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围观潘毅与卢荻教授关于资本和新自由主义的辩论

 

　　潘毅教授文章引发了卢荻教授的不同意见之后，李民骐教授和卢映西教授相继参与了争论，围观这一争论过程，产生了一些感想，也写下来，算是参与讨论。

 

　　本文打算从自己在国内的经济生活体会出发参与讨论，尽量少地涉及经济理论问题。老田最近30年一直居住在武汉，经济生活方面最大的体验是：首先是地租额在国民经济中间的全面扩张，其次是商业、房地产业和金融业对于生产性行业的驱赶(近乎全部工厂被驱赶出主城区)。在这个过程中间，地租尤其是级差地租的货币化过程，以及在级差地租货币化过程中间的不同地位，决定了城市土地归谁使用，这根本上重新改写了城市的面貌。

 

　　在城乡关系的变化方面，农村最重要的变化是土地抛荒和青壮年农民外出打工，原先作为自足的生产生活共同体的农村，业已大面积解体，农村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之后实现了一次角色转换：成为廉价劳动力流出地和劳动力生命再生产的低成本基地。老田这篇文章就是在故乡蕲春写成的。

 

　　潘毅教授的主要观点是从历史演变过程着眼的，说中国从世界革命的中心变成了全球资本的中心。在这个过程中间，中国成为全世界最有利的剥削基地，引发资本和产业的转移，由此中国成为了世界工厂。

 

　　卢荻教授从新自由主义在中国之外的执行经验出发(市场化、私有化和金融化)，对潘毅教授的观点提出商榷，还认为存在对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抵抗。卢映西教授特别不同意卢荻教授关于抵抗的观点，说中国不存在任何意义上的抵抗，说卢荻教授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看法可能是出于对“打左灯向右转”误读。从中国精英阶层(或者统治阶级)的政策宣示看，显然是有道理有依据的。

 

　　在李民骐的文章中间，依据统计数据对国有企业的市场地位下降，做出了强有力的分析。说明：中国的私有化进程从来未曾停止和逆转，即便是按照西方国家的私有化趋势看，也是相当吻合的。

　　分歧的要点

　　在老田看来，几位教授的分歧在于：经济发展的幅度以及劳动阶级所得额上升如何理解?正是在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上，最终产生了分歧。

 

　　卢荻教授长期在西方国家执教，对于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不足早有警醒，但是，他在应用西方经济学理论及其相关的经验方面，依然过多，以至于在理解中国经济的现实方面有不小的隔膜。

 

　　从经济现实看，这一点毫无疑问，在全球资本流动和产业资本转移规模看，中国成为世界的工厂，其原因是不言而喻的：极低的工资成本和环保成本，当然还有较低的税负。

 

　　从经验出发，需要指出一点：任何以政府立法为依据，去讨论中国的工资成本和环保成本问题，都是不靠谱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执行方面。张五常有一个比较靠谱的看法，即中国实际上不存在中央政府，有的只是两千多个县一级的政府型公司。资本与政府的关系，主要地是与县级政权的关系来相互定位的。以广东省的东莞市为例，作为一个县级政权，辖下本地人口数一百多万，但是辖区总人口早就超过了一千万，县环保局的编制很小，监督和执行力极低，广大资本经营活动基本上是放任自流，企业愿意支付多少环保成本基本上由业主个人的“良心”决定。至于劳工法律的监督和执行，那实在是对不起得很，即便是告上门了也缺乏处理的能力，更何况有限的几个劳动局官员，还未必有支持劳工权益的意愿。所以，中国的经济现实是：中央政府确实有着劳工和环保立法，甚至随着时间还有所完善，但是，近乎为零的执行力度，才真正决定了资本经营过程中间的实际劳工成本和环保成本。

 

　　从毛时代到今天，在经济增长数字的大幅度增加之外，未能恰当关注均一的经济数字“质的变化”——经济结构的变化及其深刻含义，如果结合经济现实的经验来对照，就很容易看出分歧和问题所在。

 

　　在经济数字中间，地租租金的份额急剧上升，以及与人们生存成本紧密相关的福利市场化带来的影响，这两个方面极大地拉升GDP数字及其增长幅度。正是在名义收入上升的同时，人们的生存成本也急剧增加，也就是说，原先不需要个人出钱的“单位福利”——诸如住房、医疗和子女教育等——今天也需要出钱购买，甚至在货币工资收入的大幅度上升的时间段，人们的实际经济状况反而是下降的，因此，忽视这个经验性的变化，很容易高估GDP数字增长的价值，高估劳动生产率的进步和人们经济状况的改善，从而也就很难准确地把握贫困人口减少问题。

 

　　还有一点远非不重要：为什么苏东国家在转型之后发生普遍性的经济崩溃?有且只有中国和越南产生了可观的经济增长?这一点至今没有得到经济学界的重视和认真剖析，而是简单化地把中国的巨幅增长与转型政策进行因果链接，由此得出一些经济理论上不得不肯定的认识。如果以苏东国家转型的经济表现为依据，显然只能够支持这样的认识：市场化或者资本化的制度能够整合的生产性资源(资本、劳动和土地三要素)的能力，小于计划经济加公有制的整合能力，由此才带来GDP的巨幅下降。

 

　　据老田看，中国和越南的增长，主要是与这两个国家改革起点是“工业化未完成阶段”，各种有利于资本和产业的积聚条件都与这样一个经济发展阶段紧密相关。当然，传统的社会主义制度带来的教育和医疗的普遍化(更高的人力资本均值)，乃至于民众对于政权的高度认同(政权因此具有更强的创造资本积累优越条件的能力)，都成为资本主义复辟之后的重要起点。应该说，是各种社会主义制度残余以及人们处在前工业化社会阶段的生存经验(以及与此相关的低要求)都成为支撑资本主义快速积累的有利因素。

 

　　如果考虑中国越南与苏联东欧的反差，各种对于转型政策的经济学肯定认识，会少那么一点理直气壮的底气，卢荻教授说不定会让自己的态度和认知，向潘毅教授那里靠近一点点。

　　如何理解劳工货币收入的上升幅度

　　李民骐教授认为中国今天的劳动所得份额上升、以及工资成本在单位增加值中间的提升，推测是反应了工人阶级的斗争力量上升，这可能也是难于与经验相吻合的。前不久，广东警方抓捕了劳工数位NGO人士，主因就在于他们曾经帮助劳工斗赢了资本家一回，因此罪大恶极。这个情况说明，经过劳工的阶级斗争给资本家带来高成本的事情，虽然不是绝对没有，但也是少极了，所以，警方和政府部门才会高度看不习惯。

 

　　以老田在国内生活的经验看，无论是中国的精英阶层还是平民阶层，目前都未曾对资本的压榨力度形成有效的抵抗。工资成本上升的事实，需要从国民经济中间地租率的份额提升去理解。毛时代的经济，很接近于“零地租经济”，无论是投资活动、生产过程还是民众的生活中间，地租成本都无限接近于零。1993-1994年朱镕基的分税制改革之后，地税税源逐步锁定房地产相关产业，由此出现一个巨大的“非预期政策后果”是：地方政府、银行和地产商组成房地产三头同盟，在这个三头同盟的刻意推动之下，炒高级差地租并通过房地产转化为货币收入，三头同盟然后瓜分被炒高的级差地租收益。曹锦清教授有一个说法：房地产的实质就是级差地租货币化。与社会学家相比，经济学家们过分沉迷于数字，缺乏对于经验事实的敏锐性，往往忽视经济数字背后的结构性变化及其实质含义。

 

　　房地产相关产业的野蛮生长和恶性膨胀，根本性地改变了中国经济的一般面貌。在经济增加值中间，地租占比出现持续提升。一切经济活动，举凡投资、生产过程和民众生活成本，都被地租挤进去占据了一个相当高的比重。在李民骐教授所分析的工资所得额上升的时间段里，底层劳动者的生活成本急剧拉升，相关份额应该合理地归因于与地租额上升所引起的“生活成本推进”。

 

　　国内经济学家们往往强调所谓的“刘易斯拐点”，说因为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态势成为过去式，因此，带来了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因此，工资成本由此上升了。这个说法并不完全靠谱，近十余年来，劳动力的非农就业数字一直稳步上升，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工资总额的提高，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把工资成本的提升看作是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化引致的，则是南辕北辙。

 

　　老田生活在武汉，就经验感受而言，劳动力成本上升的主要变化是地租成本提高，大幅度拉升了劳动力的生存成本，这是最为主要的原发性变化。以吃早点为例，在近十年时间内，油条从0.2元一根上升到1.0元一根，上涨百分之五百;热干面由0.5元一碗上升到3.5-4.0元一碗，上升七到八倍;还有绿色蔬菜价格的疯涨，都是肇源于地租额的影响。原先，这些早点摊主可以租住城中村，月房租在100-200元之间，由于城中村受到房地产三头同盟的大力度消灭，这些小摊主也不得不进入居民小区租住和生活，月租金往往要高出3-5倍。

 

　　全国人民都看到了城管队伍的基本业务是反对“占道经营”，由此，经营性的房租支出不仅从无到有，还由低到高，从这个角度看，城管反对占道经营的执行力，相当于是以政府的力量和经费，开展了一场地租保卫战：不仅确保门面房的出租率还确保其出租额。今日武汉，占道经营还有，但是少了很多，经营的风险也提高了不少：城管得不到就冲过来没收摊子，小摊主被拉高的经营成本=被没收的概率*摊子成本+中断的经营时间*平均利润。

 

　　正是在这个时间段里，武汉市雇佣餐厅服务员的月工资，从几百元上升到2000元左右，工资增加幅度中间，吃住成本的绝对上升额占据工资涨幅的绝大部分。在吃住成本中间，地租额跟随房地产价格而上升的幅度，据武汉市的生活经验体会，月人均在1000元左右。

 

　　因此，中国之成为全球资本的“劳动套利中心”，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从毛时代的零地租经济中间走出来，到三头同盟成功建立起高地租经济的时间段中间，劳工生存成本中间所包含的地租额，有一个从低到高的发展过程，因此，这个劳动套利空间在过渡期的广泛存在，使得中国的工资成本在全世界具有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之一。

 

　　房地产三头同盟从朱镕基分税制改革开始成长，经过了二十年的发展之后，至今日已经在整个国民经济过程中间占据了相当的地位，在各个方面形成了与高地租相关的成本推进现象。劳动者工资收入的提升，是与房地产三头同盟改造中国经济过程的成就，紧密相关的。卢荻教授说：“经济金融化，意味着资本的投机化导向，投机活动挤压生产性投资、长期投资。”中国在市场化轨道上运行的时间还不够长，也缺乏美国那样的全球霸权地位，未能形成西方中心国家那样形式的金融化，但是，以房地产三头同盟为核心的投机资本，对于实体经济的影响力之大，则远超西方国家。而且，地方政府对于公共工程的热衷，其支付能力则直接来自于房地产相关产业的地租货币化分享，中国政府部门极高的公共工程投入能力，看起来不仅没有“挤压”似乎还有助于长期投资似的。如何认识中国特色的投机资本的成长及其运作逻辑和后果，看来是卢荻教授与其他学者的歧见所自。李民骐教授的文章中间，对于中心和外围国家资本主义的不同，相比卢荻教授有着更高程度的敏锐性。

 

　　财政部楼继伟部长也看到了工资成本推进的问题，他在公开讲话中间毫不隐晦地指出：绝对不能够容许工资收入超过劳动生产率提升幅度。这个态度很好地代表了中国今日精英阶层看问题的方式，他不愿意指责房地产三头同盟，同时还希望取悦于资本，最终开出的药方是：希望由劳动者在自己的低收入中间“消化”高地租带来的生活成本推进。楼部长的讲话内容，看起来就是为了支持卢映西教授的看法。

 

　　撇开楼继伟部长自己的立场和偏好不论，我们可以务实地追问一下：在今日中国的底层劳动力收入中间，到底有多少可自由支配的收入份额，能够帮助“消化”高地租带来的高生活成本。当然，楼部长也可以反驳说：除非选择“走老路”，否则地租在国民经济中间的占比上升是不可逆的。

　　经济增长数字与中国的贫困人口数字

　　正是与房地产三头同盟的高歌猛进相联系，中国劳动者所得额的上升，实际上并不意味着经济或者净福利的改进，而更多地是体现了绝对生活成本的提升。

 

　　不仅如此，高地租经济的扩张，不仅损害了底层劳动者的经济状况，使得他们的净福利远低于货币工资收入的提升幅度，还极大地恶化了社会中上层的实际经济状况。“IT民工”“青椒民工”(高校青年教师)的大批出现，就是如此，比较底层劳动者早已经不是住房的合格消费者了，他们才是高房价最直接的受害者。

 

　　一位北京研究单位工作的朋友，曾经很具体算了一笔账，在北京市生活需要什么样的高成本?他认识一对年青的博士夫妇，一方在高校工作，另一方是部属研究单位，合计月收入过万元，两人租房一定要租住在五环之外(之所以可以这样，是因为工作时间有着部分弹性)，上班倒车时间很长，还绝对不敢生养小孩，除了有来自双方父母的补贴。只要深入人们生活的经验现实，就很清楚，小康不是那么容易达到的。挣一份过得去的生活，能够支付养生送死的开支，这是摆脱贫困的起码要求，以此而论，中国的贫困人口数量肯定在10亿以上。

 

　　中国今日城市的生活成本上升幅度，得益于房地产三头同盟的成功扩张，业已上升到了世界前列。城市里的社会分层或者说人们的经济状况感受，很大一部分联系着有房还是无房。除非是城市家庭的子弟，还愿意选择终生生活在父母所在的城市，并等待父母去世之后行使继承权，否则，仅仅高房价本身，就足以成为许多青年人终生难于逾越的阶级壁垒。据老田在武汉的观察，1990年代晚期有一次较大幅度的上涨，最为关键的年份是2007年，凡属没有在2007年房价暴涨之前买房的朋友，至今后悔不跌。武汉房价在每平米10000-20000元左右，相比上海北京等地，还算是温和，但早就涨过了普通小资白领能够企及的高度。

 

　　在北上广深这些一线城市，成为百万富翁都解决不了“小两口”的衣食住行问题，除非成为千万富翁才有希望。所以，厉以宁教授的高足李克强总理号召大学生创业，这是很务实的创意，要是不当上老板并以此成为千万富翁，人的一生肯定会很悲催。但问题在于：难道中国遍地都是机会吗?刚刚迈出校门的大学生连适应社会都需要时间，一下子当上老板，那个成功率究竟有多少呢?有些不宽容的网民，据此指责李克强博士水平低，看不清中国的经济现实胡乱发出不负责任的建议;甚至有一个大学生当面告诉老田说：要大学生创业还不如去赌博，押单押双还有一半胜率。应该说，李克强博士的建议在一个方面还是相当地靠谱的：在房地产三头同盟炒高了房价之后，零地租经济就已经成为过去式了，高地租经济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的经济进程，剩下的就是去谋划怎么成为千万富翁吧。

 

　　在国内生存成本体验方面，货币收入的增长幅度，远远不能够体现人们的实际状况改变。原因其实并不复杂，只要看一看普通人的生存体验就很容易理解。与GDP数字大幅攀升有着因果关系的福利制度改革，极大地拉升了人们应付衣食住行、生老病死方面最低开支的数额，有民间谚语说：住房改革把口袋掏空，教育改革把二老逼疯，医疗改革是提前送终;今天在中国人口老龄化比例急剧提高的同时，还要加上养老难、养老贵。这种种日益加码的必需开支数量上升过程，在现实生活体验方面都是人们经济感受恶化的关键内容，但是，都会体现为GDP数字(也包括据以计算的劳动生产率数字)的同步上升。结合人们的经济生活现实，就能够看到：一些很好看的数字，在实际中间不仅不能够体现为人们福利和经济状况的改进，而是恰好相反。这可能意味着在剧烈变化的社会现实中间，把经济数字进行均一化理解，所掩盖的经济发展内部的机构性变化内涵过于重大，结果导致人们的生存体验与纸面上数字增幅发生严重的落差。

 

　　卢荻教授以世界银行所规定恶贫困线标准日收入1.9美元，来看待中国的贫困人口数字，这是有着严重不足的。如果仅仅从人们维持生命所必需的吃饱穿暖而言，这个数字可能是有依据的。但是，人们生存所需各项开支的急剧增加，除了福利市场化改革带来的高支出、高地租经济带来的高生活成本之外，还有社会性的一面。

 

　　贺雪峰教授在农村调查中间发现：乡村社会中间的高收入群体，较为积极地推动奢侈消费和人情往来，以此在乡村社会中间区分出“有面子的群体”和“没有面子的群体”，这种看起来是“非必需支出”的上升，一样带来大批自我感受边缘化的人群。正是因为“非必需支出”数字的大幅度攀升，农民发现种田虽然足以养家糊口，但是无法挣得一份过得去的生活，不得不离乡背井去打工。而打工收入的增加，又水涨船高地支持了“非必需支出”的进一步上升，始终把多数人保持在及格线之下。非必需支出的急剧增加，乃是市场和竞争逻辑侵入人们的生活世界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导致农村居民之间基于面子竞争的非必需开支，拉高到大多数人口无法达到的高度上。毛时代的政府对此社会性支出方面，尚有必要的介入能力——例如在农村地区推行“移风易俗”，今天的政府既无意愿也无能力介入人们的生活世界。　　

 

　　【图中四合院建面400平米，造价38万元，2010年建成。老家那个村子，近几年新房的造价往往超过三十万元，这对村民来说才算是过得去的房子。对这样的房子，经济学家们第一倾向是看作是经济发展的成就，但是，对于农民而言，照说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应该是很清楚的，但是，这样的房子到底是富裕的象征呢?还是一个逼迫农民奔波不已的“套牢”物件，农民自己可能都无法分清楚。不过依据老田的经验，老家越是漂亮和造价高的好房子，就越是没有人居住，一年到头是铁将军把门，主人一家需要外出打工“挣房子”。这也许需要专家们通过争论再得出共识吧。】

 

　　在老田的老家蕲春县，农村男青年要娶一个媳妇，需要的话费不少于二十万元，而嫁一个姑娘花费也在十四五万，为了挣得这样的开支数目，广大农民工才不得不长期停留在劳动力市场上待售。总之，今天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上，廉价劳动力再生产的关键链条，早已不再是挣钱糊口了。应该说，从人们的生存经验来说，经济学家的分析方法，有着一定程度的缺陷，首先是倾向于把内部存在着“质的不同”的数字，看作是均一的数目字变化进行“等量齐观”，同时，还往往忽视人们的社会性需要和变化，因此，难于准确地理解和把握剧烈变化社会的经验事实。不得不说，过分重视数目字增长的狭隘观察方法，使得许多经济学家们能够心安理得地为中国的巨大经济成就辩护。

 

　　世界银行那个贫困人口标准，所没有包含的必需支出项目过多，无法与人们的生存体验相一致。就人们的日常生活体验来说，一份大家认为过得去的好生活标准，是不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工作挣到，以这个作为贫困线标准，比确定某个货币收入数字更为现实。有钱就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的想法，即便是在统治阶级成员中间，也只有极少数人才能够梦想的炒高境界。如果不能够认真看待人们的社会性需要和“非必需支出”的增长，就无法理解中国为什么有那么多“愤怒的青椒”，也不能够理解为什么经济增长甚至工资份额上升的时段，人们的不满意程度却在上升，大量网络言论对于政府的深刻敌意。没有别的原因，正是在经济学家们认定经济发展还不错，人们的收入也在增长的同时，人们基于自身的经济体验却看不到出路，这种普遍的愤懑也经济学家们看重的数字恰好形成鲜明的对立和对照。依据老田的理解，这种状况其实就是“经济矛盾政治化”的表现，是资本统治下的民众看不到出路，开始抱怨政府的不作为或者不合理进行作为。

 

　　错误的贫困线标准，恰好遮蔽了经济学家们的视野，不仅会高估经济数字所揭示的发展成就，而且还会遮蔽真问题所在。就今天农村的状况而言，在农村种田确实能够摆脱世界银行标准下的贫困，但是，这个贫困线对于生活在现实中间的农村居民来说是没有参考意义的，所以，为了摆脱人们经验公认的贫困，必须付出离乡背井、抛妻别子的亲情代价去城市或者沿海地区打工。即便是有了打工的收入，大多数人依然处于公认的好生活标准线之下，正是因为如此，廉价劳动力再生产的链条才不至于中断，可以源源不断把乡村居民驱赶到城市和工厂里接受不高的雇佣工资。基于贫困线的理解，可能隐含着如何理解经济学中间的效用和满足的概念对，这意味着：人们将要为什么样的目的努力以及为实现目标而需要付出怎样的努力?错误的贫困线标准，意味着只把人们生存最低需要纳入视野，在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到生存水准线之上后，这个狭隘的理解显然就无效了，而经济学理论分析和观察视野也需要相应拓宽，以容纳这样的变化;非如此，就无法理解农村和变化和农民的行为，更不能够准确地把握中国以“农民工”为代表的劳动力市场再生产机制。

 

　　今天中国的情况是，除了特别有权和特权有钱的极少数之外，自我感觉属于小康的群体，多半是改开前的余孽：这群人有退休金、住房和基本的医疗保障。李民骐所说的工人贵族，除了余孽群体之外，新的工人贵族几乎无从产生，甚至更进一步，连底层体力劳动者之上小资白领阶层，其大多数都觉得自己处于受盘剥而毫无出路的地位上。把握了这一点，就能够以人们的经济状况特别是其经济生活体验，对网络言论主流做一个很好的解释和沟通，以此而论，经济学的解释力还有上升空间，“经济学帝国主义”还有着不小的地盘可以扩张，前提是：走出数字迷信并更多地关注具体的经济生活现实。

 

　　二〇一六年二月十六日

　　来源：破土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