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毓海：社会主义的使命是使中苏两国由落后农业国变为工业化强国

 

　　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

　　28年的革命，使中国农民空前组织起来，为最基础的生产资料——土地的公有制奠定了基础。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更为坚实。但是，中国搞社会主义有着一块严重的短板，即中国是一个工业落后的国家，现代工业的基础几乎一片空白。

　　要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

　　早在抗日战争后期，毛泽东就指出，未来之新中国，“如无巩固的经济做它的基础，如果无进步的比较现时发达得多的农业，如无大规模的在全国经济比重上占极大优势的工业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交通、贸易、金融等事业做它的基础，是不能巩固的”。为此，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1]。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只不过是个伟大戏剧的序幕，今后的道路更长，工作更艰苦，成就更伟大。

　　马克思论述了工业化国家的社会主义道路，那就是工人阶级夺取工业生产资料，同时掌握资本。关于后一点，《共产党宣言》指出：

　　资本是集体的产物，它只有通过社会许多成员的共同活动，而且归根到底只有通过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才能运动起来。

　　因此，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

　　因此，把资本变成公共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这并不是把个人财产变为社会财产。这里所改变的只是财产的社会性质。它将失掉它的阶级性质。[2]

　　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不是要取消资本，也不是要把个人财产变成社会财产，而是要使资本成为公共的，使资本为人民服务，使资本“失掉它的阶级性质”。

　　马克思向社会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提出了两项重要任务：第一，掌握工业化的生产资料；第二，掌握资本。所谓资本为人民服务，就是为“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服务。马克思说，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决定了不同的社会发展尺度。

　　毛泽东一贯强调人与生产力的结合，这也是中国社会主义与苏联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区别。

　　在《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开篇，梅斯纳这样指出：新中国的奋斗目标是两个，而不是一个，即社会主义和现代化。

　　苏联的社会主义是工业化时代的社会主义模式。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不仅是一场工业化运动和经济现代化运动，而且是为了确立社会主义法则、社会主义治理体系而进行的“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的革命，是一场“文化革命”。这是一场更为艰难但也更为深远、更为彻底的革命。

　　在《国家与革命》中，列宁指出，在推翻了资产阶级的统治之后，无产阶级要建立的新的社会法则究竟是什么呢？无非三种：第一种是按需分配；第二种是按劳分配；第三种则更为普遍，就是按照对于集体和社会的贡献大小进行分配。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按需分配”是没有现实可能性的。在没有找到一个“按照对集体和社会贡献大小进行分配”的确切、可操作标准之前，最切实的办法就是采用“按劳分配”。

　　列宁提出，社会主义乃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他的原话是“第一阶段”），它要保卫的就是按劳分配的法则，核心就是通过能者多劳、多劳多得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和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这是由列宁确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第一个优越性。他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角度提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另一个优势，即“苏维埃加电气化”。在列宁看来，相比只会吵架的议会而言，奉行民主集中制的苏维埃制度是推动现代化最高效的方式。

　　斯大林则继承了列宁“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优越性观点。今天看来，斯大林被骂得最厉害的地方，其实也就在“极权主义的计划经济”。因为西方的经济学完全不能想象在没有市场自发作用的情况下能够建立一种“经济”。斯大林指出，市场经济对于工业化有排斥作用，靠市场经济的自发作用，不能带来工业化，而资本主义国家是掠夺财富和资本积累的工具，私人财富——资本的积累并不等于发展生产力。推动工业化，关键在于机器生产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斯大林恰恰在这一点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重商主义和自由贸易都会导向财富积累，但财富的积累并不意味着工业化。在这一点上，马克思的结论与黑格尔相似：市场经济的国家体制与工业化的生产力之间存在矛盾。

　　斯大林认识到，市场经济的关注点在商品，但是，对现代经济体而言，居于中心地位的是生产资料生产。简而言之，没有生产商品的机器，就不会有商品。因为工业化生产包括：原材料的生产；生产机器的设备——工作母机的生产；机器设备的生产；利用机器进行的产品的生产。狭义的市场经济，所论述的只是产品的交换与生产，而没有涉及原材料、母机、机器设备、产品这4个部门之间的生产与交换关系，更没有看到上述4个部门之间的生产与交换关系就是现代商品生产与交换的基础和前提。离开了这个基础，就不可能有工业化的生产，也就不可能有产品的交换。

　　马克思正是从这个角度论述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对于持续工业化的排斥，是商品交换的体系对于原材料、母机、机器设备的生产交换体系具有排斥作用。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视为“头足倒置”的。

　　在《资本论》第二卷中，马克思提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随着竞争的充分和经济体系的日益庞大，必然出现生产领域“一般利润率下降”的问题，就是指在工业化的生产体系里，利润主要发生在生产活动的最末端——制成品的生产与交换，随着销售部门的扩大、生产的扩大，生产活动的上游——原材料、母机、机器设备的生产所能分享的利润则越来越少。通俗地说，这就会出现“造导弹不如卖茶叶蛋”赚钱的现象。马克思认为，如果一个经济是完全利润导向的，那么这个问题就没有解决的答案。

　　而这个答案是斯大林提供的，他的意见是：在“一般利润率下降”的情况下，经济活动不应追随市场，而应主动致力于建立完善的、彼此互为供需的生产部门，以各部门彼此间的供需关系代替市场以利润最大化为导向的供需关系。取代市场的是由互相具有需求和供给关系的完善的工业部门组织起来的生产资料生产体系。它构成了与“商品交换体系”不同的“生产资料生产与交换体系”，在这个基础上构成了社会主义工业化体系。因此，所谓计划，主要是指机器设备生产部门之间互相的供需关系。简而言之，斯大林所谓的国家经济主干，是以许多工业部门和国有企业为主体构成的。

　　斯大林的贡献在于澄清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市场化与工业化不是一回事。世界上有许多市场化的国家，但只有极少数工业化国家。英国之所以强大，不是因为它是一个市场化的国家，而是因为它是一个工业化的国家。社会主义的目标，首先是实现工业化。

　　要推动经济现代化发展，仅仅靠所谓通过商品经济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是远远不够的。生产资料的生产与交换体系是鸡，商品交换体系是蛋，没有鸡，就没有蛋，否则，你要么买人家的鸡，要么就买人家的蛋——斯大林的发明，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实际上，按照斯大林的模式，苏联经济的发展被当时的世界学术界公认为“创造了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史上的奇迹”。这里有一组数字可以说明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1913年俄国生产水平最高的年份，工业产值占世界工业总产值的2.7%，相当于美国的7%、德国的17%、英国的22%、法国的40%。英国用了近80年的时间完成了工业革命，又用了近80年的时间实现了国家工业化，而苏联仅用了不到4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从一个落后的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到先进的工业国的历史性跨越。

　　特别是在1929—1933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中，资本主义世界一片萧条，唯有苏联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1928—1932年的“一五”计划期间，工业产值年增长率达19.2%，1933—1937年的“二五”计划期间为17.8%，1938—1940年的“三五”计划前期为13.2%。1950年，苏联社会总产值比1913年增加了17.2倍，其中工业产值增加了12倍，工业中生产资料产值增加高达26倍，国民收入总额也增加了7.8倍。

　　建立一个完善的工业体系，其实质就是建立彼此具有供需关系的多个经济部门。这些部门彼此的供需关系可以创造市场，而不是依赖自发的市场。如果这些部门之间的啮合如同齿轮一般有效，便可以节约交易成本。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并没有立即搞社会主义经济，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的基本路线乃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按照当时的设想，中国过渡到社会主义需要十年乃至几十年的时间，而这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中国缺乏起码的工业基础，而非缺乏市场。

　　中国共产党选择这样做，是基于中国的基本国情。毛泽东曾经说，中国是个不折不扣的农业国，中国能生产什么？能生产粮食，还能磨成面，但连一辆汽车都不能造。中国有一点商业资本，而产业资本基本空白。中国要恢复经济，只能先发挥民族资产阶级的积极性，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扩大商业，逐步积累资本，为工业化创造基础。

　　中国共产党当时的估计是：如果没有工业化，就没有现代化，而没有现代化生产力作为基础，社会主义制度就是空中楼阁。

　　新中国的工业化建设初期，苏联给予了多方面的援助，特别是“一五”时期援建的156个项目影响深远。平心而论，在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把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核心技术以如此大的规模转让给另一个国家，何况当时的苏联经济奇迹乃是全世界学习的榜样。与苏联接轨，这就是向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看齐。因此，选择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新中国的第一次改革开放。

　　早在1951年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就决定，从1953年起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成立了由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富春、聂荣臻等组成的五年计划编制领导小组。1952年8月，周恩来率领代表团访问苏联，就五年计划的轮廓草案征求苏联的意见。直到1953年2月，在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指导下，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纲要才制定完成。“一五”计划基本确立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在计划期间中，国家对于农业的投入不足10%，主要的投资重点是工业。

　　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同时面临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大国的封锁，这是当时我们的基本国情。由于中苏关系破裂，苏联将派往中国援建的专家和技术资料在一夜之间撤走，导致一大部分在建工程停工，这给一个新生的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在关键时刻使新中国顶住压力的，就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中形成的传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全心全意依靠人民群众。

　　如果现代化进程在全世界都是一个理性化的“祛魅”过程，那么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却完全相反——因为它恰是一个高扬信仰的时代，是“激情燃烧的岁月”。

　　来源：摘自《新中国靠什么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