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鹏：一个“背叛了阶级的人”

      今天我们讲一个“背叛了阶级的人”。

　　他是大地主家的公子，原本出身优越，名校毕业，还富甲一方，本来可以一辈子做一个养尊处优、锦衣玉食的大少爷，但是他不愿意，他面对20世纪初山河破碎、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的中国，不愿意做一个坐而食利的地主土豪，不愿意做一个高高在上衣食无忧的公子哥，他不愿意看着广大农民受苦受难，他要革命。

　　真正的革命，就是先“革自己家的命”，他认为地主阶级不事生产、剥削农民的生活是不道德的，是需要被消灭的。

　　1922年11月，一位日本留学归来的26岁的“少爷”，邀请戏班子在广东海丰县龙舌埔演大戏，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农民来看戏。

　　演出结束后，这位大少爷拿着一大捆田契登上戏台，一张张宣读田契所写的内容、地点、亩数和佃户姓名，然后当众烧毁。这把火，烧掉了至少70石租的田产，相当于如今400多万元的资产。一瞬间，他从富家子弟变成了“无产者”。

　　他散尽家财、烧毁田契、分掉地产，甚至让自己的家人同样如此......在他的鼓动下，他的许多家人都成了“无产阶级”，都成了革命者，最后，他在33岁的时候就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有六位亲人被反动派残酷杀害，满门英烈。

　　海陆丰至今仍传颂着他的故事：他为了表达自己对农民的赤诚之心，他把自己家里的田契送给佃户们耕种，佃户们不敢要，他便当众将田契烧掉，和妻子一起与农民一样过上简朴的生活；在海陆丰残酷的武装斗争中，他身先士卒，带头打冲锋，他的妻子许玉馨也丢下吃奶的孩子上战场，在战斗中英勇牺牲。

　　这位被当时人认为“疯了”的“败家子”、“大少爷”，叫做彭湃。是当时著名的农民运动领袖、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创始人，曾被毛泽东同志称为“农民运动大王”。

　　在广东海丰，有一座“红宫”和“红场”，这是当年中国第一个红色政权建立的地方，也是彭湃烈士战斗过的地方。

　　“红宫”还收藏着当年海丰县苏维埃政权的一面党旗，图案为镰刀斧头。

　　当年，海丰的农民们称彭湃为“彭菩萨”，而地主阶级却对彭湃恨之入骨，称他为“万恶共产党魔王”。

　　彭湃出生于海丰县一个大地主家庭，他的爷爷分家的时候获得了600石租家产，并通过经商逐步拥有400多间商铺，此后又买下了大量田地，成为当地数一数二的大地主。他家土地极多，田连阡陌，海丰县坊间用“鸦飞不过的田产”来形容彭家的豪富。

　　彭湃曾自述：“我的家庭在海丰县可以算做个大地主，每年收入约千余石租，共计被统辖的农民老幼不下千五百人。我的家庭男女老少不上三十口，平均每一人有五十个农民做奴隶。”

　　彭湃有兄弟七人，他排行老四，自小深受爷爷的宠爱。他的爷爷曾说，“此儿吾家千里驹也，须善教养，但我家以后的兴旺，完全和天泉（彭湃的乳名）一人大有关系”。

　　彭湃自幼同情穷苦人，同情农民，与他的生母很有关系，彭湃的母亲叫做周凤，出身贫寒，年幼时就被母亲卖给地主当婢女，17岁时被彭湃的父亲纳为妾室。彭湃受母亲影响，自幼就对被压迫的农民佃户非常同情，幼年彭湃彭湃跟长工去村民家收租，见村民没有吃的，甚至连穿的衣服都没，当场说“不收租了”。

　　彭湃上小学时，同盟会成员林晋亭在学校任教，常常给学生讲述文天祥、林则徐等人的爱国故事，这给彭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彭湃自从以文天祥等先贤为榜样，立志报国。1916年，彭湃上中学时，海丰县大地主陈月波等人为吹捧海丰驻军统领林干材，准备为林干材竖立石像，并与文天祥石像并列供祀。彭湃非常愤怒，他联合进步学生张贴墙报历数林干材的罪行，反对为其立像，并趁天黑敲掉了石像的鼻子。

　　1917年6月，彭湃东渡日本，考入东京成城学校预科补习。翌年，彭湃考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他曾对友人说，“我选定此类专业，为的是将来研究我国政治经济，秉志改革”。

　　在日本，彭湃接触到了社会主义学说，他研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俄国十月革命的有关文章，还曾深入日本农村调研实践。1921年5月，彭湃从早稻田大学毕业。回国前夕，他同在日本的中国共产主义小组负责人施复亮交流时表示，“中国是农民占多数，中国的革命要依靠农民”。这在当时，是非常有远见的。

　　彭湃回到海丰后，在同乡军阀陈炯明的支持下，出任海丰县劝学所所长（劝学所后改称教育局，彭湃任教育局局长）。上任之后，彭湃就以教育为阵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并聘请思想进步、热心教育的人士为校长、教员等。他甚至在自己的住所，挂上了一幅巨大的马克思头像。

　　这位“教育局长”组织县城学生高举写有“赤化”的红旗，举行“五一”劳动节游行。海丰的官绅大感惊骇，结果半年不到，他就被反动势力免职了。

　　5月14日，彭湃创办《赤心周刊》，向学生宣传社会主义，并在该刊第六期发表《告农民的话》一文，决心到农村去发动农民起来革命。

　　他开始到农村去，把全部精力放在了农民运动方面。

　　彭湃家附近有一处老庙，名叫龙山天后宫，从1922年6月开始，彭湃在老庙前的大榕树下，用从日本带回的留声机放音乐吸引农民，当农民聚拢过来后，他便宣传社会主义革命思想。

　　一开始的时候，彭湃下农村也穿着学生装，戴着白通帽，讲“斯文话”，农民还以为是来收租逼债的，要么躲避，要么不予理睬。于是彭湃摘掉白通帽，戴上尖顶笠，光着脚板下地，与农民谈家常、交朋友。

　　徐向前曾回忆道：“他（彭湃）只有20多岁，身材不高，脸长而白，完全像一个百分之百的文弱书生。他身穿普通的农民衣服，脚着一双草鞋......在农民家里吃饭，饭碗上沾着鸡屎，他毫不在乎，端起碗来就吃”。

　　彭湃曾用海丰方言编了《田仔骂田公》的童谣，来启蒙广大农民，“咚咚咚！田仔骂田公，田公在厝吃白米，田仔耕田耕到死。田是公家个伊无份，你无份，有好做，有好食，你有做，反无食，唔是命唔好，是你无去想清楚……”

　　彭湃想要建立的，是一个天下大同、人人平等、不劳动者不得食的世界，所以，他决定先对自己革命，先把自己由有产者变成无产者，他把田契亲自送给佃户。佃户不敢要，彭湃就将田契全部当众烧毁，并宣布：“日后自耕自食，不必再交租谷。”

　　彭湃烧田契在视土地为命根的农民眼里是惊天动地的事情，他的革命行动，迅速传遍海陆丰大地，农民一致承认彭湃是“真革命”。日后，彭湃走到哪里，都有大批农民众星捧月般地簇拥过来，称他是“彭菩萨”，拥护他起来当农会的首领。

　　彭湃的举动虽然得到母亲周凤和三哥、五弟的支持，但却遭到彭家其他人的坚决反对。因为彭家当初出钱出力送彭湃去日本读书，本是希望他能做官来保护彭家，如今彭湃却拿着彭家的钱去开展农民运动，因此彭家绝大多数人都坚决反对他。

　　1922年7月，彭湃发动五位青年农民和他一起，成立了仅有六个人的农会。农会成立后，他们在贫苦农民中进行宣传发动工作。不但帮助会员解决日常生活中的困难，反对封建恶习，而且带领农民打击土豪恶霸的剥削，取消苛捐杂税，因此逐渐获得了农民的信任。在短短的三个多月时间里，农会会员就发展到500多人。10月25日，在彭湃同志领导下，赤山约农民协会成立。农协发表了宣言，制定了章程。至1923年1月1日汕尾市海丰县总农会成立的时候，会员已经有10万人之多，一时间，星火燎原。

　　在农会成立大会上，彭湃问：“农友们！天下怎么才会太平呢？”台下众口一词地大呼：“我们的彭湃当皇帝，天下就太平了！”面对旧式农民这种期盼救世主的自然心态，彭湃说：“彭湃不能当皇帝，天下从此不能有皇帝，我们农友真正当家做主，天下才能太平！”

　　海丰总农会团结全县农民实行减租，向封建剥削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斗争。为保护农民的利益，农会规定将农产品集市的权力归农会掌管；反对地主肆意加租、易佃剥削农民；创办农校，农民子弟免费入学；动员农民造林，山林收益按劳分配；成立仲裁部，为农民主持公道。这些措施深得农民拥护。当地的土豪劣绅十分惧怕农会，一时间，欺压农民的事几乎看不到了。海丰农民运动的声威，很快远播到东江地区和全省农村。随后，一场声势浩大的农运风暴席卷了广东。

　　大家很多人都读过《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但大部分人应当没有读过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报告》，这是同样重要的一份农民调查报告，相互印证着读，你就会发现，伟大的革命先驱在灵魂上是相通的。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中》有一句“广东的海丰已经有了证明，这回在湖南，尤其得到了充分的证明。”，海非的经验，说的就是彭湃的农民运动经验。我们都知道，毛泽东同志是农民讲习所第六届负责人，但农民讲习所第一届到第五届的负责人，都是彭湃。

　　《海丰农民运动报告》记述了彭湃1922年至1924年在海丰从事农民运动的全过程，总结了海丰农民运动的经验，是我党最早的一部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阐述农民运动的理论和方法的重要著作。1926年9月，毛泽东同志将《海丰农民运动报告》编入《农民运动丛刊》，并在为丛刊写的序言中，对这本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称彭湃为“农民运动大王”。赞扬了海陆丰农民运动，提出要把海陆丰农民运动的经验向全国推广。

　　早期马列主义传入中国，往往都比较重视工人运动，而忽视被压迫被剥削更严重的广大农民。某些人甚至瞧不起农民，比如张国焘曾在在《知识阶级在政治上的地位及其责任》一文中说：“中国的农夫——因为都是小地主式的农民——没有政治上的兴趣，他们只要求一个真命天子，还要求太平和丰年，除此以外，简直什么都不管。”

　　彭湃是最早认识到中国农民阶级重要性的共产主义先驱之一，他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就认识到，“在中国没有农民的支持，是无法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

　　在1922年11月18日给李春涛的信中，彭湃就指出：农民“实在不乏聪明的人。他们对于农会的组织，都具有很强烈的情感。他们现已渐有了阶级的觉悟。他们现已渐能巩固自己阶级的营垒”。并说农民虽然少有团体的训练，不比工厂的工人，“但他们有忠义气，能老老实实的尽忠于自己的阶级”；“物价日贵，农民生活日益困艰，他们时时都有暴动的心理，反的心理” 。

　　1923年2月20日彭湃在《海丰总农会宣言》中写道：“我们农民，是世界生产的主要阶级。人类生命的存在，完全是靠着我们辛苦造出来的米粒。我们的伟大和神圣，谁敢否认！”

　　他还在《关于农民运动之报告提案》写道：“农民就是全国最大多数的国民，中国国民革命若不得占全国人口80%的农民参加，则革命断不能成功。”

　　彭湃认为、农民的革命性，源于他们所受的深重的封建剥削和压迫。他在1924年5月11日关于海丰农民运动致陈独秀的信中，以海丰第三区林姓地主为例，说“他们对于佃户异常苛酷，屡屡升租，不遂则收回田地，批与别人。十年前每石种田（……）纳租额不过五六石，至多亦不过七石。现在每石租田竞升至二十石租之高”，致使农民“收支相抵每年亏本二三十元之多。他们现在觉得是太亏本了，他们晓得团结了”。

　　1925年10月18日他在省港罢工工人代表第36次大会上的报告中，对农民初步进行了划分，“80%的农民可以分为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雇农，其中佃农约占50%，半自耕农约占30%，自耕农、雇农约占20%......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受压迫的情景，说农民在政治上艰苦万分，深受土豪劣绅、民团乡团、警察、县长、军阀等等的压迫，毫无权利与地位可言；在经济上深受地租剥削，要将一半以至2/3的谷交于地主，自己年年都亏本，只好靠作工、卖东西甚至鬻妻卖子来还债；在文化上则没有书读”。由此他得出结论说：“农民占人口80%，在此层层压迫之下，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革命的，—条便是死，如果不革命便只有死了。”

　　在《海丰农民运动》中，彭湃详细描绘了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受压迫的情况。他说在辛亥以前，农民终日在地主的斗盖、绅士的扇头和官府的锁链中呻吟过活，辛亥后在陈炯明统治下不但不能摆脱这些压迫，并且增加了新兴地主的护弁及手枪之恫吓，他们对农民毫不客气地殴打、逮捕或监禁，甚至直接迫勒抵租和强派军饷。“在经济上，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及军费负担、苛捐杂税之沉重，使自耕农入不敷出，零落变成佃户，逐渐无产阶级化；佃农更要受50%至75%地租的剥削，更加亏空得厉害，日陷于悲哀和不幸，妻儿卖尽之后自己或卖身过洋为猪仔，或跑到都市为苦力，或上山为匪为兵，总是向着“死”的一条路去。在文化上，由于无钱读书，80%的农民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在这种情况下，农民不革命是无路可走的。”

　　1926年5月，由他领导和主持的广东省二次农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农民运动在国民革命中之地位决议案》也指出：“半殖民地中国国民革命便是一个农民革命，换句话讲，半殖民地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便是一个伟大的农民解放运动。在经济的观点上和群众的观点上，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中的一个中心问题，国民革命能否进展和成功，必以农民运动能否进展和成功为转移。占人口最大多数和占经济地位最重要的农民如果不起来，中国的国民革命绝对不能有真正成功的希望。所以农民运动在中国革命运动中，是占一个最主要的地位，农民运动问题是国民革命运动中的根本问题。”

　　他还是最早提出“工农联合”、“武装斗争”的革命者之一。

　　他曾说：“工人革命单独可以成功吗？农民运动单独又可以成功吗？这是决不可能的。因为军阀和资本家时常利用不肖农民来捣乱农会，就是商团未被政府解散前，也利用未觉悟的农民，来破坏农会的组织，所以农民运动的成功，非联合工人不可。工人农民的地位已是没有分别，所做的工作，又是相同，故又非联合不可。”“海丰农民运动，最重要的口号，就是工农联合万岁！”

　　“无产阶级要推翻帝国主义军阀和资产阶级的掠夺与压迫，解除全中国大多数人的痛苦，只有实行土地革命，一切土地集中少数人手上，供他们的享乐，这是最不平的事……我们从今日起永远不用交租了，我们所负的重债也一律不用还了，我们从此不用做地主的牛马。我们目前的任务：第一，须把土豪劣绅大地主贪官污吏军阀寸草不留的杀个净尽；第二，工农阶级武装起来，扩大有训练的军队，才能保障土地革命的胜利；第三，一切土地分配给农民和革命军士的家庭去耕种；第四，毁灭一切土地的契约和债券；第五，一切政权统归农工兵代表会。”

　　这些思想和论述，都被后来的历史证明了其远见卓识。

　　1924年4月，彭湃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时赴广州领导农民运动，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是第一届、第五届农讲所主任和农讲所骨干教员。他极力主张武装农民，在后来的大革命中，他兼任了广东农民自卫军总指挥，领导农民及其武装参加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

　　1927年3月，中华全国农民协会成立，彭湃和毛泽东、方志敏等13人被选为执行委员，担负起领导全国农民运动的重任。8月1日，彭湃参加南昌起义，任前敌委员会委员。在“八七”会议上，他被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后随南昌起义军南下广东。

　　1927年10月，在中共东江特委的领导下，由南昌起义部队红二师支持配合，海陆丰农民武装举行第三次起义，夺取了政权。11月8日，彭湃受派从香港回到海陆丰，筹建苏维埃政权。11月13日和18日，陆丰和海丰先后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宣告中国第一个红色政权——海陆丰苏维埃政府建立。这里原来是一个孔庙，大会召开的时候，会场外墙刷以红色，场内用红布盖壁裹柱，从此孔庙改称“红宫”。

　　彭湃在海丰县工农兵代表大会开幕式上的演说中，阐述了土地革命的意义：

　　“要明白土地是天然的，因被地主资本家霸占，所以我们连一点田也没有；他要永久地保护这土地，就组织一个政府——反动政府；他还怕政府不能尽量保护他，他又组织一种军队——军阀；而且他要保护自己的土地，还恐没有证据，又造出一种契约，于是就把土地各人瓜分起来，并划定界限、田茔。”

　　“工农群众要能够解放，除非把这私有制度打破是不行的，所以领导大家起来打倒反革命政府！打倒反动军队！杀尽土豪劣绅大地主！把一切契约烧掉！把田坣可以铲去者铲去！这样农民才得着真正的利益。”

　　“我们要解除痛苦，惟有团结起来，夺回一切政权，实行土地革命！”

　　在这段演讲中，他把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法权、和土地革命的必要性，讲得再透彻不过了。

　　海陆丰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彭湃主持制定了《没收土地案》，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中最早的一个土地法规，苏维埃政权由此率先在海陆丰开展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土地革命。随后苏维埃政府公布《征兵条例》，颁发《妇女问题案》保护妇孺权益，并建立了“海陆丰劳动银行”，这个银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建设最早的银行，它发行的货币是红色政权通过自己的银行发行的第一种货币。

　　海陆丰根据地成为共产党领导下较早创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为以后红色政权的建设在理论和实践上积累了经验，开辟了中国革命以农村为基地走向胜利的道路。1927年12月，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发表题为《中国第一个苏维埃》的长篇文章，对海陆丰苏维埃政权给予高度评价。

　　彭湃领导农民运动期间，海陆丰的共产党组织迅速发展，党员人数最多的1928年，海丰有1800人，陆丰有6000人。周恩来在中共六大的组织报告中提到，当时全国有党员16万余人，可见海陆丰党员数在全国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1927年12月，广州起义失败后，部分起义部队撤退到海陆丰，彭湃在欢迎起义军大会上讲到广州起义失败时说：“这算什么，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畏困难，失败了再干，跌倒了爬起来，革命总有一天会成功的。”

　　在敌人的疯狂反扑下，陆丰县城和海丰县城相继于1928年2月29日和3月1日被敌占领，海陆丰苏维埃政府屹立了近四个月后，撤往山区。

　　1928年上半年，彭湃领导的农民武装加上徐向前带领的广州起义部队红四师部分兵力，在海陆丰、普宁、惠来、潮州一带开展游击武装斗争，捍卫苏维埃政权，武装斗争一直坚持到1933年。

　　据不完全统计，从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期间，海陆丰参军达2万多人，支援前线人数近30万，先后牺牲3万多人，其中有姓名查考的烈士多达4349人，未留下姓名的烈士难以计数；被焚毁的红色村庄80个，受迫害群众5万多人。

　　1928年11月，彭湃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奉命赴上海，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中共江苏省委军委书记。

　　1929年8月24日，彭湃因叛徒白鑫出卖而被捕。30日在上海龙华与杨殷、颜昌颐、邢士贞4人同时英勇就义，时年仅33岁。

　　在狱中，彭湃抓住一切机会教育狱卒，鼓励难友，揭露国民党反动派镇压工农的罪行，宣传共产党的革命主张。在生命的最后关头，他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想的是党的事业，是一起被捕的其他同志的安全。他与杨殷联名给党中央写信，表达了准备牺牲的决心。信中说：“我们未死的那一秒钟以前，我们努力在这里做党的工作，向士兵宣传，向狱内群众宣传。同志们不要为我们哀痛，望你们大家努力。”

　　他还给爱人写下诀别：“从此永别，望妹努力前进。兄谢你的爱！万望保重！余言不尽！”

　　8月30日，彭湃与杨殷、颜昌颐和邢士贞神态自若地唱着《国际歌》，高呼“中国红军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从容地走向刑场，英勇就义。

　　1929年8月31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对彭湃一生作了高度评价：“他这样的革命斗争历史早已深入全国广大工农劳苦群众心中，而成为广大群众最爱护的领袖。谁不知广东省彭湃，谁不知彭湃是中国农民运动的领袖！”

　　彭湃等牺牲后，周恩来代表党中央起草了《以群众的革命斗争回答反革命的屠杀》的“告人民书”，同时下令：“一定要把叛徒白鑫干掉！”1929年11月11日晚上11时许，正当白鑫准备离开上海到南京躲避时，中共特科人员在霞飞路将其击毙。

　　彭家人在彭湃的影响和感召下，也纷纷投身革命，多人因革命牺牲。除了彭湃，他的两任妻子蔡素屏和许玉磐、三哥彭汉垣、七弟彭述、侄子彭陆均为革命献身。

　　彭湃的第一任妻子蔡素屏是富商女儿，在彭湃的影响下，她改变了高髻的发型，扔掉缠足的崩布和小鞋，提书包上学。为解决农会经费困难，她变卖了随嫁的金银首饰，散尽家财支持革命。

　　为了方便彭湃开展农民运动，蔡素屏于是迁出高门大院的住宅，到原堆放杂物的小屋居住。在那里，赤山和县内外的农友常来和彭湃商量研究工作，蔡素屏都会热情地接待他们，还招待他们吃饭。农友们都称赞说：“四嫂真是我们农会的亲人。”

　　蔡素屏支持彭湃和农友们闹革命的同时，自己也逐渐参加革命活动，她主动地跟着彭湃深入到农村开展宣传工作。有一次，彭湃在海城墟场，站在凳子上向农民作宣传，蔡素屏勇敢地站在旁边作陪。当时海城的地主、劣绅们骂她：“辱衰祖宗，不识廉耻。”蔡素屏则认为妇女要冲破封建牢笼，自己这样做并没有错。

　　1926年2月，蔡素屏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当选海丰县妇女解放协会主任，1928年9月，因叛徒告密，蔡素屏被反动民团围捕，并被残忍杀害。在被捕之前，她刚刚生下儿子彭洪，“就叫赤红吧，让他记住海陆丰赤色革命”……

　　彭湃的第二任妻子许玉馨，原本就是个向往革命的热血女青年，她曾与彭湃并肩作战，原本就是同志和战友。

　　彭湃牺牲后，许玉馨继续坚持革命斗争，她说：“我彭湃同志虽然死了，但他光荣的历史，伟大的战绩，英勇的精神不能磨灭，我要继承彭湃的精神，遵从他的遗嘱，踏着他的血迹坚决地到群众中去，磨利我的刺刀，杀死不共戴天的仇敌。”

　　1930年夏，许玉磬将一对亲生儿女寄养在战友家中，轻装上阵，回到了大南山，担任东江妇女解放运动委员会主席。1931年春，许玉磬当选为中共东江特委委员，负责东江特委妇运工作，继续在大南山革命根据地开展战斗。

　　1931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加紧对各革命根据地的围剿，许玉馨广泛的发动群众，带领他们在险恶的环境中忘我的工作，力挫国民党围剿部队，她的枪法打得准，打仗也十分勇敢，而且极擅长指挥作战，在指挥对敌斗争中取得很大战绩，常使敌人闻风丧胆。但由于敌众我寡，以及叛徒的出卖，许玉馨不幸被捕，同年被杀害，年仅24岁。

　　彭湃的二儿子彭士禄，3岁时失去母亲，4岁时失去父亲，“姓过百家姓，穿过百家衣，吃过百家饭”，他在海陆丰人民的保护下，换过二十多位“爸爸”、“妈妈”，彭士禄15岁时，几经艰难被周恩来接往延安。

　　彭士禄后来留学苏联，学成归国后成为了科学家，核动力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是我国第一艘核潜艇的总设计师，被誉为中国核潜艇之父，他成了新中国的铸剑人之一。

　　彭士禄曾在自述中说：“父母亲把家产无私分配给了农民，直至不惜生命，给了我要为人民、为祖国奉献一切的热血。”

　　“我终于没辜负那些冒死保护我而从不索求的百姓，没辜负培养教育我的党，没辜负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对我的期望，没辜负父亲的英名。”

　　2021年3月22日，中国核潜艇第一任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核动力专家、无产阶级革命家彭湃之子——彭士禄同志逝世，享年9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