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世忠丨1929：历史选择了古田

　　​​ 1929年，在中国革命史上是相当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在赣南、闽西倾力出击，虎跃龙腾，打造出一片新天地。这一年，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召开，因其解决了党和党的军队建设的根本原则问题，在党史、军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因为古田会议，古田这个闽西上杭县东北部的一个原本不起眼的小镇，从此闻名遐迩。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偶然性背后总是隐藏着必然性，一个偶然性事件的发生，往往离不开必然性规律的支配。揭开“偶然”的面纱，可以发现，古田会议在闽西、在古田召开是一种“必然”，是历史的选择。

一红四军入闽提供可能

　　1927年大革命失败，面对国民党反动势力的屠刀，中国共产党选择坚决武装反抗，先后发动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在强大的敌人反扑之下，起义遭受挫折。在此情况下，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部队进行了“三湾改编”。“三湾改编”确立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班排有党小组，连队建党支部，营、团设党委，连以上各级党组织书记任党代表。这就在红军中建起严整的组织体系，为党从思想政治上建设和掌握部队，提供了可靠的组织保证，确立了一项前所未有的重要原则——“党指挥枪”，真正开始使人民的军队置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1927年10月，毛泽东带领部队来到井冈山，创建了中国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军和湘南农军1万余人，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会师。两军会师，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不久改名为工农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和军委书记。

　　1928年12月，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五军700多人来到井冈山，使红军队伍更加壮大。由于红军人数激增，加上国民党军队对这个地区反复“进剿”和严密封锁，经济上的困难日趋严重，连军民的日常衣食用品也难以保持必要的供应。同时由于井冈山位于湘江和赣江之间的狭长地区，军事上缺乏回旋余地，1929年1月，经联席会议决定，由彭德怀、滕代远一部红军留守井冈山，毛泽东、朱德、陈毅率红四军主力约3600人向赣南出击。1929年2月，红四军主力在赣南瑞金的大柏地伏击，取得大捷，扭转了红军被动局面。此时，形势发生变化，井冈山失守。红四军遂驰骋在赣南大地，先后占领兴国、宁都、瑞金、于都、广昌等县。随后毛泽东、朱德决定挥师入闽。

　　入闽前夕，红四军前委在赣南项山召开前委会议。有人提议，红四军下山以来，天天行军打仗，居无定所，军委会开过后，还得向前委汇报，前委又得开会;或去前委开了会，军委又得传达贯彻，人又是同一批人，军委与前委显得重叠，还不如军委“暂停办公”，由前委统一领导军队及各级党委的工作。也有人不同意这个提议，认为前委的权力太集中，不一定好。这个建议和反建议，为后来的纷争埋下了伏笔。

二闽西革命发展创造条件

　　早在1926年，闽西就有了共产党组织，毛泽东主办的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又为闽西党组织培养了一批农民运动的骨干。1928年，闽西南先后爆发了龙岩后田、平和长乐、上杭蛟洋、永定金沙等四大农民武装暴动。7月，中共闽西临时特委成立。这一切，都为红四军进入闽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29年3月，红四军在长岭寨消灭了国民党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2000多人，旅长郭凤鸣被击毙，红四军乘胜解放了长汀城，帮助地方党组织建立了闽西第一个红色政权长汀县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最为重要的任务是解决土地分配问题。闽西的分田地政策打破了以往只分给贫农的界限，同时分给地主、富农、中农，为中国革命争取最大程度的人民群众支持，极大地调动了当地人民支持革命的积极性。3月20日，红四军前委在长汀辛耕别墅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在赣南、闽西开展游击战争，发动群众建立公开的赤色割据局面，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迅速到来，为后来的中央苏区勾画了宏伟的蓝图。中央苏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全国苏维埃运动的大本营和中心区。

古田会议(油画)

　　4月，红四军返回赣南开展游击战争。5月，红四军第二次由赣入闽，“红旗越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三次攻克闽西重镇龙岩城，消灭福建省防军第一混成旅陈国辉部2000多人。蒋介石急调闽、粤、赣三省兵力，对闽西苏区和红军发动第一次“会剿”。红四军主力先是向闽中前进，后又折返闽西苏区，连克溪南、漳平，使龙岩守敌望风而逃。与此同时，闽西特委组织游击战争，迫使赣敌、粤敌退守长汀、连城、永定。9月，红四军攻占上杭，继而攻占武平，永定守敌弃城而逃。敌人对闽西的“会剿”以失败告终。10月，朱毛红军第三次入闽，攻占上杭。至此，闽西革命根据地已拥有长汀、上杭、连城、永定、龙岩、武平、宁洋、漳平等地，数百里区域近百万人民获得解放，根据地各县普遍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开展了土地革命，约有80万群众分到了土地，党的组织得到了空前发展，闽西中共党员发展到3000多人，占当时福建全省党员的4/5以上。到1929年11月底，闽西已建立4个县、50多个区、400多个乡苏维埃政权。闽西革命形势的发展，为中央苏区的建立和巩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更为古田会议的召开直接创造了有力的条件。

三新泉整训奠定基础

　　随着根据地和红军队伍的不断发展，红军队伍成分日益复杂，矛盾不断激化。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流寇思想、个人主义及形式主义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存在，极大地影响了在红四军建立党的领导、实现政治建军和提高战斗力，红四军急需整顿军中思想作风，理清纷扰的思想意识。1929年11月26日，毛泽东到达福建长汀，重新回到红四军;28日，他在长汀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认真讨论中央九月来信精神。根据九月来信关于“红军的军事技术要特别注意，决不应附和不受训练与组织的农民意识，红军有好的军事技术，有严格的军事训练，才能加强自己的战斗力”的指示，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开展军政训练，以彻底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全面提高部队的军事素质。

　　12月3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从福建长汀到达福建连城新泉。针对红军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毛泽东、朱德、陈毅在新泉领导红四军进行了为期10天的正规的军政整训。红四军全军4个纵队4000多人都参加了集训，规模空前。按照前委分工，毛泽东、陈毅负责政治整顿，朱德负责军事训练。

　　经过军事整训，全军上下军事技能有了很大的提高，部队面貌焕然一新。部队指挥能力和技战术水平的提高，对于红四军履行人民军队的各项任务和职责发挥了重要作用。与军事整训相比，新泉整训更重要的是进行了三个方面的政治整训，即开展调查会、思想政治教育运动、组织纪律教育。其中，特别注意加强组织纪律教育。此前，毛泽东在总结革命实践经验基础上，制定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在新泉整训期间，毛泽东认为“军纪问题是红军一个很大的政治问题”，他结合当地妇女常集结于溪边洗衣服的实际情况，与朱德、陈毅商议，最后在“六项注意”的基础上，增加了“洗澡避女人”和“大便找厕所”两条规定，形成我军著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新泉整训是红四军首次大规模、规范化的全军集训，特别是政治整训的规模和规范更是人民军队首次，成为我军政治整训制度化、规范化的首创，对我军思想政治建设和建设人民军队具有深远的意义。新泉整训是人民军队建设历程中一个重要里程碑，大大提高了党对军队的领导，使红军广大官兵明确红军存在的意义、性质和作用，提高政治思想觉悟，加强组织纪律性，为随后古田会议的胜利召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毛泽东逆境坚守

　　1929年6月22日，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召开。由于内部纷争不决，毛泽东会上重申他先前提出的去莫斯科留学兼休息一个时期的请求，希望在获得中央允许前，由前委派他先到地方做些事。新前委同意了他的请求，1929年7月8日，毛泽东第一次离开了自己亲手创建的红军，投入到地方工作中。7月9日，毛泽东以红四军前委特派员身份来到闽西指导地方工作，恰逢闽西特委正准备在上杭蛟洋召开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毛泽东到蛟洋后，发现党代会的准备工作还不够充分，提议会议推迟一周召开，由代表先在本地区进行调查，他自己也参加调查，并为大会制定切合实际情况的方针政策作准备。7月20日，代表大会正式开幕，毛泽东在会上作政治报告，为闽西的革命之路指明了方向。之后，在毛泽东的指导下，会议通过了《政治问题决议案》《土地问题决议案》。

毛泽东(右2)在闽西

　　此后数月，毛泽东化名“杨先生”继续隐居于闽西山村，他的妻子贺子珍以及中共闽西地方组织的领导人邓子恢、张鼎丞都陪在他身边，并由粟裕率领一个支队负责毛泽东的安全。为了避开国民党军和民团的追击和搜查，他们不得不经常转换驻地。在毛泽东隐居闽西这段时间，外界没有了毛泽东的消息，有传言他已病故。

　　9月下旬，前委在上杭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继续就建军原则问题进行了讨论。但由于毛泽东已经离开红四军，陈毅到上海去汇报工作，红四军由朱德代理前委书记，朱德、林彪、傅柏翠为常委，显得力量单薄，机关不健全，而且会议实行由下而上的民主制，争论了3天，毫无结果，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10月，陈毅回到闽西，主持召开前委会议，传达了九月来信和中央的精神，包括中央对自己和朱德的批评。九月来信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思想。毛泽东连接陈毅3封信，回信表示不久就会回到红四军。11月26日，毛泽东在福建省委特派员谢汉秋的陪同下，回到了红四军(时驻长汀)。

　　离开红四军的140天，是毛泽东人生的一段低潮，不仅落选前委书记，失去军事指挥权，又受到病痛的折磨，而且时刻处在国民党的围追堵截中，同时又为红四军党内出现争论和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而痛心疾首，可谓身心交瘁。在此艰难情况下，他在闽西地方领导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巩固红色政权，并深入地方调查研究，打开了闽西革命斗争的新局面。与此同时，闽西党组织和革命群众治好了他的疟疾，背着他摆脱敌人的追捕，对他的爱护和滋养使原本身处逆境的他铭记于心，深切眷恋脚下这块红色的土地。新泉整训之后，12月中旬，毛泽东率红四军移师进驻上杭古田，继续开展政治军事训练。

　　12月28、29日，古田会议在前期充分准备的基础上胜利召开。古田会议把三湾改编中确立的“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以组织形式正式确定下来，确立并完善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组织形式和根本制度。从那一天起，“我军要建立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就定型了”(罗荣桓语)。从此，古田这个名字烙上历史辉煌的印记，古田会议载入史册，永放光芒。

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

　　五“新古田会议”强力印证

　　时隔85年之后，2014年10月，习近平主席出席的在古田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即“新古田会议”)，是中国发展和人民军队历史上的又一个新起点。

　　古田会议创立的思想建党原则，在“新古田会议”得到重申和强化。习主席在会上讲到的十大问题，首先就是理想信念的问题，对军队政治工作提出的四个根本性要求，第一个也就是把理想信念立起来，可见思想建党原则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精神中的分量。

　　古田会议决议提出政治建军的一系列原则、制度和方法，指出“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政治建军原则的确立和实行，标志着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基本定型。“新古田会议”进一步坚持和发展政治建军原则，突出表现在把铸牢军魂作为五项重点工作的第一项，表现在依据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提出军队政治工作的时代主题，表现在把党性原则立起来作为四个根本性要求之一。中国要和平崛起，就必须强军;而要强军，就必须坚持政治建军。

　　“新古田会议”继承和发扬古田会议“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从当下、现实的角度，强力印证了古田会议在古田召开的“必然性”，古田会议是历史的正确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