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贵生：为什么煤炭资源要私有化市场化？

　　——观电视专题片《零容忍》感受之三

　　《零容忍》第三集《系统施治》揭露了内蒙古与煤炭有关的几名中管干部的腐败罪行。一是曾任乌海市委书记，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党组成员、副主席的白向群。2018年4月被审查调查，2019年被判处有期徒刑16年。向白向群行贿的37名老板中涉煤的多达20人。二是曾任鄂尔多斯市市长、市委书记，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呼和浩特市委书记的云光中。2019年6月被审查调查;2020年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他受贿所得的近亿元财物中，收受一家涉煤企业的就达到3700余万元。三是原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党组副书记、总经理，曾任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的云公民。2019年10月被审查调查;2021年经法院一审公开审理，将择期宣判。法庭认定的受贿金额4个多亿中，绝大多数都与内蒙古相关。

　　片中介绍这三位腐败官员与其他腐败者不同的一显著特点就是“都与煤炭相关”。“内蒙古自治区是世界上最大的露天煤矿之乡，分布广、储量大、易开发。2002年到2012年，是我国煤炭行业快速发展的‘黄金十年’，内蒙古自治区也由此迎来了经济迅速崛起的十年。但与此同时，在巨额利益驱使下，涉煤腐败也愈演愈烈。”“一些审批部门的领导干部也利用职权，涉足煤炭领域，侵占煤炭资源，有的领导干部老子在前台批煤，儿女就在后头捞钱;有的领导干部赤膊上阵，直接用手中的权力获取煤田;有的领导干部通过暗股或者干股的方式参与其中，谋取了巨额利益。”片中说这三个人“都曾经在煤炭资源丰富的盟市担任过一把手，最主要权力之一就是资源配置权。而对于煤炭企业老板来说，无论是购买煤矿、置换煤田，还是推进煤转化项目都需要政府审批，这就使企业老板有了“围猎”的需求，也使政府官员具备了寻租的条件。”片中例举了他们及其家属、子女如何与私营煤炭老板权钱交易的大量事实。

　　片中指出，涉煤腐败在内蒙古不只是个案，而是对煤炭产业，乃至整个经济社会、政治生态产生了严重的系统性破坏。内蒙古自治区在煤炭资源领域存在四个方面的突出问题，即违规违法获取、倒卖煤炭资源，违规违法配置煤炭资源，涉煤腐败问题严重污染当地政治生态，煤炭资源领域问题扩散蔓延。截至2021年10月，专项整治共查处涉煤腐败案件736件1023人，其中厅局级69人、县处级243人，查处涉煤经济案件571起、抓获犯罪嫌疑人839人，追缴挽回经济损失523.88亿元，以空前的力度，宣示对腐败零容忍的态度。

　　内蒙古煤炭领域如此严重的腐败问题，固然与中国各个领域的腐败现象有许多共同的特征和共同的根源，但也有其特殊的原因和根源。私营煤炭老板为了赚钱必然要占有煤田的开采权，但审批权掌握在地方各级党政一把手，为了获取煤炭的占有和开采权力，在煤老板看来，主要甚至唯一的途径就是向握有实权的权力者行贿受贿。这就是煤炭领域腐败的原因。但这也是现象，真正的深层次根源是把作为国家所有的煤炭资源私有化市场化。

　　按照唯物史观原理，任何生产活动都必须是人与物(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劳动工具等生产资料)的结合。人与物的结合方式就决定了物质的生产方式。人类社会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经历了两种人与物的结合方式。一类是建立在生产力极端落后的原始社会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后伴随生产力的发展剩余产品的出现，产生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等生产资料私有制。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劳动工具等生产资料掌握在私人手中，尤其土地及各种自然资源也都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这种私有制的产生是人类社会的进步，但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私有制必然会从促进生产力发展到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唯物史观认为，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私有制必然产生阶级。所谓“阶级”，如列宁所说，就是这样的一些集团，他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不同，生产过程中的作用不同，劳动产品的分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占有另一集团的劳动(四个不同一个占有)。私有制对生产力的破坏、阻碍作用最大原因就是占有劳动者的劳动即经济上的剥削发展到政治上的压迫，导致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劳动者的积极性受到最大程度的压制。物质生产劳动是生产力和社会发展的源泉、动力。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劳动者受到压制，怎么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的发展呢?有对立的阶级就一定有对立的阶级斗争。在阶级社会里，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斗争是社会基本矛盾的不相适应的表现。私有制不仅导致阶级矛盾的尖锐化，而且是导致社会一切社会矛盾、一切社会问题、一切社会丑恶腐败现象最深刻的经济根源。资本主义不同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它是人类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最高阶段，其不仅是劳动产品推向市场，而且劳动力和土地等一切生产资料都商品化和推向市场，甚至权力、道德、法律、教育、医疗、良心、肉体等所有社会因素也都商品化、市场化。正因为私有制特别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不仅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贫穷、苦难的根源，而且是人类一切灾难(纯自然灾害除外，但如何战胜自然灾害也受所有制的制约影响)的最深层次的经济根源，包括战争。从唯物史观角度看，正因为私有制及私有制基础上派生的私有观念是当今世界一切灾难的的根本原因，作为人类最先进的思想精华成果的马克思主义或者说共产主义提出，“无产者只有废除自己的现存的占有方式，从而废除全部现存的占有方式，才能取得社会生产力。无产者没有什么自己的东西必须加以保护，他们必须摧毁至今保护私有财产的一切。”“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列宁和毛泽东正是依据马克思主义这一基本理论指导实践，在原苏联和中国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国家，由此极大促进了社会生产力，超越了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的发展速度，且促进了社会的全面发展，是人类最大的进步因素。苏联一跃而成为与美国平起平坐的超级大国而且成为打败德国法西斯的主力军，中国也从一个任人宰割的弱小民族发展为屹立在世界东方的历史巨人。所有这一切，都是社会主义公有经济制度的产物。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消灭私有制”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度的理论和实践，就绝对没有新中国七十多年的极其辉煌无比的伟大成就。当我们今天讴歌我们社会主义的如此杰出的成就和优越性，特别是今天能够在抗击人类最凶猛邪恶的新冠病毒斗争中走在最前列、取得无可比拟的优秀成绩，根本原因之一，就是毛主席给我们奠定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及其观念的积淀和影响。

　　任何进步和新生事物都必然受到旧事物和反动势力的的反对、阻挠和破坏。代表人类发展方向的马克思主义“消灭私有制”及其实践活动，从一开始就受到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一切卫道士的竭力反抗。无产阶级革命之前如此，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度的社会主义国家后也是如此。尤其是苏联解体之后，国际国内一切反动势力把矛头几乎都对准社会主义公有经济，中国的西化自由化势力更是甚嚣尘上。他们不顾客观事实，污蔑苏联解体前和毛泽东时代“经济到了崩溃边缘”，而且攻击其根本原因就是公有制阻碍了生产力发展。他们要“解放思想”，就是要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观念中解放出来，所以打着“社会主义改革”的旗号，实质就是要把社会主义公有制改为资本主义私有制。他们所谓的“市场化”，实质也就是搞“私有化”，谁反对私有化，就被他们扣上“反改革”的大帽子。这种现象，现在仍在延续之中。

　　《零容忍》中揭露的内蒙古煤炭领域的官员腐败现象就是煤炭资源私有化市场化导致的必然结果。我们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国家，包括煤炭在内的矿藏、森林等自然资源都归国家或集体所有。不仅毛泽东时代如此，即使改开40多年通过的多部宪法也都是这样规定的。如2018年通过的新宪法总纲第九条中规定：“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森林和山岭、草原、荒地、滩涂除外”。改开前这些自然资源都是由国家或集体组织有计划地组织开采，开发，根本不存在“权力”与“利益”的交换关系，也就不存在这种腐败现象。只是改开后，才发生了这种公然践踏宪法的严重问题，把属于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的煤炭资源私有化市场化，转变为私人实际占有和经营。几乎全国的煤炭行业都是如此，山西更为突出，甚至比内蒙古有过之而不及。山西煤炭行业的私有化市场化造成的官员腐败、社会腐败、环境污染、资源破坏、犯罪现象更是路人皆知。也正是在这种私有化市场化出卖国家资源的过程中，最具中国腐败特色的“权钱交易”现象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原吉林省委书记、原辽宁省委书记王珉被判无期】

　　不仅是煤炭资源私有化市场化的过程滋生腐败，可以说，几十年“改革”中，所有把国家和集体资源私有化市场化的部门和领域，都是腐败现象的重灾区。著名的2009年通化钢铁厂改制事件中，扮演国家权力主角的原吉林省省委书记王珉就是国企私有化改革的急先锋，不仅为吉林本身，也为他原任职苏州地区的私营企业谋取国家资源。他从中捞取利益。据后来他被判刑时的判决书中讲，王珉利用本人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直接或者通过他人收受相关单位和个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46亿余元。教育、住房、医疗领域这种依靠国家资源推向私有化市场化进程中出现的官员腐败现象，更是比比皆是。

　　毛主席晚年最担心的就是我们党的各级官员走向腐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存在商品交换原则。毛主席认为当时这种商品交换原则在商品经济领域属于“资产阶级权利”范畴，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是不可避免的，但应该加以限制。必须绝对禁止这种“等价交换”原则浸入到党内政治生活，尤其是把权力当做商品。如果说，在毛泽东时代社会存在这种观念主要是受旧社会资产阶级观念的影响，那么今天这种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当做商品进行“权钱交易”，不仅是剥削阶级观念的影响，更根本的原因，就是完全背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化公为私的假“改革”为腐败提供了基础和平台。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把国家和集体资源私有化市场化的客观结果，就是进一步促进私有观念的大泛滥，尤其是商品交换原则，更是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各个场所。任何一个国人都能够从自己的生活、工作经历的实践中痛感这种观念的存在及其危害性。但也确实有一部分人特别是那些握有大大小小权力者，从这种“交换原则”中获得了直接、间接不同等的甚至极其之大的非法非正当利益。《零容忍》以及其他各种途径揭露出来的中国所有的腐败分子，都是这种“交换原则”的最大受益者。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把国家和集体资源私有化市场化就是中国当代腐败的最深层次的经济根源。不彻底批判和扭转这种背离社会主义改革初衷的假“改革”错误倾向，就不可能根治中国当代极其严重的腐败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