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云辉：“币权”必须服务于政权与军权

　　——关于动用“币权”解决当前经济金融问题的建议

　　【摘要】政权、军权和币权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和施政的“三大法宝”，因此，我们需要旗帜鲜明地反对所谓的政权选举化、军队国家化和央行独立化。党不仅要指挥枪，而且要指挥钱;党不仅要管军队，而且要管金融。党管金融，其核心内容是党管币权。当资本市场丧失资源配置的功能、当经济发生结构性矛盾、当社会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当经济和社会的矛盾开始危及政治稳定和国防建设，此时，必须抛弃央行独立的教条和法条，让币权服务于政权和军权，服务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防建设。

　　一、金融工作必须坚守审慎性原则和人民性原则

　　我们生活在共同的金融空间里。我们对金融既熟悉又陌生。我们在超市买一瓶水都懂得扫码支付;但是，多数人包括金融监管者和金融从业者，并不了解金融的普遍性原则和中国金融的特殊性原则。

　　金融的普遍性原则是指金融的审慎性原则;中国金融的特殊性原则是指中国金融的人民性原则。审慎性原则和人民性原则是中国金融改革、开放、创新必须遵循的前提，是中国金融改革、开放、创新的两根约束性轨道。一旦背离审慎性原则和人民性原则，中国金融必然翻车。

　　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我们经历了2015年的股市大崩盘、互联网金融P2P爆雷、理财公司爆雷、信托公司爆雷、房地产爆雷、地方债违约和银行卡电信诈骗等等。我们的金融空间仿佛受到“金融子母弹”的袭击：无论你是资本市场的股票大户，还是街边卖菜的老阿姨;无论你是资深的大学教授，还是刚刚拿到录取通知书的大学生，总之，总有一颗金融炸弹适合你。上述每一场金融领域的雷暴，都让我们的人民蒙受数以万亿计甚至十万亿计的财富损失。于是乎，历经几十年改革开放和艰苦奋斗，不少地方政府、企业和家庭突然发现自己账户上的钱没了。不仅钱没了，而且还负债累累。所有这一切都源自于中国金融的改革、开放、创新，没有严格遵守金融的审慎性原则和人民性原则，严重偏离了审慎性和人民性的双轨约束。偏离审慎性原则和人民性原则的金融改革、金融开放和金融创新，造成了政府、企业和家庭的债务危机、资本市场危机和宏观经济困境。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目前经济金融问题类似于遭遇了一场重感冒。如果处理得好，坚决调整纠偏，可以从此提高中国经济体的免疫力。

　　二、丧失币权，终将丧失政权和军权

　　中国经济可以转变增长方式，进入以国内经济大循环为主的发展轨道。这是因为，中国经济具备其他经济体所不具备的两大条件：

　　第一，客观的物质条件：历经建国以来70多年几代人的艰苦奋斗，中国建成了完整的产业体系，并且摆脱了经济的短缺时代而进入了产能和商品相对过剩的时代，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且人民币开始国际化。这为实施积极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从此，中国不必担心通货膨胀。那些时常担心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会导致通货膨胀的专家学者，他们的思维仍然停留在上个世纪短缺经济时代。

　　第二，主观的制度条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的领导绝不是空话和套话。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手中掌握着现代主权国家的三大核心权力：政权、军权和币权(即基础货币发行权)。这是国际敌对势力时刻都想削弱和剥夺的三大国家核心权力。

　　政权、军权和币权是三位一体的权力关系，三权组合，相互联系，相互支撑，共同构成国家核心权力的有机整体。其中，政权和军权为币权的垄断性和唯一性提供背书;同时，币权反过来服务于政权的稳定和军权的巩固。政权、军权和币权类似于硬币的三个面，其中，币权是维系政权和军权的相对隐蔽的侧面。

　　中国共产党人对国家权力结构与内容的认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早期党的领导人如陈独秀等只看到国家权力结构体系中政权的重要性，而没有看到军权的重要性，更没有看到币权的重要性。经过血雨腥风的洗礼，共产党人终于认识到军权的重要性。毛泽东主席关于“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著名论断，第一次把军权与政权联系在一起。毛主席不仅阐明了军权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他把军权作为实现革命目标的手段与工具而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提出“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今天，在党与币权的关系上，我们同样面临一个现实问题：“是党指挥钱，还是钱指挥党”?毛主席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同时，成立了苏维埃银行。苏维埃银行是完全独立于国民党统治区的、具有独立货币发行权(即币权)的红色央行，并由毛泽民担任行长。在井冈山时期，毛主席已经懂得党管金融的重要性，并把政权、军权和币权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牢牢掌握在党的手中。无论在长征途中，还是在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币权与政权、军权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并构成党的核心权力的整体。在1995年3月《人民银行法》颁布之前，中国不存在所谓的央行独立、币权独立之说。可以说，如果没有解放区独立自主的货币发行权，没有独立自主的财政金融政策，没有币权服务于政权和军权的制度设计，那么，中国共产党是不可能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的。

　　颁布《人民银行法》的上世纪九十年代是新自由主义思潮盛行的年代。该法是以改革开放、与国际接轨的名义，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专家的指导与推动下制定和颁布的。他们在有关条文中塞进了新自由主义的私货，即，以金融稳定、防止通胀的名义，推动央行独立。根据《人民银行法》第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规定，中央银行要独立于政府(部门)，依法执行独立的货币政策;央行不得服务于政府财政，不得认购和包销国债和其他政府债券，不得向地方政府和政府部门提供贷款。在央行独立获得法律确认之后，币权与政权、军权实现了法理上的脱钩，从此，基础货币供应量逐步受制于以美元计价的外汇储备，外汇储备逐步主导了基础货币发行数量。这意味着美联储间接掌控了中国的货币发行权，即币权。中国经济依附性显著，海外上市成风，买办企业盛行，与中国丧失币权之间存在着直接关系。

　　这里讲一个因丧失币权而加速政权和军权崩溃的谍战故事。在间谍的分类中，除了情报间谍之外，还有“影响力间谍”(Agent of influence)，他们包括战略间谍、政策间谍、文化间谍、舆论间谍等。后者一般不以提供情报为主，而是利用自身在敌方阵营中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影响力发挥直接的误导与破坏作用。冀朝鼎属于我党潜伏于国民党政府中的金融特工。1941年，冀朝鼎被党组织派到国民政府中央银行工作，并得到孔祥熙和宋子文的高度信任。1945年抗战胜利后，冀朝鼎建议孔祥熙高估法币与日伪币兑换的汇率，完美地迎合了国民党搜刮工商界财富的想法，使得国民党政府声誉扫地，民心尽失;1946年再次建议孔祥熙以金圆券代替法币，制造恶性通货膨胀，进而导致国统区经济金融的迅速崩溃，从而加速了国民党的军事溃败和政权崩溃。

　　冀朝鼎的故事至少可以给我们三点启示：第一，没有币权，就没有政权和军权;丧失币权，必然丧失政权和军权。第二，在当下大国较量中，中国是否应该学习前辈的斗争经验，再派几个当代冀朝鼎到敌对国家的经济金融系统工作?第三，我们是否应该提高警惕，防止海外敌对势力派遣各类大大小小的战略间谍、政策间谍、文化间谍、舆论间谍等“影响力间谍”潜伏到我国党政、金融、经济、农业、卫生、教育、科技、新闻、法律等各个领域从事操纵、控制、误导和破坏活动呢?面对一次又一次金融爆雷，国内金融领域是否需要开展一场反间谍的“排雷大扫除”呢?

　　三、用好“币权”可以解决金融稳定与经济发展问题

　　政权、军权和币权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和施政的“三大法宝”，因此，我们需要旗帜鲜明地反对所谓的政权选举化、军队国家化和央行独立化。党不仅要指挥枪，而且要指挥钱;党不仅要管军队，而且要管金融。党管金融，其核心内容是党管币权。当资本市场丧失资源配置的功能、当经济发生结构性矛盾、当社会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当经济和社会的矛盾开始危及政治稳定和国防建设，此时，必须抛弃央行独立的教条和法条，让币权服务于政权和军权，服务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防建设。

　　在纸币替代了金属货币而步入现代金融的时代，主权货币不仅具备传统金属货币的“五大职能”，而且具备主权货币的资本化职能、资源配置职能和财富分配职能，即主权货币具有“八大职能”。这意味着基础货币发行权即“币权”，可以解决经济结构失衡、社会分配不公、资本金来源不足等经济社会问题，可以解决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稳定与发展的问题。

　　当前，中国经济社会面临的稳定和发展问题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

　　(1)地方、企业和家庭的债务危机;

　　(2)资本市场持续低迷，逐步丧失了资源配置的能力;

　　(3)创新型高科技企业资本金来源不足。

　　这些问题可以通过中央政府行使币权，实施“定向宽松”的货币政策加以解决：

　　第一，关于化解地方、企业和家庭的债务危机问题。

　　1、对于地方债问题：地方政府经中央财政批准，可以把地方举债形成的基础设施资产打包卖给央行，所获资金用于归还债务;央行通过发行主权货币直接购买该类资产;央行可以成立“基础设施资产管理公司”，直接持有该类资产所有权。通过央行扩大资产负债表，即可化解地方债危机。

　　2、对于大型房地产企业和商业类金融机构的债务问题：经政府有关部门综合审核与评估之后，央行可以发行主权货币直接向该类企业和金融机构注入资本金，降低其负债率，修复其资产负债表，化解其债务危机。

　　央行向该类企业和金融机构注资所形成的资产属于国有股权类资产，此类资产的形成有利于提高国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的比重。可见，央行注资和人民币资本化，是对危机中的私人企业和金融机构实施社会主义改造的和平手段，有利于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基础。

　　对于一部分被央行完全接管的房地产企业和实体企业，可以委托专业的产业管理公司进行管理;房屋资产可以作为廉租房出租给城镇缺房居民，而不必炸楼。社会主义处理经济危机的方式，必须区别于资本主义，必须以人民为中心。

　　3、对于首套贷款购房家庭因长期失业而产生还贷危机：可以向政府公租房机构申请出售部分房屋产权，所得资金用于偿还银行贷款。政府公租房机构可以向央行发行低息债券或零息债券，所筹集资金用于购买该类购房家庭的部分房屋产权，实行家庭住房的国家与私人的共有制或混合所有制。通过出售部分房屋产权筹措资金还贷，困难家庭不再承担房贷的还本付息而改为向政府公租房机构缴纳少量租金，以此解除城镇困难家庭的债务危机。此项政策可以体现中国央行的人民金融属性，增强广大群众的国家归属感。

　　政府、企业和家庭是市场经济体系中基本的经济活动主体。只有把地方政府、企业和家庭从债务困境中解放出来，才能从根本上恢复市场经济的投资、消费与创新的活力。

　　第二，关于解决资本市场低迷问题。

　　资本市场是市场经济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是中国的“经济心脏”，是主权货币发挥资本化职能、资源配置职能和财富分配职能的枢纽，是党管金融、行使币权并服务于政权、军权的主战场。证监会和交易所不能动辄对中国的“经济心脏”按下“暂停键”。如果出现交易“熔断”、IPO暂停、再融资暂停、大小非减持暂停等现象，就意味着中国经济体出现了“心脏病”。“经济心脏”病了，必然导致宏观经济缺乏活力和动力。中国经济金融问题与国有经济的发展无关，而与债务问题有关、与“经济心脏病”有关、与科技创新资本短缺有关，与基础货币发行权即币权旁落有关。

　　在目前国内舆论场上，公知经济学家们开始借题发挥，把当前的经济金融问题归咎于政府打压民营经济，归咎于公有经济的健康发展，以此配合美国财长兼美联储主席耶伦对中国公有经济的施压，企图否定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党的执政基础。这种舆论甚嚣尘上不是好现象。这一现象也给我们一个警示：如果执政党忽视币权、不理解币权、或者用不好币权，终将危及政权和军权。

　　党管金融，意味着党要以政权、军权为后盾，牢牢掌控币权，发挥主权货币的资本化职能、资源配置职能和财富分配职能，主导资本市场的稳定与发展，让资本市场服务于中国的科技进步、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党要管金融、党要管币权、党要主导金融市场的稳定与发展，而不是由各种社会资本力量和境外资本力量来主导中国金融市场的基本走势。这才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中国金融市场的应有本色，这才是中国金融市场的中国特色。如果丢失了这一本色和特色，中国金融市场就被“颜色革命”了。当下中国资本市场是否被“颜色革命”了?这是一道现实的思考题。

　　解决资本市场低迷问题，让“经济心脏”恢复活力、满血运行，需要从资本市场多空双方的两个角度对症下药：

　　1、发挥主权货币的资本化功能，通过央行直接入市购买开放式股票指数基金(ETF)，向资本市场直接提供流动性。当前资本市场低迷的病根在于流动性匮乏。在政府、企业和家庭普遍高负债的情况下，资本市场必然缺乏流动性，必然出现IPO和再融资的困难，必然出现“亏钱效应”并影响社会总消费。如果向资本市场定向投放5万亿到8万亿人民币，让股票指数稳步上升30-50%，逐步增加25-40万亿的市值财富，那么，国内经济大循环的缺血状况就可以得到根本改变，投资和消费将得到同步拉动，中国经济必将恢复正常增长。资本市场的财富效应有利于改善政府、企业和家庭的资产负债表，减轻各类市场主体的负债压力，增强各类市场主体的投资与消费的动力。

　　2、在资本市场的制度上，取消一切通过打压指数、做空市场就可以挣钱的制度设计。打压指数、做空市场可以挣钱的制度设计，本质上就是鼓励机构投资者做空市场、做空中国。这种制度设计与实体企业需要资本市场提供资本金的补充、与广大中小投资者需要股票上涨提高消费能力的愿望背道而驰。股指期货、融券交易、高频交易实属机构投资者针对广大中小投资者的财富收割机。此类金融交易工具的推出，虽属金融创新，但却严重背离了中国金融的人民性原则，应该尽快全部废除。

　　也许有人担心一旦市场过热怎么办?如果资本市场过热，央行可以停止购买股票指数基金(ETF)，甚至可以反手抛售ETF来抑制过热，同时，交易所也可以加快新股发行节奏，减少创投机构抛售股票的限制，从而为实体经济和高科技型初创企业提供更充裕的资本金来源。

　　总之，资本市场是中国的“经济心脏”，党管金融就是要掌控币权、用好币权，管好资本市场，主导资本市场总体趋势和资产定价权。党管金融，需要旗帜鲜明地保持特色，避免变色。

　　第三，关于解决创新型高科技企业的资本金来源不足问题。

　　长期以来，以海外美元资本为主的风险投资引领着中国的高科技企业的孵化和发展，“美元投资+境外上市”成为中国新经济的发展模式。联想、小米、百度、腾讯、阿里、京东、美团、字节跳动等一大批海外上市公司是这一发展模式的历史性产物。借助这类公司的投资，美元纸币完成了在华的资本化，并攫取巨额的中国财富。比如，阿里、美团、京东等线上电商的崛起，分流了大量线下商业客户，而线下商家丢失的销售和利润转移到了境外上市的线上电商企业手中，其中，海外美元资本又切走了这些海外上市电商企业的大部分利润。美元纸币与信息科技的组合，瓜分走了众多中小商业企业的财富。这正是“现代金融+现代科技”的财富腾挪之魔力。这场财富大腾挪实现了众多中小商家的财富向个别垄断性企业的转移，也实现了中国财富向境外的转移。可见，一切背离人民性原则的改革、开放、创新，并不会带来共同富裕和社会稳定，而是会带来日益严重的相对贫困甚至绝对贫困。

　　随着中美科技逐步脱钩，在华的美元资本开始退潮。对于中美科技脱钩，短期看是利空，长期看则是利好：它为中国科技企业发展腾出了市场空间，也为人民币替代美元纸币在中国科技领域实现资本化腾出了金融空间。美元早已不是美金，而是纸币。在中国，美元是钱，人民币也是钱;美元纸币可以成为创投资本，人民币也可以成为创投资本。在建设国内经济大循环的历史背景下，币权必须回归于政权和军权的同等地位。我们不仅要强调党的领导，强调“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而且要强调“党指挥钱，而不是钱指挥党”，强调党管金融、党管币权。

　　在科技创新领域，可以成立多类别的国家级科技产业创投基金。央行可以通过发行主权货币直接认购此类基金的主要份额，并交给专业化的创投基金管理公司进行投资与管理。借助科技产业创投基金这一金融工具，央行可以把人民币转化为科技创新资本，实现人民币的资本化，为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资本金来源。

　　增加基础货币的投放量来解决债务危机、股市危机和科技创新资本不足问题，不会带来通货膨胀和汇率波动，更不存在央行投资股市亏钱套牢问题。这是因为：

　　(1)中国具有完整的产业体系。从经济角度看，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其生产能力可以支撑人民币成为世界货币;中国已经从短缺经济转变为过剩经济;此外，增加基础货币发行量可以有效降低货币乘数，减少M2总量。

　　(2)汇率水平主要取决于中国外汇储备与境外人民币抛盘之间的较量。中国的外汇储备足够抵御境外有限的人民币抛盘;此外，通过扩大人民币结算规模，解除境外人民币进入国内资本市场的投资限制，增加国际市场对人民币的需求量，可以有效地减轻人民币的空头力量，有利于稳定人民币汇率，从而为国内的货币政策预留出足够的操作空间。

　　(3)央行发行基础货币投资于股票市场和股权市场，属于人民币资本化的金融操作。即，以零成本的纸币符号换取股权资产和债权资产，属于无本买卖，不存在亏钱和套牢问题。基于上述前提条件，重新认识币权，用好币权，可以解决中国经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问题。

　　中国经济的前途本该光明，中国经济的前途一定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