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的这个“错误”无损他的伟大

——驳李锐对毛主席和钱学森的诋毁

　　作为两弹一星的元勋、新中国科技事业的奠基人之一，钱学森同志的功绩是伟大的;作为人民科学家，钱学森同志的思想和见识是卓越的。

　　钱学森青年时代就参加过学生运动，怀着拳拳报国之心到大洋彼岸求学;他的学术导师、20世纪最伟大的航天工程学家冯·卡门感慨说，钱学森在学术上已经超越了他，如果不是报效回国，钱学森未必不能像杨振宁那样“扬名立万”。

　　一枚导弹至少几千个零件，可钱学森回来时的新中国连一个零件都造不出来，正是钱学森带领中国的科技大军呕心沥血、一砖一瓦从平地搭建起了新中国国防工业的雄伟大厦。“激光”、“航天”等等很多科技名词的翻译命名都是钱学森亲自敲定的，“航天”一词正是钱学森从毛主席的诗词“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受到启发而命名的。

　　钱学森不仅钟爱毛主席诗词，他更是在科研工作之余钻研毛主席著作、学习毛泽东思想，并把毛主席的哲学思想运用到科研工作中，发展出了系统论思想，并反过来影响和指导了新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的制定。钱学森很早就预言计算机的出现会引发第三次工业革命，在他的建议下中国的计算机科研工作很快上马，(参见笔者此前文章《“紧急措施”：毛时代计算机战略早已为华为困局指明了方向》)到毛泽东时代结束，中国计算机的发展水平已经超越日本、直追美国。

　　晚年的钱学森同样关心中国社会的前途和命运，他曾为红旗渠英模的壮举和其后的遭遇哽咽流泪，他在晚年更是告诫丢掉了毛泽东思想和公有制就完蛋了。

　　2009年，钱学森逝世的消息经媒体报道之后，引发了举国哀悼。在社会阶层分化的今天，钱学森隐然成了少有的“最大公约数”。可以说，但凡有点良知的中国人都会纪念、感恩这位伟大的人民科学家。

　　然而，也有例外，钱学森逝世前后南方某媒又翻出了钱学森大跃进期间论证粮食最高产量的文章和80年代钱学森支持人体科学研究的事情，试图抹黑、攻击钱学森。

　　正是因为抱着谨慎、虚心的态度，钱学森在80年代曾经大力支持中医研究。中医的五行理论、经络理论是完全来源于数千年来的实践，这是否认不了的事实。以现代科技水平，中医的很多具体现象的确无法用目前的“科学”解释，所以，进行中医和人体科学研究无可厚非、更是非常必要的。至于后来出现的气功热和“特异功能骗子”，只是市场环境下拜金主义的产物，又怎么能怪到钱学森头上呢?骗子横行，恰恰是精英和媒体共同放大的结果，反而打断了钱学森提出的中医和人体科学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至于钱学森在大跃进期间那篇文章，就是钱学森在《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和《知识就是力量》杂志上发表的内容大致相同、题为《粮食亩产会有多少?》的文章：

　　文章主要部分是：

　　“我们算了一下，一年中落在一亩地上的阳光，一共折合约94万斤碳水化合物。如果植物利用太阳光的效率真的是百分之百，那么单位面积干物质年产量就应该是这个数字，94万斤!自然，高等植物叶子利用太阳光的效率不可能是百分之百，估计最高也不过是1/6，这就是说，单位面积干物质的年产量大约是15.6万斤。

　　但是植物生长中所积累的物质，只有一部分粮食，像稻、麦这一类作物的谷粒重量，约占重量的一半，所以照这样算来，单位面积的粮食的年产量应该是7.8万斤。这是说全年三百六十五天都是晴天。如果因为阴天而损失25%，那么粮食的亩产量应该是5.85万斤。这是说，作物要在全年都生长，如果仅在暖季才长，也许要再打一个 2/3 的折扣，那么平均亩产量是3.9万斤了。”

　　在这篇文章的最后钱学森写道：

　　“所以，只要我们有必需的水利、肥料等等条件，加上人们的不断创造，产量的不断提高是没有问题的。今天条件不具备，明天就会创造出来，今天还没有，明天一定会有!”

　　除了南方某媒，方舟子等人也曾借此攻击钱学森，比较有名的则是李锐数次借此攻击钱学森和毛主席。

　　李锐在《庐山会议实录》中说：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期刮的“五风”，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根子还在毛主席”。“关于万斤亩，上海会议时，我问过主席为何轻信。他说，钱学森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说太阳能利用了百分之点几，就可能亩产万斤，因此就相信了。”(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春秋出版社，1989年版第53页)

　　这完全是李锐的捏造。

　　事实是，1959年4月上旬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就是毛主席亲自主持的。在这次持续数天的会议上，毛主席发表了多次讲话，都是力纠“五风”的。

　　毛主席还号召大家要学习海瑞精神，

　　“要敢于犯颜直谏，要有像海瑞批评嘉靖皇帝的勇气，不要连封建时代的人都不如。在党内要造成有话要讲，有缺点要改的空气，要言者无罪，按照党章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希望同志们敢于提出各种不同意见。要有不怕警告、不怕降级、不怕开除党籍、不怕离婚、不怕杀头的‘五不怕’精神，要敢于坚持真理，敢讲真话，敢于提出不同意见。”

　　毛主席要大家学习海瑞精神，就是要大家敢于坚持真理，坚持实事求是精神，敢于反对抵制“五风”，特别是对当时，要敢于抵制高指标风。

　　力纠“五风”期间，毛主席在领导干部中开了多次会，多次发《党内通信》，但指示贯彻不下去。1959年4月29日，毛主席又以个人名义，给全国六级干部写信，号召大家要敢于抵制上级规定的高指标，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要胡来。然而，有人依然阻挠这封《党内通信》的下发。(参见：《毛主席的<党内通信>当年曾被扣压》)

　　李锐可能发现他的谎言太露骨，于是到了1991年又改口说，他的“证据”是在1958年12月的武昌会议期间：

　　“(关于)粮食放卫星的问题，我特意问他(指毛泽东——引者注)，你是农村长大的，长期在农村生活过，怎么能相信一亩地能打上万斤、几万斤粮?他说看了一位科学家写的文章，相信科学家的话。原来1958年农业放高产卫星时，这位科学家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说太阳能如果利用了多少，一亩地可打几万斤粮。这篇文章对毛泽东固然起了作用，但当时毛泽东恐怕主要还是欣赏群众的冲天干劲，相信这种积极性或者能创造奇迹，不想给这种‘热情’泼冷水，因而对高产‘卫星’宁可信其有，不愿信其无。”(李锐《中共中央武昌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

　　第二年，李锐获美国聘请为“客座教授”，到美国某大学搞“讲座”，就是采用这一材料讲的。

　　然而，关于李锐“新证据”的真相却是，1958年12月在武昌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同样是毛主席主持纠“五风”的会议，最后还作出了《决议》。在会议的《决议》(草案)中，在批评浮夸风这一问题，毛主席还加了以下文字：

　　“目前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中值得注意的一种倾向是浮夸。这是同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不相容的，是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不利的。我们的经济工作必须愈作愈细致，我们的各项领导工作人员必须善于区别事物的真象和假象、区别有根据的要求和没有根据的要求，对情况的判断必须力求接近客观实际。”

　　那么，毛主席到底有没有相信钱学森那篇文章的内容呢?

　　1958年10月27日，在参观“中国科学院跃进成就展览会”时，毛主席对钱学森同志讲:

　　“你在青年报上写的那篇文章我看了，陆定一同志很热心，到处帮你介绍。你在那个时候敢于说四万斤的数字，不错啊。你是学力学的，学力学而谈农业，你又是个农学家。”

　　钱学森同志回答说:

　　“我不懂农业，只是按照太阳能把它折中地计算了一下，至于如何达到这个数字，我也不知道，而且，现在发现那个计算方法也有错误。”

　　主席笑着说:“原来你也是冒叫一声!”这句话把大家引得哈哈大笑。(以上对话资料见人民网文史频道)

　　可见，对于钱学森的文章内容毛主席是不信的。“你是学力学的，学力学而谈农业，你又是个农学家。”这个话实际上是毛主席轻松幽默且没有带任何恶意的批评，钱学森专长毕竟在物理领域，对农业问题并不在行，所以毛主席才说“原来你也是冒叫一声!”

　　但是，单从力学专家钱学森的角度，钱学森这篇文章理论上并没有太大问题。文章从物理学角度的论证基本是严谨的，既讲了理论上的可能性，又讲了现实中的制约因素，如“利用太阳光的效率不可能是百分之百，估计最高也不过是1/6”，“植物生长中所积累的物质，只有一部分粮食，像稻、麦这一类作物的谷粒重量，约占重量的一半”，“如果因为阴天而损失25%”，“作物要在全年都生长，如果仅在暖季才长，也许要再打一个 2/3 的折扣”等等。而且钱学森还讲了外在条件：“只要我们有必需的水利、肥料等等条件，加上人们的不断创造，产量的不断提高是没有问题的。”

　　只是因为钱学森不具备足够的生物学和农学知识，对当时作物的情况把握并不到位。50年代末，黄河以北谷物亩产量已经突破500斤，南方一些地方已经突破800斤，而70年代举国一盘棋研究出了杂交水稻，最高产量到今天已经逐步提升到亩产1500公斤(3000斤)。而美国和欧洲的土豆亩产量已经达到5000公斤(1万斤)，红薯产量则更高。这就说明，钱学森的那篇文章从纯理论的角度讲是没有太大问题的。时至今日来看，钱学森论证亩产万斤粮食的话有什么大错误吗?但在当时浮夸风乍起，毛主席力纠“五风”的当口，钱学森同志的那篇文章的确是不合时宜的。

　　考虑到当时某人把持宣传口，《人民日报》在“五风”问题上起到了极坏的作用，钱学森的这篇文章多半也是他们“请”出钱学森来写的。

　　1958年10月27日，毛主席与钱学森谈话，钱学森也很坦诚地承认了“不懂农业”、“计算方法也有错误”，这是何等的光明磊落，那些宣扬“错误都是毛主席的、功劳都是自己”的小人与钱学森比，真是差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