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墙”的启示 :实墙易拆，心墙难除

图为勃兰登堡前的柏林墙

　　1961年8月13日，东西方两大阵营本已紧张的关系再度恶化，双方的对垒达到新的高潮：这是个周日，柏林的民众虽然习惯了被四国分别占领的状态，但没想到东德的执政党——德国统一工人党(SED)在得到苏联和华沙条约其他成员国的认同后会在这天下令筑墙。丘吉尔在二战硝烟未尽时描写的“那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在冷战的最前沿东西柏林之间实实在在地落了下来。从此，政治术语中多了“反法西斯防卫墙”这一词汇概念，世上则又多了一道血泪交加的“隔离墙”。

　　世易时移，事过境迁。当年“柏林墙”的水泥隔板不是分送世界各地当作警世碑，就是留在原处以供纪念和凭吊;当年恐怖的“死亡线”如今已被车水马龙和高楼绿带取代。在柏林这座获得新生的古老城市里，历史未被遗忘，但也未被炒作。无论是当地的居民和还是来往的游客，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感受柏林的这份底蕴和活力。

 

　　历史是胜者书写的

　　有人说，“柏林墙”的倒塌是民主的胜利和自由的胜利，似乎是“民主”和“自由”战胜了所谓的敌对力量。这是胜利者的口吻和思路!将德国一分为二的并非 “柏林墙”，而是东西方主要国家争夺利益的结果。意识形态、社会体制、民主自由，所有这些概念常常被拿来当作鼓噪和炒作的标签。“柏林墙”之所以具有全球性意义，因为民族国家的分裂并不仅仅是德国的命运，而是十九世纪末以来全球范围内的历史遗存，其中包括殖民主义、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长期以来，西方一直把民主和自由当作标榜自己制度优越的标志和攻讦其它体制的武器，可它们应该知道上述“政治残余”中的哪个都无不留有其自身的烙印。

　　实际上，在国际现实政治中，这些高举“民主”和“自由”的政府和国家并没少背离民主和自由原则。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它们甚至不惜与专制独裁者为伍，用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扶持这些反自由反民主的国家。　　

 

铁丝网封锁之下的勃兰登堡门。门前的牌子上书写着：注意!您正在离开西柏林

　　1987年6月12日，美国总统里根曾站在西柏林这边冲着对面的“柏林墙”大声呼吁：“戈尔巴乔夫先生，请推倒这堵墙!”可同样是这位里根总统，同样是在上世纪的八十年代，却能与英国首相撒切尔一起不遗余力地扶持早已被全世界唾弃的另一垛墙：南非的种族隔离。美英政府对南非采取所谓的“建设性交往”政策，否决了联合国要求执行的对该国的经济制裁，因为他们把南非视为非洲南部反马克思主义势力的堡垒。撒切尔夫人宣布曼德拉领导的“非洲人国民大会”(ANC)是恐怖主义组织，她的发言人伯纳德·英厄姆曾说过一段相当著名的话：那些以为“非国大”能组建南非政府的人，简直是“异想天开”。可以说，如果不是西方主要“民主自由”国家的支持，南非歧视和迫害黑人的白人种族隔离政策不可能从1948年持续到1994年，纳尔逊·曼德拉也不会被监禁26年半之久。

　　当下欧洲诸国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是来自非洲和叙伊的难民，他们与当年东德的百姓一样，无非就是向往自由、和平与富裕。与东德百姓不同的是，这些难民的祖国的确一贫如洗、民不聊生、满目苍夷，不然他们也不会冒死横渡地中海这个天然屏障或徒步跋涉在巴尔干半道上，只是为了来西欧谋生。可是那些推崇自由和民主的国家在接受难民这个问题上却处处表现出非人道的立场，各国为摊派接纳难民的人数争论得面红耳赤，地方和中央相互推诿，更有极端激进的百姓干脆点燃难民营，以此来阻止自己生活的周围出现那些“讨厌的”外国人。

　　从某种意义上说，任何国界边界，任何排他的宗教和理论，任何城乡和贫富的差异，甚至所有自成一体的文化，都是围困人类行为和心灵的高墙铁幕。

 

　　风景那边更好

　　阻碍人类彼此交往的屏障大体分为三种：自然的、人为的和心理的。从古到今，垒筑高墙者，无外乎有三个基本目的：护卫、划界、隔离。

　　江河湖海，高山峻岭，均属于自然屏障，都是神功天斧之作，自不必说。它们对人类并无敌意，更无厚此薄彼之分。倒是人类在利用它们为自己服务：要么凭借天险御敌保家划界隔离，要么通过因地制宜将天堑变通途。

　　在中华民族的一体化进程中，就有一个最主要的人为屏障——万里长城。我们中国人一直以长城这座宏伟的建筑为骄傲，但它却是人类历史上最早最久远的“隔离墙“，它的作用就是抵御“蛮族”的入侵。但长城再高再长，也无法最终禁锢中华民族的发展，现今的神州大家庭，早就跨越了这道人为的屏障，各民族之间也早已代代融通;同时，长城也并未能阻止外族的侵略：当年成吉思汗的大军曾横扫长城内的中原大地，让汉人第一次当上了亡国奴;努尔哈赤的后代也曾五次经长城入塞，直逼明朝直隶、山东等地区，最后在明将吴三桂的内应下，从长城主要关隘——山海关入主中原;倭寇也曾把长城踩在脚下，并一度占据了大半个中国。这真是：万里长城永不倒，百年朝代如烟消。

　　说到心理屏障，会让我想起高墙隔离产生的心理效应，也就是钱钟书先生所表达的“围城现象”：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　　

图为柏林墙封墙之前的最后一跃：东德人民军一战士在最后一刻逃往西柏林

 

　　在“柏林墙”这个问题上，虽说其它博弈因素起着很大的作用，但是，“城内人”受惑于“城外景色”而形成的心理失衡，最终成为了东德乃至东欧和苏联人民奋起“突围出城”的最大动力。西方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产业对东方阵营有着强大的吸引力，西方政府和政要也一直不遗余力地进行渗透和鼓动。时任联邦德国总理的科尔对渴望统一(其实是“归并”)的东德民众描绘了“灿烂前景”，以至于东德人以为，东德的好东西是我们的，你西德的好东西以后也会是我们的;只要归并，我们很快就会和西方一样富裕。这种对“不可知”的好奇和向往，这种带着“傍大款”的心态想速成致富的贪婪之梦，均是“围城现象”的具体体现。

　　毛泽东写的《清平乐·会昌》中有一句话流传甚广：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在“围城现象”中，大部分人的心态不是“风景这边独好”，而是风景那边更好。统一之后，东德人经历了从亢奋到失望的心理磨难过程。他们被人称为“东德人(Ossis)”——类似咱们中国 “乡下人”、“乡巴佬”这样的蔑称，他们从自豪的“国家主人”(虽然实际上不是，但起码名义上是)很快沦为被西德人轻贱的“二等公民”。以前凡事都有国家来主持和安排，现在事事都要靠自己，他们完全不适应了。科尔描写的“灿烂前景”迟迟不见到来，大家更多体验到的是减薪失业的痛苦和背井离乡的无奈。现在有人问为何新纳粹和排外思潮会在德国东部地区泛滥，答案很简单：被轻贱的人也会去轻贱别人。

　　隔离越严密，高墙越难逾，人们对外面的风景就会越向往，虽然这种向往最终会被失望的现实敲碎，但憧憬这个心理过程本身会爆发出很强的行动力，这是人性使然。“柏林墙”的推倒正是这个“行动力”的发力所致。

 

　　结语

　　在人类彼此的交往中，墙作为一种屏障，其存在的形式各种各样，其所带的功能不尽相同，但它们的出现其实主要源自人内心的恐惧。拆掉有形的墙容易，铲除无形的墙很难。心中有恐惧，处处皆是墙；心中无恐惧，墙在与否其实并无二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