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美国人想卖“伞”给我们，我们说非常感谢，我们不要

　　不管我们如何谦卑，美国人还是不依不挠地露出了獠牙，要吃人。

　　它朝着我们的软肋下口，口口都带血，招招都致命，不是闹着玩的。

　　我们很慌神。

　　制裁中兴，中兴无奈;断供华为，华为头晕;闻言要把中芯国际列入“贸易黑名单”，中芯服软，股价应声暴跌19%。

　　这当口，又传出投资千亿的武汉弘芯停摆。

　　泱泱大国，被一个芯片逼到了墙角。你再厉害，有什么用?自己造不出来，被人掐住了脖子。

　　为什么?是中国人笨吗?中国人不笨，美国的顶端科技领域有27%的研究人员来自中国;是中国人傻吗?中国人不傻，全世界都是埋头挣钱的中国人。不笨又不傻，怎么就造不出个“中国芯”?

　　旧中国的时候，工业非常落后，重工业谈不上，轻工业也很了了。中国是西方国家日用工业品倾销的国家，洋碱(肥皂)、洋伞、洋灰(水泥)、洋纱、洋布、洋火、洋油等等，老百姓的这些称呼，足见过去是怎样的一种工业境况。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国的工业基础依旧非常薄弱，用毛主席的话说就是：“我们现在家底子很薄弱，钢很少，汽车不能造，飞机一架也造不出来;面粉、纱布的生产，还是私营为主。”“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而工业化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追求和梦想。

　　1949年12月，刚刚建立了新中国的毛主席，便风尘仆仆地踏上了出访苏联的旅途，除了签约，他要去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看一看，在离开莫斯科回国途中，每下车访问一个城市，就去参观工厂，看得那么认真，那么仔细，那么兴奋，不断地向工厂负责人询问工厂的情况。1950年3 月 3 日，他在中共中央东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讲了他的访苏观感，他说：

　　“我们参观了苏联一些地方，使我特别感兴趣的是他们的建设历史。他们现在的工厂有很大规模，我们看到这些工厂，好像小孩子看到了大人一样，因为我们的工业水平很低。但是，他们的历史鼓励了我们。我们参观了列宁格勒、莫斯科、西伯利亚的几个工厂，我们又看到了那些已经发展起来的农庄，问了这些工厂、农庄发展起来的历史。他们现有的许多大工厂在十月革命时还很小或者还没有。汽车工厂、飞机工厂在十月革命时只能搞修理，和我们现在差不多，不能造汽车，不能造飞机。过了若干年以后可以造一些，但造的数目也很少，那时比欧洲小国丹麦造的还少，而现在一个工厂一年能造出几万台汽车。这一历史告诉我们一些什么呢?这就是说，我们现在可以从极小的修理汽车、修理飞机的工厂，发展到制造汽车、制造飞机的大工厂。其他方面，将来我们的发展也是很大的。现在没有的，将来我们可以制造出来。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历史，给我们提供了最好的经验，我们可以用他们的经验。”

　　大工厂，就是苏联的经验。

　　而要实现大工厂，大工业，就要对弱小的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从1953年开始，毛主席提出了“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翻天覆地的改造，实现了从资产阶级所有制向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根本转变。在毛主席的认识里，只有通过这种改造和转变，“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才利于在技术上起一个革命，把在我国绝大部分社会经济中使用简单的落后的工具农具去工作的情况，改变为使用各类机器直至最先进的机器去工作的情况”;另外，“资本主义所有制和社会主义所有制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所有制和资本主义的生产社会性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国家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之间之矛盾，资本主义企业内的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矛盾，都是不可克服的。由于上述的矛盾，这些企业的设备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低，成本高，资金很多浪费，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很小或甚至没有，因而影响到工业产品在市场上供不应求，影响到国家计划受到破坏。如果不改变这种情况，这个广大部分的社会生产力就不可能获得充分的合理的发展以适应国计民生的需要，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就不能全部实现。”

　　总而言之，资本主义所有制由于自身固有的无法克服的矛盾，决定了它在生产力上是落后的，是无政府状态的，是浪费的，是与共产党人的工业化目标相违背的，是担当不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宏伟蓝图的。

　　在完成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后，新中国吹响了向工业化进军的号角，尽管基础薄弱，但共产党人并不满足于平平常常的工业化，而是要在高起点上赶超欧美老牌发达国家，这种雄心壮志注定意味着异乎寻常的付出和牺牲，也意味着必将走出一条“当惊世界殊”的非同凡响之路。

　　毛主席曾于1964年12 月13日在审阅修改周恩来报送的准备向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关于“实行技术革命，采用新技术”部分，加写这样一段话：

　　“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

　　他还将报告中的“我们应当更有信心用比较短的时间，迎头赶上科学技术先进同家的水平”一句中的“比较短”改为“比较不太长”，“迎头赶上”改为“赶上和超过”;并在这句话后加写：

　　“简单地说，我们必须用几十年时间，赶上和超过西方资产阶级用几百年时间才能达到的水平。”

　　1964年8月20日，陈伯达同国家计委研究室副主任杨波谈话，提出了计划工作的四点意见，其一为“从全局考虑。在工业中采用新技术，要有一个全盘的计划。要适当地集中一批优秀的技术力量，力争在最短时间内解决设备制造和掌握生产技术的问题”;其二为“财政制度。需要研究改进某些财政制度。十多年来，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建设新的企业就给钱，在老企业中搞技术改造就不大给钱。其实，在老企业中进行技术改造，花钱少，收效快，作用大。这是毛主席老早就提出的，可是，过去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对这一点注意不够”。毛主席非常重视这个意见，他在批阅这个谈话记录时批示：

　　“看来伯达同志的建议是可行的。此外，计划工作方法，必须在今明两年内实行改变。如果不变，就只好取消现有计委，另立机构。”

　　1962年11月3日，毛主席审阅罗瑞卿关于力争在一九六四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报告，报告说：“最近，二机部在分析了各方面的条件以后，提出力争在一九六四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这一目标的实现，不但在国内是一件振奋人心的大事，而且在国际上也会产生巨大影响。实现原子弹爆炸，是全国科学技术和工业生产水平的集中表现，绝非哪一个部门所能单独办的。除二机部外，还必须取得各工业部门、科研单位的密切配合，以及全国在人力、物力上的大力支援。现在离预定的爆炸日期只有两年的时间，为了更有力地保证实现这个目标，建议在中央直接领导下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加强对原子工业的领导，随时检查督促计划执行情况，并在必需的人力、物力上进行具体调度，及时解决在研究设计和生产建设中遇到的问题。”毛主席对这个报告作出了批示：

　　“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

　　1963年12月16日，毛主席在中南海听取聂荣臻关于十年科学技术规划问题的汇报。聂荣臻汇报后，毛主席说:

　　“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过去我们打的是上层建筑的仗，是建立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建立这些上层建筑干什么呢?就是要搞生产。搞上层建筑、搞生产关系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现在生产关系是改变了，就要提高生产力。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科学研究有实用的，还有理论的。要加强理论研究，要有专人搞，不搞理论是不行的。要培养一批懂得理论的人才，也可以从工人农民中间来培养。我们这些人要懂得些自然科学理论，如医学方面、生物学方面。”

　　在汇报到搞反导弹武器时，毛主席说:

　　“死光(激光)，要组织一批人专门去研究它。要有一小批人吃了饭不做别的事，专门研究它，没有成绩不要紧。”

　　新技术，打破常规，技术革命，技术改造，大力协同，这样的词语，不仅仅是挂在嘴角的时髦词汇，而是付之于实践的切实的行动。许多重大的新技术项目，只有大力协同才能成为可能。也只有扎扎实实的理论研究工作，“有一小批人吃了饭不做别的事，专门研究它”，而且还要“没有成绩不要紧”，才能成为可能。只有社会主义所有制，才具有这方面的天然优势，才具有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强大能力。在这样的优势之下，新中国屡屡抢滩世界高科技领域，令世人刮目相看。计算机，原子弹，氢弹，人造卫星，大飞机，到七十年代，在短短的二十几年里，中国在刚刚结束大规模战乱，在一直处于准战争状态的恶劣环境下，已经从一个只能制造桌子椅子的农业国，已经转变为一个具有显著现代特征的工业国了，中国工业己经发展成一个包括冶金、钢铁、原材料、燃料动力、汽车、机械制造、化工、轻纺、有机工业、电子、航天、核工业、国防工业等大型工业基地、之间相互关联而又配套的完整体系，能够生产制造各种机床、拖拉机、汽车、火车、巨轮、坦克、飞机、战舰、各种精密议器、核发电站、电子计算机、电视、原子弹、氢弹、核潜艇以及发射导弹、运载火箭，卫星等等，在技术上接近或达到世界的先进水平。这样成就还是在没有任何外国援助、合作的情况下完全由自己设计、自己制造的，堪称人间奇迹。

　　1975年7月，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发表了一份题为《对中国经济的重新估计》的研究报告，该研究报告对中国经济的方方面面进行了详尽的评估，以便美国“在可预见的将来安排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时，看清面前的各种选择办法”，其中关于“中国人是如何理解他们对外国技术的需求的?中国人在传播从西方得来的技术方面效果怎样?”这个问题，报告是这样重估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二十五年来在接受外国技术方面有几次很大的转变，一忽儿热情接受，一忽儿又坚决拒绝。

　　一九七○年以来，中国的领导人再一次转而向外国大规模购进资本设备和知识。他们购买了大量的成套工厂设备和联合企业的工业设备以增加基本工业的产量，主要是冶金、石油化工和能源方面，因此，近年来的机器进口比以往任何时期增加得快。

　　虽然如此，他们继续强调自力更生。他们这样做至少是为了下列三个目的：

　　(1)把中国在战略上和财政上对外国的依赖减少到最低限度;(2)创造有自信心的‘毛泽东主义新人’，并且防止沾染外国影响;(3)动员国内履行节约以节省为数很少的外汇和国家在投资方面的开支。

　　根据这些条件实行自力更生已使中国人在很大程度上摆脱技术和经济方面对外部世界的依靠。

　　中国现在自己生产的机器和设备的数量很大，因此进口的技术只占它全部技术增长的一小部分(也许是百分之六到百分之八)。”

　　从这份报告，可以看出美国一直都在关注着中国的一举一动，一直都在根据中国的变化采取相应的对策。从报告中也可以看出，一个自力更生的，在技术上能够很大程度上摆脱外国依靠的中国，已经引起了美国深深的不安，它需要进行重新评估和认真对待了。它要做的，它最想做的，当然是打破中国这种自立更生的发展模式，一个不依靠外国技术和经济支持的大国，才是对美国最大的挑战和威胁。然而在毛泽东的时代，他们毫无办法。

　　1975年6月12日，毛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冈比亚总统贾瓦拉，谈起中国给予冈比亚的外援，他说：

　　“我们帮助外国，首先要使他们自力更生。先搞农业、轻工业，可以积累资金。我们现在没有外债，也没有内债。我们要感谢苏联，它逼我们，撤走专家，撕毁合同，我们没有办法啊，只好自力更生。现在美国人想卖‘伞’给我们，送给我们‘保护伞’。我们说非常感谢，我们不要。”

　　“伞”是什么?当然是苏联人撤走专家想卡我们脖子的东西，是有一定技术含量的东西，不会是什么桌子椅子之类的东西。对不起，“我们不要!”这是何等的自信和底气啊!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几乎到了没有什么不能造的水平了。

　　那时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说：“中国以世界上六个最大工业国之一的姿态出现了。”

　　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工业在国民经济总量中高达75%以上，而且门类齐全，尤其在航空航天、核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等高端领域，技术水平一点都不逊色多少，甚至可以说已经接近或追平了西方国家。比如由我国自行设计研制的“运十”大飞机，它的性能和技术水平大体相当于当时美国已研制成功的波音707;上海无线电十四厂于1975年成功开发出的1024位移位存储器，就基本达到国外同期水平;1979年研制的HDS—9计算机每秒运算500万次，是美国1972年的IBM 370-168计算机运算能力的两倍;中科院上海冶金所还独立发展了制造集成电路所需要的离子注入机，并出口到日本。

　　凡此种种，反映出当时的中国是一个朝气蓬勃的创造性大国，是一个真正的科学的春天，“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在那么短的时期内，一项项独创性的科技成果纷至沓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是最大的保障。如果当初中国选择的是一条资本主义的路，在那么落后的工业基础之上，中国哪能集中一切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去搞重工业，去搞现代化国防建设，去搞高端科技?资本是无政府状态的，它怎么能够在重大的一个科技项目上进行协同?有哪个资本家会甘愿在根本没有把握是否有成绩的情况下，对一个项目养一帮人“吃了饭不做别的事，专门研究它”?如果中国选择了资本主义路，是绝然不会走一条独立自主、自立更生的路的，它不会有那么高远的工业化志向，它也没有能力、动力和决心去搞事关国家大局的技术革命。它更关心的是资本回报，是能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资本的增值，赚到更多的钱。毛主席在学习《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时候说：

　　“资本主义长期着重发展轻工业。我们把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公式具体化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实行几个同时并举;每一个并举中间，又有主导的方面。”

　　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就是这样，资本喜欢轻工业，喜欢盖房子，喜欢技术服务，喜欢在金融方面折腾，喜欢在消费领域创业，一些打着高科技旗号的，也多把心思用在代工上，用在小的方向的改造，真正独创性的东西很少。资本是短视的，资本是小我的，资本是担不起一个民族的复兴的。毛主席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说资本主义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说进行改造可以使科技有一个较大的提升，盖源于对资本的深刻认识。如果新中国停留在新民主主义阶段不思进取，如果不是毛主席力主推动向社会主义过渡，中国是造不出原子弹的，造不出人造卫星的，造不出高性能的计算机的，而只能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

　　拿芯片这个东西来说，人们不免纳闷，这一事关科技“心房”的高端产品，为什么会受制于人?难道过去我们一直都不去关注它吗?事实绝非如此，中国老一代的革命者、建设者、科技工作者曾经靠着奉献精神，建成了中国自己的半导体工业，掌握了从单晶制备、设备制造、集成电路制造的全过程技术。在当时，只有美国、苏联掌握从单晶制备、设备制造、集成电路制造的全过程技术。今天的断档和空白，完全是我们的“历史之痛”!曾经参加过两弹一星工程的黄令仪女士回忆过自己的一段经历：

　　“在1984年末，科技处周洁来问我：计算所要不要研究大规模集成电路?令我大吃一惊!立即斩钉截铁的回答：计算所若不进行芯片研究，今后做计算机设计的人只知道用芯片，里面是什么都不知道了，怎么能设计一台好的计算机呢?然而不久，所领导正式把我们召去说：‘所里经费太紧张，拿不出钱支持大规模集成电路的研究……’我知道他的意思了，一走出北楼门口，忍不住失声痛哭了，难道我们呕心沥血十几年创建的研究室就这样结束?计算所今后设计计算机的人真的只能看到黑匣子，而里面是什么都不懂了?难道计算所今后真的走向了‘无芯’的未来?在万般无奈中，我把最后一个同事安排好工作岗位后，毅然到微电子中心报到了，此时已是1986年年底。1987年3月6号，计算所正式撤消了大规模集成电路研究室，结束了这段无法忘怀的历史。”

　　与中国的大飞机项目“运十”下马如出一辙!

　　中国在一穷二白的时候，都不曾因为资金短缺问题而下马过任何一个重大科技项目，因此可以断定所谓的资金短缺只是一个借口而已。

　　中国自力更生的科技局面散了，许许多多的老科学家哭了。

　　临到各路资本唱戏了，然而到头来，他们交出的答卷是失败的，他们赚了很多很多的钱，然而他们连一个芯片都没有造出来。当人家在芯片上卡我们脖子的时候，都是一副囧态毕现。

　　因为就在我们把自己的高端科技一个个下马的时候，别人已经开足了马力，跑马圈地了，把一切都拢在了自己名下。

　　全球集成电路领域专利申请已经60多万件了，其中日本占了19多万件，美国占了17多万件，任何的新技术，都很难跨过这些旧技术专利的槛。就好象占山为王的土匪，他在你的必经之路上设了一个关卡，“此山是我开，此数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这就意味着，在芯片领域，如果不另辟蹊径，无论你有多么光鲜的外表，都是一个乞丐，都要向人家磕头作揖，交付高昂的专利费，也就是“买路财”。国家在集成电路方面的投资不可谓不大，导向不可谓不明确，可动辄千亿的资金也不够烧的，停摆的事例一个接一个，芯片是照例没法取得喜人的进展。根本的原因，除了人家在我们下马的空档期占了先机，封堵了我们创造的空间，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瓦解了毛主席创立的自力更生的大框架，资本的无政府状态大行其道，各下各的棋，各打各的算盘，象过去那种在研制原子弹、大飞机等所有重大攻关项目上所体现出来的协同一致的局面早已不复存在，难道芯片是用钱可以烧出来的吗?

　　中国的工业化之路必须是自力更生之路，必须有自力更生的科技支撑，而不应建立在他人的“芯”上，无论道路怎么艰难，都要有自己的“芯”，否则就是一条伤“芯”之路。教训是深刻的，也是惨痛的，如果不能痛定思痛，那等待我们的将是无尽的眼泪和创伤。

　　美国人想卖“伞”给我们的时候，才是我们值得自豪的时候，那个时候，一定是我们离开了谁都能活的很好的时候;那个时候，也一定是毛主席自力更生思想大放光芒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