滠水农夫：分田到户的本质是什么？

——兼与何平同志商榷

　　今天，中国面临严重的三农问题，有识之士纷纷建言，提出一些主张，包括小农经济派和以何平同志为代表的发展新型集体化的建议，这些建议和主张忧国忧民、金玉良言，然而现实的情况却是国家不断政策推进（如新近出台的《深化农村改革综合性实施方案》），加大土地确权流转，创新农业经营方式，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实质上就是走以美国为标准的工业化农业道路，发展资本主导的农业规模经营，完全与上述有识之士的建议背道而驰。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应引起人们的反思，一意孤行的主流政策道理何在。

　　这就必须回到事物发展的原点，也就是现在三农政策的起点，30年多前开始实行的分田单干。这场深刻影响中国三农走向乃至整个社会发展方向的变革到底属于什么性质，对直到今天的三农道路和国家发展有何影响。真的如改革教宣扬的那样分田到户是农民自愿选择和伟大创造吗？或者如小农经济理论权威们指出的那样，恢复家庭经营是为了适应农业生产的生理特点而进行的尊重科学的行为？显然，这些说辞经受不了现实和时间的检验，现在完全可以证明上述理由不过是某些别有用心的人用来否定人民公社、倡导恢复小农经济的借口而已。正如何平同志在《分田到户并非多数农民的意愿》一文中所述：“农村改革以来，来自官方的宣传始终批判集体化是大锅饭，甚至把集体化说得一无是处。而民间的真实反映并非如此，当年那些经历过集体化道路的人们至今公认集体化的优越性……”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集体化在中国大地几乎一夜之间终止的呢？何平同志在该文中以其所在的山西省代县为例，指出当时实地土地下户时，全县三百多个村有三分之一的村积极响应，多数村认识模糊意见不统一，有部分村要求继续集体经营，但不管你是否愿意授受，最终在政策推动下实行了土地下户，稍微抵制了一点的村子，也都在当时的地委领导严肃批评下不得不走向家庭经营。何平同志所述应是当时农村实行分田到户时的普遍现象，可见根本不是什么尊重农民的意愿，根本不是农村这样也可以、那样也可以，而是一刀切地强制推行，不换思想就换人，是在政治高压下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被半诱导半胁迫的结果。

　　正如何平同志文中所论，集体化并非十全十美，实际上世界上的任何事物也不可能十全十美，关键是看方向、看主流、看大局，三十多年实践的反面教员证明，集体化的方向、大局、主流是完全正确的，而那些否定集体化、恢复小农经济的所谓权威理论则是故意放大集体化的不足、故意美化小农经济的落后性，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甚至是无中生有、恶意诽谤。这种对集体化泼尽脏水，对小农经济极尽美化的现象，决不能仅仅认为是某些人认识上的问题。因此我们不能认为是因为集体化有所不足才导致人民公社解体和分田单干的实行，这样就掩护了幕后黑手的真正意图，颠倒了主次因素，客观上与某些处心积虑颠覆集体化的人站到一个立场去了。因此对集体化的不足应作具体分析，尤其要用全面和发展的观点来看问题，避免落入反集体化的话语陷阱。因此针对何平同志提出的集体化实施过程中的五大问题有必要进行商榷。

　　一是集体化进程过急的问题。客观来讲，集体化初期这个问题确实存在，而且造成了大跃进的挫折，但是应该看到即便是大跃进，也并非完全是国家力量的强制推动，而是当时人民群众向往社会主义道路、迫切要求改变落后状况的普遍要求，一方面是国家顺应了这一趋势，另一方面当时各级领导确实存在急躁冒进情绪，急于求成，欲速则不达。不能因为在大跃进中出了问题就否定大跃进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的正确方向。正因如此，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后来形成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集体管理体制，使我国农村集体化走上了良性健康的发展道路。不能以集体化初期确实存在的过急现象，将整个集体化过程都认为过急过快。另外，工作中出现强迫命令、违反自愿互利原则的情况也要一分为二来看待。毛主席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身上固有的小农思想的落后观念不可能在短时间内从所有农民头脑中根除，这就必须由党和政府来引导，绝不是迁就一部分农民的落后性而打击另一部分农民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的积极性。由于农民本身认识上的差异以及地区发展水平的差异，党和政府的任务就是教育带领落后的向先进的看齐，而不是单纯地所谓尊重农民意愿，这实际上是对农民的不负责任，是对农民的抛弃。同样，“一大二公”好不好，也要看发展阶段，社会主义本质就是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公有制、消灭私有制，不能笼统地说“一大二公”就是不好。

　　二是“农业学大寨”教条化。有没有教条化的现象？全中国的农村那么大，不能说完全没有，可是我们更应该看到农业学大寨取得的成绩，给农村和农业生产带来的巨大变化。如何平同志在文中指出的，类似红旗渠那样的水利工程，不靠农业学大寨精神能建成吗？事实上农业学大寨时期，中国农民发扬人定胜天的精神，治理山河、修建大量农田水利设施、改良平整土壤，为中国农业打翻身仗、解决中国人吃饭问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更重要的是培养造就了新中国农民的集体主义精神。可见，农业学大寨的巨大历史功绩不容否定，否定农业学大寨就是变相否定农村集体化道路，就是砍旗。不能以农业学大寨教条化的个别极端现象否定农业学大寨本身，否则就像当初“改革教”否定农业学大寨一样，是借题发挥、蓄意打压。另外，大寨的工分制无可厚非，既有科学性又联系实际，要说农民的伟大创造，农业学大寨及大寨工分制才算得上是农民的伟大创造。

　　三是农民活动管得过紧。在集体制下，农民工作生活在集体中，当然要受到集体约束，即使是当今，谁又能说可以享受绝对自由了？人们还不是因生计所迫不得不受到各种各样的制约？如果说当年农民以牺牲部分自由换取了集体对自己的生存保障，那么今天的农民确实获得了“自由”，但这种“自由”却是朝不保夕、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由此也可见，以“管得过紧”、“没有自由”为理由否定集体化也是说不通的，实际上也是同“改革教”为否定集体化编造的说辞如出一辙。

　　四是经济决策过分集中。实行公有制条件下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决策当然要集中。如果是为了调动农民个体的积极性而否定集体化，实行分田单干，那实际上就是肯定了只有物质刺激、满足个人私欲才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难道发扬农业学大寨精神、大公无私的集体主义精神就不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吗？可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要辩证地看，是调动了农民狭隘自私自利的积极性，还是调动农民艰苦奋斗，积极向上的积极性？以调动农民积极性为由强调要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作为补充，既要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为主体，又要有一部分按照市场变化的国家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作为计划生产的补充。三十多年的改革不正是按照这样一步一步走来的吗？先是说“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现在成了市场起起决定作用；先是说“公有制为主体，私有制为补充”，现在成了私有制占国民经济大部分，剩下为数不多的国有经济也要混合成私有了。可见，这套说法实行的结果就是如此。公有与私有本就是此消彼涨的关系，不是向完全的公有制过渡，就会向完全的私有制过渡，难道世界上有一成不变的混合所有制吗？

　　五是利益分配苦了农民。这种说法显然有两个误区，一是脱离历史发展阶段，就事论事，新中国要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靠自力更生建成强大的工业体系，就必须首先从农村的剩余中形成积累，农业发展要为国家工业化提供基础，这是第一步，是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必经阶段。所谓苦了农民，看似为农民说话，却是不管不顾国家发展大局，片面地看待问题，只看到农民的眼前和暂时利益，却忽视长远和根本利益。二是农业支持工业，也不单纯是一个提取另一个的关系，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工农联盟、城乡互动，本就是一个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共同体，一方面农业为工业发展提供资金和原材料，另一方面工业生产的机械、工业品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而且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反过来反哺农业，这才是社会主义工农联盟的本质，是毛主席规划的中国现代化发展之路。说利益分配苦了农民，显然是不加分析的片面之词，是诱骗农民接受集体化解体的迷药，同样不能成为分田单干的理由；相反，人民公社解体后，实行分田单干了，广大农民不得不背井离乡，出现了严重的留守儿童、留守妇女、无依老人问题，到底是谁苦了农民，现在不是很清楚了吗？

　　正像一些有良知的专家学者和有识之士一样，何平同志虽然看到小农经济的危害，指出了农业集体化是唯一正确光明的道路，但是，如果就三农而论三农，把分田单干恢复小农经济仅仅看作是农业经济体制的变革，就不可能找到集体经济被破坏的根源，也就不可能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重走新型集体化道路的方法；即便制度设计再好，也只能是不可能实行、不具操作性的空中楼阁。为了探究这个问题，还是来回顾一下毛主席当年的话：

　　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的民族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马社香《前奏——毛主席重上井冈山》）

　　毛主席这段话精辟地阐述了包产到户对于整个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社会主义制度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系，分田到户改变的不仅是农村经营体制，而且必定由此引发整个国家性质的变化，实质就是改变中国的社会主义颜色，复辟资本主义的关键闸门。后来的事实不也恰恰证明了，中国私有化、资本化的改革大潮正是通过分田到户恢复农村的小农经济打开缺口，随着农村集体所有制的瓦解导致整个社会主义制度的全线崩溃，从而使私有化、资本化的改革从农村到城市，又从城市到农业，一泄千里，只到今天吗？

　　现在我们应该真切懂得关于分田到户的争论分歧，绝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农业管理体制问题，而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严重斗争问题。找到了问题的根本和实质，就找到了解决问题的钥匙。我们说既然是道路、路线问题，就必须首先从道路、路线上加以解决，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解决好中国的三农问题，也才可能如何平同志所期盼的那样，最终使广大农村重新走上新型集体化的光明道路，否则就只能一条道走到黑，将私有化、资本化改革进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