的重点放在对所学歌、舞、戏的“即学即用”上，因此，团里的每一位老同志都始终坚持在实践中对新学员进行教育。如在实际演出中，教会演员如何从角色的内心出发去创造人物，讲解每句台词和每个动作的内在根据，弄清每场戏的任务和全戏的高潮所在。很多时候他们亲自上场示范，在唱、白、走台中帮助新学员顺利进入角色。这些老同志日常平易近人，朴实谦逊，在学习工作上又认真严格，精益求精，一丝不苟，他们的治学态度和行为准则，熏陶感染着每一个有志青年。

　　东北鲁艺文(音)工团不仅在思想上、工作学习上帮助小同志，在生活上也特别关心照顾他们。当一些学员在长途行军中因疲劳而边走边打瞌睡的时候，一些老同志总是背起他们的背包，架着或扶着他们往前走;当演出结束来到宿营地后，首先安排这些年轻的学员尽快休息，他们自己则又立即赶往新的演出场地布置搭台和组织演出的准备工作。甚至一些年轻学员的家庭遇到困难时，这些老同志也会热情地伸出援助之手。鲁艺三团年轻团员王淑华一家感染猩红热，母亲病故，父亲带着五个弟妹艰难生活，团领导向隅、苏扬直接拿出钱作为丧葬补助和家用。三团另外一个小同志周树生的父亲失业，团长向隅便写了封介绍信给当地，希望有关部门能给周父安排工作。团领导的热心帮助解决了年轻团员们的后顾之忧，使他们全身心投入到了革命的演艺事业中。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东北音乐工作团在建团初期就设立了少年班，由寄明负责。全班共十几人，都是从翻身农民子弟中招收的在音乐上有培养前途的少年，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专业学习，学习拉二胡、三角琴、小提琴等乐器。曾任总政歌舞团团长、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的傅庚辰，就是从这个班成长起来的。

　　正是由于这些专业功底深厚、艺术经验丰富的老鲁艺们呕心沥血的付出，年轻的文艺工作者们才在丰富的艺术实践中很快成长起来，成为团里的骨干力量。从更长远的时间来看，这些从东北鲁艺走出来的年轻的文学家、音乐家、画家、戏剧家，解放后遍布全国各地，在新中国百废待兴的各条战线上担负重要工作，成为很多单位的领导骨干，为繁荣我国的文艺事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周恩来同志在延安欢送鲁艺去东北时曾说：“你们到一个地方必须生根开花……”可以说，东北鲁艺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完成了这一嘱托，他们坚定地执行了文艺要为时代服务、为广大群众服务的方针，通过学习、创作和演出，走出了一条理论与实践结合、课堂教育与群众文艺运动结合、文艺与时代人民结合的发展之路，在东北文艺史上，写就了光辉的篇章，留下了辉煌绚烂的一页。

　　(作者：翟永明，单位：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