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午：“不买媳妇，这村子就消亡了”

　   丰县的事从节前开始关注，第三份通报出来后写了四千多字发不出，删减到两千字还是发不出，换到小号倒是发出来了，但仅过半小时就被“用户投诉”了。似乎很多事情单纯表达一下愤怒可以，挖根子就不行了。

　　本来不打算再谈这个事，可刚刚看到又有网友讨论贾平凹的那句“不买媳妇，这村子就消亡了”，前几天扫过一眼以为是造谣，刚手欠搜了一下，发现还真是贾平凹在2016年4月14日长篇小说《极花》新书发布会后接受北京青年报采访时说过的话。

　　当然，贾平凹讲这个话是基于现实的世俗人情，他也意识到了：“这只是表面危机，社会深层的危机是社会结构、社会分配发生变化，产生了很多城市和农村的不协调，导致了各种的情况”；同时也意识到，“作家可以思考，但是如果想解决单靠作家是没有用的”。

　　遗憾的是，贾平凹在意识到没有能力改变之后，并不是试图在文艺作品里去深入揭露这个“深层的危机”，唤醒更多的读者来一道“改变”，而是选择向现实妥协，退回到所谓的人道主义立场，并试图在文艺作品里教唆读者去理解和谅解拐卖现象。这样的暧昧立场让笔者觉得很不舒服，跟印度政客面对妇女频繁被侵犯现象时抛出的那句“不能反抗那就享受”，语义上竟是如此相似。

　　有网友评论贾平凹的这句话时讲道，“如果打击拐卖能导致一个村子消失。那就说明这不是一个村子，而是一个团伙。”

　　对于这个说法，笔者基本是认同的。事情发生了，就该去直面解决，“严刑峻法”也是必要的。但是，然后呢？“深层的危机”不解决，拐卖的土壤还在，下一个“团伙”照旧还会再出现。从这个角度讲，贾平凹在这个问题上想的比某些网友还要远一些。

　　不过就当下的短期而言，笔者是支持对人贩子“严刑峻法”的，甚至该杀一批罪大恶极者，毕竟拐卖人口的主要受害对象大多是那些底层缺乏保护的穷人。

　　而对于是否需要提高收买被拐妇女儿童罪的刑罚，法学界的罗翔和车浩这两天发生一些争论。

　　罗翔认为收买被拐妇女罪的量刑最高三年，甚至不如收买野生动物，太轻了；一个大活人的权益甚至不如花鸟，会让人对法律绝望。

　　车浩则暗讽罗翔，“社会一出问题就提修法，是小学生都能写的作文。”他认为，将收买妇女作为一种单独的行为去探索，量刑三年已经很高了。如果接下来有强暴、殴打、虐待等情形，再去累加即可。且即便是三年，执行上也很弱，法律在某些地方，似乎已成为一纸空文，再去给空文上的“3”改成“10”，是没有意义的。相反，“当立案定罪的后果特别严重时，当地各种力量都会努力避免这一结果发生。买方一口咬定是就是正常娶媳妇，花钱给介绍人，现在介绍人找不到了，全村人都给他出证人证言，只有一个被害妇女的孤证，怎么认定呢？”意思就是定罪加重，反而给调查取证、解救被拐妇女增加了难度。

　　车浩在最后也提出了个“法律作用的有限性”问题，认为：

　　在拐卖妇女儿童的问题上，需要承认这个发展中国家面对的现实，以务实的态度，关键是持之以恒地努力地一点点地清除它，要做好与这些陋习和罪恶长期共存和坚持斗争的心理准备。

　　这与贾平凹在访谈时表达出来的“作家无力改变”的心态其实是相似的。

　　在这场争论中，罗翔仅仅是法律技术操作层面考虑问题，车浩已经开始考虑到法律的外部性以及拐卖犯罪的社会根源问题了，应该说比罗翔看得更广阔一些。

　　不过就当下的短期而言，笔者还是支持罗翔的观点，认为应该适当加重买被拐妇女儿童罪的量刑，形成更有力的威慑。

　　至于更有力的威慑会不会增加取证难度，最后的问题其实又归结到一个执法公正性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真正的根源就在于地方官员的腐败、懒政和不作为，换句话说某些官员并不是“为人民服务”的。

　　而车浩说的法律因为世俗人情在某些地方成为“一纸空文”的问题反而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这样的现象其实已经普遍存在，那就是富人与穷人犯法并不同罪，翻阅以前的司法案例，我们会发现一个现象，那就是富人犯罪只要拿出足够的钱赔偿，是可以获得谅解、减刑的；而穷人犯罪是没有这个经济能力的。富人施害的穷人家庭能够得到经济补偿，比得不到相应补偿仅仅让富人受刑更“实惠”，这似乎是一个皆大欢喜的局面。

　　但是，对法学人士而言，却感觉是司法的尊严和严肃性受到了践踏，然而，这就是“世俗人情”，这样的“世俗人情”背后同样是“社会结构、社会分配发生变化”的“深层的危机”，正是剥削、经济不平等和贫富分化造成了“富人与穷人犯法不同罪”的问题。

　　也正是这个“深层的危机”导致了在毛泽东时代已经被消灭的拐卖人口、卖淫等现象，到80年代以后又死灰复燃……

　　所以，仅仅在惩治拐卖人口犯罪定刑的技术层面去改善，短期内或许可以一定程度上减少犯罪的发生，从长期来讲根本无法彻底消除“深层的危机”以及拐卖犯罪的土壤，这个“深层的危机”和土壤的源头其实就是私有制。

　　另一方面，那些老光棍就活该娶不到媳妇？那些贫困村就活该消亡？这显然是更广泛的社会公平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绝不应当是默许或者去“理解”拐卖人口的犯罪行为，事实上这也根本解决不了这个已经广泛存在的社会问题，根本地是要去解决社会不公平的问题，矛头同样指向了私有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