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金靴：谁在呼唤“下纲下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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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宾利大姐的闹剧依旧在发酵，关于贪腐、包养、权钱私受等话题热度不减。

　　然而，就在舆论不断质疑宾利事件时，某位向来热衷“护主”的媒体人又慌不择路地蹦出来了：

　　向权贵们苦口婆心的劝告“低调”，此等替主子忧心的姿态真的“宫廷”极了。

　　仿佛忧权贵之忧，自己便也能够凭秉笔宦吏之躯，跻身权贵之伍。

　　正如胡先生曾噘着嘴巴自封“建制派”，对权力的向往、对红色象牙塔的谄媚，一览无余：

　　什么是“建制派”?

　　所谓“建制派”概念的使用，近年来在中国大陆的语境里往往援引暗意自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治生态。

　　在香港政坛，“建制派”常指拥护或支持特区政府现有建制及来自中国共产党政府的中央人士，我大陆方面一般称其成员为香港爱国人士、在港爱国同胞等。

　　而香港的一大批所谓“泛民主派人士”，包括《毒果日报》等独派反动媒体阶群，则会在西方势力的操弄下以搞乱香港、破坏中国主权完整为目的得贬称“建制派”为“保皇党”等。

　　在政治舆论层面，他们会对建制派、甚至直接对我大陆中央政府进行侮辱和攻击。

　　在这种完全受到西方「身份政治」思维荼毒的情况下，建制派往往会成为反动派们的一顶靶子，是破坏香港法治建设和社会稳定的显性目标。

　　如此对冲局面下，作为大陆方面的立场人士，很多时候对于「建制派」是带有天然的、也确实是现实的亲近感和代入感，它代表着一种法统层面的权力合法性与执政正义。

　　这，应该是胡锡进之流会给「建制派」这一概念灌入正向意义，同时又不由自主地忍不住给自己也皇冠加身、妄图强行挤入建制派队伍的原因。

　　然而，建制派本身真的就是正向的身份概念吗?

　　在香港问题的语境里它带有一定的正面立场，那么就决定了这个概念本身也是褒义的政治词汇?

　　洋人侵略军把慈禧老太后给打跑了、坐在了皇位上，我们看着不爽，那么，就要反过头来“扶起”封建的慈禧老太后、“还是被您统治比较好”?

　　建制派这个词儿，如果非要咬文嚼字地去“抠”，事实上这个翻译都是不对的。

　　establishment，它其实应当被翻译为「当权派」。

　　满瓶醋一声不响，半瓶醋晃晃荡荡，胡先生去年写下这段文字时还未退休，其在体制内的职务为官媒《环球时报》总编辑，属司局级干部。

　　不禁想问：一个司局级，也称得上为「当权派」?

　　不妨看看美国前任总统、民粹红脖子领袖特朗普是如何使用胡先生口中“建制派”一词的。

　　在葛底斯堡的演讲：“Change has to come from outside this broken system. The fact that the Washington establishment has tried so hard to stop our campaign is only more proof that our campaign represents the kind of change that only arrives once in a lifetime。变革必须来自这个崩塌的系统的外部，而我的竞选能够代表这种一生难得的变革，华盛顿的那帮当权派们对我的竞选进行疯狂抵制，就是明证”

　　就职总统时的演讲：“For too long, a small group in our nation's capital has reaped the rewards of government while the people have borne the cost. Washington flourished, but the people did not share in its wealth. Politicians prospered, but the jobs left. And the factories closed.The establishment protected itself but not the citizens of our country. 长久以来华盛顿的一小群人攫取了利益果实，代价却由美国人民承受。华盛顿欣欣向荣，美国人民却没享到财富。政客们塞满了腰包，可人们的工作机会却越来越少，无数工厂关门，当权派们保护的是他们自己，而不是我们国家的公民!”

　　胡先生还要自诩为当权…哦不，建制派吗?

　　在美国，有一些标准意义上的“建制派”，典型的如杰布布什，他的父亲老布什是美国总统，他的哥哥小布什也是美国总统——所以杰布布什被一些美国政客讥讽为“政治妈宝”，是个标准的建制派。

　　包括奥巴马、希拉里等传统民主党人士，特别是近年来被逐步疯魔化的“黑人”“女性”“LGBT”标签，更是他们那帮建制派的一杆杆大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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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显然，“建制派”是依附于权力的，权力的枪口指向哪里，这群舔狗的獠牙就咬向何处。

　　比如港澳地区某些纵横殖民时代、日据时代、殖民复辟时代、新时代的精英华人家族们，又比如韩国某些在抗日战争中甘当朝奸、又在李承晚执政后(尤其在朴正熙时期)摇身一变为政治经济精英的朝奸家族们。

　　这些建制派往往没有信仰、没有自尊、没有思想、没有自由，他们只知道听主子的话。

　　甚至，这主子是谁他们都无所谓，只要能让他们混个一官半职，他们就能挥毫泼墨、为主子大唱赞歌。

　　就这一类文人，毛主席1967年5月已给出过辛辣的评述：“知识分子从来是转变、察觉问题快，但受到本能的限制，缺乏彻底革命性，往往带有投机性!”

　　所以我也一直都说，看胡先生的文章你会有一种错觉：此人若是生在百年前，恐怕在《南京日报》或《中央日报》也能坐到个主编的油腥衙位，替蒋光头歌功颂德一番。

　　今天的胡锡进之流以粉红党姿态、本着“维稳大于一切”的信条，自诩建制派，其实质是暗指自己是“维稳派”、是权力的附庸，一切不和谐、不稳定的人都将是胡锡进枪口下的“维稳对象”。

　　这种谄媚奴颜，显然是反社会主义也是反人民的。

　　隔着手机屏幕都可感受到其字里行间的忠啃，去年呵护屎尿屁才女贾浅浅如此，今年庇饰宾利大姐依然如此。

　　包括经年累月持续不断地给权贵们“谏言”：“各位大爷一定要低调啊!小心被人民群众给革命了!”

　　什么是「去阶级化」?这就是。

　　如鸵鸟思维一般：只要这些资本家、新地主阶级和他们的二代们“保持低调”，那么今天中国的阶级分化和阶级矛盾便不存在了，就“这盛世如你所愿”了～

　　还是我说过的那段话：永远不要再说他是“骑墙派”了，他从来就没有骑过墙，他从来就是立场鲜明地站在权贵、布尔乔亚知识分子和精英买办的一边，他从来稳坐于人民群众与工农阶级的对立面。

　　1918年，列宁在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曾有语：“国家是镇压机关，必须镇压剥削者，但是用警察是镇压不了他们的，只有群众自己才能镇压他们，镇压机关应该象苏维埃那样和群众有联系，应该代表群众。”

　　这种趾高气扬、端坐高位的宦人，毛主席在1966年时更是有过极其精准的评价：“中国的官员是一个阶级，而且他们的利益与工人农民的利益是对立的。如果这些红色资产阶级的特权不受约束，中国将法西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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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品一品胡锡进先生的这句话：

　　怎么理解呢?

　　我来翻译一下，也是帮扭扭妮妮的胡先生大方开口吧：“泥腿子们打江山、闹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是当权者、精英分子们坐江山的时代了，不要再闹腾了!”

　　“打了一辈子仗，享受享受怎么了”的意思?

　　恍然有一股熟悉的气味，回想80年代初期有一句著名的愤语曾从庙堂之上传开：“看群众脸色的日子，终于一去不复返啦!”

　　中国从革命时代走向建制时代了吗?中国共产党由一个革命党变为建制党了吗?

　　1956年11月15日，毛主席在八届中央委员会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

　　“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

　　“而且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共产党是要得到教训的!”

　　“学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样的事情，同志们要看作是好事。”

　　“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

　　“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

　　……………

　　再审视一遍胡锡进的“中国复兴开始时以革命的方式开路，如今要以建制的方式不断改革前进”——除了前文有述的政策角度，从史观层面，胡锡进还在表达一种赤裸裸的精英史观，而非中国共产党安身立命的「人民史观」。

　　就在前天，胡锡进又出言论，大致意思是要求舆论不要过于上纲上线：

　　这种论调非常有趣，试问：什么人会害怕“纲”和“线”呢?

　　或者说，他胡锡进害怕的政治纲常和阶级红线，又是什么呢?以致于如此大惊失色地呼吁“下纲下线”?

　　我想起了去年9月，胡锡进曾发表过类似言论：去革命化，以及给革命赋予“恐怖化”色彩：

　　什么人会害怕「革命」?这个问题放在任何时代也都是值得讨论的。

　　从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到所谓铸剑为犁的“和平年代”，「革命」这个被全世界受压迫阶层、被剥削阶级所赋予了神圣使命感和历史成就感的词汇，其意义内涵一直在被解构，也一直也被某些势力以抗衡、以对峙。

　　有时，甚至还会被人为地曲解乃至隐藏。

　　恐惧革命，逃避革命，抵制革命，以至于在纸醉金迷、声色犬马的时代里掀起一股“去革命化”的浪潮、鼓吹和打造一个以“革命过时论”“革命无用论”的氛围风气……

　　这都是十足的阳谋。

　　在维稳万岁的名义下，反动分子和既得利益军团那一座座膀大腰圆的肥腻皮囊下一根根油腥的尾巴，从来都是藏不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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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革谁的命，谁自然便是抵触革命、反对革命的急先锋。

　　反对革命者，从历史走来有一个相当浩长且人民导向的罪冠：「反革命」。

　　1925年，民国时代著名的白色媒体、媚洋改良派杂志《现代评论》刊文：“现在社会里面，有一种流行名词‘反革命’，专用以加于政敌或异己者。只这三个字便可以完全取消异己者之人格，否认异己者之举动。其意义之重大，比之‘卖国贼’‘亡国奴’还要厉害，简直便是大逆不道。被加这种名词的人，顿觉得五内惶惑，四肢无主，好象宣布了死刑是的!”

　　看，这畏惧“反革命”罪名、亦是畏惧革命的口吻嘴脸，是不是与今天的胡锡进之流别无二致?

　　「反革命罪」，毫无意外诞生于革命时期;同时，推动一项罪名与治罪政策/法条法规的出炉，必须存在着一股进步的力量。

　　这股力量，对于反对革命的反动势力必须有着极为坚决的阶级仇恨，才能促成「反革命罪」这一充满着阶级正义和审判自信的罪名的托出。

　　从历史看，最具现代进步意义的「反革命罪」，是大革命时期的产物，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努力成果。

　　1931年，中央苏区制订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同时展开了声势浩大的肃反运动。

　　可以说，大气磅礴、阶级性浓郁的「反革命罪」，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那个铁血横流的觉醒年代里带领着亿万工农与劳苦大众，献给历史、也是献给初生的人民政党和人民共和国的重礼。

　　正因为有了「反革命罪」的高悬头顶，如同毛主席向全党提出的“两个务必”一般，才能够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仍能长长久久地刻画和反映出「革命」的神圣性、正义性、合法性。

　　1951年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批准公布施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共计21条。它的立法目的是：“为惩治反革命罪犯,镇压反革命活动，巩固人民民主专政。”

　　1954年，新中国著名的“五四宪法”出炉，其中第十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卫人民民主制度，镇压一切叛国的和反革命的活动，惩办一切卖国贼和反革命分子。”

　　“五四宪法”是新中国的首部宪法，也是一部真正的人民宪法，而「反革命罪」就是人民群众用以捍卫自身阶级利益、保卫国家民族主权安全、抗击抵御国内外一切反动势力进攻的光荣利器。

　　不过，历史的演进总是让人失语的。

　　1975年时，新中国第二部宪法第十四条依然尚有：“国家保卫社会主义制度，镇压一切叛国和反革命的活动，惩办一切卖国贼和反革命分子。”

　　1978年时，新中国第三部宪法第十八条仍然保存：“国家保卫社会主义制度，镇压一切叛国的和反革命的活动，惩办一切卖国贼和反革命分子，惩办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和其它坏分子。”

　　但是，1980年9月，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正式决定全面修改1978年宪法，并成立宪法修改委员会。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剑英同志被任命为主任委员，副委员长宋庆龄和彭真同志为副主任委员，委员共103名。

　　1981年9月1日，彭真同志率宪法工作班子入驻北京西郊玉泉山，集中精力修改宪法。

　　同在1981年，《探索与争鸣》杂志刊登了一篇重磅炸弹，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二年级的学生徐建所写的《“反革命”罪名科学吗?》一文被登出，这是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政以来第一篇公开质疑“反革命罪”的文章。

　　一年后，在毛主席逝世六年后的1982年，新中国第四部宪法即新宪法的第二十八条，被修改为：“国家维护社会秩序，镇压叛国和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制裁危害社会治安，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的其它犯罪活动，惩办和改造犯罪分子。”

　　“惩办一切卖国贼”之条款，宣告删除。

　　紧随着的，是“取消反革命罪”的声音随着一大票矫揉造作、无病呻吟、抵触红潮的伤痕娘炮们的“解冻”，旋即甚嚣尘上。

　　1988年，中国人大法工委在讨论《刑法修订草案》时，主张把“反革命罪”更名为“危害国家安全罪”。

　　这一主张当时就遭到了社会上相当规模群众的强烈反对。

　　后来，《政法论坛》1990年第2期的一篇名为《一个危险的抉择——对刑法上取消反革命罪之我见》的文章，也引发了法学界、乃至全国各领域学界关于是否取消“反革命罪”的大讨论。

　　1991年，《论将‘反革命罪’易名为‘危害国家安全罪，》一文发表，此文出台标志着关于更改反革命罪名的争议的终结。

　　这篇文章当时认为：

　　(1)将反革命罪易名为危害国家安全罪，更能准确反映该类犯罪的本质特征;

　　(2)将反革命罪易名为危害国家安全罪，有利于国际司法协助和引渡罪犯，向国际接轨;

　　(3)将反革命罪易名为危害国家安全罪，并删去反革命目的的规定，有利于对具体犯罪性质的认定;

　　(4)将反革命罪易名为危害国家安全罪，有利于“一国两制”的实现，不容易触动和惊扰敏感的香港同胞………

　　1997年，整整沿用七十年之久的“反革命罪”，正式被更名为“危害国家安全罪”。

　　再两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将“反革命”一词彻底剔除。

　　反革命们的五指山，消失了。

　　“反革命罪”被取缔了，“去革命化”和“去阶级化”的诉求也就由愿景走向了现实。

　　约莫十年前，中学语文教材曾把著名的苏联革命作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筑路》一节删去撤掉，与之同时的动作不仅是抹去这篇带有鲜明革命气质和阶级斗争色彩的文字，还换上了保尔与冬妮娅恋爱的小布尔乔亚片断……

　　这不就是我们自八十年代开始一路狂奔的结果吗?

　　像极了港乐的歌词“浪奔，浪流”，一路蒙着眼睛得浪、浪、浪………浪荡至死的结局，就是忘记了自己来时的路。

　　我们共产党人是举着火把、唱着《国际歌》、握着镰刀与锄头，从血泊中一步步站起来、一步步走出来的——而不是吟唱着小资淫曲、在雍容华贵的交响乐声中，就能够带领劳工大众建立起新中国!

　　还是约莫十年前，一本后来被人民的社会主义铁拳拍死的反动杂志《XX春秋》，在当年的第七期刊登了杨起的《重读《国际歌》感言》一文，用极为炫耀又极富警告的口气，歪曲《国际歌》、曲构国际共运史、曲解中国革命史。

　　在《XX春秋》的文字中，“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奴隶们起来起来”——这些饱含着无产阶级斗争深情的笔触，全部都是错误的，全部都应该被“重新解读”。

　　“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这首曾经给予了毛主席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集体们以巨大革命热忱的雄曲，竟然也能在去革命化的年月里遭到污噬，实在让人不禁垂泪。

　　无独有偶，就在去年和今年，既得利益者们对于《国际歌》的污名化、绑架化、垄断化，依旧在继续。

　　跋

　　2019年1月，领袖有言：“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必须有强烈的自我革命精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要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就必须牢记初心和使命，在新时代把党的自我革命推向深入。”

　　什么是“自我革命”，什么是“守纲守线”?

　　就是一把手枪对准敌人，一把手枪指向自己!

　　“下纲下线”，人民不允许，党的性质和宗旨不允许，百年来的革命历史不允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