撕开西安疫情惨状的外皮，是一段血淋淋的国资私有化历史

 

　　孕妇无医院收治导致流产、父亲心绞痛医院拒收导致死亡……这几天西安的新闻属实魔幻。

　　让人泪目和愤怒之余，更引人深思：疫情已在中国徘徊两年有余，且作为人口规模超千万、GDP刚刚跨入万亿的省会大市，西安何以至此？

　　首先，无疑是西安官场官僚主义、懒政主义、形式主义等表现为一刀切、实质是不作为的庙堂内核在作祟，尤其是有屡见不鲜的“中央与地方脱轨”迹象再现（持续数年的秦岭案已说明一切），关于这个我在微博（@金靴RedBoy）上已经点了一些：

 

　　其次，就是本次西安抗疫惨状中忽视不掉的医疗私有化恶果，可以说西安从历史中走来的国资私有化浪潮，这次成为了淹没西安人民生命安全的罪魁祸首。

　　造成那位孕妇妈妈悲惨流产的西安高新医院，现为A股上市公司“国际医学”的全资子公司——巧合的是，造成那位父亲心脏病复发死亡的西安国际医学中心，同样是这个“国际医学”的下游公司。

　　以西安高新医院来说，它原本独立成立于2002年6月9日，是一所所谓“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保健为一体”的股份制综合医院，2009年8月通过原陕西省卫生厅三级甲等综合医院评审。

　　但根据西安卫健委官网的信息，在十年前，西安高新医院经营性质已经由非营利性变更为营利性，主导机构为西安开元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这家公司从从申华控股和银凯医疗（实控人为同一人）手中买下了高新医院的全部股权。

　　所以可以说，这家医院已经被私有化了整整十年。

　　当公益性、社会性被抹去，救死扶伤的医院也就变成了彻底的商业组织，在大灾大难中，完全不可能给予手无重金又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一份怜悯。

　　这就是资本主义。

 

　　中国的卫生总费用从2009年的1.7万亿增长到2015年的4.1万亿，六年时间增长两倍多，医药板块市盈率35倍（远高于a股平均水平）——这背后是多少百姓的家破人亡换来了医药财阀巨头的盆满钵满？

　　在2016年10月时，迫于党中央的压力，西安市方面曾在《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中高呼：“严禁出售、变卖政府办公立医院！”

　　但是细心的人会发现，西安在《方案》中给自己留了一条尾巴：“严格控制城市公立医院的床位规模、建设标准和大型医用设备配置数量”、“推进社会力量参与公立医院改革…”

　　结果就是，到2019年（新冠疫情在中国开始蔓延），西安市内公立医院的床位数仅剩53007张，十年来首次下滑，而私立医院床位却增长到22316张。

 

　　2020年底时，因防疫指挥不力，沈阳市两家私立医院被吊销了执业许可证——沈阳皇姑秀水门诊部和沈阳谱康医院有限公司，因未严格执行落实《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相关规定、未按照卫生行政部门要求采取有效的疫情防控措施，导致了新冠疫情在沈阳的复播。

　　我希望西安市能立刻学习沈阳，对西安“国际医学”展开调查和业务取缔，而不是以所谓“总经理下台”这种不痛不痒的处理来应付群众的怒火。

　　西安疫情已经超过了今年夏天由南京禄口机场铺开的南京疫情，成为武汉疫情之后中国境内最严重的一轮疫病爆破，而纵观2020年上半年那场惊心动魄的全国保卫战，私立医院在战胜新冠疫情中所起作用实在甚小，仅治愈了1400余人，占治愈病人2%，其余98%病人皆为公立医院救治。

　　就以暴风眼武汉为例，疫情爆发的2019年末，武汉当地私立医院占比达到恐怖的72%——公立医院过少，是造成武汉在疫情初期严重泛滥的三大重要因素之一（另两大因素是当地主管部门在抗疫初期官僚主义作祟，以及南方系媒体的夸张报道造成武汉民众恐慌而挤瘫了医院承载）。

　　根据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的不完全统计，截至2020年3月10日，全国共有643家非公医院参与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一线工作，累计收治确诊病例3419人、疑似病例1627人、治愈出院1484人。

　　就在该协会统计截止当日，我国彼时已治愈61567人——也就是说，私立医院治愈病人仅占2.1%。

 

　　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玲，曾在2020年下半年疫情被成功控制后，公开直陈：

　　“全国民营医院所占比例已近64%，但它只是数量很多，在床位、能力等其他方面，与公立医院比还是有很大距离的。武汉此次医疗服务整体力量严重不足，其中原因之一是武汉公立医院占比显著低于全国，2017年武汉市有公立医院96家，民营医院258家，民营医院占比72.9%，显著高于全国民营医院占比64%。”

　　“国家调集全国各地医务人员奔赴武汉抗击新冠疫情。面对新型冠状病毒的致命威胁，公立医院的医护人员纷纷请缨出征，奔赴武汉前线，支撑起抗疫防疫的大局，他们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相比之下，私立医院的医护人员，龟头缩脑，应者寥寥，有的私立医院干脆关门停诊，以逃避责任。有的私立医院在不承担患者救治任务的情况下，居然和公立医院争抢医疗物资。”

　　说回西安。

　　2017年8月时，国资委等六部门曾联合发文：要求2018年底（后延长至2021年）前基本完成国有企业办教育机构、医疗机构集中管理、改制或移交工作。

　　陕西、西安方面闻讯而动，立刻划定了“待重组的国企办医疗机构”共134家，重组承接方则是新成立的陕西健康医疗集团——名义上是国企，但猫腻其实非常多。

　　至2019年3月时，不到两年时间，陕健医疗就已将驻陕央企及省属企业办医疗机构70家收入囊中，资产总额20.9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陕建医疗虽然在省内拥有“官方授权”，但上百家医疗机构在有限期内根本无法“消化”——此时，面对“改革红利与改革紧迫性”，便少不了各路社会资本纷至沓来，大名鼎鼎的“环球医疗”便是闯入者之一，一家2015年7月在香港联交所上市、专注于国内医疗服务行业的企业。

　　这家环球医疗同样看似有官方背景背书，但它对陕西省内国企办医疗机构的争夺多是以社会资本运作的方式进行，即合资重组，背后当然是以储备占领医疗资源为目的。

　　入陕仅仅4个月，环球医疗就吃下3家医院：西电集团医院，西安航空发动机公司医院，咸阳彩虹医院。

　　正是在环球医疗于陕西省内大刮特刮的医疗私有化之风的吹拂下，2018年4月，地方上市公司国际医学（000516）剥离了零售百货资产，专注医疗健康产业，其投建的西安国际医学中心也正式投用——就是本次西安疫情中造成两条人命死亡的“国际医学”！

　　我再说点历史。

　　2003年2月，西安市政府宣布：要在两年时间内，大规模集中出让西安市政府的市属国有工业企业产权，资产总额超过500亿元。

　　此事一经宣布，如石破天惊，引发全国轰动，还引起了北京、上海等地许多“大买家”的极大兴趣，各地土豪纷至沓来，欲求购油水旺盛的国有资产。

　　时任西安市经委副主任唐宁说：“为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大力推进党中央‘国退民进’的战略决策，此次政府部门更多的是为国内外资本的进入提供渠道和充当平台。”

　　经过筛选，西安市经委最终向社会推出了条件比较成熟的60家企业——大都是市属纯国有企业，向实力雄厚的资本市场迈进。

　　这就是诸多乱象的发源，当时的西安也是被卷入了“MBO”、“国有企业改制”的大潮，非一方政府之独罪，这些我都写过。

2003年时西安曾研究过著名的“江苏春兰模式”，然而就在2020年5月的江苏，刚刚从疫情战斗中恢复、镇定下来的中国医疗业，被爆出一件轰动性的群体事件：徐州市第三人民医院的众多医护人员聚集在该院病房大楼前，齐声高唱《国际歌》，场面蔚为壮观。

　　这些医护人员还打出了“强烈要求纪检部门进驻徐州三院”、“强烈要求严惩贪污腐败行为”、“坚决抵制三胞集团侵吞国有资产的恶劣行径”等巨幅标语。

 

　　徐州三院的肿瘤专业是徐州市医学重点学科，拥有过徐州市第一家具有现代化规模的放疗中心，是淮海经济区三级甲等肿瘤专科医院。

　　更重要的是，它曾经是一家在业内地位雄重的公立医院……

　　七年多以前，这所公立医院被彻底改制为一家营利性的股份制医院，还被徐州市委市政府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确定引入民营资本——也就是5月13日那天被该院医护人员指控为“侵吞国有资产”而受到抵制的三胞集团，其占股比例徐州三院达到80%。

　　无独有偶，同样是在2020年，著名的厦门华厦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厦眼科”）在谋求上市时，被深交所质疑，其十七年前的“公改私”涉嫌重大国有资产流失。

 

　　2003年，苏庆灿通过融资买下了厦门眼科中心——当时是厦门市效益最好的公立医院。

　　之后，便以厦门眼科中心为资源核心，使华厦眼科逐渐扩张，后成为一个由51家医院组成的规模庞大的民营医院连锁集团。

　　但其实公司成立以来，作为龙头的厦门眼科中心一直都是华厦眼科内部最主要的收入和利润来源。

　　随着华厦眼科谋求上市，厦门眼科中心当年改制时的转让价格也被迫首次对外公开：含一切无形资产在内，共计仅仅1708万余元！

　　要知道，厦门眼科中心当年改制前光是一年的收入就已达三千多万元，而眼科在医疗界素以高利润闻名，业内有“金眼科，银外科”之说。

　　这里的问题，必然是出在改制时的具体操作上了。

　　相关文件显示，主导当年改制工作的原厦门开元区区委区政府，曾于2002年4月25日开会研究讨论过厦门眼科中心转让的招投标问题，并让财政部门制定方案。

　　然而文件表明，后来的操作却是通过“洽谈”和“比选”选择合作对象，压根没有进行公开的招投标。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当年对厦门眼科中心进行资产评估的两家公司是通过公开招标确定的，中标价分别是2万元和1.2万元——这非常荒唐！

　　对标的额仅一两万元的资产评估公司进行公开招标，而对标的额数千万元的大型公立医院转让，走的却是“内部决策程序”！

　　这就成为了厦门眼科中心当年改制的最大疑点。

　　原厦门眼科中心某核心部门员工李新（化名）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当年改制的背景是以江苏宿迁为代表，全国医疗卫生领域刮起一股公立医院改制风，一些地方公立医院纷纷以低价贱卖到私人手里。

　　但是李新也直言，其他地方被政府卖掉的公立医院多是亏本的，而厦门眼科中心作为公立单位一直非常赚钱，却还要去改制，等于把金饭碗当瓷饭碗扔掉，很多员工当年对此不理解。

　　同时，2003年在厦门眼科中心的改制中，“职工持股”曾是彼时政府和苏庆灿鼓吹宣传的一大亮点，声称职工持股比例是30%。

　　不过，根据工商注册资料表示，真实的职工持股比例仅为13%。

　　最让人无语的是直到今天，厦门很多市民仍然以为华厦眼科是一家“公家医院”……

　　在公共医疗这个极为特殊的领域，挂着公家的名头行市场之实、谋私人之利的现象，华厦眼科根本不是个例。

　　比如在许昌，包括许昌市第五人民医院在内的多家所谓“人民医院 ”，事实上是实打实的私立医院，却在名头和门头上竖起了计划经济时代塑造的“人民”二字。

 

　　根据许昌市卫健委相关工作人员的对外答疑，许昌市第五人民医院确是非公立性质，当年改制后没有修改单位名称，属于历史遗留问题。

　　关于“人民”二字能不能加在私立医院名称上的讨论，当地媒体还深挖出：许昌市第二人民医院、许昌市第三人民医院皆为私立医院……可以说，挂羊头卖狗肉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行业玩法。

　　除了河南许昌，陕西省宝鸡市和四川省巴中市同样存在此类诡异现象。

　　宝鸡市高新人民医院，是陕西汉唐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投资8.5亿元按照三级综合医院标准建设的一所民营医院；巴中市恩阳区第一人民医院，同样是一家私企，但都戴着一顶华丽丽的“人民”大帽。

　　其中巴中市恩阳区第一人民医院已经被当地民政局和卫健委勒令工商名称整改，但是许昌和宝鸡两地的“人民医院”们仍未被纠正。

　　公改私，私却又不舍公，这种局面的形成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一个“利”字。带着“人民”二字的人民医院在百姓心中的权威性和信任感，是私立医疗机构根本无法比拟的，因而促使了一帮资本家们“难舍人民”。

 

　视频链接：http://v.qq.com/x/page/c09346gmu3o.html

　　这个视频在3月份曾火遍全球，这名美国女议员对美国CDC的质问引发了全世界范围内关于医疗制度变革的深思，尤其是在经历过奥巴马医改失败（被利益集团掐灭）的美国。

　　当时，一个中文互联网上令人忍俊不禁的场面出现：澎湃新闻也发了这个视频，然而原视频5分20秒，澎湃新闻却剪掉了其中一分钟。

　　它剪掉了什么内容呢？如下：

　　“美国40%的人拿不出400刀”

　　“33%美国人放弃治疗”

　　“美国人检测一次新冠需要1331刀”

　　………

　　必须记住：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拯救黎民苍生。

 

　　两年来的疫情，置身于如此巨大的全球性公共灾难，我国的地铁公交没有涨价、基本民用商品没有涨价（除了本次西安某些时段、某些社区）、全员核酸检测政府包办、军委调动军力进驻疫区仅一夜之间、湖北武汉换将换帅超3000人（没有西方的“中央地方矛盾”）……

　　这一切，都是公有制的伟大，都是共和国的“老底子”在保护中国人民。

　　一场疫情，凸显制度优势和制度底线。

　　我无意在这里刻意切割历史，但是观察到许多清晰可见的宏大又温暖的场面：两年前武汉几近沦陷时全国各省公立医院调动医力“点对点”组建援鄂医疗队、武汉方舱医院内后期呈现出一片歌舞欢腾的人民公社式的“无阶级景观”、前线医护战士昼夜不分地为了一座距离家乡可能是千里之外的湖北拼命……

　　我必须忍不住感叹一句：建国前三十年毛主席亲自为民族铸下的精神，直到今天依然在护佑着中国。

 

　　从抗疫的角度，这种精神无需花里胡哨的文墨飞扬，就是简单又刚劲的六个字：赤脚医生精神。

　　前文提及的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玲，有过这样一段话：

　　“谈新中国七十年的医疗保障，要分为改革前后两个时期。前三十年我们创造了一个中国奇迹，因为没有哪个国家可以花那么少的钱，就解决了老百姓的基本医疗问题。

　　而且我们走的路，真正是一条中国道路，它改变了工业革命以后的西方医学模式。

　　西方医学模式是往高精尖走，科学技术越来越发达，医生一定要经过专业化、正规化培养。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这就造成了越来越多的人看不起病，因为个人没钱，政府也付不起。

　　而中国走的是另外一条路，农村的赤脚医生，这是中国人的一大创举。

　　赤脚医生不是正规的医生，按照今天的标准根本就没有行医的资质，但是毛主席当时说过一句话：这总比去庙里拜菩萨、吃香火好，比没有好。

　　西方经济学有个理论叫‘干中学’，其实赤脚医生就是干中学的产物。用很短的时间给他一个培训，然后他就边干边学，用中医的手段处理一些常见病、多发病。”

　　在看似医疗水准发达的今天，事实上决定着一方水土人民群众生命健康能否得到保证的，依旧不是绝对的所谓“科学”，而是执政者服务人民的初心。

　　大大多次强调：“在医改中要坚持公益性、破除逐利性”、“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西方的供给学派和新自由主义，而是要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

　　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是党对人民的郑重承诺，无论经济发展到什么时候，都要毫不动摇地把公益性写在卫生事业的旗帜上，

 

　　“卫生工作是一件关系着全国人民生、老、病、死的大事，是一个大的政治问题，党必须把它管好。” ——《中央关于各级党委必须加强对卫生工作的政治领导的指示》 1954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