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建立自己独立的国民经济，不依赖帝国主义，这一点很重要

　　美国历史学家莫里斯·迈斯纳写过一本书：《毛泽东的中国》，这本书比较出名，他以独特的视觉，提出了许多新颖的观点，并且经得起了历史的考验。在书的最后“毛泽东时代的遗产”一章里，迈斯纳通过祥实的资料研究得出了这样的一些结论：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时代，工业总产值增加了38倍，重工业产值增加了90倍。从1950-1977年，工业产量以每年13.5%的速度增长，即使是从1952年算起，每年的增长速度也在11.3%，与世界上的发展中国家及主要发达国家的早期发展相比，中国经济的增长率是较高的，与现代世界历史上任何国家实现工业化的周期相比，中国的发展速度也是较快的。在毛泽东时代，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由30%增加到72%，这反映了中国已从一个基本的农业国转变成一个初具规模的工业国。”

　　“尽管有着这些失误和挫折，人们还是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毛泽东时代是中国现代工业革命的时代。50年代初期，中国从比比利时还要弱小的工业起步，到毛泽东时代结束时，长期以来被耻笑为“东亚病夫”的中国已经跻身于世界前6位最大的工业国家之列。”

　　“尽管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经济存在着多方面的弊端，但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记录仍然是为中国的现代工业奠定了基础的时代记录。与德国、日本和苏联早期工业化的进程相比，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更快。在那些比较晚出现在工业舞台上的国家中，这三个国家是成功地实现了工业化的最突出的历史范例。在1880-1914年期间，德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每10年增加33%。日本在1874-1929年间每10年的增长速度为43%。苏联在1928-1958年间每10年的增长速度为54%。而在毛泽东主义时期的中国，从1952-1972年，每10年的增长率高达64.5%。中国的经济发展并不像许多西方记者错误地告诉读者的，是以‘蜗牛速度’向前发展。”

　　“考虑到中国的经济成就几乎是在毫无外来援助和支持的情况下由中国人民独立取得的，因而这种成就就格外引人注目。除了苏联在50年代提供的有限的援助(到60年代中期中国便迅速全部偿还了这笔费用及其利息)，毛泽东主义的工业化是在没有外国贷款和投资的情况下进行的。……在毛泽东时代结束时，在发展中的国家里，中国是唯一一个既无外债又无国内通货膨胀的国家。”

　　迈斯纳所说的“中国的经济成就几乎是在毫无外来援助和支持的情况下由中国人民独立取得的”，指的是中国的“独立的经济体系”。

　　旧中国是不存在“独立的经济体系”的，那时的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是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倾销工业品的市场出现的，帝国主义列强操纵和控制着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是软弱的外国帝国主义的附属品，“一张白纸”是旧中国经济的写照。

　　新中国建立后，要在这张“白纸”上画最美的画，在中国实现工业化，何其艰难啊。

　　1954年6月14日，毛主席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问题发表了讲话，在谈到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总目标时说：

　　“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这就是当时中国的现状，要改变它，那就是一个字：学。中国有榜样，有最好的老师，苏联。然而又一个问题产生了，生搬，照抄，没有创造，没有独立的东西，而经济上如果不能独立，进而又会衍生出政治上的不独立，这样的局面一旦形成，后果势必会很严重。

　　毛主席以敏锐的眼光洞悉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他要阻止这一局面的最终形成。

　　从1958年开始，毛主席提出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中国走上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办人民公社，实施跃进，找一条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

　　这一条路并不平坦，从一开始就注定着坎坷不平。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国际大环境也不平静，美帝除了准备战争这一手外，又搞起了和平演变;印度在西南边境频频侵袭;印尼不断制造反华排华事件;台湾那边叫嚣着“反攻大陆”;苏联的赫鲁晓夫走起了修正路线，对中国搞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喋喋不休地进行着指责，说中国犯了“小资产阶级的狂热病”，中苏关系的裂痕开始拉大。总之形势是不乐观的，毛主席形容是“反华大合唱”，他还写了一首诗，其中两句是“反苏忆昔闹群蛙，喜看今天大反华”，在这样的形势下，走自己的路的难度可想而知。

　　1959年12月4日，毛主席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国际形势和对策问题，在分析了可能被孤立的各种不利形势后，他说：

　　“我们怎么办?周总理讲了三条：一、建立独立的经济体系;二、突破国防尖端;三、党的团结。这三条提得很对，再加一条：四、建立技术队伍。华东协作区这次开会，他们感到在这方面注意不够。搞工业体系，要建立技术队伍，希望各大区都注意这个大问题，各大区、各省要建立无产阶级的理论队伍和技术队伍。”

　　建立独立的经济体系，摆上了共产党人的案头。即便苏联把专家撤走，把合同撕毁，勒紧了裤带，也定要把这个战略进行到底。

　　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主席在与读书小组成员们一起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阐述“自力更生、不依赖外援”的原则，他说：

　　“自己尽可能独立地搞，凡是自己能办的，必须尽量地多搞。只有自己实在不能办的才不办。特别是农业，更应当搞好。吃饭靠外国，危险得很，打起仗来，更加危险。他们(苏联)和我们相反，不提倡各国尽量搞，而提倡‘可以不必生产能靠其他国家供应来满足需要的产品’，似乎想用经济外力量来控制别的国家。他们不懂得，这样‘管’起来，对他们自己也不见得有利。”

　　1962年9月14日，毛主席阅中共冶金工业部党组关于冶金工业的品种质量问题的报告，并作了“很重要”的批示。报告说:

　　“近几年来，尽管苏联对我们实行技术封锁，我们依靠自力更生在品种质量上还是取得了很大进步，农业技术改造和国防尖端所需要的品种目前己能解决百分之八十至九十，还不能解决的百分之十到二十的品种都是‘硬头货’，是今后在技术上设备上的攻坚方向，其制造、安装和技术掌握在一九七○年左右可能达到目标。”

　　中国硬是走出了一条转折之路。

　　迈斯纳对这一段历程总结归纳如下：

　　“按照毛泽东主义的观点，借鉴外国的东西会使中国人的精神受到约束，产生消极思想，中国人民的完全解放(以及人民的生产潜力的解放)需要彻底的民族独立和自力更生精神。因此，毛泽东主义号召中国发展独立的自己的技术，这是旧的民族自尊心与新的经济考虑相结合的反映。这个号召预示了大跃进时代的主旋律之一——自力更生的原则。在经过了大跃进之后，自力更生成为人民共和国各项方针和实践的基石。”

　　1963年8 月下旬，毛主席审阅修改《关于工业发展问题》 (初草稿)。初草稿中的一段文字是：在三年过渡阶段之后，我们的工业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考虑：第一步，搞十年，建立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使我国工业大体上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步，再用十年，使我国工业走在世界最前列。毛主席将文中的两个“十年”都改为“十五年”，将“走在世界最前列”，改为“接近世界的先进水平”

　　1963年9月3日，毛主席会见由艾地率领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讲到苏联从中国撤走专家时，他说革命和建设都要靠自己：

　　“我们已经找到一条道路。我们有两种经验，错误的经验和正确的经验。正确的经验鼓励了我们，错误的经验教训了我们。苏联把专家撤走，撕毁了合同，这对我们有好处。我们没办法，就靠自己，靠自己两只手。……苏联撤走专家，到现在已经三年了，我们的工业建设搞出了许多自己的经验。离开了先生，学生就自己学。有先生有好处，也有坏处。不要先生，自己读书，自己写字，自己想问题。这 是一条真理。”

　　1963年9月6日，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国民经济设想：

　　“把1963年到1965年这3年作为一个过渡阶段，仍然以‘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为这一时期国民经济计划的方针。3年过渡之后，搞一个15年的设想，就是基本上搞一个初步的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或者说工业体系;然后再有15年左右，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际和现代化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1964年7月16日，毛主席会见巴基斯坦商业部部长瓦希杜扎曼，谈到中国的发展经验，他说：

　　“苏联撤走专家，撕毁合同，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有靠自己。苏联还逼我们还债，到明年可以还清，到一九六八年可以还清内债。以后内债外债都不借，完全靠自力更生。资金从农业和轻工业方面来，从重工业方面也来一些。”

　　1964年9月4日，毛主席会见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联合共和国广播代表团及社会发展和国民文化部驻议会秘书、坦噶尼喀全国妇联主席。谈到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联合共和国地下矿藏丰富需要开采时，他说：

　　“要开采，就要有资金，如果借外国款项来开采，不是一条好的道路。建立自己独立的国民经济，不依赖帝国主义，这一点很重要。”

　　1966年7月11日，毛主席会见尼泊尔王国王太子比兰德拉，他在介绍中国经验时说：

　　“我们的鞍钢太大，对你们不合适，对我们也不合适，是抄外国的。要是打仗，一个原子弹就完了。还是搞中小型的比较好。我们的国家很穷，人口多。有些东西，人多一分就穷了。不能靠外国，重要的是独立。要有经济上的独立，才能有政治上的独立。当然和外国切断联系也不行，还是要互通有无。但是应当逐步做到基本自给，煤、钢、机械、石油应该自给。人是被迫努力的，我们也是被迫的。别人撕毁条约，撤退专家，我们没有办法，只好靠自己。我们一直说自力更生，可是有些干部并没有真正听。这一下，真的听了。所以，撕毁条约、撤退专家是件好事，迫使我们自力更生。我们搞了石油，还有其他建设项目。人家还逼我们还账，现在外债已经还清，只有内债，再过两年也可以还清，那时就无债一身轻了。”

　　1968年8月22日，毛主席召集会议讨论苏联武装侵占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他说：

　　“捷克斯洛伐克现在毫无办法，已经被占领了，群众很愤慨。捷克的石油、粮食、铁矿砂完全靠苏联。罗马尼亚不同，自己有粮食、石油。我们要注意，大庆油田被人家一占我们就没有石油了。说是四川、鄂西有石油，要很快地搞一下，你(李先念)要同富春商量一下。”

　　1968年11月10日，毛主席会见由总统叶海亚·汗率领的巴基斯坦武装部队友好代表团，谈到中国和巴基斯坦的经济建设时，他说：

　　“一个钢铁，一个机械，一个军事工业，原料不够的，还是要有些进口，但主要是靠自己。有了钢铁，就可以搞机械工业;有了钢铁工业、机械工业，就可以搞军工厂。一个国家的武器专靠外国是很危险的。现在没有打世界大战，如果有事，就更不可靠了。自己搞，有个十几年，就可以有个初步基础。要树立自力更生的思想。什么都靠外国顾问，什么都要进口，我看不是个办法。”

　　1970年6月 24日，毛主席会见由财政部部长马哈古卡率领的苏丹政府友好代表团，当苏丹代表团的加拉尔说对帝国主义银行、企业实行国有化才是真正的独立时，毛主席说:

　　“恐怕还要工业、农业发展一些。不要靠外国。可以进口技术，利用外国的技术人员帮助你们训练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也还要你们自己搞。如果你们没有这个决心，做不到这一步，帝国主义还是要整你们的。”

　　1972年1月3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率先遣组到达北京，为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作技术安排，并带来尼克松和基辛格的口信。口信中说由于苏联企图继续包围中国，美国对中国的生存能力表示怀疑，准备为中国提供保护，以维护中国的独立及其生存能力。对于美方对中国的“生存能力”表示怀疑，并声称要“维护”中国的“独立”和“生存能力”的说法，中国在《对美方口信的答复》中表示“令人惊讶”，并指出：

　　“中国认为，任何国家绝不能靠外力维护其独立和生存，否则只能成为别人的保护国或殖民地。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是在不断抗击外来侵略和压迫的斗争中诞生和成长起来的，并一定会继续存在和发展下去。”

　　毛主席对此也表示：

　　“围堵中国?我要他们来救我，可能吗?……他们关心我吗?这是猫哭耗子假慈悲!”

　　1975年1 月13日一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一九六四年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出的“两步设想”：

　　“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一九八○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同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1975年6月12日，毛主席会见冈比亚总统贾瓦拉，当贾瓦拉谈到要合理应用中国给予的援助时，他说:

　　“搞小型的，不要搞大了。我们吃过亏，听了苏联的，搞‘大、洋、全’。不要急，慢慢来，积累经验，训练科学技术干部。慢慢来，基本上靠自己。最好不要欠外国的账。现在还要些外援，不能附加有任何政治条件。我们现在还是一个穷国，还要三十、四十、五十年，可能好一些。我们帮助外国，首先要使他们自力更生。先搞农业、轻工业，可以积累资金。我们现在没有外债，也没有内债。我们要感谢苏联，它逼我们，撤走专家，撕毁合同，我们没有办法啊，只好自力更生。现在美国人想卖‘伞’给我们，送给我们‘保护伞’。我们说非常感谢，我们不要。”

　　好好听一听，这是何等的自信啊!这是中国的自信，支撑这份自信的是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这套国民经济体系就是中国的“生存能力”，是中国立于不败之地的强大依靠。

　　1976年4月的《红旗》杂志发表了一篇《中国人要反对洋奴哲学》的文章，文章里有一句霸气的话：

　　“我们决不能把社会主义建设的命运系在别人的腰带上。”

　　这是多么充满豪气和远见的一句话啊，毛主席曾在会见外宾时说过一句话：“我们就是四个字，自力更生”，中国不靠外援，靠着这四个字，在短短的二十几年里建立起了高端的独立经济体系，而且国内物价稳定，无通货膨胀，这难道不是人间奇迹吗?什么叫独立的经济体系?就是离开了谁都能好好地活下去，就是我们自已掌握了任何问题的解决方案，就是自己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就是西方帝国主义纵然采用封锁、禁运、制裁、贸易战等手段都拿我们毫无办法。

　　这不免让人想起中国的大飞机“运十”的命运，80年试飞成功的大飞机项目，后来因故下马了，我曾在一档电视节目里看到当年参与设计的老工程师谈起飞机下马时老泪纵横，我已记不清那个老人的名字，可能是第一代飞机设计师程不时吧，是多少让人心痛的一件事啊。跟大飞机遭遇同一命运的还有如芯片研究等众多项目，这些项目的下马，给中国的独立经济体系撕开了一道难以愈合的口子，从此诸如大飞机、芯片等走上了依赖进口的路子，当形成“依赖症”的时候，人家收网了，制裁了，搞贸易战了，“把命运系在别人的腰带上”的命运，注定是不会好过的。好在，它也惊醒了不少梦中人。

　　《中国人要反对洋奴哲学》里还有一段话说的比较好：

　　“那些依赖别人发展经济的国家，纵然一时经济发展比较快，也是虚假的繁荣，基础极为脆弱。一有风吹草动，不是闹这个荒，就是闹那个荒，简直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

　　这段话好就好在它的预见性，好象早就预见到了四十年后将要发生的事情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