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皇帝的脱胎换骨与毛主席“改造中国”思想的伟大实践

　　他曾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皇帝。

　　他曾是伪“满洲帝国”的皇帝。

　　他曾是一个战犯。

　　他臭名昭著，他罪恶累累，他顽固透顶，他曾为千夫所指，他曾为世人鄙弃。

　　然而，1964年4月，当他携新婚妻子随全国政协文史学习组参观团来到井冈山的时候，在听了当年的赤卫队讲述黄洋界保卫战的往事时，当场吟诗一首《黄洋界旧战场》：

　　到处红旗噪妇孺，粟浮沧海敌心孤。

　　炮声怒吼黄洋界，白匪平明一个无。

　　千点红旗四面山，万夫颠顿妇孺关。

　　梭镖木石成天险，骄敌宵遁指顾间。

　　当他来到毛主席、朱德下山挑粮休息的大荷树前的时候，又不禁感叹道：昔日共产党的官是和战士一起挑粮上山，现在共产党的干部是与群众同吃、同住、同穿、同行、同战斗，这是共产党战无不胜的法宝。触景生情，百感交集，再次赋诗：

　　伫仰当年大树风，甘棠遗爱古今同。

　　“五同”毕竟今逾古，六亿人民仰慕中。

　　他就是末代皇帝溥仪，是不是会有一种天壤之别、判若两人的感觉呢?

　　在井冈山上举办的一个座谈会上，溥仪谈起了一件事情，他说：

　　“这次先到上海，上海民政局长给我们作报告，说上海现在小偷、妓女都被改造没有了。我们不相信，就几个人分头找小偷和妓女，有的自己一个人随便搭乘公共汽车，有意把钱包放在上衣口袋容易发现的地方，没有被偷，有的故意把钱掉在地上，当即有人告诉你，你的钱掉了。沈醉是搞特工出身的，对解放前大上海这个大染缸太了解了，就到大世界等娱乐场 所去寻找妓女的蛛丝马迹，也是毫无发现。共产党将大上海治理得这么好，我们一个个对毛主席和共产党表示了最大的信服。”

　　在下山后参观毛主席故居的时候，参观团成员杜聿明讲了一个溥仪的小故事：

　　“去年毛主席号召学雷锋，公共汽车上到处让座，上车也先后礼让，年轻的让年老的，年老的让抱小孩的。溥仪觉得自己也应该这样做。一连几次，他在车站上等车，车子一到，溥仪就让别人一个个地先上去，一直到最后汽车开走了，他却没有上去。他回来便问我们，出门遇到过这种情况没有?我们一细问，才闹清楚他高度近视，注意力又集中在让别人先上车上，别人的话他不曾听见，最后把售票员也让上了车，人家还以为他在车站维持秩序呢!”

　　溥仪在韶山参观毛主席父母的居室时，向管理人员提出了一个特殊要求，要亲手摸一摸毛主席诞生的那张木床，那张木床用绳子拦着，按规定是不让人靠近的。在他的一再恳求下，故居管理人员解开了那条绳子，满足了他的要求。他在那张床上摸了一遍又一遍，久久不愿意离开。他的弟弟溥杰对他的这种要求是深有体会的，他说：

　　“我们这种心情，别人不易理解，只有我们这些获得新生的人，饮水思源，感谢给了我们新生命的人才会有呀!”

　　溥仪在日记里也记下了参观毛主席故居的感想：

　　“这次我能亲自看见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故居，心情真有说不出来的高兴。若不是党和政府组织我们到祖国各地参观，我做梦也想不到能来到毛主席家乡。看到主席艰苦朴素的生活，听到韶山招待所所长说明毛主席幼年生活情况，对我有很大的教育和启发。参观毛主席故乡——韶山冲，这是我永远忘不了的事，是我最光荣、最幸福的时刻。”

　　毛主席之于溥仪，还是颇有源渊的。

　　1919年7月21日，毛主席在《湘江评论》上发表《卡尔和溥仪》一文，卡尔是奥匈帝国哈布斯堡王朝末代皇帝，1918年11月11日，在意大利战线的奥匈军队崩溃以后，不再过问朝政，但未宣布退位，1919年3月流亡瑞士。毛主席在文中说：

　　“避居瑞士的卡尔，和伏处北京的溥仪，国民不加意防备，早晚还是一个祸根。”

　　可不是，13年后，溥仪就任日本帝国主义一手策划的伪满洲国执政，1934年又改称“满洲帝国”皇帝，真的成了日本军国主义祸害中国的帮凶和祸根了。

　　1936年8月14日，毛主席在写给时任国民党绥远省主席傅作义的信中说：

　　“迩者李守信卓什海向绥进迫，德王不啻溥仪，蒙古傀儡国之出演，咄咄逼人。……弟等频年呼吁，要求全国各界一致联合，共同抗日， 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幸人心未死，应者日多，抗日图存，光明渐启。近日红军渐次集中，力量加厚，先生如能毅然抗战，弟等决为后援。亟望互派代表，速定大计，为救亡图存而努力，知先生必有同心也。”

　　毛主席在信中把甘为日本傀儡的蒙古王公德王与溥仪相提并论，此时溥仪是毛主席眼中中华民族的仇敌。

　　1964年7月9日，毛主席在同到朝鲜平壤参加第二次亚洲经济讨论会 后访华的亚洲、非洲、大洋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代表谈话时说：

　　“我们在解放前要对付的敌人，有日本军国主义和美帝国主义，还有它们的走狗汪精卫、‘满洲国’的康德皇帝、蒋介石。”

　　这里的康德皇帝，就是溥仪。

　　1945年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溥仪成为苏军俘虏。1949年毛主席出访苏联，苏联提出向中国移交溥仪等战犯问题。1950年，溥仪被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他被关押在抚顺战俘管理所，刚到的时候，他连生活都不能自理，衣服不会穿，卫生不能清理，被战犯们私下称为“废物”。和溥仪一个组的战犯里，有一个同为爱新觉罗家族的晚辈，从前见了溥仪连头都不敢抬，讲话也要“皇上圣明，奴才该死”之类的，现在跟溥仪一起劳动，溥仪笨手笨脚，经常做出残次品，害得全组人返工，有一次这个晚辈实在气愤不过，就没好气地说：“我看，这人就是废品。”溥仪听了尽管不高兴，也只好无奈地自嘲道：“好么，我真成了窝囊废了。”

　　对待这个昔日的皇上，人民的罪人，今日的阶下囚，毛主席该怎样对待呢?

　　1956年4月25日，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关于革命与反革命的关系提出：

　　“胡风、潘汉年、饶漱石这样的人不杀，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 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这样的人杀了一个，第二个第三个就要来比，许多人头就要落地。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可以杀错人。一颗脑袋落地，历史证明是接不起来的，也不像韭菜那样，割了一次还可以长起来，割错了，想改正错误也没有办法。第三条，消灭证据。镇压反革命要有证据。这个反革命常常就是那个反革命的活证据，有官司可以请教他。你把他消灭了，可能就再找不到证据了。这就只有利于反革命，而不利于革命。第四条，杀了他们，一不能增加生产，二不能提高科学水平，三不能帮助除四害，四不能强大国防，五不能收复台湾。杀了他们，你得一个杀俘虏的名声，杀俘虏历来是名声不好的。”

　　1959年9月14日，毛主席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关于特赦一批罪犯的建议》，他说：

　　“党和人民政府对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罪犯实行的惩办和宽大相结合、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相结合的政策，已经获得伟大的成绩。在押各种罪犯中的多数已经得到不同程度的改造，有不少人确实已经改恶从善。 根据这种情况，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认为，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对于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宣布实行特赦是适宜的。采取这个措施，将更有利于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对于这些罪犯和其他在押罪犯的继续改造，都有重大的教育作用。这将使他们感到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只要改恶从善，都有自己的前途。”

　　1959年，溥仪特赦获释。

　　1961年，特赦后的溥仪见到了毛主席，他说：

　　“我是一个对国家犯过死罪的人，今天有幸见到毛主席，是我一生最大的荣幸。”

　　在会面中，毛主席关切地询问了溥仪的工作、生活、婚姻等情况，他还笑着说：

　　“你不但是清朝的末代皇帝，而且还是中国两千多年来整个封建社会的末代皇帝。你的情况表明了一件大事，就是中国以后再也不会有封建制度了。”

　　溥仪也谈起了自己的思想改变：

　　“自从我由苏联被押解回国，在近10年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过程中，几乎天天都在进行着激烈的、痛苦的思想斗争，最厉害的时候都到了生与死的边缘。事实证明我选择接受改造这条路是走对了，使我亲临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见识了全新的人、全新的事。今后会靠自己的能力活着、做人。请主席放心，我也会变成新的溥仪。”

　　1962年1月31日，毛主席邀请溥仪到中南海颐年堂作客，并请章士钊、程潜、仇鳌、王季范作陪。谈话中，毛主席又关切地询问溥仪的近况。看到溥仪有点紧张，他说:

　　“几十年前我也是你的臣民。对于过去的有些事，你要负责任，而有些事也不是你一个人做的，要好好总结一下历史上的教训。你写的自传《我的前半生》，我看过初稿，里边检讨好像太多了，看了一半就不想看了。你过去是帝王，是压迫人民的。现在是人民的一分子了。你溥仪可以再结婚，不过，要慎重考虑，不能马马虎虎，因为这是后半生的事。”

　　会见后，毛主席同溥仪等共进午餐并合影。

　　1964年2月，毛主席在春节座谈会上谈到溥仪时说：

　　“对宣统要好好团结，他和光绪皇帝都是我们的顶头上司，我做过他们下面的老百姓。听说溥仪生活不太好，每月只有一百八十多元薪水，怕是太少了!”

　　他又对在场的章士钊继续说：“我想拿点稿费，通过你送给他改善改善生活，不要使他‘长铗归来乎!食无鱼’，人家是皇帝嘛!”

　　溥仪知道这件事后很感动，他对妻子说，“我们现在的生活不是很好吗?靠劳动吃饭，这就是幸福!”

　　特赦后的溥仪，先做了北京植物园一名普通的园丁，后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任资料专员，再任全国政协委员，他在毛主席、周恩来的关爱下娶了一个普通的女工，过起了普通人的日子。他写过自己的前半生，他是满腹悔恨的，他对自己的后半生，虽然没有来得及进行一下总结就故去了，但他是满意的，他获得了一种新生。1955年1月，毛主席审阅章士钊转送的溥仪的妹妹金韫颖写的《自述》，金韫颖在东北解放后在吉林省通化摆烟摊维持生活，后到北京参加街道工作。毛主席在《自述》上批注：“走进了人民群众，变成了一个有志气的人。”并在章士钊请求对金韫颖“优予提振”的来信上批示：“周总理阅，并请考虑是否须酌予处理。”正如毛主席对溥仪妹妹的批注那样，溥仪同样走进了人民群众，变成了一个有志气的人。

　　溥仪的这种脱胎换骨，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这种奇迹能够发生的根本原因，来自于毛主席“改造中国”思想的伟大实践。

　　1918年4月，毛主席与同学蔡和森、萧子升等发起新民学会，后来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蔡和森、向警予、李维汉、蔡畅、萧子升等在法国蒙达尔尼举行会议，提出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的方针。1920年12月1日，毛主席在致蔡和森的信中，非常同意这一方针，他说：

　　“我们学会到底拿一种什么方针做我们共同的目标呢?子昇信里述蒙达尔尼会议对于学会进行之方针，说‘大家决定会务进行之方针在改造中国与世界’。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正与我平日的主张相合，并且我料到是与多数会友的主张相合的。”

　　“我以为我们七十几个会员，要以至诚恳切的心，分在各方面随时联络各人接近的同志，以携手共上于世界改造的道路。不分男、女、老、少、士、农、工、商，只要他心意诚恳，人格光明，思想向上，能得互助互勉之益，无不可与之联络，结为同心。我觉得创造特别环境，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大业，断不是少数人可以包办的，希望我们七十几个人，人人注意及此。”

　　毛主席走上了改造中国的道路，历经30年苦难探索，造了一个新中国。

　　但在毛主席的哲学里，改造永远没有穷期，改造永远都在路上。他早在《实践论》中就指出：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

　　“所谓被改造的客观世界，其中包括了一切反对改造的人们，他们的被改造，须要通过强迫的阶段，然后才能进入自觉的阶段。世界到了全人类都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候，那就是世界的共产主义时代。”

　　全国解放以后，在六七年之内，毛主席又主导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但他认为：

　　“但是人的改造，也改造了一些，那就还差。社会主义改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制度的改造，一方面是人的改造。”

　　1957年2月27日，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中说：

　　“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人人需要改造，剥削者要改造，劳动者也要改造，谁说工人阶级不要改造?当然，剥削者的改造和劳动者的改造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改造，不能混为一谈。工人阶级要在阶级斗争中和向自然界的斗争中改造整个社会，同时也就改造自己。工人阶级必须在工作中不断学习，逐步克服自己的缺点，永远也不能停止。拿我们这些人来说，很多人每年都有一些进步，也就是说，每年都在改造。我这个人从前就有过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马克思主义是后来才接受的。我在书本上学了一点马克思主义，初步地改造了自己的思想，但是主要的还是在长期阶级斗争中改造过来的。而且今后还要继续学习，才能再有一些进步，否则就要落后了。难道资本家就那么高明，反而再不需要改造了吗?”

　　1957年3月6日，毛主席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九省市宣传文教部长座谈会，在座谈会上，他不断插话，他说：

　　“思想斗争是文的，要惩前应后，治病救人，统一战线，团结一一一批评一一一团结。我们是当医生，开刀是为了把人救出。谁说不需要继续改造?我六十多岁了还要改·

　　造，一万年还要改造。人要前进，就要改造，这是合乎规律的。如果老是一套，像过去骑在马上打蒋介石那样，就不行，就要改。”

　　1957年7月9日，毛主席在上海干部会上说：

　　“资产阶级和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要不要改造?他们非常之怕改造，说改造就出那么一种感，叫做“自卑感”，越改就越卑。这是一种错误的说法。应当是越改造越自尊，应当是自尊感，因为是自己觉悟到需要改造。那些人的“阶级觉悟”很高，他们认为他们本身不要改造，相反要改造无产阶级。他们要按照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世界，而无产阶级要按照无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世界。我看，多数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经过踌躇、考虑、不大愿意、摇摆这么一些过程，总归是要走到愿意改造。越改造就越觉得需要改造。共产党还在改造，整风就是改造，将来还要整风。你说整了这次风就不整了?整了这次风就没有官僚主义了?只要过两三年，他都忘记了，那个官僚主义又来了。人就有那么一条，他容易忘记。所以，过一个时候就要整整风。共产党还要整风，资产阶级和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就不要整风?不要改造?那就更需要整风，更需要改造。”

　　1965年，毛主席会见几内亚教育代表团和总检察长法迪亚拉和夫人，他说：

　　“犯了罪的人也要教育，采取帮助他们的方法，慢慢来，不性急，绝大多数的人是可以进步的。将来把这些写进法典里去，民法、刑法都要这样写。我们有些干部不懂得要把改造人放在第一位，不要把劳动和生产放在第一位。”

　　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间，毛主席多次发表重要指示，其中说道：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却是幼稚可笑的，包括我。往往是下级水平高于上级，群众高于领导，领导不及普通劳动者，因为他们脱离群众，没有实践经验。不是有人说大学生不等于劳动者吗，我说我自己不及一个劳动者。有些人站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立场，反对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他们就不用改造了?谁都要改造，包括我，包括你们。工人阶级也要在斗争中不断改造自己，不然有些人也要变坏呢。英国工党就是反动的，美国产联、劳联也是反动的。”

　　毛主席一生都在做着“改造中国”的伟业，改造着中国的制度，改造着中国人的思想，他把无数的人改造成了社会主义新人，这其中包括溥仪，还包括象国民党时期著名的特务头子沈醉这样的人。沈醉也是当年与溥仪一个参观团上井冈山的，他在离别韶山时也留下了一首诗：

　　“半身作恶为封侯，今日归来愧更羞。

　　堪慰家乡诸父老，当年逆子已回头。”

　　沈醉在“文化大革命”中坐了5年牢，1991年秋天再到韶山，他说：“毛主席是指引我迷途知返的最大恩人，终生不会忘记。”。他还在韶山留言：

　　“泽惠人类，东方救星。”。

　　扶今追昔，感慨万分。毛主席“改造中国”的思想是何等的威力啊!象溥仪、沈醉这样的恶人，都能够放下思想上的“屠刀”，做到了“逆子回头”，成了人民中的一分子，还有什么不能改造的呢?倘若延续今日， 该救多少迷途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