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怎么批驳美国政客言论的

　　1949年8月至9月，新华社连续播发毛泽东写的五篇文章(社论)，严厉批驳当时美国总统杜鲁门、幕后总司令马歇尔、国务卿艾奇逊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等政客的言论。这些言论主要包括1949年8月5日，美国国务院公布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和艾奇逊给杜鲁门的信等。毛泽东在批驳美国政客的言论时，娴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总能抓住问题的本质和要害。

　　一、戳穿美国政客的唯心史观本质

　　毛泽东深刻指出，白皮书和信件的发表，反映了美国政客不甘心看到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的事实。毛泽东批驳了美国政客对中国革命等的污蔑，并戳穿了他们的唯心史观本质。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即将解放全中国之际，美国国务院于1949年8月5日，公布了《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简称白皮书)和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给杜鲁门总统的信(简称信件)。毛泽东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开宗明义地指出：白皮书和信件，“在现在这个时候发表，不是偶然的。这些文件的发表，反映了中国人民的胜利和帝国主义的失败，反映了整个帝国主义世界制度的衰落。帝国主义制度内部的矛盾重重，无法克服，使帝国主义者陷入了极大的苦闷中”。在毛泽东连续发表批判白皮书和信件的文章后，引起了国内外广泛的注意和讨论。毛泽东在《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中指出：“现在全世界都在讨论中国革命和美国的白皮书，这件事不是偶然的，它表示了中国革命在整个世界历史上的伟大意义。就中国人来说，我们的革命是基本上胜利了” 。

　　美国政客不甘心看到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的心态，从他们对中国革命发生原因、性质等歪曲和污蔑中就能看出来。中国革命发生的原因，艾奇逊一曰是中国人口太多。对于这种唯心史观谬论，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中针锋相对地批判道：“古今中外有过很多的革命，都是由于人口太多吗?中国几千年以来的很多次的革命，也是由于人口太多吗?美国一百七十四年以前的反英革命，也是由于人口太多吗?艾奇逊的历史知识等于零，他连美国独立宣言也没有读过。华盛顿杰斐逊们之所以举行反英革命，是因为英国人压迫和剥削美国人，而不是什么美国人口过剩。”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中国人民历次推翻自己的封建朝廷，是因为这些封建朝廷压迫和剥削人民，而不是什么人口过剩。”毛泽东还尖锐地指出，从艾奇逊这类政客的心态中可以看出，他们唯恐中国不乱，希望中国大乱。“按照艾奇逊的说法，中国是毫无出路的，人口有了四亿七千五百万，是一种‘不堪负担的压力’，革命也好，不革命也好，总之是不得了。艾奇逊在这里寄予了很大的希望，这个希望他没有说出来，却被许多美国新闻记者经常地透露了出来，这就是所谓中国共产党解决不了自己的经济问题，中国将永远是天下大乱” 。毛泽东并不信这个邪，他从唯物史观出发，提出了具有真理性的命题：革命加生产即能解决吃饭问题。毛泽东充满自信地说：“我们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盛、生活优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国，不要很久就可以到来，一切悲观论调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艾奇逊又曰中国革命发生的原因，是受“西方的影响”。艾奇逊讲的“西方的影响”有两层意思：一是指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二是指西方文化是一种“高度文化”。毛泽东则从唯物史观上批驳了艾奇逊的说法。毛泽东认为，西方文化传入中国，确实产生了影响，但是，这种影响从本质上讲，是“西方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用恐怖的方法去改造世界”。

　　毛泽东的这个概括是用中国共产党人的话语，解析《共产党宣言》中的这个重要观点。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运用其生产方式，“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当然，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资产阶级运用其生产方式向全世界扩张具有两重性，一是创造了新的生产力，二是造就了运用这种生产方式的资产阶级掘墓人。毛泽东历数了中国近代史上发生的英国鸦片侵略的战争、英法联军侵略的战争、法国侵略的战争、日本侵略的战争、八国联军侵略的战争等，这就是艾奇逊所讲的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对中国的影响。

　　毛泽东还深刻批判了被艾奇逊傲视为“高度文化”的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毛泽东认为，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过程。从1840 年的鸦片战争到1919 年的五四运动，中国人确实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抵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用它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无情的事实告诉中国人“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毛泽东还以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为例说明上述道理：“孙先生以大半辈子的光阴从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中寻找救国真理，结果是失望，转而‘以俄为师’，这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吗?显然不是。”

　　毛泽东这种据史立论、论从史出的叙述方式，具有极强的说服力。

　　在批驳了西方文化并不是什么“高度文化”之后，毛泽东指出，真正的高度文化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总之是从此以后，中国改换了方向”。

　　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大的作用呢?毛泽东从唯物史观的高度和深度上解析了这个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

　　二、抓住美国政客言论的要害并加以批驳

　　美国政客那些颠倒黑白的言论并不是每句话都能反映了这些政客的真实面目的，比如，他们言论中那些充满仁义道德的辞藻。毛泽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望远镜和显微镜，抓住美国政客言论的要害并加以批驳。

　　要害之一：把侵略说成“友谊”

　　这就抓住了美国政客尤其是艾奇逊国务卿冠冕堂皇言论中的一个要害。毛泽东指出：白皮书上提到的中美两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签定的1844年的望厦条约，这清楚表明“美国是最早强迫中国给予治外法权的国家之一”。在《“友谊”，还是侵略?》中毛泽东历数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美国对中国的“友谊”的表示：参加八国联军打败中国，迫出庚子赔款，又用之于“教育中国学生”，从事精神侵略，也算一项“友谊”的表示;治外法权是“废除”了，强奸沈崇案的犯人回到美国，却被美国海军部宣布无罪释放，也算一项“友谊”的表示;所谓战时和战后对华援助，帮助蒋介石杀死几百万中国人，也算一项“友谊”的表示，等等。毛泽东指出：“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自从一八四〇年帮助英国人进行鸦片战争起，直到被中国人民轰出中国止，应当写一本简明扼要的教科书，教育中国的青年人。”

　　要害之二：关于美国对华援助的实质

　　美国对华援助是白皮书不厌其烦提到的，而且还有具体数字。美国教会、“慈善”机关在中国的投资，总额达4190万美元，白皮书讲美国“战时和战后的对华援助”达45亿多美元(据我们统计是59亿多美元)。美国对华援助的这些钱用来干什么呢?一是进行精神侵略，二是帮助蒋介石杀死几百万中国人。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美国对华援助的实质：“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借以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战争，组成了美国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世界侵略政策的一个重大的部分。”

　　要害之三：怎么看美国的两党制和两党之间的斗争

　　这是当时一些中国人(包括年轻人)看不清楚的问题。毛泽东敏锐地看到，白皮书和信件的发表是有当时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斗争背景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和美国对华政策的失败“已经迫使美帝国主义集团内部的一个方面，一个派别，要用公开发表自己反对中国人民的若干真实材料，并作出反动的结论，去答复另一个方面，另一个派别的攻击，否则他们就混不下去了”。从这个意义上看，毛泽东称白皮书是“以推卸责任为目的白皮书”。

　　毛泽东在《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中，再次用中国共产党人的话语解读了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观点。1891年，恩格斯为纪念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发表20周年而写的导言中是这么阐析19世纪末美国的两党制和两党之间斗争的。这是“两大帮政治投机家，他们轮流执掌政权，用最肮脏最卑鄙的目的运用这个政权，而国民却无力对付这两大政客集团，这些人表面上是替国民服务，实际上却是统治和掠夺国民的”。毛泽东深刻指出了美国两党制和两党之间斗争的实质，这是“他们同伙中的对手辩论究竟哪一种反革命方法较为聪明的问题，是必要的和可行的。他们企图借此说服其对手，以便继续他们自认为较为聪明的反革命方法”。毛泽东还指出，为什么有些人对这个问题的观察不正确，“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或不赞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看问题的缘故”。

　　在历史发展的长过程中，历史现象虽然不会出现简单重复，但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格局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在这样背景下，出现了一些美西方政客围堵、攻击、污蔑中国的种种谬论，而且这些论调有时还颇能迷惑一些人。今天重读毛泽东这五篇文章，尤其是学习运用毛泽东在文中娴熟掌握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无疑对于批驳当今美国一些政客的谬论，具有现实指导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