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华源：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三杨”

　　引子：“三杨”称谓的缘起

　　何谓“三杨”?这里说的是，中央红军在长征前和长征途中，已经在红一军团第1师、第2师和红三军团第4师担任正团级职务的杨得志、杨成武、杨勇。当时，他们只有20岁左右，分别担任红一军团第1师第1团团长、第2师第4团政治委员和红三军团第4师第10团政治委员。他们是红军中层指挥员的优秀代表，所率部队均为各自军团的主力，都以卓著战功享誉中央红军。

　　在中央红军长征前，1934年3月《红星报》曾发表时任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撰写的题为《把第一团顽强抗战的精神继续发扬光大起来》的社论，号召全军团的部队都要学习杨得志任团长的第1团的敢打敢拼精神。

　　也是在这年的3月，在军团召开的运动大会上，时任红一军团军团长的林彪和政治委员的聂荣臻，又亲手将写有“英勇冲锋的红四团”8个大字的锦旗颁发给被誉为模范政治委员的杨成武。

　　在受“左”倾错误影响的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多次险恶战斗中，杨勇任团政治委员的红三军团第4师第10团，给国民党“围剿”军以重大杀伤，但部队自身伤亡也很大，尤其在蜡烛形战斗中部队伤亡过半，其中第8连仅剩20余人。面对这种局面，部队官兵没有丝毫气馁，仍然表现出英勇果敢、前仆后继的牺牲精神。

　　在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杨得志、杨成武和杨勇所率领的3个团均经常担任中央红军的前卫和先锋，披坚执锐，一如既往，视死如归，敢打、善打大仗、硬仗和险仗。

　　作为红一军团第1师第1团团长的杨得志，同政治委员黎林率部从江西瑞金地区出发，一马当先，为中央红军开辟道路：不分昼夜强行军，乘胜进击，袭新田、占剑河、越施秉、过黄平，连战皆捷;强渡乌江天险，全歼嵩明县城守敌;渡金沙江，抄近路，模范执行民族政策，保证中央红军顺利通过彝族区;奇袭安顺场渡口，组织十七勇士强渡惊涛骇浪、险滩密布的大渡河，抢占滩头阵地，为后续部队打开通路。

　　作为红一军团第2师第4团政治委员的杨成武，先后同团长耿飚、继任团长黄开湘率领所部昼夜兼程，血战湘江，率先突破乌江，为中央红军开辟前进通道;迅速抢占娄山关、桐梓，保卫遵义会议，参与著名的四渡赤水之战;智取禄劝、武定、元谋，佯攻昆明，屡战屡胜;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昼夜奔袭240里，组织二十二勇士飞夺泸定桥，彻底破灭了蒋介石妄图使中央红军像太平天国石达开部队那样全军覆灭的美梦。

　　第1师第1团强渡大渡河和第2师第4团飞夺泸定桥的赫赫战功，受到中革军委的表彰。随后出版的《战士报》，以《用我们铁的红军，无坚不摧、战无不胜的勇敢精神，扫平当前一切敌人!》为通栏标题，报道了第1团、第4团惊天动地的事迹。

　　作为红三军团第4师第10团政治委员的杨勇，相继同团长沈述清、代理团长杜中美率部迅猛前进，接连突破四道封锁线，率先渡过湘江;进至界首后构筑工事、保障渡河点，阻击堵截国民党军，以两任团长和全团400余人牺牲的惨重代价，掩护中央红军渡江，谱写了血战湘江的悲壮历史;随后，同新任团长陈连华率部四渡赤水，南下贵阳，直逼昆明;又同继任团长黄珍率部渡金沙江，过大渡河，翻夹金山。

　　这样，在中央红军广大指战员、尤其是中央领导人中，从此便有了传之久远“三杨”之说。

　　又经过8年抗日战争和3年多解放战争血雨腥风的战火洗礼，人民解放军中的骁勇战将杨得志、杨成武、杨勇，均已成长为具有战役指挥卓越才干、独当一面的高级将领，分别担任人民解放军第19兵团司令员、第20兵团司令员、第5兵团司令员。

　　“三杨(阳)开泰”，率部赴朝参战

　　毛泽东、周恩来果断决策：志愿军部队轮番作战

　　新中国成立不久，正当全国人民为恢复国民经济而忘我奋斗之际，突然中国东北边境又起硝烟，这就是朝鲜战争的发生。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和朝鲜政府的请求，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决定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从1950年10月至1951年初，志愿军经过3次战役，歼敌7万余人，把侵略军赶至三七线附近，从根本上扭转了朝鲜战局。但是，经过两三个月的反复激烈较量，敌我双方都逐渐地基本了解或者深透摸清了对手的长处和弱点。

　　毛泽东和周恩来清楚地看到，以美军为主体的“联合国军”有“四长四短”。“四长”是：武器装备现代化;机动性强;陆军地面火力强;海空军占有绝对优势。“四短”是：打仗不做工事;怕打夜战;怕拼刺刀;怕切断后路。志愿军同样也有“四长四短”。“四长”是：政治觉悟高，士气高昂，不怕牺牲，百折不挠;擅长近战、夜战、山地战、白刃战;善于分散隐蔽、穿插、迂回、包抄;离后方近，补给线短。“四短”是：无制空权，作战一般只能在夜间进行;无制空权、制海权，无法在白天运输补给和机动;前线作战物资几乎全靠战士肩扛背背，战斗持续力通常在一星期左右;休整和补充困难。

　　针对志愿军和人民军的这种弱点，美军统帅部改变作战方式，在强大空军力量的支援下，利用其陆军机动快、火力强的优势，采取始终同中朝军队保持接触，妄图以此消耗、疲劳直至拖垮中朝军队的“磁性战术”，向三八线发动全线反扑。中朝军队只好改变原有的主力转入休整、经过两月充分准备后再发动春季攻势的作战计划，立即转入防御作战。

　　由此，毛泽东和周恩来敏锐地作出判断：抗美援朝战争已经呈现长期化的趋势。

　　“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根据前述判断，为了扬长避短，毛泽东和周恩来果断决策：以志愿军部队的轮番作战，应对抗美援朝的持久战。他们认为，实施轮番作战，不仅能够很好地解决志愿军作战部队的休整问题，还能够使国内更多部队得到实实在在的现代化战争的锻炼，从而获得如何成功进行现代战争的经验。

　　据此，1951年2月上旬，即在第4次战役进行期间，周恩来主持起草，并于8日审定了《中央军委关于轮番作战方针的指示》。《指示》提出了在朝鲜战场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其中决定将杨得志任司令员的第19兵团、杨成武任司令员的第20兵团作为第二番部队赴朝参战。

　　3天前的2月5日，周恩来在会见杨得志和政治委员李志民时，已将中央军委的这个战略意图告诉他们,并强调：抗美援朝战争“这是一场军事斗争，也是一场很严重的政治斗争。全国人民关心着你们，全世界人民也看着你们，实际上是看着我们整个国家。这一点要让全军的同志都了解、都记住!”又说：“你们19兵团，还有杨勇、杨成武同志指挥的两个兵团，都是有着光荣传统、战斗力很强的部队。我曾经说过，要把你们‘三杨’拿出来，叫做‘三杨(阳)开泰’!”

　　在这里，周恩来是借出自《易经》、每年农历岁首人们通常用来互祝寓意吉祥的，“三阳开泰”中“三阳”的谐音“三杨”，引申出专指杨得志、杨勇、杨成武的名字来，寓意他们率部前往朝鲜参战一定会取得好战绩。正好再过一天，就是1951年的农历正月初一了。这充分显示了考虑事情、处理问题缜密细致的周恩来的良苦用心。

　　杨得志首先率部赴朝参战

　　1951年2月中旬，杨得志和政治委员李志民率领已换装苏式武器的第19兵团入朝，并和朝鲜人民军第一军团组成右翼突击集团，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第五次战役。

　　4月中旬，杨得志和李志民签署给全兵团指战员的《打好出国第一仗的战斗动员令》，响亮地提出：“这是我们出国第一仗，我们要旗开得胜，全力打好这一仗。”“要在第一仗中经受考验，要在第一仗中立功。”“你们大显身手的机会来到了。”“不管我们面前的敌人是美国兵、英国兵，还是李匪军，都要狠狠地打、痛痛地打，怎么打得重就怎么打，怎么打得狠就怎么打，怎么能彻底消灭敌人就怎么去消灭。”这个《战斗动员令》极大地鼓舞了全兵团指战员的士气。

　　4月22日，第19兵团在朝鲜开城至涟川西南地区发起攻击，随后进入阻击战，在“联合国军”以空军、坦克、步兵、炮兵联合进攻中，牢牢坚守住阵地。第19兵团同第9兵团、第3兵团以及人民军部队并肩作战，在截止到6月10日的50天里，共歼敌8.2万余人，粉碎了“联合国军”企图将战线向北推进至平壤、元山一线的企图，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南北地区，迫使其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并于6月30日表示愿意接受停战谈判。朝鲜战局由此转入相持局面，战场形势开始稳定下来。

　　这期间，在杨得志等的陪同下，彭德怀专程赶到坚守阵地12昼夜、顽强抗击美军4个机械化师轮番进攻、歼敌1.5万余人的第63军休整地看望全体指战员。他深情地说：“同志们，你们打得好，打得很好!……祖国和人民忘不了你们，祖国和人民感谢你们!”

　　1952年7月，杨得志走马上任志愿军第二副司令员。因这时任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彭德怀已回国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而这时任志愿军第一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的邓华的工作重心又主要放在朝鲜停战谈判上，因此杨得志担当起主要负责志愿军作战的重任，参与指挥开始于10月14日的反击美军所谓“金化攻势”的上甘岭战役。这是美军发起的自1951年秋季以来规模最大的军事行动。

　　上甘岭是中部战线战略要点五圣山的前沿阵地，位于朝鲜江原道金化郡五圣山南麓约4公里处，其597.9高地、537.7高地，像五圣山伸出的两个拳头，从西、东两端楔入“联合国军”阵地，直接扼制着金化至金城的唯一公路。美军发动“金化攻势”的目的，就是要攻占这两个高地，夺取五圣山，以改善其防御态势，破坏志愿军的战术反击。

　　在至11月25日结束的43天攻防战中，美军对仅有3.7平方公里的志愿军阵地，投掷炸弹5000余枚、发射炮弹190余万发，将阵地土石炸松达2米之深;志愿军打退敌人900多次轮番冲击，全部阵地岿然不动，以击落击伤敌机274架、歼敌2.5万余人、志愿军伤亡仅1.1万余人的战绩，创造了依托坑道工事坚守防御作战的范例，彻底粉碎了美军寸土未得的“金化攻势”。

　　上甘岭战役的坑道战，创造了中国乃至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上甘岭战役中的志愿军部队，涌现出抗美援朝战争一次战役中最多的战斗英雄和功臣。其中，有以血肉之躯堵住敌人碉堡机枪眼、为反击部队打开冲锋通道的新任班长黄继光;有双腿被炸断仍坚持指挥战斗、拉响最后一颗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排长孙占元;有在阵地仅剩1人仍坚守阵地、击退敌人41次冲锋、歼敌280余名、最终守住阵地的新战士胡修道。之后，黄继光荣获特等功臣、特级战斗英雄;孙占元、胡修道分别荣获特等功臣、一级战斗英雄;黄继光、孙占元、胡修道均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一级国旗勋章、金星奖章。

　　上甘岭成为美军为之胆颤心惊的“伤心岭”。上甘岭战役震惊了世界，自此志愿军已经完全掌握朝鲜正面战场的主动权。

　　上甘岭战役期间，被志愿军拼死斗争精神所鼓舞的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起草给志彭德怀、邓华、杨得志等志愿军领导人和全军指战员的贺电中说：“中央和军委向你们及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同志致以热烈的祝贺。”“此种作战方法，继续实行下去，必能制敌死命，必能迫使敌人采取妥协办法结束朝鲜战争。”

　　杨成武率部赴朝参战1951年2月，杨成武担任志愿军第20兵团司令员,6月和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张南生率领同样也已换装苏式武器的第20兵团入朝参战。

　　行前，毛泽东接见了杨成武、张南生。他在边抽烟、边喝茶的随和气氛中向他俩交待：“经过几次战役，我们的战略反攻已经完成了保家卫国、援救兄弟邻邦的主要任务，现在实行战略防御就是要巩固前一阶段的战果。”“我们的方针是持久作战，积极防御。在进行军事和政治两方面斗争的同时，争取和谈，以打促谈”。“要坚持这个战略方针，不能轻易放弃一寸土地，不能轻易后撤”。“现在中央已经决定，今后‘要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准备以21个军分三番在朝鲜轮番作战。”又说：“你们20兵团入朝后，在朝鲜东线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在敌人正面不增兵、侧后不登陆的情况下，把防线稳定在‘三八线’与‘三十八点五度线’之间。”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和志愿军司令部的作战部署，杨成武和张南生指挥所部一部兵力，在取得9月反击敌人多次试探性进攻和“特种混合支队作战试验”(即“立体战争”)的初战胜利后，于9月29日至10月22日率领第20兵团，参与指挥了三八线东线秋季防御作战。在金城、淮阳地区，以工事与火力相结合、勇敢与技术相结合、打坦克与打步兵相结合的机动灵活作战，顽强地顶住了敌人持续不断的以步兵、空军、炮兵和坦克联合进攻的绞杀战。这是志愿军抗美援朝以来的第一次大规模阵地防御作战。

　　在战斗最为紧张的关键时刻，杨成武10昼夜未曾上床睡过觉。在金城以南的3天激战中，第20兵团就歼敌1.7万多人，重创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立下赫赫战功的美军第7师，并创造了志愿军在朝鲜战场单日歼敌最高纪录。在秋季攻势第二阶段的10天作战中，第67军以击毁敌坦克39辆和击伤8辆、击落击伤敌机14架、毙伤敌人2.3万多人、自伤1.1万多人战绩，粉碎了敌人对第67军防御阵地的重点进攻。经过24天激战的秋季防御作战，总计歼敌7.9万余人，粉碎了敌人的“秋季攻势”，圆满完成预期作战任务。由此，《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惊呼：“现在付出巨大伤亡代价的是美国军队，如果战争继续下去的话，他们在今年冬天将付出更大代价。”

　　至此，志愿军相继粉碎了“联合国军”的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总共歼敌15.7万余人，迫使美方不得不于10月25日重新恢复朝鲜停战谈判。

　　紧接着，根据志愿军司令部以打促谈、趁敌疲惫之际进行局部战术反击的统一部署，从10月30日开始，杨成武和张南生又率部以绝对优势火力和适当兵力，对“联合国军”突出、暴露或防御薄弱的营以下阵地，连续地进行局部战术反击作战。这次作战，攻占30多处敌军阵地和岛屿，歼敌1万余人，又一次迫使美方不得不放弃其无理要求，转而接受中朝方面提出的以双方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有力地推动了停战谈判。

　　铁一般的事实雄辩地证明：美方在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东西，同样也休想在战场上得到。

　　杨勇接任第20兵团司令员赴朝参战

　　1953年4月，杨勇奉命接任志愿军第20兵团司令员一职，是“三杨”中最后一位赴朝参战者。5月下旬至6月中旬,他同政治委员王平率部参加夏季反击作战，并于7月指挥了金城战役。这个时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力量空前强大，已经进入到进退自如的战略态势中，完全掌握着朝鲜战场的主动权。

　　在夏季反击作战中，从6月10日至15日的6天时间里，第20兵团所属的第60军歼灭南朝鲜军队1.48万人，并首创阵地战以来在一次进攻作战中，歼灭敌军一个团的范例。这期间，第67军也歼灭南朝鲜军队1.35万人。

　　随后，根据志愿军司令部的战役部署，杨勇和王平将所指挥参加金城战役的5个军、15个师的兵力，编组为西、中、东3个突击集团，在第9兵团1个军的配合下，并在斗智斗勇、勇在智中的博弈中，将公开叫嚣“反对任何妥协”、要“单独打下去”的狂妄的南朝鲜军队作为打击重点，攻占其金城以南突出部地区。杨勇强调：各部队不仅要正面突破、层层扒皮，而且还要运用我擅长穿插作战的拿手好戏，猛插敌营，让其失去信心、溃不成军。穿插部队不管多大规模，只要插进去就是胜利。

　　7月13日金城战役开始。在1100余门火炮的掩护下，志愿军向正面的南朝鲜军队发起猛烈攻击，并在1个小时内全部突破25公里的坚固前沿阵地，突入纵深最远达18公里，狠狠地痛揍了南朝鲜军队。其中，第68军第609团第2营组成的渗透迂回支队先头侦察班(此为第607团配属该营的)，在侦察排副排长杨育才的率领下，在敌后奇袭南朝鲜军队首都师“白虎团”团部，缴获“白虎团”团旗—“优胜”虎头旗，并顺势歼灭失去指挥的美军第555榴弹炮营，和前来增援的南朝鲜军首都师机甲团第二营大部，共歼敌97人、俘敌19人，并创造了包括杨育才在内的13人仅一轻伤的惊人奇迹。之后，杨育才荣获特等功臣、一级战斗英雄，还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一级国旗勋章、金星奖章。侦察班也荣获集体特等功。

　　到27日，金城战役经过14昼夜的拼杀，击退敌人排以上兵力1000余次反扑，向南扩展阵地160多平方公里，连同第24军作战，共歼敌5.3万余人。这个战绩，比预计歼敌1.5万人，足足多了近4万人。

　　在金城战役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凸现出来的非同往常的强大作战威力，再次震惊世界。由于“联合国军”在军事上一而再、再而三的严重挫折，“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再也打不下去了，不得不在拖延达两年之久的《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上签字。可以说，金城战役是收官之战，自此影响深远、名垂青史的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结束。

　　综前所述，“三杨”先后率部入朝参战，在朝鲜战场上充分发挥了各自高超的军事指挥才干，指挥所属志愿军部队打出了新中国的国威、志愿军的军威。1952年6月，杨成武因病奉命回国治疗;1952年7月、1954年10月，杨得志先后任志愿军第二副司令员、司令员，担任司令员到1955年3月离任;1954年2月、1955年4月，杨勇先后任志愿军第三副司令员、司令员，担任司令员一直到1958年10月25日率领中国人民志愿军最后一批官兵回国。

　　结语：委以重任，再立新功

　　由于“三杨”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又立下卓著战功，他们在人民军队中的地位进一步突显，随后都被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不断委以重任，继续在人民解放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不同岗位上，再立新功。

　　1955年9月人民解放军首次授衔时，“三杨”均被授予上将军衔，并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授衔时，杨得志、杨成武、杨勇的年龄都不大，分别是44岁、41岁、42岁，堪称开国上将中的“少壮派”。

　　杨得志历任军事学院战役系主任、济南军区司令员、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山东省革委会主任、武汉军区司令员、昆明军区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中共中央军委常委、中央军委副秘书长、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等职。1979年春，他参与指挥了著名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为维护祖国西南边境的安全作出了新贡献。1988年7月，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94年10月在北京病逝，享年83岁。

　　杨成武历任华北军区参谋长、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及京津卫戍区司令员、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军区司令员、防空军司令员、常务副总参谋长、中央军委副秘书长、第一副总参谋长、代理总参谋长、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军委办事组组长、福州军区司令员等职。1988年7月，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2004年2月在北京病逝，享年90岁。

　　杨勇历任北京军区司令员、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军区司令员、沈阳军区副司令员、中共新疆自治区委员会第二书记、新疆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新疆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军委常委、中央军委副秘书长、中央书记处书记等职。1983年1月在北京病逝，享年70岁。

　　“三杨”虽已先后逝去，但是，“三杨(阳)开泰”的故事和“三杨”的业绩，却永远留在后人们的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