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多职工下岗失业，为何没有一部伤痕文学？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文艺界冒出了许多以夸张和编造的手法，不遗余力地抹黑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所谓伤痕文学作品。它打着“批判现实主义”旗号，与当时西方涌进的关注人性异化及丑恶的“现代主义文学”相契合，彼此相辅相成，形成一种影响深远、绵延至今的文学趣味。

　　“伤痕文学”在题材取向上有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所谓暴露阴暗面，以写上山下乡中某些知青个人的生活片段为多。在他们眼里，为了培养锻炼青年、缓解城市就业压力、加强城乡融合、促进农村发展的上山下乡运动，成了他们抹不去的伤痕。

　　许多人在质疑，如果说，将知识青年安排到农村去就业，经受锻炼是受到伤害了，铺天盖地的伤痕文学出来了，那么，几千万职工下岗失业、生活无着就是更大的伤害了，为什么没有一篇描写下岗职工的伤痕文学？

　　一些知识分子在农村得到了当时条件下最好的照顾和关怀，居然被说成是伤害，成天喋喋不休地喊痛叫苦。而这么多职工失去饭碗和生活保障，叫天不应叫地不灵，难道这些所谓的作家就没有一个人看到吗？为什么这么多年来，没有一部写下岗职工哭哭啼啼，凄凄惨惨受迫害一样的伤痕文学呢？我分析原因有这么几点。

　　其一，是工人阶级自强不息的品格使然。下岗失业者大多在国有企业工作，他们曾经是中国的脊梁。他们用汗水滋养了共和国，用热血浇灌了神州大地，用坚定的信念和勇敢的奉献支撑着共和国大厦！他们曾经以浑厚的嗓子高唱《咱们工人有力量》，眉宇间洋溢着自豪与自信。即使下岗失业了，他们面对困难，大多以坚强的意志和永不服输的精神，擦干泪水和着汗水重新奋起，不为难国家，重新选择自身发展的道路，开辟出一片新天地。因为他们知道，世上没有救世主，只有靠自己奋斗，才能改变自己的境况。

　　而即使因年老体弱无一技之长者，也大多选择沉默，有些人默默地被生活压垮了也很少去喊一声。他们不会像有些知识分子，尽管没有受到什么真正的伤害，也到处申诉，成天哭爹喊娘，这样就打动了许多人。一些好文者，添油加醋，有的是无中生有杜撰出了一部部的伤痕文学。也可以说，是知识分子的脆弱性，孕育出了伤痕文学。下岗工人的坚强个性，自强不息的精神不容易出伤痕文学。

　　其二，下岗者手里没有话语权。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国企改革，把大批职工下岗分流了。这些失业职工大多是工人，他们一般文化不高，有千般苦想说无处说，想写又下不了笔。而掌握话语权的人并没有下岗，他们没有亲身体验，周边或家人多过得好好的，哪来写作动力？我常常在想，如果下岗失业的不是国企的工人，而是大批的知识分子，那他们还会沉默是金吗？

　　其三，伤痕文学流行是有外部力量操弄的。著名作家边芹于2016年3月22日发表了名为《“伤痕文学”话语框架竟然还是美国策划》的文章，介绍了“伤痕文学”这一命题和概念的来历：最近偶然听到《伤痕》作者卢新华在接受“凤凰网”采访（“年代访——我们年代的心灵史”第29期）时说的一段话，他说“伤痕文学”这个命名并非当时中国人自己做出来的，而是他的小说发表后，“美联社”发了一篇文章，第一次用了“伤痕文学”，中国媒体就转载了。看得出来他并未意识到他提到的这个“文学史细节”意味着什么，也许他只是觉得最初的想法来自西方更权威。

　　1978年8月11日，小说在《文汇报》发表，远在大洋彼岸的洋人嗅觉绝对灵敏，不时派记者来采访报道，邀请访问，世界文联主席居然亲飞中国与作者见面。对这股中国国内的文艺思潮，美联社及时给予命名：“伤痕文学”，这绝不是偶然的！

　　受美国大财团支配的瑞典汉学家马悦然在20世纪80年代初来到中国，让一些渴望西方承认的中国人感到荣幸，敞开大门欢迎。马悦然是“欧洲汉学会”主席，是“诺贝尔奖金委员会”的评委，他居然亲自接见了初出茅庐的朦胧诗人顾城，并邀请他访问北欧，游历世界。这个马悦然多次来到中国，他还从一堆作家里发现了得诺奖的人。

　　操弄“伤痕文学”不是什么新玩意，在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后，西方势力一直操弄“国际伤痕文学”，欲演变之。在西化的影响和引导下，伤痕文学写作套路也成型了：树立一个被摧残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形象，男女主角必须“高慧美”， 劳动必须很艰苦，父母必须下干校，农民必须很愚昧，干部必须很无耻，爱情必须受挫折，社会必须很黑暗，返城必须很艰难。

　　而能把中国农村、社会和政府写得越黑暗、越丑恶、越阴险，就越能得到西方的认可，可以去上学、访问、扬名、游玩、居住，最要紧的是能得各种西方设计的大奖，包括诺奖，可以大把大把地来钱。于是国内文人趋之若鹜，不断上演描黑述丑的大竞赛。

 

　　西方势力操弄伤痕文学的目的是西化分化中国，而描写工人下岗失业的作品并不符合他们的价值观，注定成不了气候，所以就很少有人去写下岗失业者的伤痕文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