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击战为什么成为八路军新四军的主要作战方式？

　　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北平西南的卢沟桥附近向中国军队发动猛烈进攻，遭到中国军队的坚决抵抗，史称七七事变或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由局部抗战转变为全面抗战。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就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同一天，毛泽东、朱德等致电蒋介石，表达红军将士“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的强烈意愿。也在这一天，中央书记处指示中共中央北方局：“不管日方将扩大为大规模战争或将暂时取外交压迫形式”，都要“坚决保卫平津保卫华北”，并“着手组织抗日义勇军，准备进行艰苦的游击战争”。

　　8月1日，毛泽东、张闻天在关于红军作战的原则致周恩来等人的电报中指出：我军应“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只有如此才能发挥红军特长，给日寇以相当打击”。初步确立了我军在全面抗战中的作战方针。

　　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洛川县的冯家村召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的《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指出：随着全国性抗战局面的形成，存在两条不同的抗战路线，一条是国民党只要政府和军队参加，不愿意发动全国人民参加的片面抗战路线;另一条是共产党所主张的全面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强调“共产党员及其所领导的民众和武装力量，应该最积极的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应该使自己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关于军事问题，毛泽东指出，我军的军事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和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在经过与国民党谈判之后，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主力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立即挺进华北敌后。对于八路军的作战方针，毛泽东在9月21日给彭德怀的电报中明确指出：“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9月25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等人，明确指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例如民运、统一战线等等，应环绕于游击战争。华北正规战如失败，我们不负责任;但游击战争如失败，我们须负严重的责任。”11月8日，在太原失守的前一天，毛泽东致电八路军领导人，再次强调：“太原失后，华北正规战争阶段基本结束，游击战争阶段开始。这一阶段，游击战争将以八路军为主体，其他则附于八路军，这是华北总的形势。”因此，全面抗战一开始，中共中央就确立了坚持敌后游击战的基本方针。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新四军之所以将游击战作为主要作战方式，从根本上讲是敌强我弱形势所决定的。同时，我国是大国，地域广大，日本虽是强敌但兵力有限，只可能占领城市与重要交通沿线，这就为八路军新四军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提供了广阔空间。

　　众所周知，八路军挺进华北作战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是平型关战斗。1937年9月中旬，为了配合第二战区国民党军作战，阻滞日军的攻势，八路军总部命令第115师进至山西灵丘的平型关以西大营镇待机。9月20日，日军第5师团第21旅团一部，占领灵丘县城，并继续向平型关进犯。23日，第115师决定利用平型关东北的有利地形，以伏击手段歼灭由灵丘向平型关进犯的日军，配合国民党军长城以内的防御作战。25日晨，日军第5师团第21旅团一部和大批辎重车辆，沿灵丘至平型关公路西进。7时许，全部进入第115师设伏地域，第115师立即抓住有利战机，突然发起攻击，乘势将日军压迫于平型关附近的峡谷之中。日军在飞机掩护下疯狂反扑，企图突围，八路军与之展开白刃格斗，激战至13时许，将被围日军全部歼灭。此战共歼灭日军1000余人，击毁汽车百余辆、马车200辆及其他大批军用物资。平型关战斗沉重打击了侵华日军的嚣张气焰，振奋了全国的民心士气，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威。

　　参加平型关战斗的八路军第115师有第343旅2个团、第344旅1个团约6000人。进入第115师伏击圈的日军有两部分，即新庄淳中佐率领的第六兵站汽车队约500余人，桥本中佐临时指挥的辎重大车队近600人。进入伏击圈的日军被压缩包围在两山之间的峡谷里，因为两支日军是汽车队和辎重大车队，因而不全是战斗人员，但仍显示出很强的战斗力，敌我双方激战6小时才解决战斗。

　　平型关战斗是典型的伏击战，八路军占据了绝对有利的地形，但在战斗中仍付出重大牺牲。日军第六兵站汽车队四五百人与八路军第343旅第686团反复争夺老爷庙高地，该团3营9连140人只幸存10余人，连排干部全部牺牲。副团长杨勇、营长邓克明身负重伤。

　　到达陕北的主力红军改编成八路军后，全军三个师，按编制每个师1.5万人，全军4.5万人，全军实际人数也与此不相上下。为了保卫陕甘宁边区，各师抽调一部分部队组成留守兵团，因此，改编之初开赴前线的每师估计在1万人左右。当时，第129师的武器装备情况是：步枪3412支，马枪724支，自来德式枪529支，手枪93支，花机枪3挺，重机枪29挺，轻机枪93挺，手机枪72挺;另有迫击炮6门，刺刀 55把，手榴弹203枚。八路军其他各部队的人员装备也都大体相当。至于由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而成的新四军，由于长期分散游击，刚刚集中之时装备恐怕还不如八路军。

　　由此可见，八路军用这样劣势的武器，根本无法与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日军展开大规模的阵地战，更不要说展开决战。115师关于平型关战斗的总结中谈到：“在目前兵力与技术条件下，基本上应以在敌后袭击其后路为主。断敌后路是我们阻敌前进争取持久的最好方法。如经常集中大的兵力与敌作运动战，是不适宜的。”挺进敌后建立根据地之后，虽然八路军、新四军得到了大发展，但武器装备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并没有改变，唯有游击战才能在消灭敌人的同时保存自己。正如周恩来后来所说的：“在抗日战争时期，敌人装备好，我们只好上山，开展山地游击战。”

　　随着抗日战争的发展和八路军战略展开，抗日游击战争的正确性不断得到验证。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以“战争的基本原则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为依据，全面系统阐述了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文章指出，中国既不是小国，又不像苏联，是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这样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被一个小而强的国家所攻击，因此，抗日游击战争主要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的战役作战，而是在外线单独作战，不是小规模的而是大规模的，抗日游击战争虽然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仍然处于辅助的地位，但是必须将其放在战略观点上加以考察。

　　在1938年11月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全国抗战开始后，人民军队面临的敌人是新的，即日本帝国主义，友军是过去的敌人国民党(它对我们仍然怀着敌意)，战场是地域广大的华北(暂时的我军正面，但不久就会变为长期的敌人后方)。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必须把过去的正规军和运动战，转变成为游击军(说的是分散使用，不是说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和游击战，才能同敌情和任务相符合”。“这一转变关系于整个抗日战争的坚持、发展和胜利，关系于中国共产党的前途非常之大，只要想一想抗日游击战争在中国民族解放命运上的历史意义，就会知道的。中国的抗日游击战争，就其特殊的广大性和长期性说来，不但在东方是空前的，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也可能是空前的。”从战略地位上强调了游击战的重要性，这对促进抗日游击战争的迅猛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