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午：一包“酸爽”的方便面，背后是打工人无尽的辛酸

　　“3·15”晚会曝光了华容县5家企业“土坑”酸菜的视频，让日常以方便面为主食的打工人，把隔夜的酸水都吐了出来。

　　一群大汉抽着烟、就着烂菜叶制作出了一包包“九九八十一天发酵”的老坛酸菜，丢进了统一和康师傅的方便面料包，送上了打工人的嘴里，这味道的确够“酸爽”。

　　几年前，方便面在国内的增长出现了颓势，各路媒体和专家纷纷站出来给方便面站台，辟谣“方便面没有营养”的说法。

　　“营养”其实要看怎么定义了。《雪国列车》里，下等车厢的乘客只配吃蟑螂和各种虫子、甚至还有死人尸体加工成长方形“蛋白块”，这“营养”足够维持他们活下去了。

　　而方便面的主要成分是碳水化合物，提供裹腹的“营养”当然足够了，哪怕是“油炸食品”，哪怕有各种添加剂、防腐剂，哪怕够“酸爽”。

　　《2021方便速食行业洞察报告》统计，方便面消费的主力军就是小镇青年(打工人)，其次是Z世代(学生党)，这也符合他们工作学习节奏快(没时间)、收入“稳定”(没钱)的身份特征。

　　2016年有关机构统计，“2015年中国的方便面销量大幅下降12.5%”，多家官媒以一个振奋人心的标题报道了这则消息：

　　2019年，面对方便面销量上升的消息，媒体又拟了这样的标题：

　　方便面销量下降是“消费升级”，方便面销量增加也是“消费升级”，横竖都是“赢”。

　　不过抛开荒诞可耻的经济砖家言论，方便面销量的确成了打工经济的晴雨表。

　　2013年之前，中国的方便面销量维持了18年的连续增长，这与打工经济的“繁荣”几乎是同步的;特别是2010-13年还出现过大幅增长，如果我们还记得2008-09年的金融危机的话，不难解释这种现象。

　　在2013年方便面销量达到462.2亿份的顶峰之后，开始迅速下跌。

　　而这无关那个子虚乌有的“消费升级”，真实的原因一方面是2013年美团外卖的横空出世与外卖产业的崛起对方便面消费的冲击，另一方面则是经济脱实入虚，外出打工的人在减少，劳动力人口数量在经历2012年的顶峰之后也已开始下降;销量同步下降的不仅是方便面，还有啤酒。

　　笔者回想起十多年前在珠三角打工的经历，路边大排档点一瓶啤酒、一份炒面或一份炒田螺几乎是笔者与工友们每个深夜加班之后的必需品;当然有时是一包方便面、一瓶啤酒再加一包榨菜带回宿舍慢慢享用。

　　在2016年初方便面销量跌到谷底之后，的确又出现了新一轮的销量上涨，特别是2020年的大流行，让当年的方便面销量出现了两位数的增长率。

　　砖家的解释是这是10元以上的“高端”方便面和进口方便面的销量上涨拉动的，笔者翻阅了很多类似的评论文章，所依据的无非是央视财经在上海某超市的那篇调查，说5-10元的方便面占据了26%的销量，10元以上的方便面占据了33%的销量。

　　不过这毕竟是在“魔都”，而且是“魔都”的某超市;地位无可撼动的两大方便面巨头康师傅和统一近几年自己公布的数据显示，甭管总量是涨是跌，5元以下的低端方便面仍旧稳定地占据了销售量的60%以上。

　　而这背后的主因，其实是外卖业的红利期逐渐过去，外卖巨头的对商家和消费者的补贴越来越少，抽成越来越高，外卖越吃越贵，把很多“低端”打工人又赶回了方便面桶里，偶尔尝一下5元以上的用大量添加剂勾兑出来更加美味的“高端”方便面就当是犒劳自己了。至于所谓的“消费升级”，就是个笑话。

　　不过就算消费无法真正升级，打工人赖以维生的“口粮”至于要被如此糟践吗?

　　有人又要为“民族酸菜产业”叫屈了，据说华容县50万人中有二三十万人要靠种植芥菜、生产酸菜为生。

　　又有人说，十几元元的洋快餐套餐都能吃到蛆，三元一包的塑料包装酸菜方便面，你还想多高端?

　　不过这决不能成为无良资本家绑架民生作恶的理由。出口的酸菜就要“标准化生产”，内销的就可以随意“糟蹋”?能节约多少成本?

　　那些辛苦从事酸菜加工的“大汉”们，其实不过也是拿着低工资、天天加班的打工人;就在你们往酸菜里扔烟头的时候，你的子女可能此刻正坐在北上广的办公楼里吃“老坛酸菜牛肉面”呢。打工人何必坑害打工人?

　　而这样的现象似乎又是普遍的：养鸡的不吃自己养的鸡，养猪的不吃自己养的猪，种菜的不吃自己种的菜……自己做这一行的都知道这里面全是生长激素、膨大剂、催熟剂、农药，还有各种添加剂、防腐剂;行外其实也知道，无非就是大家相互“投毒”、“眼不见为净”而已。

　　我们同情风里来雨里去的外卖骑手，同情被外卖巨头残酷吸血的小商家，但也不得不正视：外卖厨房有多干净?那些极其廉价的外卖料理包又是怎么做出来的?

　　比起《雪国列车》里黑色的“蛋白块”，现实的“蛋白块”已经做到了种类繁多、色香味俱全，这或许也算是马老板口中打工人修来的“福报”吧。

　　记者们真的关心打工人吃的健不健康、干不干净吗?看曝光视频中踩“土坑”酸菜的大汉们还穿着夏季的服装，也就是说视频至少是半年以前拍摄的，为了索福瑞的收视率，搁到现在才放出来，也真难为央视的记者了;而华容县直到315晚会播出后也才有所行动，统一、康师傅也才暂时下架了“酸爽”方便面，让我们继续“酸爽”了半年多。

　　时间会冲淡一切，就算外卖料理包和外卖厨房，在媒体曝光之后也曾一度让打工人“恶心”，但外卖还在照旧，那样的不可见人的后厨还是会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至于方便面，对于贫穷的打工人而言，终归是刚需，半年之后，随着舆论的来回“拉锯”，酸菜又会被“洗”干净，重新拿出来卖……

　　打工人也首先应该是个“人”，不应该是燃料。我们都希望这样的局面不再照旧下去，怎么办?

　　指望资本家良心发现吗?马克思说，“为了100%的利润，资本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以上的利润，资本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去冒绞首的危险”。

　　指望相关行业的打工人自律吗?且不说他们也只是服从监工指令的打工人，就算知道“投毒”是互害，但分散的私有制早已使生产者与消费者、生产者与生产者、消费者与消费者各自原子化，互不相见，哪有那么容易共情?

　　至于监管，食品安全法是个相对完备的法律，但监管始终是被动的、消极的、滞后的。

　　新中国成立初期，其实也出过不少视频安全问题。三反运动杀过一批奸商，50年代的经验是“发挥党和政府对卫生工作的领导作用，推动食品卫生监管工作常态化”，通俗一点讲，就是要求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的”，不能漠视群众的健康，要真正负起责任来;另外一方面就是在新中国成立后颁发的一系列有关食品卫生的法规章程及标准，为食品卫生监管工作奠定了制度基础。在这些措施下，食品化验合格率大幅度上升，以北京的冰棍为例，合格率由 1953年的 41%上升为 1956年的91%。

　　当然，这些都不是最根本的转变。最根本的是1956年之后完成的公私合营，食品厂终于从私人老板的变成人民自己的，这时很多食品安全问题就从被动监管变成了国企职工主动发现;而那些自己发现不了的，就让群众帮忙发现。

　　1965年4月11日，《北京日报》第2版刊登了一条读者给东城区义兴永副食店提的意见，“切菜板生熟不分”。商店经理和职工见报后，一起学习了《为人民服务》。通过学习，大家提高了认识，还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发现了很多群众都没发现的细小问题。

　　同样是在新中国，这样的历史经验不值得借鉴吗?当然，如果真能借鉴，打工人也就不再是“打工”人，而是“顶天立地是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