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庆仁：经济哲学　第2章、边际收益的奥秘（二）

第5节、房地产业的暴利模式

        “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这个命题的要义并不在于命题观点的本身，而在言外之意：老百姓老死不相往来，你们这些君王还有啥需要担心的呢？这个见识显然远远高于孔孟的以德服人。以德服人不过是空谈、空想、空话，君王们根本就做不到，况且，就算君王们真能做到品德高尚，若为富不施，民贫不济，百姓缺吃少穿没房子住，照样起来造反。老子持实事求是的现实主义态度，对君王的品德建设不设门槛，君王若能让老百姓安居乐业，吃的好穿的漂亮，有房子住，聘闺女娶媳妇生孩子发丧老人啥事都不耽误，老百姓才不管你们君王是花天酒地还是吃喝嫖赌呢。这就是道家的无为而治，无为而治的真谛，就是国家和政府拉拢腐蚀老百姓，使老百姓沉醉于物质享受，这样的老百姓你就算发给他们刀枪鼓励他们造反都没用，汉唐两代的事实正说明了这个道理，最开始造反的不是老百姓，而是诸侯和官员，他们都想当皇帝。

　　汉唐尚无为，社会救济和福利都有一定的保障，在汉朝的赏赐制度中，有专门的两项，一是赏赐鳏、寡、孤独、高年（八十岁以上的老人由国家供养，不需要参加劳动），二是赏赐贫、病不能自存者。汉朝的救济制度，包括救济和扶贫两个方面，其内容主要有五项构成：赈济、抚恤、医疗救治、灾后安置和重建（见《后汉书·光武帝纪》）。解决老百姓住房靠两条腿走路，有能力的自己建房，没能力的国家给房子，这项政策不仅仅是针对灾民，而是针对所有贫困者，其中有很多平民不是受了灾，而是其他原因陷于贫困，变成了无产者。这些人四处流浪，构成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同时由于他们没有产业，国家还减少了税收。

　　皇帝们未必真像他们自我表扬的那样爱民如子，但他们希望国家人丁兴旺，税赋不断增加兵员有保障，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得让老百姓结婚生子，而结婚生子没房子是不可能的。如汉平帝元始二年，“起官寺市里，募徙贫民，县次给食至徙所，赐田宅什器，假于犁牛种食。又起五里于长安城中宅二百区，以居贫民。”这个政策实际上是西汉初年政策的直接延续。楚汉之争结束后，经历战乱的地区，土地荒芜、城池破败、村无完舍、流民成群结队，或藏匿于山林湖泽，或乞讨与四方，另外还有两部分人，一者是秦朝的士卒，二者是汉朝自己的士卒，战后大部都要动员回乡。为解决好这件事，刘邦多次指示地方各级官吏，务必将他们妥善安置，除免除一定年限的赋役外，还须给予住房。东汉自安帝至桓灵二帝，自然灾害频发，国家在救灾方面的开支巨大，用度不足，遂开卖官鬻爵之先河，但卖官鬻爵的钱并非皇帝用，是真的用在了百姓身上，《晋书·刘毅传》对此有过专门评论。

　　唐袭汉制。唐吸取隋贫天下而亡教训，社会救济和保障工作比两汉更规范更细致，救济院就是在唐高宗时出现的，初称“病坊”，收留乞儿、老人、穷困和残疾之人、无家可归及无以为生的人。咸亨元年十月，高宗下诏：雍、同、华等州百姓有“单贫孤苦不能得食，及于京师内流冗街衢、乞丐、廛肆者”宜令所司检括具录姓名本贯属，于“故城内屯监安置，量赐皮裘衣装及粮食”，该制由此正式定名“屯监”。玄宗时对此尤其重视，开元二十二年，玄宗下诏：“禁京城乞儿，悉令病坊收管。”后若在见乞儿，重责地方官吏。唐朝历时289年，邓拓《中国救荒史》查：有唐一代，共计受灾493次，其中旱灾125次，水灾150次，风灾63次，地震52次，雹灾37次，蝗灾34次，霜雪27次，歉饥24次，疫灾16次。尤其水、火、地震灾害，往往给百姓生命财产带来重大伤害，十坊九坏，故自唐太宗时即设置专员赈济，不仅如此，还委派三省或御史台的高官亲往灾区协调督办各项事务，灾后重建，悉由官办。或遇大灾，征调天下各州之力，保障供给，并设常平仓和义仓（社会捐助），稳定粮源、调节粮价。稳定粮价的思想观点最早出于战国时期的李悝，至汉代耿寿昌创建“常平仓”，该思想遂得施行。

　　以上诸多历史事实说明，在汉唐两代，安居属于社会保障范畴，是必须由国家负责的。杜甫在诗中说“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不是说读书人没房子住，是杜甫对知识分子的居住状况不满意，在他的观念里，知识分子应该住大房子好房子才对，不能住茅草屋。奈何汉唐不是宋朝，对知识分子没有太多的特殊待遇，更愿意优待有军功和爵位者。事实上郭沫若批杜甫并没有大错，杜甫跟孔子一样，每个细胞都浸满了知识分子的矫情，认为知识分子就应该拥有不劳而获的特权，而且待遇还要好才行。尽管同样是同情底层民众的遭遇，但杜甫跟陶渊明相比，境界却有天壤之别，陶渊明出身贫寒，从不认为知识阶层和农民在主体权力和人格上有任何区别，辞官后躬耕自资，夫耕于前，妻锄于后，住的房子并不比杜甫的好，但他从中体验到的却不是落魄寒酸，而是生活的不尽乐趣：“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而杜甫满脑子都是“读书做官论，学而优则仕，书中自有黄金屋”之类的东西，求之不得就大发牢骚：“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至于住茅草屋，那简直是自己人生的奇耻大辱。若再看唐寅对知识分子的理解，杜甫就更显得庸俗了，“姑苏城外一茅屋，万树桃花月满天。”这就是才艺双绝、名冠千古的唐寅。唐寅的画作在当时很值钱的，达官显贵虽鄙视他的淫邪，却不耽误揣摩他的春宫画，尤其是富商巨贾们，不惜重金央求片纸，唐寅若想要池台亭阁很容易，然而他的住所居然是残垣断壁的废墟。唐寅只是以丹青为娱，不是为了换取物质享受，最后因清贫，把老婆都气跑了。这绝非仅仅谈薄名利那么简单，而是世界观和价值观使然。后世学者常将唐寅与柳永并联，这是对唐寅的误解甚至是亵渎，柳永是破罐子破摔，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但唐寅不是，唐寅只是佯装疯癫，内心并不放荡，他严重鄙视权贵们的虚伪，表面上冠冕堂皇私底下却下流淫秽，他的春宫画把权贵和富有者们的丑态刻画的淋漓尽致，其实就是打骨子里瞧不起他们，“车尘马足富者趣，酒盏花枝贫者缘。若将富贵比贫贱，一在平地一在天。”从他的诗句中就能看懂，宁愿跟妓女交往，也不与有钱有势的人为伍，因为这两者人格的高低有天壤之别。

　　墨家搞的是共产主义，思想过于超前，统治者赞成者寡。道家的社会治理模式兼顾双方利益和需求，无论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都愿意接受，并且实用性强，便于操作，被历史证明远远优于法家和儒家统治模式。特别值得称道的，是道家把安居纳入社会保障范畴的观点，抓住了牛鼻子，统治的难点即二律背反的矛盾迎刃而解。民以食为天、以房为家，天无可虑，家居无忧，心里想的是添丁进口，广种多收，机杼纷忙，让生活更加富足，这样的社会自然不会有问题出现。只有亡命徒才喜欢铤而走险，百姓没那么大的野心，他们想要的，不过就是安居乐业，吃好穿好，儿孙兴旺。但现代经济学反其道而行之，把房子当成重要的税收来源，视房地产业为国民经济的支柱，进而无限拓展房地产业边际收益的外延，开发商、银行、股市、中介、各种信托公司、典当行、房屋租赁公司、炒房客等，纷纷参与进来抢金，房子的内涵即职能由此发生了本质的改变，从基本生活物资变成了与股票、债券、基金、黄金、古玩、字画等具有同等性质的高回报性金融资产。过去允许单位和个人自建房的时代，房屋的成本主要有八大项：材料费、人工费、规划设计费、土地租用费、基础设施费、配套设施和安装费、地质水文勘探费以及建筑过程中的各项管理费，当房子沦为资本增值的道具，构成成本的因素就成了变量，再有本事的人也无法做到精确预算，因为他根本无法预知开发商、银行、股市、中介、各种信托公司、典当行、房屋租赁公司、炒房客这些充满不确定性因素的环节，为了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将会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和手段，反正他们的各项费用都是要打入房屋成本的，最终由购房者负担。这里我们不妨做个类比，2012年秋天很多地区大白菜都烂在了地里，农民5分钱一斤都卖不出去，但同时大中城市的市民们却没有从中得到好处，市场上的大白菜价格依旧不低于0.50元/斤，问题很明显，是诸多中间环节拉高了大白菜的价格，这也正是目前农产品市场的现状。从大白菜这个例子中，我们不难发现房价高的原因。

　　房地产业的边际收益与国家为此支付的机会成本是正比关系，机会成本究竟有多大呢？两句话就能概括：“一片孤城万仞山，城里处处没人烟。”城市俨然变成了墓地，这就是国家为自己从住房商品化模式中获益的行为所必须付出的巨大代价，二律背反是资本主义的致命缺陷，所有的社会问题皆因此产生。

　　微观经济学的本质是暴利，暴利必然导致暴力，官商合体武力敛财，最后逼得老百姓起来造反。暴利经济学就是暴力经济学，不是统治者对被统治者施加暴力，就是被统治者对统治者施加暴力。老子曰，“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微观经济学家们真该好好揣摩揣摩老子的思想。

　　洪武七年农历八月，朱元璋下旨给南京官员，寻闲地盖瓦房260间，供无房户居。一月后，再下旨给华亭（上海）官员，修缮宋代废墟居养院，以供华亭无房户居。（《明太祖实录》92卷）两处试点都成功了，朱元璋大悦，年底在全国推广，给中央官员下旨：“令天下郡县访穷民，无告者，月给以衣食，无依者，给以屋舍。”(《明太祖实录》卷93)中央官员深感为难，找朱元璋解释，怕是办不到。朱元璋说：“尔等为辅相，当体朕怀，不可使天下有一夫之不获也。”(《明太祖实录》卷95)暴君耶？明君耶？天下自有公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