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乡村振兴几个典型案例的启示

　　实施乡村振兴是党中央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宏伟战略规划 。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是宪法规定的，振兴乡村就要振兴集体经济，这是题中之义。如何发展乡村新型集体经济，这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问题。

　　2018年12月9日至10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与浙江省缙云县政府联合举办了“乡村振兴破解发展新型集体经济难题经验交流会”，会上来自全国各地10个行政村的代表发了言，这10个村都是当地发展集体经济取得显著成效的典型，他们的经验让人耳目一新，令人振奋。我曾经写过一篇《坚持走集体化道路村的不同发展路径》的文章，分析比较了周家庄、华西村、南街村等8个走集体化道路典型村的不同发展路径和特点，新时期出现的这10个典型村，发展道路更具特色，各有各的绝招，但也有共同点。我有幸参加了这次会议，把受到的启发，引发的思考，总结如下，与大家分享，欢迎批评指正。

　　一、土地集体规模经营是乡村经济起飞的平台

　　这10个来自天南地北的村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对土地都采取了集体规模化经营，具体做法有三种：一是村委会将村民承包地收回来，以每户村民的所分的承包地，按亩数入股分红经营;二村委会以返租倒包的形式把土地从农户手中收回来，按当地市场流转土地的行情确定每亩土地的流转费，就高不就低，一定几年不变，每年支付给农户土地流转费;三也有的村原来就没有实行包产到户。有的村在收回来的土地上集体经营，办企业、实业，收益相当可观，全体村民享受很高的福利待遇，已经没有了农户承包地的概念了。事实已经证明，村集体采取土地规模化集体经营，是这10个村创业起飞的极为重要的平台，没有这个平台就干不了大事。

　　我一直认为人民公社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农民的一项伟大创举，其历史功绩不可否定，但我也承认人民公社在运行过程中，各地普遍违反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即人民公社六十条的原则，地方政府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瞎指挥损害了生产队的自主经营权，压制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农民对生活水平提高缓慢是有意见的。实行包产到户责任制是有破除人民公社僵化管理体制的积极作用。但不能由此认为土地家庭经营要比集体规模更科学合理，土地产出效益要高。一家三十亩承包地还分成六七块，古今中外没有这样种地的，这种耕作方式与农业现代化方向背道而驰。农业生产力由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三要素构成，劳动者积极性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农业人力加牛耕生产方式肯定竞争不过机械化、电气化、化学化为代表的现代化农业生产方式，家庭小农生产下的农产品在市场根本就没有竞争力。如今我国农业生产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土地抛荒现象，我国粮食年度进口人均200斤，已经表明了土地家庭经营方式出现了大的问题。如今就连小岗村也已经把土地集中起来，集体流转出去，农户坐吃土地流转费了。

　　目前全国上下已经形成了土地要流转，搞农业规模经营的共识。但在土地流转方式上却有着严重的分歧。有的主张强化固化农民对土地的承包权，通过市场的作用，由农民自觉自愿地把土地流转到城乡资本手中。走这条路的过程是漫长的，往往伴随着农民与土地流转者的矛盾斗争，农民由小土地主人公变为打工农工，丧失了依靠土地自主创业的机遇，他们内心是不甘的。另一种主张是由行政村党支部村委会主导，听取大多数村民的意见，把承包地集体收回来，以集体土地为平台，采取灵活的经营方式，可以集体经营、可以发包经营、可以以土地来引资合作经营，可以引来外资企业，即使把收回来的土地流转给他人经营，集体流转起码也比农户个体流转多收一点流转费吧。不愿流转土地想继续自己经营的也可以，一村可以搞成两种土地经营模式。现在搞得好的村庄几乎都走的是后一条道路。

　　政府出台的政策支持那一种做法，效果是大不一样的。如果支持维护村集体行使土地所有权，那么土地流转起来就顺风顺水，就连土地撂荒问题也可轻而易举地解决了，因为农户对集体土地只是一种承包权，农户把土地撂荒了，违反了土地承包法的条款，村集体就有权把撂荒地收回来，由集体组织耕种、或转给其他人耕作，哪能出现土地撂荒现象呢?流转土地经营者，往往要求流转大片整块土地，便于机械化耕作，遇到个别农户不愿流转土地，一个钉子户就搅黄了多数人集中流转土地的愿望。遇到这种情况，村委会可以在不损害这户村民承包土地的权益下，采用调换承包地的方式来解决，不要把确权到农户的承包土地当作村民个人私有财产对待，如果那样，村委会就不能合理行使对集体土地的管理调配权。如果一味迷信市场机制，村里整块土地流转一旦遇到钉子户就很麻烦，钉子户出于一己私利，漫天要价，置大多数村民的利益不顾。缙云县笕川村党支部书记史颂勤在会上讲，村委会准备流转村民500亩土地建花海游览区，流转土地牵涉到500多户，具体工作十分麻烦，经过村干部和党员三个月的日夜工作，好歹把流转土地的事与村民基本搞定了，可就有两户村民作梗，刁难村干部，不同意流转自家一亩三分地，执意要把村里的规划搞荒，真是能把人气死。后来村委会想尽了办法，发动村民一起做工作，才勉强做通了这两户村民工作，同意流转土地。笕川村建成的花海项目一年光门票收入就有350万元。政府对农村政策、文件的出台，一定要从维护大多数村民的利益，有利于促进生产，有利于建立和谐美好社会的目的出发，不能给刁民留使坏作恶的空间。一句话，村委会出面主持的土地流转比只靠市场机制流转土地效率高、效果好。

　　二、壮大集体经济是振兴乡村的基础

　　参加这次会议10个走集体经济路的村，与他们周边村相比，普遍富得流油，村民享受着众多福利，村里提供统一建的新居楼房，村庄建设的像花园一样，老有所依、老有所养，村办幼儿园、小学免费入学，学生考入大学，村里提供奖学金。山东代村村办医院规模大，档次高，优质服务，城里人都愿意来就医。为什么这些村村民能够过上这样幸福的生活呢?就因为村里有强大的集体经济，村办企业有可观的利润收入。洛阳土古洞村郑向东书记说，村里人比城里人有更为优越的资源，只要村里人组织起来干，城里人是干不过村里人的。是的，如今土古洞村农民的生活是令城里人羡慕不已。

　　为什么典型村周边的村庄富裕不起来呢?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些村没有把村民组织起来，分散化的农民自顾自，一盘散沙，岂能成就事业。现在大多数人已经意识到，集体经济的重要性，有了强大的集体经济，村民就业有了门路，乡村振兴有了物资基础，村里公共事业才能开展，党和政府在农村开展工作有了抓手，村民共同富裕有了希望。

　　对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有些人观念存在问题，他们就主张个人发家致富，主张对村里共有财产分光吃尽。缙云县笕川村就利用村里河道旁的十几亩公共沙滩地资源，建起农贸市场，搞电商营销农产品，一下子就把全村搞活了，村里每天要往出邮寄2万个农产品的快件。史颂勤书记说，村集体如果把全村土地、住宅地都拿回来，重新规划，发展前景那真是不得了，村民会富得流油。

　　三、乡村自治是生发内生动力的肌体

　　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在安徽视察时讲：“要尊重农民意愿和维护农民权益，把选择权交给农民，由农民选择而不是代替农民选择，可以示范和引导，但不搞强迫命令、不刮风、不一刀切。不管怎么改，都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粮食生产能力改弱了，不能把农民利益损害了。”习主席讲话讲清了乡村振兴依靠的对象、干部应该采取的工作方式方法，指明了乡村振兴的发展方向。

　　振兴乡村，就要尊重农民的意愿，发挥他们的首创精神。乡村的事要由乡村里的人自己来搞，乡村的发展要依靠乡村内生动力才行。虽然我们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乡村自治有法可依。可在具体实行过程中，村委会代表全体村民实行自治，自主发展的能力很弱，与村民紧密联系不够，为村民服务工作做得很不够，多数村委会演变成乡镇政府的一个派出机构了，其日常工作节奏是按照政府安排进行的，就连村委会的干部工资都是政府财政拨款，办公经费也是财政拨款，村庄没有了造血功能，这种制度为中国历朝历代所没有。这种做法既增加了政府财政的负担，更主要的是削弱了村委会与村民的紧密关系，村干部挣得是政府工资，不是村里的钱，村干部首先要为政府负责。贵州大坝村党支部书记在会上讲，他们村委会征求到绝多数村民的同意，把土地集中回来经营，由于破除了田埂占地，集中回来的土地比原来分地多出了15%的面积。村委会手里有了公地，正想规划大干一场。可有关部门却说，村集体不能留公田，要分到农户中。在旧中国，农村也有公共用地，比如校田、祠堂田、庙产、闹社火玩意的公田。在资本主义国家里也有各种为公益事业服务的基金会。而我国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村集体却不能留公田，村里连这点自主权都没有，乡村振兴工作做起来就很困难。

　　会上我也听到两个典型村代表的介绍，他们发挥党支部村委会的作用，生发村里的内生动力，实现了乡村振兴的目标。

　　浙江义乌市何斯路村，是一个地处山区的贫困村。2007年，村里常住人口只有918人。 2008年，何允辉担任了村委会主任。何斯路新的村委会的发展思路是，集中种植薰衣草，发展生态观光农业、旅游业。经过十年的奋斗，何斯路村一株薰衣草形成了一条集种植、加工和销售于一体的产业链。全村围起来了，开展乡村旅游，一年光门票收入500万元，薰衣草产品年销售收入近千万元。村民农家乐、民宿搞的红红火火，挣得满满当当。何斯路村为了使村民共同致富，扶弱抑强，限制个别富裕户多占村里的资源，一户村民搞了农家乐，就不能再搞民宿，追求村民公平享受村里的资源。而且在村里办的民宿、商店等实体店，都得向村委会缴纳管理费，因为有了村委会为你提供的公益服务，你才能有开办农家乐、民宿的条件，才挣到钱。任何人使用何斯路村集体品牌都要有偿交费。村委会收来的钱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形成良性循环。来何斯路村旅游考察，仅2017年，就接待了612批团队，其中有会务需求的450批左右，这些团队多要求何允辉作讲解报告。何允辉这个人口才极佳，有思路，逻辑性强。何允辉的在本村讲解，劳务费一般是二三千元，去外地作报告，一般一场2万元。有一次他在一个地区连讲了15场，挣了30万元，但何允辉不是见钱眼开的人，他把钱都捐给了当地公益事业。何允辉自豪地在会上介绍，他靠个人嘴皮子为村集体挣钱，戏称为这是学习型经济。何斯路村首创生态资源股这个概念，把村里山川河流甚至新鲜空气作为生态股加入到村办合资企业中，占合资企业30%的股份，通过生态股这种形式，让全体村民共同分享经济发展的红利。但在收益上，在村里的人与外出定居的人是有所区别的。通过近几年的努力，何斯路村先后获得“浙江省文化示范村”、“浙江省文明村”等荣誉称号。荣获2017名村影响力排行榜300佳。何斯路村的实践证明，农民组织起来，实现自治管理，自主开发，村民通过村委会掌握了振兴乡村的主动权，啥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我们参观了缙云县的一个村庄。这个行政村有两个自然村，1600口人，当年土地包产到户时，人均1.8分地。2008年，村委会征得大多数村民的意愿把土地集中起来经营，只有两户村民反对，这两户继续实行家庭个体经营。集体经营土地的收益，不按农户原承包地亩数分配，而是按现有人头进行分配，每人一年分300—500元。村集体在集中回来的土地建了一个农贸市场，一年就可给村委会交回50万元的租金。现在村里有耕地200亩，村委会正规划在这200亩土地上大做文章。按照浙江省缙云县的政策，村民宅基地只有85平方米。该村利用政府一户一宅、拆旧建新、村民联建的政策，在收回来的土地上统一规划村民住宅和道路广场修建，村民原来住的是一二层房，统一新建为四五层楼房，由于楼层加高了，该村没有突破原有住宅用地的情况下，大大改善了村民的居住条件，村容村貌也有了重大改观，花园式的村庄已见雏形。村委会还利用乡村改造的机会，集体修建了门面房来出租经营。我问他们村里改造，争取回政府多少扶助资金。村支书大笑说，一分没有，而且我们还要向政府有关部门缴纳规划费等费用100多万。这让我大大吃了一惊。在我们内蒙古乡村建设中，前几年自治区政府出台了振兴乡村十个全覆盖政策，村民住房翻修、道路建设等十个方面的投资，几乎都是政府出资搞的。浙江人就是厉害。我想，如果这个村的村民固守在人均1.8分土地上，村民再勤劳能干，小块地上能有多大的收入呢?一个村集中回土地，集体经营竟能折腾出这么大的变化，真是思路改变天地宽。

　　四、社会主义理想是指引乡村振兴前进方向的灯塔

　　“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这既是中央对新农村建设的要求，也是其总体目标。现实生活中常常可以看到，凡是文明富裕和谐的村庄往往村民都有很强的凝聚力，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才能建设好村民共同生活的家园。村民的凝聚力从哪里来?来自共同的生产生活环境，共同的经济基础，共同文化、习俗传统，更重要的是来自村民对村里美好发展的共同展望，来自村民共同的理想。这10个典型村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行政村党支部村委会用红色文化教育村民，用社会主义理想激励村民，充分利用村里的各种资源，特别是集体行使土地管理权，集体经营土地，走上了全体村民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大道。

　　河南洛阳土古洞村，村里的土地集体经营，村委会开发当地旅游资源，办旅游公司、办工厂，村办集体经济积累已经上亿元。同时村里利用土地集体资源，招商引资建厂。该村村民已经没有了分户承包土地的概念。村办企业实行公司化管理，村民竞争上岗，不养懒人，鼓励能人。但集体经济提供的红利，可以为全体村民提供很高的福利待遇。

　　山东兰陵县代村，绿树掩映中，一排排别墅和小康楼错落有致，文化中心、健身广场、幼儿园、学校一应俱全。很难想象，这一度是个破败混乱的村子。20年前，代村把村民承包地全部收回集体经营，创办了村集体股份制企业，搞农业开发，先后建起兰陵现代农业产业园、兰陵国家农业公园，代村商城等，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的目标，成就了一个产业美、村庄美、人文美、生态美、生活美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村党委书记王传喜荣获全国劳模，当选十九大代表。

　　贵州省安顺市大坝村，以开发本地野生刺梨为契机，把村民承包地收回来集体开发经营。　2012年全村120户入社，入社土地达2300亩。2013年后，另有三个村民小组并入大坝。果树挂果后，分配的模式是：50%分给农户，35%用于支付购买原料和人工费等开销，15%为合作社的公积金，用以发展村集体经济。部分农户为合作社管理金刺梨，他们除了50%的分红收益之外，还可以获得每株12元的管理费。

　　金刺梨种植规模扩大了，价格下跌，销路出现了问题，2015年大坝村决定建酒厂，合作社自筹资金、村民出力，把一个老旧的烤烟房改造成小酒厂，加工金刺梨，延伸到第二产业。

　　大坝村的第三产业也是依靠集体做龙头。2013年，村委会利用政府的“美丽乡村”项目和危房改造项目的契机，启动了新村建设。因为原来每户村民的宅基地大小不同，而新建的小区房每户的面积又是一样的，怎么解决这一问题呢?村委会召开全体村民大会，按照绝大多数村民的意愿，全村宅基地也全部流转到合作社，统一筹划，农户家里原来宅基地比新房多出的面积，按照3万块/亩的标准给予补偿。如今，大坝村已经成为贵州省一个富裕美丽样板村。

　　四川省成都市战旗村在上世纪70年代就是省、地、县农业学大寨的先进村。1994年，村办企业实现股份制经营，但经营效果不好， 2003年，村两委及时采取措施，与股东们签订股份转让合同，由村集体将个人股全部收购。至此，企业再次成为村集体的独资企业。村集体出资50万，农户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组建成战旗村农业股份合作社，由合作社将土地集中经营，发展农业产业化，集体资产股份量化，农户土地入股，村民有每亩承包地720元的保底收益，经营利润按村集体和农户入股比例进行分红。战旗村实施拆院并院，农户集中居住，培育产业支撑，壮大集体经济，全村充分就业。建立了550亩现代农业产业园核心区。引进了3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入驻现代农业产业园核心区。战旗村成为远近闻名的富裕村，获得了多项政府奖荣誉。2018年2月习近平主席视察了战旗村。

　　我们过去只知道全国只有河南周家庄还保持着人民公社制度，没有转制。近年发现西藏那曲市双湖县嘎措乡还保持着人民公社经营体制。该乡地处阿里无人区边缘，生态条件恶劣，家庭个体经营难以抵御各种自然灾害。1982年，嘎措乡村民投票表决，按照70%同意票，保留了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制度不变。

　　该乡村民劳动分工和管理都依据全乡统一制定的254条《工分细则条例》，以生产小组为单位进行劳动，生产小组人员构成来自不同家庭，便于互相监督，避免产生营私行为。根据社员出勤率，放牧牛羊、畜产品的产量质量来记工分，社员根据自家全年的工分，从生产队获得现金分配和包括牛羊肉、奶制品在内的实物分配，但是酸奶和燃料用的牛羊粪则采取人均与户均的分配方式，不与工分挂钩。生产队干部的工分，年终由全体社员投票，评出等级来确定工分。由于制度健全，社员民主监督效率高，队里管理班子虽然已经换届了7任，但没有因领导的去留而产生波动。几年实践下来，嘎措乡人均收入在双湖县7个乡镇中历年名列第一。2016年，嘎措乡人均现金收入18494元，比所在那曲市人均收入8638元高出1.4倍。比西藏收入最高的林芝地区高出57%。由于嘎措乡牧畜、奶产品是集体经营，有着严格的生产和检验制度，肉奶产品质量有保证，外地客商闻风前来采购，销售渠道畅通，可以卖出高于个体牧户20-30%的价格，避免了中间商贩的盘剥。游牧文明的一个最大好处，就是对生态的保护，把草场划分到农户，打乱了牧民轮牧的生产习惯，牛羊膘情上不去，更严重的是对草原生态的破坏。嘎措乡的实践表明，牧区组织起来，是可以搞好集体经济的，集体经营模式比牧民家庭个体生产模式更有优越性，获得的经济效益更高，生态保护的更好，牧民更为满意。

　　五、强有力的村党支部村委会是发动乡村振兴的火车头

　　俗话说得好，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这10个新时期致富典型村的发展经历充分证实了这一点。

　　贵州大坝村党支部书记陈大兴是一个科技迷。陈大兴看中了本地野生驯化的金刺梨，2008年，他尝试种植20亩，2011年开始挂果，20亩地就卖了几十万块钱。陈大兴试种金刺梨成功后，就开始在村委会里进行扩大试点，他发动了12个党员，把当地林场400多亩的烧荒林地承包过来，种植金刺梨，同样取得了成功。2012年，他领导的村委会发起成立合作社，把村里的农民承包地全都收回来，全村人都参加进了合作社，搞集体经营，种金刺梨。筹办合作社需要第一桶金。大坝村的第一桶金是来自陈大兴的个人奉献。因为陈大兴以前卖苗木赚过钱，于是他拿出来600万块钱，免费给合作社使用。陈大兴说：以后如果合作社壮大了，有钱了就还他，没钱就算了。大坝村集体经济就这样在陈大兴为首的党支部村委会领导下起步了。

　　与大巴村同一个县的塘约村，是遇到百年未遇的大洪水，洪水把村子房屋道路冲垮了。在村党支部书记左文学为首的村党支部带领下，塘约村绝境求存，毅然决定成立合作社，以集体的力量谋求发展。成立合作社的资金哪里来，是十来个村干部以个人的身份到信用社去贷了几十万元款，作为起步资金搞起来的。左文学的父亲就是原村里的老支书，红色基因代代相传，所以他们在大灾难面前首先想到的是把村民组织起来，共同奋斗致富。

　　浙江义乌市何斯路村何允辉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他致富回村后，发现几十年来村里不光没有改变，反而越来越衰败了。激发出他带领村民改变村庄面貌，使全体村民共同致富的志向。他放弃了城里红火的生意，回村竞选成功了村主任，以种薰衣草搞旅游开发起步，带领村民走上了致富路。据有关知情人透露，当年何允辉为村集体垫资投进了2000多万元个人资金。毛主席说过，严重地问题在于教育农民。何斯路村建有村民信用银行，建有村民诚信档案，村委会把教化村民作为一种重要的日常工作。

　　成都战旗村过去就是省级先进单位，有着红色文化优良传统，党支部注重用先进文化来教育培养村民，红色文化孕育的信仰力量是战旗村的内生动力，这是他们村能够取得成功的一个基础。

　　河南省洛阳市土古洞村党支部书记郑向东，是一个立场坚定的共产党员，他带领村民坚定地走村民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用红色文化教育村民，坚持学马列、学毛著、学雷锋，户户门前竖立语录牌，革命歌曲绕耳畔，村里建有毛泽东纪念园，成为了洛阳地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把一个无水无路无学堂，只有四架山脊梁，改变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示范村。亦是河南省特色景观旅游名村。

　　山东兰陵县代村社区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王传喜，31岁当上村支书那年，村集体负债380万元。上任第三天起，法院传单便接踵而至，他两年出庭100多次。顶着巨大的压力，王传喜决心以重整土地为突破口，采取土地集体经营的路子来破解代村发展难题。村民起初不理解，骂声、飞石、恐吓信四起，内外交困的王传喜，没有退却，咬着牙背水一战。依法办理、细致劝说、公平抓阄，一碗水端平，土地集中问题迎刃而解，为代村大发展奠定了一个平台。旧村改造牵涉到家家利益，村民旧房新房不同，位置面积不同，利益诉求不同，也遇到了很多困难，王传喜带领两委一班人硬是做通村民的拆迁工作，农民上楼后，代村商城拔地而起。村民可入股，不仅有土地收入，还有股金分红。目前该商城已成为全县最大的商贸市场，进驻经营户2000多家，年交易额10亿多元，年收入4000多万元。步入代村的兰陵国家农业公园，生机盎然，海绵栽培、管道培植、轮式栽培等先进种植技术让人目不暇接;坐上露天的轨道小火车可观赏千亩油菜花田。2017年，来这里游客近百万人，门票收入3000多万元。王传喜说，村干部首先得有公心，多为老百姓谋民生，群众才能服你、信你。

　　黑龙江哈尔滨市红光村党支部书记徐在山，也是一个老劳模，他们村没有实行土地包产到户，坚持集体经营。当年他带领党支部一班人去大邱庄、华西村取经，转产上马工业项目，如今该村村办工厂，是东北地区有名的工业锅炉生产厂家。红光村亦成为黑龙江第一致富名村。当地政府曾多次安排徐在山脱产到政府部门当官任职，可徐在山一心为村民，就是不离开村庄。红光村富裕了，但党支部村委会一班人不忘艰苦奋斗精神，书记办公室里的办公桌用了四五十年没换，干部出差补助一天不能超过100元，住店不能超过200元的标准。

　　我们在缙云县参观，发现这里乡村党建工作做得好，村委会公示栏里，全村党员照片上墙，党支部会议、全体党员会议按制度召开，党支部工作很活跃，与党员紧密联系，依靠党员的模范作用，推动开展各项工作。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村庄里有一个强有力的党支部，才能把准方向，走对路子，带领群众在小康路上快步前进。这也是搞好乡村振兴的一条基本经验。

　　社会主义理想十分美好，但人民群众不会自动走上社会主义光明大道的，需要共产党的坚强领导，需要共产党员率先引路示范，因此乡村党建工作直接关系到乡村的盛衰。如今实行乡村振兴战略，急需选拔培养一批精通党务、村会的带头人，有了一大批优秀人才担任村支书、村主任的职务，乡村振兴才会顺利上路，乡村振兴才会大见成效。

　　2018年12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