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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齐华:隐蔽在上海红色电波中

作者:任伟 发布时间:2021-03-16 09:16:16 来源:学习时报 字体:   |    |  

  20世纪30年代,毛齐华怀着坚定的信念,参加了中央特科工作,参与创建党的无线电通讯,为党的秘密工作作出了贡献。1941年,中央对他这一段经历作出过评价:毛齐华从事地下工作时,上海地下党虽遭受严重破坏,但毛齐华对党是忠诚的,思想上没有任何动摇。

  走上革命道路

  毛齐华,1903年出生在上海嘉定。毛齐华的父亲早年亡故,母亲带着他和哥哥相依为命。8岁时,母亲克服重重困难将其送入学校,勉强读了4年书,但最后因为家贫而辍学。1920年,他到上海一家印刷厂当了学徒。初进印刷厂,他就感受到资本家的压迫。他曾回忆说,厂里的老板简直是吸血鬼,一边要工人拼命的干活,但另一边只让学徒勉强填饱肚子,每个月理发、洗澡的零用钱也不给,弄得学徒们个个蓬头垢面。毛齐华联合工人进行斗争,最初取得几次小胜利,但老板采取手段,将毛齐华和其他三四个工人解雇。后来,毛齐华被介绍到中华书局印刷厂。在那里,他萌生了最初的革命意识。

  对于毛齐华个人生命历程而言,1924年是个关键点。一次偶然的机会,毛齐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上海闸北宝山路广场召开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并聆听到恽代英的精彩演说。恽代英的阶级斗争学说,以及热情洋溢的革命鼓动,给毛齐华以巨大震撼,令他茅塞顿开。多年以后,他回忆说:“我生平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演讲,只觉得他们说出了我们穷苦人民的心里话,于是在会场上我也拼命地跟着喊口号,直到把嗓子都喊哑了。”

  从此以后,毛齐华开始与革命同志交往,内心迸发出无穷的力量。毛齐华曾回忆道,“自从结交了那几位革命知识青年以后,我好像浑身有使不完的劲。”他一边做工干活,一边分析各车间工人的思想动态,找青年工友谈心,积极地搞宣传活动。1925年初,毛齐华因表现优异,经上海地方党组织批准,被吸收为共青团员;同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五卅运动爆发后,毛齐华积极组织工人罢工游行,并担任中华书局总工会秘书长、工会党团书记兼党支部书记和青年团书记,有力支援了上海总工会的工作。五卅运动结束后,上海印刷工人成立上海印刷总工会,毛齐华担任总务科副科长。

  1925年7月,为做好宣传工作,党中央组建了自己的印刷厂,毛齐华利用工余时间做了一些协助工作。但这个印刷厂很快被反动势力捣毁。10月初,党组织决定调毛齐华专职筹办新的地下印刷厂。对于这一全新的工作,他后来回忆说:“起初我还不大愿意去,仍想继续搞工人运动,但是,组织已作出决定,便告别了曾经朝夕相处、同生共死的亲密战友”,“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

  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克武汉后,中共中央决定在武汉建立印刷厂。1927年2月,毛齐华再次接受新任务,从上海赶到武汉,筹建长江印刷厂。当时,武汉革命氛围浓厚,《向导》周报、《共产主义ABC》等书刊的印量都在数万份。毛齐华领导长江印刷厂加班加点,最大限度满足革命群众的阅读需要。“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长江印刷厂无法继续坚持。毛齐华在党中央的指示下,清理工厂设备,掩护工人隐蔽,进行有序转移。1927年10月,再次回到上海。

  留苏秘密学习

  毛齐华回到上海不久,就接到组织通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制定了一个系统性计划,选派优秀党员去苏联培训。这可以避免他们遭受白色恐怖的屠戮,保留革命的火种;同时在技术层面,为革命做好准备、打好基础。因为经费限制,与毛齐华同一批次去的只有16人。

  到达莫斯科后,毛齐华最初主要是学习马列课程,如《社会形态发展史》《政治经济学》《联共党史》等。他后来回忆说,一接触到这些理论,就感觉很新鲜,也很有兴趣。虽然自己基础差,学习起来很吃力,但是勤能补拙,“每天都认真整理听课的笔记,按照教师布置的作业,一题一题地做好”。1928年春,改选学校党的支部局时,毛齐华被选为支部局委员。他自己感到非常意外——用自己的话说是“做梦也没有想到”。

  毛齐华留苏期间,国内革命形势也在发展变化,尤其是工农武装起义不断爆发,红军建立多个根据地,星星之火呈燎原之势。但当时中共中央在上海,与各根据地的书信联络极为不便,因此建立无线电通讯迫在眉睫。1928年初,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建议,上海中央应争取与东江、湖南等根据地建立无线电联系,采取措施运去相应的工作人员和无线电器材。1928年夏,共产国际决定选调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的毛齐华等6人,到国际无线电秘密训练班学习。因为此事关系重大,即便对莫斯科的同学也是绝对保密。中山大学负责人特别叮嘱:“对任何人都不能讲!你们白天照常在校上课,晚上前去学习。”

  国际无线电秘密训练班位于莫斯科城内一处独立的三层别墅里。学习内容除无线电技术外,还有英语、驾驶汽车、各种武器的使用方法,以及如何搞秘密工作等。毛齐华怀着为党奋斗的热情,孜孜不倦地钻研。课余期间,他经常到苏联工厂参观学习无线电工具制作;有时还带着自己制造的收发报机,乘火车到莫斯科十几公里远的郊外演练。

  毛齐华在莫斯科学习期间,有幸当面聆听了周恩来的教诲。1928年夏,周恩来到东方大学传达中共六大精神,毛齐华恰在那里参加野营训练。周恩来与学员一起吃饭时特别叮嘱:“你们要抓紧学习,现在国内急需无线电通讯方面的人才。”虽然只有几句话,但给毛齐华留下了深刻印象。

  对毛齐华来说,留苏岁月是非常充实的,确实学到了很多本领。1930年秋,无线电学校负责人向毛齐华等宣布:“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和你们的学习成绩,你们在这里的学习毕业了。现在要送你们回国工作。”就这样,经过一路的曲折颠簸,毛齐华回到了上海。

  进入秘密电台

  回到上海后,毛齐华很快被安排进中央特科工作。当时,中央特科下设4个科。第四科的主要任务是建立党的地下秘密通讯联系,特别是创建党的无线电通讯,保证党中央机关与各地党组织和共产国际的通畅联络。毛齐华隶属第四科,科长李强,成员大都是莫斯科无线电学校的学员。

  接受工作后,毛齐华把家搬到慕尔鸣路兴庆里17号,那里实际上是党的地下电台所在地。房子的二房东是吴克坚,住在楼下;报务员曾三,住在小亭子间;毛齐华是三房客,住在楼上。收发报机就藏在其房内的衣橱中,每天夜里进行收发电报工作。

  除正常收发报外,毛齐华还经常按李强的通知,到巨籁达路四成里12号碰头,那里是中央特科办的一个秘密无线电学校。一栋三层楼的房子,最上面是学员宿舍,二楼是教室,楼下放着座椅和一些电器材料。门外挂着一块“福利电器公司工厂”的招牌作掩护。人们一般称之为“福利公司”。当时共有16个学员,教员都是经历多年斗争的老革命,有的参加过上海三次武装起义,有的参加过省港大罢工等等。毛齐华主要负责技术培训,即训练报务员和维修发电机的技工。报务员一共5个人,在两个地方教学:虹口2人,同孚路3人。毛齐华采用家庭辅导的方式,逐个上门讲授。他先是自行购置发报机零件,用三极管装一个振荡器,带到学员家中,亲自操作示范。而且为了避免泄露机密,还给每人准备了一副耳机。

  培训维修技工更加麻烦,不仅要有场地和设备,还要有个名义作掩护。毛齐华费尽心思在虹口找到一家修理发电机的小厂。这家小厂虽然只有一间门面,可是有十几台破旧的发电机。老板是工人出身,自己也参加修理,因此只有一个学徒。面对这种情况,毛齐华耐心且机智地给老板讲:有些小镇青年想学习修理发电机,希望能在这里实习,学习费用一分不少,做工钱一分不拿。老板看到有钱可赚,欣然同意。毛齐华利用这个小厂,让地下党员以学徒名义为掩护,先后办了两期培训班,每期两三个人。后来,这些受过训练的技术人员大都被派往苏区,在革命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1年夏,由于革命根据地迅速发展,各地都需要无线电设备,毛齐华又接到了组装机器的任务。党组织把他安排进一个亭子间,找人在楼下作掩护。毛齐华购齐各种五金零件后,躲在楼上办起个体工厂。上海的夏天酷热难忍,但是为了避免被敌人发现,他密闭门窗,夜以继日地工作,常常是大汗淋漓,眼睛累出血丝。一个夏天,他连续装配出五六套收发报机。在制造发报机时,因考虑到是在秘密环境下使用,要求机器必须轻巧,便于携带,而且声音还要清晰。为了保证质量,每制成一台机器,毛齐华都反复检验。此外,毛齐华还负责检修发生故障的电台和改装老机器,为党的通讯工作提供技术支持。

  1932年后,国民党加紧对革命根据地“围剿”与封锁,红军获取物资十分困难,连发报机的电池都买不到。党组织又把采购电池的任务交给毛齐华。考虑到大量运输成品电池容易被敌人发现,毛齐华建议由上海购买原料,运往各根据地后,再自行组装。为了搞清电池原理,毛齐华购买书籍,自行钻研,弄通理论后,又购买原料试验,经过几个月的“闭门造车”,最后获得成功。

  培训学员、制造设备看似平常无奇,但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这些工作其实每一步都惊险万分。在上海的几年里,毛齐华的工作驻地多次被敌人突袭,牺牲的同志不计其数。

  投身敌后工作

  1933年的上海,敌特遍布,我党地下组织多次遭遇破坏。艰难险阻之际,毛齐华毅然留下,在上海中央局地下电台工作。为防止电台暴露,毛齐华等人全部使用室内天线,随用随挂,用完就收起来。但在发报时,一按电键,邻居的电灯泡就会发出一闪一闪的红光。于是,毛齐华指导地下工作人员,每设一部电台,就一边按电键调整波长,一边偷看邻居家电灯泡是否出现异常,然后再设法调整到电压稳定。为了做好隐蔽工作,地下工作人员费尽心思,即便如此,也常有意外不期而遇。有一次,毛齐华抱着一部发报机坐在一辆黄包车上,突然路边出现几个巡捕和便衣。如果调头躲避,反而容易引起怀疑。危急时刻,他冷静沉稳,迎面而上。那几个巡捕看其身穿长袍,怀里的牛皮大纸袋印有“中国百货公司”字样,显得很有派头,便不敢放肆,把手一挥,示意放行。

  1934年春节期间,为配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上海地下党决定举办爆破训练班训练爆破手,目标是炸毁浙赣铁路。毛齐华再次接到新任务——去爆破班训练,为炸毁铁路做准备。组织还安排毛齐华与叶挺见了一面,由叶挺向毛齐华传授爆破技术。据毛齐华回忆,与叶挺见面,是在法租界的一个别墅里,交谈了两三个小时,叶挺讲了炸药如何配比、如何安放等问题。经过一个多月的系统训练,毛齐华基本掌握了雷管爆炸技术。

  训练班结束后,毛齐华又被安排回电台工作。此时,白色恐怖越来越严重。中共在上海活动4年之久的地下电台全被破坏。面对搜出的电台设备,敌人惊叹道:“想不到他们没有工厂设备,凭手工能制造出这样小巧、高效的收发报机。”

  上海地下电台遭破坏后,毛齐华并没有灰心丧气。他仔细研究后,提出恢复电台的三项具体办法:一是要有报务员,但报务员不是一两个月就能培养出来的,要请上级从外地调派;二要有忠实可靠的人来掩护电台;三要把过去分散搬走的部分通讯器材找回来。经过几个月的准备,毛齐华成功组装起一套收发报机。与此同时,从山西调来两位报务员,上海地下电台又开始艰难运转。

  但是,1935年7月,党的地下组织又一次遭受大破坏。毛齐华的处境更加险恶。为保存有生力量,党组织命令毛齐华等人分头撤离上海。撤退前,毛齐华还有条不紊地处理了两件事:第一,将其掌握的两部电台移交给从中央苏区派来的同志。第二,疏散家属。毛齐华的妻子潘林珍当时带着3个孩子,两个是自己的,另一个是聂荣臻的女儿聂力。毛齐华把妻子和3个孩子送到嘉定,叮嘱妻子好好抚养,等待组织联系。

  1935年秋,毛齐华从上海经转天津,到达党中央所在地瓦窑堡,担任中央白区工作部秘书。全民族抗战爆发后,毛齐华历任中华全国总工会西北执行局委员长、中共陕甘宁边区区委常委、中共晋东南职工运动与委员会书记、八路军太行军区司令部秘书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毛齐华任中共上海工人运动委员会负责人,为迎接上海解放做了大量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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