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昌浩是历史天空上的一颗流星，一闪而过

　　历史的天空上，群星闪耀。陈昌浩是历史天空上的一颗流星，一闪而过。

　　陈昌浩(1906—1967)，武汉市蔡甸区奓山街戴家壮屋人。可能因为家乡山水的滋润，他自幼眉清目秀。(他的这种五官端正的面相，直到临终都是，不像那个总是嘴巴偏脑袋歪刚愎自用的项英，面目难看。)

　　儿时，陈昌浩被称作“神童”。在武昌中华大学附中读书时，他认真聆听恽代英、林育南两位先生的教导，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大学时期，陈昌浩已经是一位俊朗的共青团员。

　　1927年秋，陈昌浩奉命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里学习。留学期间，他认识了张闻天、王稼祥、博古、夏曦、沈泽民、张琴秋、蔡树藩等同学。同时，他也认识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张国焘。可能在陈昌浩的眼里，同样身材高大意气风发的张国焘是中共内出众之人，正因如此，日后陈昌浩心甘情愿忠实追随张国焘。同时，张国焘大概也很欣赏这个豪情万丈标致模样的年轻人陈昌浩。

　　1930年11月，陈昌浩从莫斯科秘密回国，在上海做共青团地下工作，不久，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1年4月，陈昌浩和张国焘、沈泽民一起，奉党中央命令同时去鄂豫皖苏区。他们都是新任中共鄂豫皖分局委员，其中张国焘是分局书记，沈泽民是鄂豫皖省委书记，陈昌浩任共青团书记。从此，陈昌浩成为张国焘的亲信。沈泽民是典型的文弱知识分子，书生意气心肠较软不太乐意拉帮结派，而且，他英年早逝于鄂豫皖苏区。

　　张国焘一行到了鄂豫皖苏区时，苏区已很强大。这是当地军民共同奋斗的成果，党政军领导人曾中生、许继慎、旷继勋、周维炯、徐朋人、戴克敏、曹学楷、郑行端等同志功不可没。他们是苏区创始人、领导人、高级将领、群众领袖，因为劳苦功高而深受广大军民拥护爱戴。

　　张国焘下车伊始，就在沈泽民、陈昌浩的协助之下，开始整肃党政军。在他眼里，已经数年艰苦奋战开辟的鄂豫皖苏区一无是处。而那些德高望重而又性情刚烈的党政军领导人，都是他的眼中钉肉中刺。为了排除异己，树立个人威望，他决定找准机会，除旧布新。权贵发出淫威，威而无信，如果没有了权力，身价就会明显降低。

　　首先，张国焘撤销曾中生的原鄂豫皖特委书记、军委主席职务，自己担任。其次，张国焘撤销许继慎的原红四军军长职务，代之以徐向前(原副军长);撤销曾中生的原红四军政委，代之以陈昌浩。徐向前忠厚老实只知打仗，始终不介入政治斗争;陈昌浩上进心强有表现欲望，当了政委更加忠于张国焘。

　　红军时期的张国焘，手下有四大金刚陈昌浩、李特、何畏、黄超。

　　陈昌浩是最得力的助手，因为他的职务最高，先是(代替曾中生)担任了红四军政委，接着转任扩编成的红四方面军政委。

　　可能是人生道路过于顺利之故，少年得志的陈昌浩政委性格里面的灰色迅速暴露出来，脾气变得很大，连著名战将倪志亮也挨过他的皮鞭呵斥。陈昌浩和张国焘互相倚重，居高临下颐指气使。当然，他们都还比较以礼相待徐向前，一来他能打胜仗，二来他忠厚老实尊重顺从他们。撤离鄂豫皖苏区前，张国焘为了震慑徐向前，在他外出指挥作战时，暗杀了他的年轻妻子程训宣。徐向前没有了妻子，还不敢问。

　　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的白雀园大肃反(共计三千冤魂。几乎处死了所有上述党政军领导人，只勉强留下了威望太高的曾中生。以后到了长征途中草地里，张国焘还是派人趁着黑夜勒死了曾中生。曾中生文韬武略，早期在黄埔军校一期读书时就深受毛泽东周恩来赏识)，接着张国焘在川陕苏区的大肃反，陈昌浩都是执行者，负有重大责任。红四方面军入川以后，兵力扩编至八万余人，固然陈昌浩有功劳，但徐向前、曾中生更是功劳巨大，因为他们总是英勇奋战，不计个人得失。还有两个重要原因：四川军阀混战，人民拥护工农红军;聪明绝顶的反革命魔头蒋介石把主要精力对付心腹之患朱毛红军，次要精力对付他眼里的偏师红四方面军。

　　红四方面军刚在川陕苏区站稳脚跟，张国焘就以纯洁革命队伍为名进行大肃反。红三十三军(苏区当地的游击军)军长王维舟独自找到徐向前总指挥，哭着倾诉：“红三十三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不久，张主席就派人捕杀了地下党百余名干部，暗杀了三十三军的两位师长蒋群麟、冉再轩，另外几位团级干部，连同正在火线上指挥战斗的军政委杨克明也都被抓走。我们全军排长以上干部全部被杀，只剩我一个光杆军长。以后怎么办啊?”他张国焘有办法，就是干脆取消了三十三军的番号，他总想以个人主观意志决定一切事情，蛮横霸道狂妄自大。

　　党中央召开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毛泽东重新被请上前台，指挥红军灵活机动奋勇前进。虽然前途光明，但是道路难免还会曲折。

　　红一、四方面会师之后，张国焘见红一方面军人困马乏，兵力不足两万，毛泽东周恩来面黄肌瘦穿着旧衣，他竟然更加野心膨胀丧心病狂，以枪指挥党，要官要权。党中央出于策略考虑，在芦花地区“督军团”会议上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陈昌浩、周纯全进入中央政治局。张国焘担任红军总政委以后，立即收缴了红一方面军各军团之间的密电码以切断了联系。分为左右两军以后，左路的张国焘经常通过电令陈昌浩意欲遥控指挥跟随右路军行动的党中央。哪知毛泽东雄才大略斗争艺术炉火纯青，是能屈能伸可以柔克刚的人中之龙。陈昌浩有恃无恐，竟敢不尊重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在内的中央领导同志。张国焘之所以底气十足，主要是因为有陈昌浩这个最得力的助手;陈昌浩之所以飞扬跋扈，是因为有张国焘这个老资格大靠山。陈昌浩不尊重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更不会尊重彭德怀、林彪、叶剑英这些红军将领。毛泽东周恩来，都是经天纬地之人，经历过国共两党多次惊涛骇浪，能够做到坚韧不拔。特别是毛泽东，昔日他的老师们就都知他乃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救世俊彦，陈独秀李大钊赏识他;孙中山亲自点名共产党员毛泽东出席国民党一大而且提名他为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汪精卫拱手相让毛泽东担任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毛泽东曾经参与建党，首次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创建了中央红军和中央苏区，党内无人可比。叶剑英曾经担任孙中山的副官，也曾经是蒋介石的亲信，为了奔向光明，他加入了共产党队伍，风流潇洒，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信任。这时他作为前敌参谋长也经常被前敌政委陈昌浩吆三喝四，叶剑英屈志老成趋吉避凶忍功了得，小事装马虎大事不糊涂，关键时刻能够借力打力击败逞强者，并且坐收渔人之利，可谓表面不摆谱，胸中自有乾坤城府。(参座叶剑英不仅可以取悦于各种领袖人物，而且所娶夫人都是书香门第出身的佳丽姝女。)如果说陈昌浩真是因为年轻而不熟悉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那么张国焘老奸巨猾应该基本熟悉他们三人情况，然而张国焘故意贬低他们，教唆陈昌浩不必尊重他们。在某种意义上，陈昌浩是被这个张国焘先入为主利用了。俗云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张国焘最终也毁了陈昌浩。显然，陈昌浩由于鬼迷心窍个人感恩之情战胜了理智。总而言之，张国焘把年轻气盛的陈昌浩当作一枚重型炮弹，射向党中央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妄图摧毁他们的心理防线，从而自己取而代之，成为党和红军的领袖，结果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长征途中，陈昌浩如果保持中立态度也好，然而，陈昌浩坚持偏向张国焘，反对党中央毛泽东。毛泽东心里多么期望陈昌浩能够像徐向前那样，不紧跟张国焘，悬崖勒马迷途知返，然而事与愿违。在毛泽东面前，陈昌浩经常疾言厉色(小农意识太强)，毛泽东能够忍住，但是毕竟会留下心灵创伤。(以后多年，毛泽东多次回忆“长征途中与张国焘斗争是我人生最黑暗的时期”，当时毛泽东斗争过程很辛苦，因为张国焘身边有一个手握重兵的得力干将陈昌浩。毛泽东不仅要殚精竭虑率领中央红军对付围追堵截的蒋介石重兵，而且要想方设法对付张国焘可能发动的内乱。)如果陈昌浩多回忆披肝沥胆高风亮节已为革命牺牲的恽代英林育南两位先生，怎么会权欲熏心。

　　为了避免红军内讧，实现北上抗日，毛泽东毅然实施金蝉脱壳之计，和党中央率领身边的红三军团夜间出走，不久被红四方面军前卫部队发现。陈昌浩得知消息，立即怒火中烧。若非徐向前坚决反对红军打红军，陈昌浩很可能指挥红四方面军部队追击党中央及红三军团。那样的话，后果不堪设想。历史，应该感谢这一关键时刻徐向前的功劳。

　　毛泽东历来与张国焘不睦，长征途中的这种不欢而散，更让毛泽东留下痛苦的深刻记忆。陈昌浩作为张国焘的主要助手，虽有才华，但是缺乏思想深度(生命厚度)，也在毛泽东的脑海里刻下了不良的印象。陈昌浩能言会写，组织能力强，正因为有才华，往往破坏性也更大，他中毒太深，几乎成为张国焘的化身。陈昌浩南下会合左路军张国焘以后，积极参加了张国焘在卓木碉的另立中央活动。胆大妄为的张国焘不仅另立了中央，而且厚颜无耻地自封“领袖”。当然，张国焘也相应地安排给他陈昌浩重要职务(书记处书记)。德高望重的红军总司令朱德因为反对他们的分裂活动，也遭到了软禁与批判。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以后，红二方面军里的中央代表任弼时批评张国焘的分裂行径，当年两把菜刀闹革命出身的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更是气冲霄汉，斥责张国焘妄自尊大目无中央。贺龙虽然识字不多，但是非常聪明，很有政治眼光，他只承认毛泽东是统帅。贺龙不怕张国焘，更不怕陈昌浩。对于贺龙的发火，张国焘陈昌浩无可奈何。

　　经过党中央及广大红军指战员的努力，红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师，结束了万里长征，损兵折将的张国焘威信扫地失去军权。从此陈昌浩只能靠自己，好在他没有被撤军职，还是部队政委，有指挥权。

　　红军长征胜利结束，毛泽东列出领导红军长征的人才名单，共十六位，陈昌浩榜上有名。显然，毛泽东尊重革命历史。

　　西安事变以后，陈昌浩徐向前奉党中央命令，率领西路军到河东，打通至苏联的国际交通线。未曾料到，两万西路军受到数万马家军的重创剩下万人。1937年3月12日，西路军万人在河西走廊倪家营子被围，是陈昌浩轻视马家军，错误主张返回所至。徐向前万般无奈，竭力指挥部队突围，结果，损失七成。次日，突围出来的陈昌浩召集会议，决定仅存的三千红军分散打游击，徐向前陈昌浩两位主官脱离部队，各自化装返回延安汇报工作。徐向前不愿意走，坚持与部队共存亡。陈昌浩行使政委最后决定权，严肃命令执行会议决定。徐向前这次迁就了陈昌浩，自己却后悔了几十年，多少次在梦里，他看见了死不瞑目的那些战士们。在徐向前看来，他们两位主官留下来更能够稳定这支部队。主官离开部队，并非上策。这时，陕北的党中央也派出了刘伯承率领的援西军来接应西路军，而且还与当时亲苏的新疆军阀盛世才关照疲惫不堪的西路军余部(李先念部队数百人由陈云邓发从新疆接回了陕北，王树声打游击带回了数百人)。

　　这时从苏联回国途经新疆的王明手执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命令邓发派人处决了西路军余部中的李特黄超，因为他们曾经追随张国焘分裂红军，甚至另立中央。如果陈昌浩在新疆，以他在长征途中芦花地区会议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身份，不大可能被杀。况且，陈昌浩也非顽固不化之人(在这方面，陈昌浩好于项英，他还光明磊落，不像项英那么阴险顽固)。

　　陈昌浩徐向前离开西路军以后，意欲返回陕北。为了安全，他们分开上路。

　　途中，陈昌浩病倒在河西走廊山丹县的一个湖北老乡家里，病愈即赶回了湖北。陈昌浩在武汉待了几天，等着与家里亲人见了面。接着，他又去鄂豫皖苏区一趟，想要召集旧部，没有成功。(之前陈昌浩如果经过深思熟虑，就会知道这次去鄂豫皖苏区是徒劳，当年的白雀园大肃反血流成河，造成当地人民群众心里终生痛苦。白雀园大肃反，让人民群众想起来都心有余悸毛骨悚然。大家不仇恨陈昌浩，就是他的幸运。)于是，他只好往陕北方向赶。到陕北时，已经是抗日战争全面进行了的1937年的8月份。迟到陕北，陈昌浩是聪明反被聪明误。这个时候，陈昌浩也许认为自己没有功劳但有苦劳，这种态度，中央领导同志怎会高兴?

　　徐向前那次化装离开部队，独自讨饭直接赶往陕北方向。当他孤身一人破衣烂衫找到了援西军总部时，刘伯承司令员大惊，连忙搂住徐向前，嘘寒问暖安排吃饭。随即，刘伯承致电毛泽东：“报告主席：我们的徐向前同志已于今日十九点钟回到了援西军司令部。”老实人徐向前像山西的农民那么淳朴，谁不喜欢?

　　毛泽东接到电报很高兴，立即回复：“很好!徐向前同志是红四方面军的旗帜。这次他回来了，就是西路军回来了。”

　　回到延安那天，徐向前怀着惭愧，面向着毛泽东，小声哽咽着汇报了西路军的情况，心情非常沉重，表示愿意接受组织处分甚至军纪制裁。毛泽东很受感动，他拉着徐向前的手，动情地安慰说：“向前同志，不要过于自责。你现在回来了，就好。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有鸡，不怕没蛋!”徐向前激动地流着眼泪，毛泽东掏出手帕递过去。

　　陈昌浩的性格，影响态度，他忠于革命事业，但是给人印象欠佳。性格，影响人的命运。陈昌浩固执己见，所以害人害己吃了大亏。以他的高智商，怎么会不清楚张国焘是什么人，然而他出于报恩，竭尽全力追随并且维护张国焘。陈昌浩智商高，也应该明白毛泽东是人中之龙，却极力反对他，依仗手里数万军队。显而易见，张国焘陈昌浩都自视过高而且低估了毛泽东的综合素质。陈昌浩唯张国焘马首是瞻，除了张国焘他看不起任何人，既然这样，他怎么不摔跟斗。也许陈昌浩比较适合担任著名学府教授，却不适合从政，至少，他很难成为优秀的政治家，因为他没有城府，缺少远见卓识。比起毛泽东周恩来，张国焘陈昌浩根本不是一个重量级人物。

　　那次返回陕北延安以后，陈昌浩在中央宣传部里工作，相继在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马列学院里讲课，编著《近代世界革命历史》一书。他之所以没有被安排重要职务，很可能是党中央毛泽东考察着。这时，国共联合抗日，原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129师副师长(刘伯承的助手)，原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担任129师385旅旅长。

　　陈昌浩没有担任重要职务，应该是党中央的集体考虑。如果怪毛泽东，就不应该。毛泽东是革命领袖，度量如海：

　　何凯丰在遵义会议上，当众挖苦毛泽东，说道：“你毛泽东有什么了不起?指挥打仗无非是看了《孙子兵法》《水浒传》而已!”这话实在问得有些唐突，况且当时毛泽东真还没有读过《孙子兵法》。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以后，毛泽东安排何凯丰担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直至建国以后的1955年逝世。

　　博古是一个书呆子，没有领袖的主见，积极贯彻执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排挤毛泽东于党和红军决策圈之外，丢失了中央苏区，致使党中央率领红军长征寻求出路，遵义会议上还尽量推脱责任，不愿意交出权力，后来改正错误，得到谅解，担任中革军委政治部主任。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他一直担任《解放日报》社长，直到由重庆乘坐飞机返回延安中途失事遇难。

　　张国焘南下碰壁回头北上，到了陕北延安。他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且还兼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代理主席，直到叛逃。

　　何畏，原红九军军长，曾经在长征途中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面掏出手枪威胁毛泽东周恩来同意南下，到达陕北以后担任抗日军政大学副校长，直到叛逃。

　　项英，在中央苏区时期，积极贯彻执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曾经两次下狠心整毛泽东，甚至不准他参加长征，而且嘱附博古在长征途中盯住毛泽东。红军长征胜利结束，毛泽东捐弃前嫌，保留项英中央政治局委员地位，而且让他担任新四军政委兼东南分局书记。然而，项英自己始终没有政治远见，继续追随王明错误路线，而不执行毛泽东的正确路线，直到发生“皖南事变”后开小差，接着，项英死在了最信任的叛徒警卫员枪口下。

　　任弼时早期在湖南自修大学是毛泽东的学生，在中央苏区犯“左”倾错误，曾经整过毛泽东，但能改正错误，长征途中及其以后任弼时一直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延安时期还是中央书记处书记之一(等同常委)，成为毛泽东的助手，直到建国初期病逝。

　　王明，始终与毛泽东作对。中共七大以后，王明一直保留中央委员资格。因为建国不久王明一直待在苏联治病疗养不归(其间，他总是口头或者书面恶毒攻击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毛泽东还安排工作人员去照顾王明，按月寄去工资，直到文革期间停止。

　　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以后，许世友思想认识出了错误，替昔日恩人张国焘打抱不平，大骂毛泽东而且高喊要杀了毛泽东。毛泽东忍住怒气，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循循善诱，终于感动了许世友。从此，许世友终生追随毛泽东，南征北战忠心耿耿，为人民解放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建国以后，许世友获授予上将军衔，长期担任南方大军区司令员，还进入中央政治局，是毛泽东最信任的高级将领之一。

　　…………

　　毛泽东作为全党领袖，对于犯了错误的同志，历来政治方面严格，生活方面照顾!对于陈昌浩，应该也不例外，否则，陈昌浩的几位亲人怎么能够到达延安。陈昌浩是否曾经主动作出真诚深刻检讨，不得而知。思想认识不正确，难有重大建树。

　　一位革命者在真理面前低头，不丑!

　　如果陈昌浩根本没有主动作出检讨，那就是政治上很不成熟，果真如此，还会被认为是继续对抗中央。可想而知他的思想认识达到正确深刻程度，比较困难。

　　1939年6月，陈昌浩经党中央批准去苏联莫斯科治病。(头年，张国焘何畏都叛逃了。)从此到新中国成立，就没有能够回来。直到1952年，他才经过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批准回到了新中国，在北京火车站，他受到了刘少奇等同志的欢迎。回国以后，陈昌浩先在中央马列学院副教育长，1953年起，在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副部级的干部，比较合适，直到1967年，他受到文革运动冲击，不幸含恨逝世于北京红霞公寓。

　　1939年是抗日战争相持阶段，陈昌浩去苏联治病不妥，无论啥病，国内也可以治病。他应该能够预测，去了苏联回来不易。红军时期他犯了严重错误，需要长期用实际行动改正错误，才可获取党中央毛泽东的谅解。隔阂，填平需要时间。陈昌浩去苏联治病，不被批准随时可以回国，是正常的，况且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非常时期，他有生命安全问题，回了也不好安排。1952年他被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批准回到中国，而且受到副主席刘少奇等同志的迎接，也很正常，表明党中央还比较重视他，安排副部级职务也还比较合适，他是老革命但这么长时间中断了中国革命工作只能这样任职。回国后战友们聚会，在大家面前陈昌浩躬手作揖表达歉意，那种真诚态度，让人感动，经历了挫折和磨难的他，善良本性复原，懂得如何正确与人相处，谦让尊重别人(若是换成了花岗岩脑袋的项英，就会顽固到底而拒绝承认错误谦让别人)。这个时候他较深刻，但是已经错过进取时机。文革是全民接受继续革命洗礼斗私批修运动，受冲击也很正常。这时，人人必须有一定的心理承受能力。还是鄂豫皖苏区那个创始人之一的戴XX脸皮厚，土地革命时期差点肃反处决刘志丹，新中国成立后，嫌当开封市委书记太小，而要当河南省委书记，受到党中央毛泽东的处分，永远不受重用，他也反倒无官一身轻，终究是享受着老革命待遇，优哉游哉，活了九十一岁。

　　陈昌浩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但是当年受张国焘影响太深，思想出了差错而且紧跟，走上歪路，带给中国革命无法弥补的重大损失，众所周知。

　　当年长征途中，如果陈昌浩沉住气，不反对党中央和毛泽东，该有多好!可惜，那时他就是那么迷信而且忠于张国焘。陈昌浩人品不错，性格缺陷导致误入歧途。

　　革命队伍里面，也会有少数人品低劣者，陈昌浩如果有他们几分之一的“韬光养晦”，就可能是开国元勋。陈昌浩本质不坏，但是他跟错了人。俗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总之，陈昌浩是历史天空上的一颗流星。能够成为流星也很难得，表明绝非平庸之辈。历史的璀璨星空，值得我们这些普通人抬头仰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