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金靴：支教学生辱骂农村孩子，透过现象看本质

　大连理工这个事情，不复杂，就是一个女学生去云南龙陵支教，结果受不了当地的落后、学生等当地人的所谓“素质低”、教育环境恶劣，旋即在微博上恶语吐槽甚至破口谩骂、侮辱讥讽。　　

　　在我看来，这件事情其实和上月底天津的“嫌贫爱富女教师”（见2月26日、27日微博）是一回事，都是巨大阶级鸿沟下暴露的人性本能。

　　所以还是那个观点：个体的问题永远仅非个体，不必一窝蜂地诘难那个女学生、甚至攻击大连理工这所学校，本末倒置焉。

　　一个个体观点与行为的形成，一定受育于给予自己价值观的社会土壤，哪怕只是受之影响，那也是一个社会性的泛题。

　　天津那个口无遮拦的女教师，难道是全国唯一一个“嫌贫爱富”的师者?她只不过是比较愣头青的一个罢了;

　　大连理工这位鄙夷贫瘠地区的支教生，难道是全国唯一一个暗藏“地域歧视”心理的支教支边人?她只不过是比较不熟悉网络传播力度的一个罢了。

　　所以不要想着掐芽，应想着治壤。

　　1951年，毛主席在回忆起自己年轻时在图书馆的日子时曾直言：“是制度不好，政治不好，是因为世界上存在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所以使世界大多数的人都陷入痛苦的深潭。”

　　批评、警告、处分、开除一个发泄情绪时不走脑子的学生，这是是很容易的。但这不过是为了舆论维稳、维护学校的校方形象罢了，无法掩盖现在许多高校的“支教活动”其浓郁的功利味道(为保研而“不得不支教”)，更不能解决这位支教生言行背后的一个庞大社会痛点：中国贫富鸿沟的事实形成，以及由此引发的群体分化、对立冲突。

　　在今天的中国，“三个中国”非常清晰：

　　「北上广深杭」是一个世界，发达先进、文明程度趋近于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最高峰，是国家前进的火车头与示范地;

　　「二线城市群」又是一个世界，充斥着大量潜规则和江湖规矩;

　　「深山老林、偏远幽谷」，则是中国境内的第三个世界，这里是随处可见的原始封建形态和完全断档断层的落后文明——而这些鸟不拉屎的封闭地域，正是80年代之后一大批“艾滋村”、“童养媳村”、“拐卖儿童村”、“代孕村”的聚集地。

　　伴随着三个世界固化的，是最近四十年那些“先富起来的人”教会舆论受众跟着他们摇头晃脑地说这些话：

　　“穷生奸计，富长良心”

　　“穷山恶水出刁民”

　　“穷是因为穷人思维”

　　“穷是因为不勤劳”

　　“经济实力决定修养气质”

　　………

　　在这个过程中，不得不提一个推波助澜者：南方系。

　　晚近三十余年，南方系舆论势力的崛起史，几乎就是一段地域歧视史。东北三省、山东省、河南省则成了当仁不让的被黑主角。

　　最起初的诉求，不过是为了强行合理化1998年国企改制与工人下岗。

　　想要打碎和驱逐一个阶级，必须首先污名化这个阶级。

　　于是，“人浮于事”、“大锅饭”、“亏损”、“懒汉”等一个个帽子，率先由东北地区和华北地区的工人们戴起，一戴就是二十年。

　　被剥夺了阶级高位和话语权，还要被强制定义为“落后”，这是杀人+诛心的组合拳。

　　至后续进入新千年，入世之后，南方系更加大张旗鼓地为市场经济和资本夺权唱赞歌，“地域歧视”也就更加成为一枚法宝，被歧视地区也就扩大到了所有经济落后区域。

　　只有制造精英群体与劳工群众的“差异”，才能教化和启蒙后者向前者跪下服从——而前者，往往是深度西化、依附于西方话语权的买办喉舌。

　　将被抛弃的底层民众(特别是农村地带)的一切表现出“落后于发达地区”的言行新闻，全数归于“穷山恶水之劣根性”，这种嘴脸手法，南方系及与之蛇鼠一窝的某些文人叫兽真的是让人历历在目。

　　有印象的应当记得，甚至直到去年抗疫时，我国农村地区卓有成效的诸多封村措施、许多接地气的号召居家隔离的口号标语，都依然不被南方系放过、被揪出嘲弄“落后、老土、low”——特别之特别，是用以与日本捐物的“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作为对比。　　

　　舔日媚洋的姿态，背后是藏不住的仇农辱农的立场。

　　这，不也正是今天大连理工这位支教女学生的心理吗?

　　然而，南方系眼里优雅的日本人、欧洲人、美国人，在世界抗疫大业中交出了一份怎样的答卷?无需多言吧。

　　唯资本马首是瞻，必然导致贫富的分化和践踏贫众行为的产生。

　　萨森在其著作《大驱离》中曾这样悲痛地描述过：“真正底层的人，甚至于都没人愿意去剥削你、压迫你，只是被动地把你驱离出主流社会。”

　　鲍曼对此也曾过论述：“没人想要穷人，没人需要穷人，穷人被人抛弃。哪里是穷人的归宿呢？最简单的答案是：消失。”

　　稳居高台的既得利益者不但掌握着财富，还掌握着话语权与解释权，除了要对穷人进行污名化、歧视化运动，还要对富人进行道德化、造神化运动。

　　在美国各州的司法案例和判决书中，“底层社会”这个词语的出现，往往伴随着很长的相关列举：少年犯、辍学者、瘾君子、单身母亲、抢劫犯、纵火犯、未婚妈妈、皮条客、乞丐、暴力犯罪。

　　这些可怕的暗黑定性词语，让那些所有高高在上的“体面人”，自然而然地放下心中的道德包袱。

　　于是，那些社会边缘群体甚至无法获取正常的同情，更不要提获得帮助亦或是采取反抗了。

　　半个多世纪前，持续十余年的上山下乡运动曾深刻地改造了一大批中国的知识分子，使之在蜕变为「劳动知识分子」的同时，也成长为一批脊梁坚硬的「知青一代」。

　　知青一代，也曾于80年代抵御自由化风潮的抗争中表现出了风骨和战斗力。因而苏联与东欧亡故，但中国未倒。

　　“合乎历史进程”的是，上山下乡也不可避免地在新世纪遭到南方系的大规模抹黑，直至2012年后随着精准扶贫运动的开展和整治舆论的实施才些许消沉。

　　抹黑知青下乡，与今日这位支教生大骂龙陵县的落后别无二致，都是出于“维持”自己作为精致的知识分子所必要的优雅高位，而必须进行的阶级俯瞰和阶级打压。

　　没有打压、乃至怒目圆睁的破口大骂，怎么能体现自己的阶层优越呢?

　　1966年3月，毛主席曾在中央ZZ局CW扩大会议上指出：“学术界、教育界的问题，过去我们是蒙在鼓里的，许多事情我们不知道。事实上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掌握的。”

　　这话放到今天，一点也不过时。

　　最后说一个小故事。

　　在电影《井冈山》里有这样一组镜头：一个叫花子见工农红军征兵，也想去报名参军，但负责招兵的旧军队将士见他蓬头垢面、衣不蔽体，就拒绝了他。

　　这位乞讨者登时愤怒放言：“你们不要我当兵，老子晚上来一把火把你们营房给烧了!”

　　这激怒了招兵的人，命令把他看押起来。

　　正在此时，毛泽东发现了这个情况，过去了解清楚后，决定收了他当兵。

　　瞬间成为一名“新兵”，这位叫花子开心得跳起来。注册时，毛泽东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自己没名字，人们都叫他“烂皮箩”。

　　于是，毛泽东就根据这个“烂皮箩”绰号，给他取了个名字叫：蓝顶天。意即：从此挺直腰杆，做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从此，这位“蓝顶天”紧跟毛泽东干革命，后在一次战斗中为了掩护毛泽东而英勇牺牲，成为一名革命烈士。

　　这天下，这江山，正是无数个“叫花子”、无数个“蓝顶天”用生命和信仰打下来的。

　　很多乱象，真的不该。　　

　　大连理工大学，别忘了，你们美丽的校园里可是铸立着一座雄姿英发的毛主席雕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