喊话易中天：我们为何“生而贫穷”？

　　按：本文仅仅是与易中天商榷问题，某些用户请“高抬贵手”吧，动辄举报，闲的吗？

　　针对最近的两个热点事件，易中天抛出了一篇不足700字的短文——“贫穷和愚昧才是万恶之源”，通篇没有丝毫的论证，更无丝毫的逻辑可言，只有粗暴的观点和结论。

　　笔者的印象中，这已经不是易中天第一次抛出这样的观点，上一次似乎还是十余年前他在《百家讲坛》讲“儒法之争”时说的，“发展不是万恶之源，而贫穷才是万恶之源……”

　　这样的观点原本是不值一驳，然而面对小花梅的苦难，易中天们非但不作出任何的自我检讨，反而以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颠倒因果，将最大的恶意指向了贫穷本身——“贫穷和愚昧才是万恶之源”？易中天就差直接喊出“穷人是万恶之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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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善与恶的标准是怎么定的。

　　古今中外的历代哲人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已经是汗牛充栋，如：东西方的封建统治者把是否“忠于皇帝”或是否“服从上帝的意志”作为善恶评价的标准；儒家的“义利观”与功利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的讨论是相似的，那就是把利他与利己作为善恶评价的标准；而柏拉图等人把知识和理念作为判断行为善恶的标准……

　　我们不能忽略一点，以往的能够被记录和传播的讨论，其实都是站在统治阶级立场的讨论，是服务于统治阶级的，而被统治的劳动人民在这样的讨论中是完全失语的。

　　真正的善恶其实并没有统一的标准。直到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后，善恶的本质问题才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被揭示出来：“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人们总是以他们所处那个时代的社会或阶级所倡导或实际奉行的道德原则和规范直接作为评价行为善恶的标准；而不同阶级的人们从自己的阶级立场出发，把凡是有利于自己阶级的行为称为善。

　　历次的农民起义，在封建统治阶级看来那是“犯上作乱”、“杀人越货”、罪大恶极，而在被解救的农民阶级看来却是“锄强扶弱”的义举，“闯王来了不纳粮”，是最大的善举。

　　资产阶级的精英们接受了最好的教育，衣着华贵、举止优雅、谈吐文明、学富五车，智商情商看起来都高于常人，偶尔还会表演街头施舍的善举，在资产阶级看来这就是“善”；而在无产阶级眼中，他们却是吃人不吐骨头的恶魔，他们的头子剥下印第安人的皮拿来做靴子，还自诩是来传播文明的。

　　那些挣扎于最底层的工人农民，“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举止粗鄙、脏话连篇，没见过世面，在资产阶级看来，他们是愚昧的、甚至是“野蛮人”；但在毛主席看来，“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

　　易中天是站在谁的立场来评价善恶？这是显而易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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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在劳动人民立场，资产阶级不劳而获的剥削压迫是恶，同样可能出身自底层的人贩子、强盗、小偷当然也是恶，但哪个才是最大的恶呢？

　　从数量级上讲，前者是系统性的、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恶，后者只是局部的、个体性的恶，完全不在一个量级；

　　从成因上讲，正是因为资产阶级的剥削压迫，造成了底层的贫穷与内卷。

　　内卷不仅仅是底层之间的相互竞争和厮杀，还可能是从事贩卖人口、偷盗、抢劫这样的罪恶勾当去掠夺其他穷人。甚至资产阶级也参与甚至主导了这些罪恶勾当，例如贩毒、组织卖淫和贩卖人口。金融资产阶级正在利用贩毒大规模洗钱；新的容克地主阶级也在利用权力寻租的便利参与组织卖淫来牟利；18-19世纪，那些富有的欧美资产阶级利用国家机器公然将非洲的黑人和华工贩卖到美洲，在工业文明高度发达的时代还野蛮地把亚非拉的原住民变成遭受残酷压榨的奴隶；甚至直到今天，那些劳务中介、外包机构，仍然从事着类似贩卖人口的勾当，为资产阶级的血汗工厂提供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

　　如此种种，究竟谁才是最大的恶？究竟谁才是恶的源头？

　　对一个时代作横切面的数据统计研究，的确会得出贫穷度与犯罪率的孪生关系。

　　记得十年前央视网曾经报道，广西有一个村子叫温江村，村子青壮年都出去打工了，结果出去打工的青壮年里却有100多人因为抢劫而被抓。对于这个只有3000多人的村子而言，犯罪率高达30分之一，也够骇人听闻的。对于高犯罪率的原因，央视网认为是贫穷。

　　然而，新中国刚刚成立时，温江村这样的贫下中农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比现在不知贫穷多少倍，但人民安居乐业，国家稳定，犯罪率很低。三年困难时期，很多人连饭都吃不饱，可犯罪率据统计仅万分之五；毛泽东时代最后十年，据说经济“濒临崩溃”，犯罪率反而降到不足万分之三，而那时犯罪立案门槛可比后来低多了。而法学教授陈忠林根据1999-2003年最高检察院与最高法院报告等相关数据计算出：中国普通民众犯罪率为1/400，官员和富人群体犯罪率更高……

　　地处山东抗日革命根据地边缘的徐州丰县，相比周边东部其他地区的确是相对贫穷的，在八九十年代一度成了贩卖人口流入的重灾区，这与当地的光棍汉穷到娶不起媳妇有很大关系，看起来的确是贫穷和愚昧造成的罪恶。然而，经历过解放后的打土豪分田地和新中国几十年的建设，当地农民可比以前富裕多了。

　　但是就是在贫穷的抗日战争时期，当地农民却有着地道战的光辉历史，勇敢地冲锋在中华民族抗日的第一线；淮海战争时期，丰县同样出现了“民工支前”的感人场面；人民公社时期，丰县人民更是演绎出了战天斗地、治理大沙河的壮举……这样的“贫穷”的农民愚昧吗？

　　以上所讨论的，其实就是笔者想说的第二问题，贫穷和富裕都是动态的，是相对而言的，随着人类生产力水平的发展，整体上后一个时代总会比前一个时代富有；而即便抛开统治阶级剥削压迫这个最大的恶不谈，只讨论被统治阶级内部的“恶”以及犯罪率，也跟贫穷和物质贫乏程度没有必然关系，而仅仅跟社会的不平等程度有关。

　　就像上面提到的广西温江村，农村青年到了城市，看到老板大款肩不挑、膀不动，就能豪宅名车，风生水起，一掷千金；他们由贫穷的山村到了繁华的城市，看到了金钱的魅力。太大的反差，使他们失去了自我，自然就会铤而走险，这些农村里的好孩子，一到城市就走上犯罪道路，也就不奇怪了；那些集体经济解体后被甩出现代化进程的贫困农村的光棍汉，用某著名作家来说，就是“如果不买媳妇，这个村子就消亡了!”他们很容易就走上了买卖人口的罪恶道路。

　　“不患寡而患不均”的道理连古人都懂，大教授易中天是不懂呢还是装糊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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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因为贫富分化以及底层的内卷，导致底层的一部分人走上了迫害其他底层的作“恶”的道路，我们就不得不思考，世界上为什么一小部分人很富裕，很多人还很贫穷呢？

　　小花梅的悲惨遭遇当然跟她自身的贫穷以及从她成长到生育八个孩子的两个村庄的贫穷有很大的关系，小花梅难道就不希望有谷爱凌那样官三代、富二代的优渥的生长环境？然而，现实却是，“有人生来在罗马，有人生来是牛马”。

　　为什么“有人生来是牛马”，因为懒惰、缺乏自律，或者是“笨”？这在精英那里成了心照不宣的共识，甚至是公开输出的价值观，他们将贫穷归咎于个人的“无能”。精英们不会告诉你，他们富裕我们贫穷的真正秘诀：本来属于人类共有的土地资源、矿产资源、水资源等等，其经营权甚至所有权到了少数企业家手中；企业家们利用资源开办起了企业，在这里支配着工人、农民的劳动果实，仅仅根据工人农民出卖劳动力的大小和多少提供仅能维持其最低生存的廉价工资……

　　真相在资本主义诞生那一刻开始，作为对资本主义进行反抗的社会主义的先贤们就已经陆续地揭示出来了：

　　将近500年前，英国的莫尔在深入观察社会丑恶现象之后，得出结论：“私有制是一切社会祸害的总根源”；17世纪初，意大利的康帕内拉指出，只要私有制存在，就不会有真正的政治平等和经济平等，认为“私有制是一切罪恶的根源”；18世纪，德国人马布利说，财产和社会不平等使人变坏，“私有制是一切社会罪恶、暴政和奴役”的根源；就连资产阶级的进步思想家卢梭也认为“私有制产生贫富对立，是社会不平等和一切罪恶的、祸害的根源”。法国的卡贝说“私有制是现代社会中最主要的罪恶，是劳动人民贫困的根源”，圣西门也说“资本主义社会是充满罪恶和灾难的社会”，欧文明确提出建立公有制，取代私有制……

　　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提出了一个鲜明的政治观点：“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

　　“私有制是万恶之源”，这早已经是全世界一切追求进步的人们公认的事实；而易中天仍旧不承认这个事实，这样做不就是为食利阶层吹喇叭、抬轿子，继续把水搅浑、掩盖罪恶的源头、欺骗劳动人民吗？

　　当然，易中天在文章中也表达出了对小花梅的同情，这比那些对底层痛苦麻木不仁的大教授对底层“善意”多了，但这样的“善意”只是伪善。

　　易中天的意思是让小花梅有选择权，问题是这是选择权的问题吗？小花梅有的选吗？易中天其实也想表达这个问题，进一步的他们又回到了公知擅长的“东西体制比较和选择问题”，但是已经相当富裕的美国的那些“零元购”的穷人又是怎么来的？

　　贫穷和富裕是相对而言的，生产力的发展会越来越消灭绝对贫困；私有制却不断制造相对贫困和贫富分化，不去指出相对贫困产生的原因，不去铲除制造贫富分化的土壤，却空洞地指责“贫穷和愚昧”，不就是在欺骗和搅混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