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为抗战争取最广泛支援

　　“我们必须坚持到底，收复一切失地，方能对得起流血流汗的前方将士和广大民众。”1941年岁末，在国府礼堂举行的欢迎茶会上，宋庆龄的一番演讲让现场众人为之动容，也极大地激奋了人心。

　　“那时的重庆，正笼罩在皖南事变后令人窒息的政治空气中，环境险恶复杂。”11月22日，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副调研员丁颖在接受重庆日报记者采访时说，宋庆龄运用她在国内外的崇高声望和影响，为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出了不懈努力。

　　为坚持抗战大声疾呼

　　在渝中区两路口，有一栋黄灰色相间的独栋别墅，和周围的高楼大厦有着明显的区别，这里就是重庆宋庆龄旧居。

　　丁颖介绍，1941年12月，宋庆龄从香港来到重庆，但政治上的鲜明立场，使她与蒋、宋家族格格不入。虽然来渝多日，国民党当局却故意冷落宋庆龄，对她不闻不问。国民党元老林森、覃振、于右任、李烈钧等人实在看不下去，多次提议后，国民党当局才勉强在国府礼堂为宋庆龄开了一个非正式的欢迎茶会。

　　会上，覃振请宋庆龄讲话，此时的宋庆龄抚着话筒思绪万千：前方将士浴血奋战，英勇杀敌，抗击着日本侵略者。可重庆，仍像战前南京那样灯红酒绿，奢华无度。顽固派偏安一隅，妥协退让的言论甚嚣尘上。宋庆龄有感而发，于是，出现了本文开头的那一番演讲。

　　“争取抗战胜利必须实行民主，发扬民气，搞专制和独裁是一定要打败仗的。”宋庆龄在演讲中不点名地痛斥国民党中的顽固派，“有人名为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实则是中山先生的叛徒，倘若先生泉下有知，也会谴责这帮不肖之徒的!”

　　在重庆重建保卫中国同盟

　　史料记载，宋庆龄在香港组建的保卫中国同盟(以下简称保盟)，是一个国际性统一战线性质的救济组织。这个组织向世界报道中国人民的斗争真相，为伤病员、儿童、爱国文化事业募集钱款和医药物资，并始终把工作重点放在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敌后游击区。

　　香港沦陷后，保盟被迫停止工作。1942年8月，保盟的许多领导成员陆续来到重庆。于是，宋庆龄又联络史沫特莱、斯诺、艾黎等国际友人，在重庆重新组建了保卫中国同盟。

　　“皖南事变以后，由于遭到国民党封锁，敌后抗日根据地处境异常艰难，武器弹药和医药用品严重匮乏。”丁颖说，面对危急形势，宋庆龄十分坚决地提出要求取消“不人道的封锁。”但这时，保盟的工作面临政治封锁、经济紧张、人员缺乏等重重困难，对外宣传也只能通过宋庆龄的声明、信函和文章。

　　1943年9月15日，宋庆龄给海内外朋友写了迁渝后的第一份工作报告《从香港到重庆》，呼吁“不要对封锁默许”。她说，保盟之所以把援助的重点放在抗日根据地，是因为“他们几乎全靠从敌人那儿夺得的装备武装自己，牵制了在华日军一半以上的兵力”“但是他们已经3年没有得到过任何武器和金钱的援助，以及与我们的工作特别有关的医药援助”“我们并不要求给他们优先待遇，而是要求平等待遇。”

　　宋庆龄的呼吁引起了国际舆论界的关注。经过宋庆龄的不懈努力，保盟与国外的援华机构和进步人士恢复了联系，重新获得了国际援助，比如纽约美国援华会、加拿大维多利亚医疗援华会、伦敦的中国运动委员会以及美国劳工组织等。

　　给敌后根据地运送物资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因为要通过国民党严密的军事封锁线。丁颖介绍，保盟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交通条件，包括来往于延安和重庆间的汽车以及美国飞机运送物资，还请国际友人帮助代运，或由八路军谈判代表护送通过关卡，进入游击区。

　　据统计，在重庆期间，保盟提供给根据地各个国际和平医院的资助达65万美元。宋庆龄在《保卫中国同盟声明》中，对伸出援助之手的朋友们说：“这种支援对保卫中国的作用，不亚于以飞机、坦克和枪支的支援。”

　　募捐到的每一分钱都用于灾民

　　“宋庆龄在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声望，具有很强的感召力。人民信任她所倡导的公益事业，许多人也以能够见到她、与她握手或者得到她亲笔签名的捐款收据为荣，积极支持她组织的活动。”丁颖说，保盟十分注意维护组织公信力，在赈灾工作中公开账目，严格审计，把募捐到的每一分钱都用于为灾民服务。

　　生活中，宋庆龄衣着朴素、非常节俭。为保盟工作20多年的德国友人王安娜曾回忆：“她穿着四川产的荨麻织物做的衣服出门，丰裕的物质生活通常都与孙夫人绝缘。”

　　在重庆的4年时间，宋庆龄与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保持着经常的联系。1942年的一个冬夜，宋庆龄在寓所举行晚餐会，欢送中共代表董必武返回延安。周恩来、邓颖超、冯玉祥、李德全等应邀参加，大家围坐在壁炉前，凝神聆听周恩来分析西北战场和国内外的形势。窗外雪花飞舞，室内炉火正红，壁炉架上，摆放着重庆近郊农民送来的两株颗粒饱满的谷穗，壁炉里跳跃的火焰映着金黄色穗粒，显得黄澄澄的，十分可爱。

　　李德全指着谷穗大声赞叹：“你们瞧，多么好看啊!这两株谷穗简直像金子铸成的一样!”

　　“这比金子还要宝贵呢。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都是农民，如果年年五谷丰登，人民便可丰衣足食了。”宋庆龄笑着说。

　　周恩来双手抚弄着饱满的谷穗，意味深长地说：“等到全国解放，人民坐了天下，一定要把这两株谷穗画在新中国的国徽上面去!”

　　7年以后，这个美好愿望实现了。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国徽审查会议上，提出国徽上应该有谷穗的图案，获得一致通过。

　　“宋庆龄为抗战胜利作出了独特而卓越的贡献，其爱国主义精神令人景仰。”丁颖介绍，美国驻华大使高斯曾说“在重庆，除孙夫人外，没有任何中国人敢于公开揭露高压政策，即使含蓄地讲也不敢。”而路易·艾黎等外国友人也无比敬爱宋庆龄，称她是一位“花朵般美丽、钢铁般坚强的中国革命妇女的杰出代表”，是“一朵永不凋谢的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