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斌：红旗谱（十三）

４１

　　保定市在小清河和京汉线交叉的地方，离北京三百七十里。河水缓缓地流着，流过丘岗，流过平原，流过古老城堡的脚下。流过白洋淀，和大清河汇流，流向天津，流入渤海。

　　这座小城市，在河北平原上，是政治文化的中心，当时有十五万人口。民国初年，在这里建下军官大学，为军阀混战种下了冤孽。狭窄的街道上，满铺着石块，街坊上大部分是上世纪留下的木板搭。有大车和帆船把粮食、兽皮、水果，运往京津。再把洋货——工业品运到乡村里去。

　　这里有十三所学校，一所大学。省立第二师范就在西城的角下，这是一个中级学校，当时全校有三百多同学。一条小清河的支流，从旁边流过。江涛在这里受过四年师范教育，在保定市有了四年工作历史，是保属革命救济会的负责人，二师学生会的主任委员。暑假期间，江涛被选在学生公寓委员会里工作——沿着旧习，每年暑期招生，学生会筹办临时公寓，招待乡村里来投考的学生们。

　　江涛得到支部负责人夏应图同志的同意，把嘉庆安排在养病室里。每天演算术、写小字，准备投考的功课。江涛分派厨工里的“同志”，按时把病号饭送去。在这个期间，第二师范经常住着不花栈费的客人。

　　江涛为了解决嘉庆的生活问题，带他去找严萍，她是救济会的会员。一进门，严萍刚下课回来，看见嘉庆就问：“张先生来了？少见！”张嘉庆第一次听到这样的称呼，睁开大眼睛看着她。严萍回过头来笑着说：“我还不知道你是个神枪手哪！”开了门，在自己小屋子里招待他们。她洗了手沏上茶，从父亲屋里拿了一盒香烟来。

　　张嘉庆一见到严萍，就悄悄地把眼光避开。他住在小城市里惯了，没接触过女人，今天遇到严萍，不敢正眼去看。视线一碰到严萍的眼睛，觉得她眼睛里射出来的光芒，象锥子一样尖锐，好象隔着胸膛，能看透别人心血的吞吐。张嘉庆象一只被苍鹰拿败了的百灵，把脑袋钻在翅膀底下，再也不敢鸣啭。象有千丈长绳缠在他身上。其实是严萍一见到江涛，就心上高兴，脸上泛出明媚逼人的光辉。

　　张嘉庆抬起下颏看这间精致的小屋：屋子很小，只放开一个书架，一张书桌，一只小床。小床上铺着大花被单，小窗上挂着花布窗幔。墙上挂着一个银色的镜架，是严萍的放大像。她学着电影明星的姿态，仄起脸儿在笑。嘉庆一看，心上很是讨厌，他不喜欢这样姿态的女同志。

　　江涛把贾老师的意见告诉她，她斯文礼貌地倒了两杯茶，一杯放在江涛面前，一杯放在嘉庆面前。撕开烟盒，递给江涛一支香烟，嘉庆摇了摇头，严萍就不再给他。顺手划根火柴，给江涛把烟点着。嘉庆心里暗想：这是什么女人的作风？

　　严萍说：“我知道张先生好枪法。可是，我也听得说过，你的家庭……”她看嘉庆不象个穷学生，知道他的家庭是个大地主。

　　嘉庆楞楞青青地说：“有家就不遭这个难了！”他觉得被一个女人看过来看过去，浑身挺不自在，尽把眼睛看着屋角里。

　　江涛把嘉庆的经历告诉严萍，严萍轻轻笑着说：“这就是了，近来常在报纸上看到，有的青年人为了革命离开家庭。也有的家庭怕吃革命连累，抛弃自己的儿子。”看嘉庆有不耐烦的神色，紧跟上说：“革命就是家，让我们想想办法看，可以在内部进行募捐。”

　　江涛笑了说：“好！就请严小姐解决这个问题吧。”

　　他们商量完了事情，又谈到文学上，严萍侃侃地谈个不停。嘉庆也谈了些革命文学上的意见，他说：“我一念起革命的诗歌，心上就热烘烘的。”严萍说：“我很喜欢浪漫主义的作品，看了那些热情的小说，好象驾上云儿，飘飘呼呼地走向革命。”

　　张嘉庆问：“你正在读什么书？”

　　严萍说：“《毁灭》。”

　　张嘉庆问：“你还读了些什么苏联小说？”

　　严萍说：“还读了《十月》，我很喜欢革命的热情。十月革命成功了，被压迫的人们站起来了，得到政权和土地。我也很喜欢诗歌。”说着，她扬起手朗诵了一首诗：

　　太阳没了，
在那西北的天郊。
满天的霾云，
正在暗地里狞笑。
……

　　严萍挥起两只手，用音乐般的音调唱着，又孩子般地笑了。张嘉庆看她天真的举动，很是喜欢。文学把他们的感情联系起来，张嘉庆再也不感到拘束。江涛拉开抽屉，拿出严萍的画报来看着。等他们谈完了，才说：“文学嘛，咱是门外汉。”

　　严萍说：“你是社会科学家嘛，就不再喜欢文学了！”

　　他们又说了一会子革命工作上的话，江涛和嘉庆才走出来。一离开严萍的眼睛，就象割断了嘉庆身上缠的绳索，觉得轻松起来。大拇指朝江涛一弹，打了个响梆儿，挤巴挤巴眼睛说：“不错！”

　　江涛郑重其事地说：“那是一个好同志，可不要开玩笑。”

　　张嘉庆说：“是呀，那是首要条件，不过……不过……做为一个‘同志’，我给你提个意见：象你，应该有一个身体雄壮的爱人，她好象一个勇士，时刻不离地保卫着你，你就不至于被捕了。老实讲，老实讲……”他咽下一口唾沫说：“美丽……对于一个革命者来说，是个沉重的负担……”

　　江涛拍了嘉庆一掌，说：“净瞎说白道，我情愿！”

　　张嘉庆睁开大眼睛，把右手在左掌上一拍，说：“唉！算了！你们两好碰一好儿，咱算白说！”
今年有二千四百人下场，学校只考取一班，形势是相当艰险的。张嘉庆鼓着劲考上了头一榜，算是过了第一关。可是二百五十个人，离四十个人还差得远。江涛觉得张嘉庆为了工作，把功课耽误了，实在难保证他闯过第二关。为了完成党的任务，应该克服的困难，尽力克服，江涛又去请教夏应图。

　　经过老夏同志的指导，总结了历年共青团员在考学斗争上的经验。江涛又把嘉庆带到严萍家里，叫她拿出一身衣裳，把嘉庆的衣服换下来。江涛和严萍提着桶抬了水来，给他洗净。严萍扯起褂子看了看，脊梁上破了个三角口子，小口袋扯破了，搭拉下来。放在盆里洗着，说：“你这方面就得好好儿学习江涛。你看他，一天早晚身上衣服整整齐齐。一年到头儿，头上脚下不落灰尘。”　　江涛也说：“你穿着这么脏的衣服，能考得上学校？”

　　张嘉庆嘻嘻笑着，拎起贾老师给他的那件布衫一看，和擦桌子布一样，发散着汗臭。他捏着鼻子放下，觉得叫严萍给他洗这么脏的衣裳，很觉过意不去。心里说：“真是，丢人现眼！”

　　严萍说：“在锁井见你的时候，还穿得漂漂亮亮的。这早晚，你学得邋邋遢遢。”

　　张嘉庆说：“那是什么时候？那时候还是少爷，这早晚变成无产阶级了！”　　江涛说：“你得改变这个习惯。”

　　严萍把一盆洗浑了的水倒出去，说：“这有一车泥！”她在喘着气，洗衣板把她细长的手指磨得通红。打肥皂啊，搓呀，涮呀，一件衣服洗了几盆水。她说：“别看我身子骨儿单薄，并不怕劳动。我就是胆小，爱害怕。那年秋天，有个同学把一条毛毛虫放在我的书桌上，吓得我一天不敢去上课。一想起来，毛毛虫就象在心里鼓弄。我还怕炮声，一听到炮声，就赶紧捂上耳朵。”

　　江涛说：“那我可不信，那年大年夜里，你一个人摸着挺远的黑路去找我。”

　　严萍斜起眼睛，瞟着江涛说：“那天晚上，可不是平常的晚上。”

　　张嘉庆跟上说：“从那天晚上，你们就开始……”

　　严萍不等他说完，故意岔开话头说：“从那天晚上，我就开始走上革命……你看你，头发那么长了，也不梳洗。多好的衣裳，穿在你的身上，就曲皱得象牛口里嚼的，穿鞋露着脚指头，这是无产阶级的生活作风？口试的时候，当面一谈就蹭了！”

　　一阵话搔着张嘉庆的痒处，他不耐烦地说：“得啦，同志！咱俩算是没有缘法，我在你嘴里，算是逃不出去，我那里比得过江涛？”他又指着江涛说：“你看他，两个肩膀一般高，两条胳膊一般粗，两条大腿一般长，两只眼睛一般大，两条眉毛……两只耳朵……”他说话一快，就有些口吃。一股劲地说下去，象放机关枪一样：“象我吧，成天价不干不净，马马虎虎。不过读书不读书吧，为了找个吃饭的地方，才考这‘第二客栈’，好住着店开辟工作呀！”

　　一下子把严萍说了个大红脸，她怕张嘉庆批评她小资产阶级意识，再也不敢吱声。严萍把衣服洗好晾上。掏出两块钱，放在小床上，说：“去，洗个澡理个发，买双鞋来。口试的时候，好去出头露面呀！”江涛和嘉庆带上钱，走出门来，张嘉庆拍着江涛的肩膀说：“同志！你算憋住宝了！”江涛摇摇头说：“少说废话，你不是主张中国革命成功了，再找爱人吗？”张嘉庆说：“当然哪，中国革命不成功，我连想也不想。”两个人洗了澡理了发，到鞋店里试着买了双鞋子。把新鞋子穿在脚上，那双旧鞋子，又破又有气味，放在鞋店里玻璃门前的花砖地上，抬起腿就走了。

　　严萍把张嘉庆的衣裳折叠整齐，坐在椅子上压得平平正正。张嘉庆穿在身上，浑身上下干净利落。严萍拍拍他的肩膀，捵捵衣襟说：“看，怎么样？小伙子漂亮了吧！明天口试的时候，一过眼就取上了！”

　　江涛、严萍、嘉庆，在院里洗衣服的时候，严知孝和老伴在北屋里有一场小小的争论。妈妈说：“闺女大了，也该有个安排。”又指着窗户外头说：“看！这样下去有好儿吗？”严知孝说：“我看也没有什么不好。”妈妈把脖子一拧说：“你看不见？大闺女大小子们，成天价在一块耳鬓厮磨，好看吗？”严知孝说：“也没有什么不好看。”妈妈说：“我看老奶奶说的那个，你还是答应了吧！”严知孝说：“那是你的闺女，你答应下吧！也不跟孩子商量商量？”妈妈又说：“商量？要叫我是萍儿，巴不得的！登龙那孩子，长得白白儿的，精精神神的，多好啊……”严知孝说：“咳！你净装些个糊涂，你要是萍儿，你不愿和大小子们在一块玩？孩子们自然会选择自己的道路，打着鸭子上架不行，强拧的瓜儿不甜！”

　　冯登龙看严萍和江涛的关系，从去年开始，比他更亲密了，心里使了一股劲，撺掇冯老锡上大严村去了好几趟。请姑奶奶给登龙保亲，想把严萍娶过来做媳妇。冯登龙以为这样可以不显山下显水的把事情办好，想不到严知孝不做主，妈妈一个人同意也办不成。两个老人翻来复去嘀咕了半天，严知孝嫌老伴絮烦，靸拉上鞋子走出来。在院里散着步，见严萍他们还在屋里说说笑笑，迈步走进去。江涛和张嘉庆连忙站起来，说：“严先生请坐。”

　　严知孝上下打量着江涛和张嘉庆，说：“好啊！英雄出在年少！宝贵的青年时代呀，你们努力吧！”

　　严萍说：“爸爸，你还不老啊！”

　　严知孝指了指脑壳说：“脑筋老了！别看我会说，不能做，好象讲书一样……”他拿出在讲台上讲古文的架式，讲了很多人生的大道理。最后，他说：“当老师的责任，是把话讲下，看你们青年人们怎么做去。”说着，回到他的书斋。

　　说了一会子话，江涛和嘉庆同时走出来。严萍送到门口，站在高台石阶上。张嘉庆一眼看见严萍穿着一双光亮的新皮鞋。笑着问：“是你买的？”

　　严萍说：“怎么，不是我买的，还是你买的？”

　　张嘉庆瞅了江涛一眼，笑了说：“我买了你也不穿。”

　　江涛拍了他一巴掌，说：“净耍些个贫嘴！”

　　从严萍家里回来，江涛又给张嘉庆分析了学校的政治情况。还说，训育主任是个反动派，口试的时候，要他机灵点。就是这样，张嘉庆考上了保定二师，脱离了滹沱河两岸的白色恐怖，在保定读起书来。

４２

 

　　冬去春来，日子过得好快。一九三一年的秋天，日本军国主义的关东驻军，在古老中国的满洲燃起战火。国民党反动派坚持不抵抗政策，要放弃满洲，把东北军调往江南“剿”共。

　　一个星期六的下午，严知孝夹着书包，从学校走回来。洗去手上的粉笔面，立在窗前抽着烟。看蓝色的天上，有几片白云飞驰，他脸色苍白，反问自己：“这就算是亡国了……这就算是亡国了……”他说着，两颗大泪珠子落在地上。

　　妈妈正在厨房里做饭，听得严知孝一个人在屋子里自言自语，她说：“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军队，怎么能一下子亡了国呢？”

　　严知孝说：“人多遮黑了眼，兵多吃闲饭！自私自利的家伙们，只知巩固个人的地盘，发展个人的势力，谁是为国家民族的？咳！我想不教这个书了，回家当老百姓，眼不见心不烦，等着当亡国奴算了！”

　　妈妈听得严知孝大一声小一声地说话，掀起围裙擦着手，从厨房里走出来。隔着窗户说：“又不是自格儿的事情，操那么多心干吗？那些做大官们的自然有办法。不教书了吃什么？喝什么哩？”

　　严知孝说：“你算想错了！越是官儿大，身子骨儿越是值重。敌人一来，他们跑得更快！”

　　严萍从学校下课回来，把车子放在廊檐下。从屋里拿出把缨摔子，掸着鞋上的尘土。看见爸爸悲戚的脸色，抬起下颏儿想：“读书，又有什么用呢？敌人一来什么都完了！”

　　说话中间，冯登龙走进来，这人长得身体很魁梧。严萍和他同时走进屋里，他看见一家人脸上都带着忧愁，也呆呆地站住不说什么，严萍搬过张椅子说：“请坐。”

　　严知孝把头仰在帆布靠椅上，拍着膝盖说：“完了！完了！我看不见有那一个是肯救国救民的？”他为国家民族的危亡，感慨很深，实在觉得过不下去。

　　冯登龙竖起眉毛，闪着锐利的眼光，看看严知孝，又看看严萍。掏出烟盒子，捏起一支烟，在盒子上戳着，说：“想救国救民的，大有人在！中华建国四千多年，出了不少英雄，挺身出来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这就是国魂！只有唤醒国魂，才能挽救祖国！”他好象胸有成竹，晃搭着身子，楞楞角角地说着：“沈阳事变，没有什么可怕。相反，应该庆幸。这好比在睡狮身上刺了一剑，它才能惊醒。它这一醒呀，就要吃人！”

　　严知孝听他这个得意的学生，大言不惭地说着，脸上的愁闷就散开了。打量一下登龙，说：“你说得很对！中国的衰亡，就是因为断了国魂，缺少了英雄。你看！这一群卖国贼们，能救得了国家？”

　　冯登龙说：“英雄造时势，有了出色的英雄，自然就能打退异民族的侵略。”

　　严知孝用食指磕着烟灰，在屋子里踱来踱去，说：“从中国历史上看，凡是异民族入主中原的，就没有不失败的，也没有不残忍的。元世祖忽必烈入主中原，十家一个蒙古人管待，十家一把切菜刀。清世祖福临入主中原，光文字狱就搞了多少次，杀了多少有民族思想的人。结果他们都失败了，我们的祖国还是巍然不动。可惜到了这二十世纪的中叶，就说什么也一蹶不振了。”

　　严知孝平素就注意政治问题，每逢政治舞台上出现一个新的事变，就约集几个亲戚朋友到他家里喝茶饮酒，谈论一番，消遣政治上的苦闷。沈阳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一经成为事实，民族矛盾超过阶级矛盾，做为第三派力量的人，民族思想就更加活跃起来。江涛走进来的时候，见严知孝正慷慨激昂地谈着，就悄悄地坐在一边，眨着大眼睛听。

　　冯登龙一看见江涛来了，挺起胸膛，挥着拳头说：“我还是那个意见，要想国家强盛，只有全国皆兵，实行军国民主义。有了强大的军队，才能打败强敌，复兴祖国。”他一面说着，突出骨溜溜的眼珠子，目不转睛地瞪着江涛。

　　江涛看了看冯登龙傲慢不逊的神色，笑了说：“我也坚持我的意见：中华民族要想得到独立、自由、富强，只有发动群众，改造经济基础，树立民主制度。伟大的群众力量就是英雄。”这是老问题，不久以前，为“国家前途”和“救国方针”的问题，引起两个人的争论，青年人好胜，就为这件事情伤害了感情。

　　严知孝拈起两撇黑胡子，睁开眼睛，听听这个说得有理，听听那个说得也有理。笑了笑，说：“都对，你们说得都对。”停了一刻，又说：“做为一个‘人’来说，要爱祖国、爱人类、爱天地万物。”

　　冯登龙气昂昂地说：“我说的是真正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并不是把国家的权柄从狼嘴里掏出来喂狗。”

　　江涛听他话里带刺，慢慢站起来，一步一步走到登龙跟前。拍拍他的肩膀，说：“聪明的先生！我说的是真正建立人民的祖国、人民的军队，难道这‘权柄’还会落到国家主义者手里去！”

　　第二师范和育德中学只隔一条马路，是错对门儿。冯登龙是一个国家主义派的得意门生，江涛是共产主义者，他们互相都了解。严知孝常趁着礼拜或是假日，叫他们家来玩，共同消遣寂寞的日子。两个人政治见解不同，裂痕越来越深。可是，因为有严萍的关系，他们又不肯不来，而且来得更多。

　　冯登龙听得江涛讥诮他，一下子冒起火来。嗤地扯开衣襟，才说动手，严知孝哈哈笑着，伸出两只手把他们隔开，说：“适可而止，都对，你们都对！谁能把国家从水深火热里救出来，他就是至高无上的英雄！”

　　冯登龙气得脸上红彤彤的，冒出满头大汗，说：“光说空话顶屁事，明天我就要上前线！”

　　严萍忙打盆水来，拧把手巾递给他。说：“何必呢，大家在一块儿谈谈嘛，也那么雷霆电闪的！”

　　冯登龙说：“我表叔在东北闹起义勇军来，要成立教导队，叫我去学军事。”自从沈阳事变，激于救国的热情，东北义勇军蜂起。有共产党的，有其他各党各派的，还有封建军阀的。严知孝说：“还是等毕了业吧，你爹供给你上学不是容易，何必半途而废呢？”　　江涛说：“不能妄想抗日前线上多一个膘膘楞楞的家伙，就能把日本兵打出去！”

　　冯登龙说：“我也不相信成天价抠书本、翻纸篇子，吹吹拍拍地能救了国家。”他在屋子地上走来走去，说：“墨索里尼当过小学教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不过是个二等兵，后来他当了国家的元首，实行了狄克推多。”

　　严知孝打断冯登龙的话，说：“好，这是青年人说的话。大英雄，要为祖国争城略地，把热血洒在疆场上。”

　　严萍插了一句，说：“我也赞成他去，失学失业的年头，毕了业也是失业，还不如上前线打日本。”

　　谈到这里，江涛见严萍走出来，回到自己的小屋子，他也跟过来。一进门看见桌子上多了一个小小的白铜镜框，装着冯登龙的相片，两条挺硬的眼眉，伸到鬓角上，眉梢向上翘着。眼睛圆圆，射出尖锐的光芒。江涛反来复去，看了又看。也从胸袋里掏出一张小照片，悄悄地放在桌子上。江涛走出去倒了杯茶回来，严萍用图钉把这张照片钉在墙上。趁着严萍一转身，江涛又把照片摘下来，掖进衣袋里。严萍转过身来一看，照片不见了。她耸起眉峰，这里寻寻那里找找，最后看到江涛。两只黑眼珠倾在鼻梁上，一动也不动，她生气了。江涛被她尖锐的眼光逼着，不得不把照片悄悄地放回桌上。脸上怯生生的，象是说：“你没有地方搁放嘛！”严萍伸手把镜框噼啪地扳倒在桌子上，拆出冯登龙的相片，扔在一边，又把江涛的照片装进去。啪地一声戳在桌子上，撅起嘴来，盯着江涛说：“这，你就如意了。”　　江涛对严萍这种表情，并没有说什么。耸了耸肩膀，笑了笑，脸颊上飞起了一片羞红。

　　于是，一张面貌朴素、清秀的肖像，骄傲地站在桌子上。正在这刻上，严萍一回头，爸爸迈步进来。严萍不好意思地红了脸，拿起那张照片说：“爸爸！你看江涛这个相片照得怎么样？”

　　严知孝拿起照片，左瞧瞧右瞧瞧，放远一点看看，又放近一点看看。噗地笑了说：“人，在二十左右岁儿的时候，相片怎么照怎么好看。一过了岁数，便怎么照怎么不好看了。”

　　严萍看老爸爸满有风趣起来，看着江涛笑了笑，江涛也笑着看了看严萍。

　　谈到这里，妈妈叫吃饭。吃着饭，冯登龙和江涛都骨突着嘴，谁也不说什么。严知孝以为青年人一时翻脸，耽耽就好了。严萍感到跟这两个人在一块实在别扭，登龙说的话，能跟江涛说。可是江涛说的话，不能跟登龙说。近来更不愿跟登龙多说话了，她讨厌那股膘膘楞楞的劲头。冯登龙看她与江涛之间有了秘密，还是舍不了这口气。倒不是放不开和严萍亲密的友情，他觉得是政治上的失败。严萍自小就和登龙要好，在一块跳房子、掸球儿。大了在一块读书。严萍好温情，她还没有把和登龙的关系一刀两断的气魄。她也想过，果然斩断，心上多么轻快！显然，她感到那种孩稚的感情，早就成了多余的。她又不肯一下子斩断，藕断丝连地拖着。

　　吃完了饭，江涛和登龙同时走出大门。下台阶的时候，江涛告诉严萍要共同去完成一件宣传任务。就扬长走去。她立在高台石阶上，看他们走远，摇摇头又觉得烦恼：“怎样才能把这种形势结束？”但时间很短，在脑子里一闪就过去。

　　江涛和冯登龙，两个人踩着石板路并肩走着。天黑了，大远一盏街灯，半明不亮，昏暗地照着。两个人都闭着嘴，不吭一声。出了西门，走过小木桥，到了育德中学的门口，登龙也没有回头看一眼，径直走进去。江涛也没有招呼他的意思，独自格儿走回来。天晚了，他爬墙回到学校，已经打了熄灯钟，院子里静静的。他沿着房荫走到宿舍门口，停了一刻，不想进去，向东一拐，走上养病室的台阶。这早就成了老习惯，情况一紧急，政治恐怖一来，他们就不在斋舍里睡觉了。

　　他推开养病室的小门，拉开电灯。严萍给他新洗了桌布，瓶子里的花还香着，小屋里亮闪闪的，充满了愉快。他熄灭电灯，躺在床上，心在胸膛里突突跳着，眼睛合也合不上。又划个火柴点着一支烟，在夜暗里睁开圆大的眼睛，看着烟头上通红的火光。虽然一丁点光亮，一丁点鲜红的色彩，在黑暗里却是无比的鲜红。他心里兴奋，又翻身坐起来，隔着窗子看河边上两排柳树遮荫了河岸。河水在柳枝下缓缓流动，月亮透过繁密的枝叶，在水面上闪出耀眼的银光，夜色多么幽静呀！心里又想起严萍：一个美丽的脸庞，两只静穆的眼神……

　　他为了爱严萍，思想上产生一个愿望：尽一切能力帮助她进步，引她走向革命，锻炼成一个好的革命者。于是把革命的体验传授给她，把革命的心情倾吐给她，把新的心得描述给她。有那一个礼拜不告诉她一点得意的事情，就象是日记上多了一页空白。自从和严萍建立了这种友情，身边有了这样一个人儿伴随，他就战斗得更加坚强。成天价精力充沛地去做好各种工作，使革命生活更加充实。他也想过：一旦失去她，他会……他不敢这样设想，自信不会失败。失败了的话，他也想过，那就只有斗争！斗争！斗争！斗争的对手，就是冯登龙，一个没落地主的儿子，一个国家主义分子。到了这步田地，就等于说，在政治上遭到了失败——那就是他没有能力，没有本事，把她争取到进步的阵线上，却被冯登龙拉她倒退了。

　　他想着，歪在床上睡着了。不一会工夫，又猛醒过来，伸头一看，东方发亮了。明天是礼拜日，他和严萍约定，今天早晨去共同完成一件宣传任务。他穿好衣服走出来，向南一拐，走过操场的花砖墙。趁着夜影，跳过围墙去。走着河岸上的小路向北去，到了城门口，城门还紧紧闭着。他又沿着河岸走回来，向南去，走过水磨旁边的小桥，到南关公园。公园老早没人管理了，是荒凉的。他想在八角楼的后面，很少被人看见的地方，爬过城去。爬城是一件苦事，他用脚尖抵住狭窄的城墙砖的楞缘，一步一步往上爬，一滑脚就会跌下来。翻登城头的时候，要通过一丛枣棘。城头陡峭，不攀住枣棘更难登上城墙。他咬住嘴唇，把眼一合，伸手攀住枣树的枝条，硬着头皮钻过去。棘针扯破他的衣裳，刺着他的手，流出血来。

　　他好不容易爬过城去，走过清静的街道，到了严萍家门口。街上没有行人，他在门前走来走去，门还是闭得紧紧。他走上石阶，隔着门缝看了看，严萍的小屋里还是静静的，他只好坐在阶石上，看着西方最后一颗星星落下。他正楞楞怔怔地对着两扇关着的大门呆着，听得小东屋门一响，一阵皮鞋声，门吱地开了，严萍出现在他的眼前，怔了一下，笑着说：“同志！你来得好早！”说着，伸出手来。　　江涛站起身握住她的手说：“天黑着我就来等你了！”他也笑了。

　　街上还冷冷清清的，猛然刮过一阵风，有两只早起的云燕，高高地在天空上飞旋。街口有个卖菜的小贩，拔起脖子吆喝。两个人顺着胡同向北去，把传单塞到沉睡的大门里。走到北城根，向东一拐，江涛站在拐角的地方了望着，严萍把传单贴在墙上。看见小胡同里有写下的标语，是严萍的笔迹：“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江涛问：“为什么在近边处写这么多的标语？”

　　严萍说：“别的地方还不是一样。”

　　在关东大部地区沦亡以后，保定学联为了支持同学们的爱国热情，反对不抵抗政策，发动了广大群众，进行抗日活动。抗日力量在这个市区，完全有这种魄力：一道命令下去，能动员千百人在大街上开宣传大会，把标语写满了保定市的墙壁。

　　江涛沉默了一刻，说：“咳！为什么都写在这儿？写到乡村里去吧！我们应当动员广大农民起来抗日。”

　　走到一个红油大门，门前有两棵树，象是阔人的公馆。严萍在一边看着，江涛把亲手画的一张讽刺画贴在门上。两个人并肩步走着，江涛说：“我们宣传工作者，他要钻着心地研究工作方法：大清早，人们是不起床的，把抗日的礼物送到他们的门上，等他们睡足了觉，一开门就收到了。”他把两张传单，塞进一个黑油小门里。又说：“晚上，你到书店里去，翻翻这本书，夹上两页传单。翻翻那本书，夹上两页传单……这样，我们抗日的主张就和青年学生们见面了。”

　　严萍不注意地笑了一下，说：“看你，倒挺熟练。”江涛说：“这些工作技术，时间长了，也会被反动派发觉。不要妄想，有哪个统治者是傻子……”他一个字一个字地说着，好象老师给小孩子们讲课一样。“我们想到的，反动派也会想到。我们的斗争艺术提高了，统治者的本领也会提高。抗日的活动就是在不断创造，不断斗争里前进。一刻的停止创造，一刻的停止斗争，就等于向卖国贼们缴械……”

　　严萍听江涛讲完一段，就表示由衷地接受。连连点头，说：“是的……是的……”严萍象跟师傅学艺，仔细听着，一个字一个字地印在心上。暗里留心江涛的谈话，听他什么话怎样说法，什么口吻，什么态度。她问江涛：“为什么老是‘斗争’、‘斗争’的，说一连串的‘斗争’哩？”江涛说：“在做小学生的时候，学习贾老师说话，学会的。”可是贾老师是因为坐狱、受了电刑，神经受了过重的刺激，说起话来口吃，嘴唇打着哆嗦，一说到紧关节要的地方，越是着急越是说不出话来。江涛跟他学了，是为加强语气。讲到紧要地方，就学着贾老师举起右手，说：“……斗争！斗争！斗争！”表示他的坚决，他的勇敢，他的抗日决心，不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决不罢休。严萍看了，一股劲儿想笑，斜起眼睛说：“干吗老是斗争斗争的？”严萍一说，江涛脸上就红了。

　　散着传单，严萍有个急躁的想法：“盼早日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吧！”她想象一杆抗日的旗帜插在高空，迎风飘动，想到抗日斗争的远景，想到向日寇进军的威势。这种想法，有时会使她兴奋得浑身发热，甚至心悸肉跳。

　　今天为了完成这个宣传任务，严萍心上老是跳动不安。前天才有两个学生在墙上写抗日标语被捕了。还有几个人，是在东郊鼓动士兵抗日，被十四旅逮捕的。被捕的人都押进公安局里，经过几天的请愿示威，经过严重的交涉，才放出来。一想到被捕，心上就又不住地跳动，觉得恍惚不安。走到东南城角，传单散完了，她的心才放下来。

　　两个人拍拍手，又说又笑，走到大街上。太阳出来了，阳光晒在街巷里和屋顶上。铺门都打开了，顾客还是稀少。两个人走进天华市场，到白云章包子铺去吃早点。

　　一进铺子门口，就闻到逗人食欲的香味，跑堂的伙计，撒开尖嗓子高声叫着。江涛拉着严萍，走上楼梯，坐在一间小房里。严萍看见伙计一条胳膊上摞着十几碟包子，通、通、通地跑上楼来。又把十几个碟子摞在胳膊上，通、通、通地跑下楼梯，她抿起嘴儿笑着说：“看起来，天地间什么事情也不是容易的！”

　　吃着早点，江涛悄悄地问：“怎么样？不害怕了吧？”

　　严萍说：“只要有个人儿在我身边，就什么也不怕。”

　　江涛说：“锻炼锻炼就好了……这算是个假设吧，假如有这么一天，你被捕了，又该怎么办？”严萍听了这句话，把两颗黑眼珠倾在鼻梁上，仄起脸儿想了半天，才说：“被捕了？

　　听说那是很可怕的！”

　　江涛说：“没有什么可怕，对一个坚决抗日的革命者来说，这是家常便饭。比如我吧，比如你吧，就时常有被捕的可能。

　　只要思想上有准备，并不可怕。”

　　严萍两只眼睛望着窗外，摇摇头说：“不可怕？”

　　江涛说：“比方说，你一旦被捕了，人家要问你，江涛是主张抗日的吗？”

　　严萍眼睛瞟着江涛，笑着说：“不是。”

　　“张嘉庆是吗？”

　　“不是。”

　　“人家要打你，要轧杠子灌凉水！”

　　“我豁出去了，我宁自死了，什么也不说。他们果真这样，他们就决心向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了！”

　　江涛说：“象蒋介石和汪精卫之类，投降日寇是完全可能的！我们准备在民族敌人和阶级敌人面前经受考验！”

４３

　　江涛和严萍约定，下午去参加宣传大会，就回去了。

　　礼拜日，大街上人来来往往，大部分是男女学生，和乡下来的农民。严萍沿着马路走回来，躺在小床上睡了一觉。正在睡着，有脚步声走进小院。仔细一听，是冯登龙走到北屋去了，和妈妈蘑蘑菇菇说了半天话。妈妈很喜欢他，常给他洗衣服，炒好菜吃。登龙转着脖子看不见严萍，睁开大眼睛问：“萍妹子呢？”

　　妈妈说：“在东屋里，去吧，去看看她。”

　　严萍听登龙走过来，翻了个身，脸朝着墙，把手搭在眼上，装打起鼾睡。冯登龙不管不顾，夸地坐在床沿上，伸手去扳严萍的手。严萍机灵地躲开，说：“年岁大了，还这么着，谁习惯？”她伸起胳膊打了个哈欠，翻身坐起来，说：“坐到椅子上去。”

　　冯登龙说：“我表叔说，目前是个时机，他们正在扩大队伍。我觉得上中学总是个远道，不如干军队。象冯阅轩吧，他上了军官学校，到日本留了几年洋，回来就当了团长。上学呢，上来上去，顶多不过是个‘教育界’。”

　　严萍说：“我早就同意你去哩。”

　　冯登龙说：“我决定要去了。”他又吸起烟来：“……当当排连长什么的，说不定不到一年就当上营长。我要是当了旅长啊，立刻把冯阅轩他爹押到监狱里去……”

　　严萍插了一句，问：“干吗？你要铲除土豪劣绅？”

　　冯登龙摇摇头说：“哎！咱不象江涛他们那样。”

　　严萍坐在小床上，瞪了他一眼，冷笑说：“你是为自格儿的事情，既想做官，又想发财。”

　　冯登龙把手掌一拍，说：“嗨！对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而且，而且，想读书，我父亲也供给不起我，他和冯阅轩他爹打官司把地输了。当然啊，我们还雇着两个长工，养着两个大牲口，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在乡村里还是个财主。”

　　严萍撇起嘴，笑着说：“嘿嘿！你真会说。”

　　在严萍的思想深处，有个不可告人的秘密：登龙在小孩子的时候，人儿长得还漂亮，性格也爽直。自从一二年来，年岁越大越蠢，一点聪明劲也没有了，一看见江涛就立眉竖眼的。相反，江涛人儿朴实，也极热情。她又想起那一年，江涛在反割头税大会上讲演的姿态，有时两手叉腰，有时挥动一只手。两只大眼睛黑黝黝的。她想：那时他背后就是缺少一面大旗。心里说：“那面大旗要是叫我打着啊，说不出来那情景儿有多么壮丽！”

　　她又想到：要摆脱和登龙的感情，确实是个问题。她怕他，那家伙楞手楞脚，什么事都会干得出来。于是她一股劲地鼓励他：“快去吧！”“去学军事吧，将来的职业问题也甭作难了！”她想，只要他离开保定，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冯登龙又和严萍谈了一会子家庭琐事，他痛恨冯阅轩侵害他的家庭，他咒骂，他怨恨。一说到冯阅轩的名字，把牙齿咬得咯嘣咯嘣地响。为了这件事情，严萍也为他不平过，甚至是气愤。可是后来才觉得这场官司，打来打去，不过是两家地主为个女人争风吃醋，不由得暗笑，心想：“狗咬狗两嘴毛罢了！”

　　冯登龙对严萍的小屋子很是留恋，走到北屋里倒了几次茶，拿了几次烟，可是他不忍就走。他要求严萍：“秋高气爽，咱们到公园里去看红叶吧！”

　　严萍说：“困，我没有那个兴趣。”

　　他看严萍这样冷淡，不耐烦的态度，还是故作镇静，把右腿架在左腿上，打着哆嗦。眼睛眯缝得紧紧的，不让泪水流出来。严萍很讨厌那种姿势，她觉得那是十足的市侩气。冯登龙到这刻上，也不得不离开了。他还是眯缝着眼睛，把烟卷叼在嘴角上，右手插进大褂襟下，立起身来要走，可是他又站住。瞟了一下墙上挂着严萍的相片，说了一声：“愿你们永久幸福吧！”就走出去了。

　　严萍一听，脸上腾地红起来，瞟着他的背影，心里说：“何必呢！”

　　冯登龙走下高台大门，又站了一下，背过脸把手伸出去。严萍象是没有看见，扭身走进大门，把门一关，踏着响脆的皮鞋声走进去了。

　　她走回来，依然躺在床上。心上又在突突地跳起来，象是怕丢失什么东西，又怕不能得到什么。盯着自己的相片，又想起照这张相片的情景：在一个夏天的傍晚，她和江涛、和爸爸到公园里去散步。刚刚转过“别有洞天”，江涛指着天边上的月亮说：“多明快的月亮啊！”严萍冷不丁转过头来，伸起两只手，仄起头悄悄地说：“多么幽静啊！”爸爸也走上来说：“新月呀，象金钩呀！”

　　过了几天，江涛谈到在那一刹间，她看月的那种姿势挺好看。她按江涛的意思，照了这张照片。照相的时候，江涛还要站在她身子后头衬个背景，严萍说什么也不干，把他推开了好几次。这张相片，一直挂在墙上，什么时候看见，都觉得清新。可是她现在一看到那种姿态，就觉得幼稚、娇气，一点不带革命劲儿，没有英雄气概，摘下它来！

　　她对于过去的生活，再也不感到满足，倔强地说：“让旧的生活，随着时间的流水逝去吧！”　她看了看手表，到了指定的时间。就整理了一下衣服，匆匆走出西城，到第二师范去。一进传达室，老传达韩福正低头做他自己的事情。那是一个白面庞、黄胡子、镶着红眼边的老头。她立在门口，连叫了好几声，韩福还是不理不睬。她着急说：“俺找一个人嘛，你没听见吗？”

　　韩福老头说：“是，姑娘！我这就弄完了。”他抬起头来，看了看，又低下头说：“你找江涛，上养病室，去吧！”

　　严萍喷地笑了说：“俺还没说嘛！”

　　韩福老头说：“用不着，我记性强着呢，早记熟了。去吧，上养病室。一个礼拜不知道来多少趟！”说完了，又去做他自己的事情。

　　第二师范有个高大的门楼，进了门是一条砖砌甬道，甬道两旁有两行小柏树。迎着门有两棵大杨树，树下是一圈花墙，风一吹，大杨树的叶子豁啷豁啷地响着。横廊下放着一面大穿衣镜，她对镜端相了一下自己的身影，才走过斋舍，到养病室去。站在江涛的门口，轻轻敲了两下门，才走进去。小房里坐着一堆人，有江涛、老夏、老曹、老刘，还有青年团员小邵，一个活泼有风趣的小家伙。她一见人多，觉得怪不好意思的，又想退出来。老夏看见她犹豫的神情，说：“请坐吧！我们的会开完了。”

　　严萍看见老夏，弯腰向他点了点头。她知道老夏是中共二师支部的负责人。他比江涛个子高一点，脸上黄瘦，有一双黑而安谧的眼睛。严萍在那里站着，两只黑眼睛骨碌骨碌地转着，看着江涛。他们见严萍进来，站起身来要走。江涛说：“坐坐呀！为什么就走？”　　可是他们谁也不说什么，笑眯眯地走出门来。小邵走出门去，又回转头来，推开门呲出白牙笑了笑，说：“难道我们还不应该走吗？”　　江涛说：“少说废话。”说着，抬起脚咚地一声把门踢上。

　　严萍轻轻笑着说：“这号人儿！”她立在窗前出神，清清河水从窗前流过，对岸河边满是油绿新鲜的菜畦。

　　江涛从抽屉里拿出两卷宣传品，说：“请你带上好吗？”又扳过严萍手上的表，看了看说：“五点十分到公园，五点半到南大桥，这是一路。不能错时间，不能乱走。请你在‘别有洞天’等我吧！”又弯下腰，集中精神拾掇抽屉里的书籍和文件。他在做着准备工作。

　　严萍把宣传品掖在腰袋里，又放下黑裙看了看。问：“可以吗？”江涛瞅了她一眼，说：“走吧！”才说走出来，钟楼上响了几下钟。她又停了一刻，看太阳西斜了，才沿着东墙根走到大图书馆，再越过横廊走出来。老传达韩福在门口破藤椅上坐着，看见严萍走过来，问道：“走吗？”严萍说：“走啦！”

　　她又偷偷看了看，见韩福在对着她笑，脸上又红起来。

　　她出了门，沿着灰碴马路向南去，走过小桥。河水跳过闸板，淙淙地流着。四点半钟，走到“别有洞天”。她爬上土山，在树丛里坐下。天气很闷，心上跳得厉害，看河岸上有人三三两两地走过去，有工人也有学生。隔着叶隙，看见张嘉庆走过去，老夏、老曹都走过去了，不用说她就会明白。时间迫近了，江涛还不来，她心里更加跳得厉害。拿出宣传品看了看，一种是《为日寇侵占东北告民众书》，一种是《为发起抗日运动告各界父老书》。她看着，一时受了激烈词句的感动，觉得心上热烘烘的。

　　她看了看表，时间就要到了，江涛还不来，心上焦急起来：“怎么他还不来……能不来吗？……他不会不来的。”又踮起脚尖，向四处张望。她想：“不能……他一定要来的！”想着，想着，江涛来了。他一个人顺着河岸的小路悠闲地走着，手里拿着一根细柳枝，边走边抽得嗤嗤地响。走到土山前头，立在大树下，睁起眼睛向土山上望，用两个指头捏着嘴唇，打了个尖锐的口哨。严萍欣然走出去，笑着说：“你可来了！”

　　江涛说：“等急了吗？又在害怕吧？”看她脸上，显然又在担心，他说：“我等在水闸那里，把人们指引过来，怕人们找不对路呢！”

　　严萍说：“心里可是急呢！”她踮了两步跟上去，紧贴江涛走着。两人放快了脚步，五点十五分走到大南门。看走向南大桥的路上，已经有不少人。江涛又走进一家小铺，要买烟卷。掌柜的找给他钞票他不要，一定要铜元。可是在那个年月里，通货膨胀，掌柜的不愿再把铜元花出去，咧起嘴角说：“重呀，先生！”江涛说：“别人怕重，我不怕。”他把铜元包了沉甸甸的一手巾。严萍心里直发急：“怎么这人平时好好儿的，今天这么罗嗦起来？”一直蘑菇到五点二十八分，才从小铺里走出来。大桥南头已经集了好多人，等着开会。江涛抓了一把铜元，递给严萍。严萍拿眼睛盯着他说：“不怕重嘛，可叫别人给你拿着。”

　　说着走过南大桥，夏应图站在土坡上，背后站着张嘉庆，手里抖开一面大旗，旗上写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几个大字，非常显赫。人们从四面八方走过来，集在一块，开起会来。大个子老曹，拿着一条扁担，乍蓬头发老刘，提着一根棍子，保护着老夏。

　　老夏举起右手，开始讲话，宣布了不抵抗政策的罪状，号召人们起来抗日。讲着，讲着，张嘉庆伸开长胳膊大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反对不抵抗政策！”

　　“组织抗日武装，开赴前线！”

　　严萍张开嘴喊着，看见眼前举起无数的胳膊，无数小旗在人头上摇晃。她见有那么多的人，就停止了心跳，壮起胆来。老夏讲完了话，人们散开了，召集过往的群众，宣传起来。江涛也召集了一群乡下来的农民，向他们宣传抗日的道理。不一会工夫，过路的人们都停下来，大车小车拥挤到一块。严萍爬上大车，站在车厢上，学着江涛的口吻和姿态，说：“亲爱的同胞们，老乡亲们！”

　　“日本兵占领了我们的东四省，还要进攻华北，侵略全中国！可是国民党采取不抵抗政策，国军节节撤退，放弃了东北四省，把东北同胞们抛弃在日寇铁蹄之下……”一个爱国主义者，讲到这里，会受到很深的感动。她一面讲着，觉得眼圈发酸，流出泪来。又举起拳头大喊：“我们号召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一致反对不抵抗主义！我们要组织抗日游击队，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出去！”

　　进城的农民，看见她激动的样子，感动得把袖子捂上脸，抽抽搭搭地哭个不停。大家睁起泪眼，摇晃着脑袋说：“咳！想不到，国家眼看不保了！”

　　严萍讲着话，江涛在周围睃巡，看有没有坏人来破坏会场。猛地看到南方有一队警察，骑着马跑过来。江涛大喊：“同学们，宪兵马队过来了！”

　　马队象一阵风，咵咵咵地跑过来，在会场上横冲直撞。举起马鞭子，照准人们头上乱抽。嘴里骂着：“你们扰乱后方！你们扰乱后方！”又猛地跳下马来，捆绑集会的人们。人们不服绑，在马路上扭打起来，你搂着他的腰，我抱着他的胳膊。稠密的人群立时疏散开来，向四面八方跑去。江涛看情况紧急，拽起严萍，按照规定的路线向北跑。

　　严萍一时心急，跑在头里。刚跑到南门底下，江涛赶上去，一手把她抓回来。才说扭转弯向西跑，门洞里跑出两个人，吹起警笛，要逮捕他们。江涛掏出一把铜元，对准那个人的脸，唰地一家伙打过去。那人迎头开了满面花，流出血来。严萍看见又有人赶上来，学着江涛，照样打过一把铜元，江涛紧接着把第二把铜元也打过去。好象是打酸了那个人的眼眶，再也没有人赶上来了。两个人撒开腿，一股劲地往西跑。严萍心情特别紧张，不知怎么，两腿发软，实在拖不动。心里着急，两脚却落在江涛后头，累得喘不上气来。

　　江涛跑到树丛里，回头一看，不见了严萍。没有停住脚，又跑回去接她，攥住她的胳膊，拉起来向前跑。这时，马队在河岸上，在田野上追逐着散会的人们，人们为了避开马队，到处乱跑。严萍喘着气，脸上象纸一样白，嘴唇发紫，索索抖颤，说什么也爬不上这座土山。正在焦急，不知那儿响了两声枪，有人从土山下边咕咚咚地跑过去了。她的两条腿再也支持不住，哆嗦起来。江涛一时心急，两手一抄，把她挟上山顶，坐在树丛里喘着气，向周围张望，怕有警察赶上来。严萍闭着眼睛喘息着，鼻孔里只有一丝丝气息，脸色苍白得吓人。江涛害起怕来，轻声叫着：“严萍！严萍！”叫了好久，她还是不答应。

　　太阳快要落山了，天空里映出霞光。一会工夫，情况缓和下来，周围静寂，没有一点声音。小河里的水，还在安谧地流着。凉风吹来，树枝摇动，秋黄的叶子唰唰地落下来。严萍睡在地上，呼吸慢慢的均匀起来，脸庞恢复了红润。

　　又停了一刻，江涛紧张的心情才过去。他们沿着河边慢慢走回来，天已向晚，圆大的夕阳落在西山上，满天的云霞在浮动，他们经过油绿的菜畦回到城里。严萍说：“抗日的行动犯什么法呢？”江涛说：“抗日是不犯法的。”严萍说：“哪！他们为什么扰乱会场？”江涛生气地说：“对卖国贼们来说，是没有什么道理好讲的！”

４４

　　江涛和严萍的爱情，比如一年的春天，一天的早晨，刚刚摸到幸福的边沿上，反动派就把一场灾难降在他们头上。

　　在大街上开的宣传大会，引起很大的纠纷；第二师范两人被捕，学生们要求释放抗日青年，在公安局门口游行请愿。校长在纪念周上说，抗日是国家的事，读书才是学生的事，读书就是救国。要把被捕的学生开除学籍。江涛和老夏领导了第三次学潮，驱逐了没有民族意识的校长。

　　二师学潮影响了保属学生界，保定市十三所学校同时罢课，要求当局停止“剿共”，一致抗日。当局见到各地学潮风起云涌，摁倒葫芦瓢起来，很伤脑筋，第二年春天，省政府下令：第二师范提前放假，把学生和教职员驱逐出校。不出一个月，宣布解散了学校。空气异常紧张，保定市沉入白色恐怖里。护校委员会开会讨论；老夏说：要召回在乡同学开展护校运动。江涛要把人们分散到乡村去，号召广大农民起来抗日。议论纷纷，得不到一致。老夏最后发言，为了保卫“抗日的堡垒”，决定召回在乡同学，开展护校运动。

　　护校代表团从保定日报社搬回学校去，江涛背起铺盖，一行走着，心上急遽地跳动，象是觉察到有什么不祥的征兆。一进门，韩福老头扇着蒲扇赶上来，沙着嗓子问：“严先生，怎么又回来了？”

　　江涛把铺盖卷扔在地上，掏出手巾擦着脸上的汗，说：“又回来了。”

　　韩福老头歪起头来说：“真是莫名其妙，没看见人家登报吗？人家先‘剿共’后抗日，又回来干吗？赶快回去吧！”

　　江涛说：“你说不应该回来，我也说不应该回来，群众要回来，老夏坚持要回来！”

　　韩福扇着蒲扇说：“年轻的先生！人家可不管你那个，大街上嚷动了，说咱这是抗日的学校。这话又说回来，我虽不是……可是我是同情这个的，你们赶快回乡吧！”

　　江涛看韩福有些急躁，说：“没办法，群众劲头大，我现在是身不由己。”

　　江涛把铺盖搬到北楼上，离开这里才一个月，蛛网封住了窗户。他蹬在床板上，开了后窗，让河风吹进来。通过柳树的枝叶，看得见离这里不远的城堡和城头上的天空。往日里，学生们爱在河岸上大柳树底下，钓鱼读书。卖粽子、卖糖葫芦的小贩，在大柳树底下引逗学生们抽签。如今学校面临着灾难，墙里墙外一片寂静，没有一点声音了。

　　他又从楼上走下来，北操场上几个篮球架子，陪着日影出神。不幸的时光里，再也听不到欢乐的球声了。几只麻雀，飞在这个球架子上吱吱叫几声，飞到那个球架子上吱吱叫几声，象是受不住闷人的寂寥。走过大礼堂，在图书馆前，看见老夏从南斋走过来，说：“我看快派人下去通知。”

　　江涛说：“如果你想那么干，赶早不赶迟，快组织起交通队。”

　　说着，相互看了看，各自怀着沉重的心情走过去了。江涛走过斋舍的时候，探头一看，床板上有人放着铺盖。院子里几棵核桃树，长了不少核桃，象未成熟的梨子。厨子头老王见江涛走过来，从饭厅窗子里探出头来，离老远里喊：“哈哈！咱这个学堂，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灶筒上多少日子不冒烟了，今日格又冒起来。”老王四十多岁，是个黑胖子，一副愉快的脸。他不了解江涛的心情，老是在笑，不住的笑。

　　一过小门，南操场上长满了星星草。塘里荷花盛开，塘边上几棵白杨树，迎着风哗啦哗啦响着。花畦上草比花高，扫帚棵、臭蒿子，长了满世界。药葫芦苗爬到美人蕉上，开着深蓝色的小花。畦埂上长着乍蓬棵、马齿菜，还有野生的甜瓜。江涛看见深草里长着个柳条青大西瓜，拔起两把草盖上，说：“等长熟了咱来吃。”

　　这时，猛地有人在后头说了话：“恐怕长不熟吧！”回过头一看是张嘉庆，两手叉在腰里，呲着牙笑着。他心上不安，不相信能吃到这个西瓜。

　　江涛说：“下上地窑！”他在畦上挖了个小窖，把西瓜放进去。张嘉庆盖上草压上土，又呲开牙笑着，说：“江涛！你知道，我知道，吭！”

　　两个人一答一理儿说着，其实思想都不在这上头，他们在考虑今后的工作。这次学潮不比以往，形势这样紧张，成功失败是不能预测的。

　　第二天，附近同学们陆续赶回学校。

　　到了第三天，天刚发亮，月亮还明着，江涛在睡梦里听得楼下嘁嘁喳喳地乱成一片，说有军队包围了学校。有人从楼前楼后咕咚咚地跑过去，不一会工夫，老夏在北操场上放开嗓子大喊：“同学们！敌人来了，赶快起床，上岗哟！”

　　江涛一下子从床板上跳起来，连裤子顾不得穿，跑到楼栏边一看，人们乱乱纷纷的从斋舍里跑出来。手里拿着棍子，拿着长枪大刀，跑到大门口。他穿上条裤叉子，把褂子在背上一搭，跑下楼梯，到钟楼上探身一看：墙外五步一岗，十步一哨，有穿黑衣裳的警察，穿黄衣裳的保安队。肩上扛着枪，枪头上按着刺刀。见有人探出头来，一个个横眉竖眼，问：“喂！看什么？”江涛回过头来怔了一下，心里说：“坏了！敌人真的要下毒手！”

　　江涛二话不说，挽紧绳索敲起钟来。钟声一响，老校役从钟楼下的小屋子里走出来，懵懵懂懂地说：“谁？谁？是谁？　　还没有到时间呀，乱敲钟！”

　　江涛说：“我敲乱钟！”

　　老校役伸开手遮住阳光，眯缝起眼睛，生气说：“敲乱钟干吗……”

　　当他看到敲钟的不是别人是江涛，又不是平常打扮，就明白了。走上钟楼看了看，缩紧脖子呆住了，说：“这是怎么回子事？这是！”

　　人们听得钟声，都起了床，跑到大门前。江涛走到穿衣镜前面，看见老夏在门楼上站着。他走上门楼一看，门前站的军警更多，有个挎武装带，带盒子枪的小军官，是个小墩实个子，黑脸皮上满下巴青胡髭槎子，戴着黑边眼镜。见门楼上有人，也歪起脑袋望。江涛问他：“你们是干什么的？”

　　那个小军官说：“我们是十四旅的，奉上峰命令，把守你们的学校，甭着急一会你们就会知道。”

　　江涛不理他。早晨天气还凉，刺激他的心情，他的身上微微颤抖着。刚走下门楼，韩福在楼梯下头站着，楞怔着两只眼睛象猫头鹰一样，伛偻着身子说：“严先生！这可怎么办？你看，大兵包围了，快走吧！你们快走吧！”绰号叫“古文学家”的老王，一把拉住江涛的手说：“怎么办？我看是想法子出去吧！”江涛一时说不出话来，表面上却很镇静，指着墙外说：“走？你看墙外是干什么的？时间已经迟了，再也走不出去了！”

　　韩福老头手忙脚乱，压低了嗓子说：“为什么不走？人家说你们是坚决抗日的，报纸上登的明白：‘言抗日者杀勿赦’，为什么不走？不走，为什么不走……”又搂起江涛的脑袋，咬着耳朵，恨恨地说：“扣上抗日的帽子可厉害呀，忙走吧！”他弯着腰，呼哧呼哧地喘着气说：“这‘日’，找咱抗，咱抗。不找咱抗，咱不抗。叫他们自格儿抗去，何必动这么大的交涉？”

　　这时，江涛没心跟他谈话，可是看到他的热情，又说：“他们要是不抗呢？我们等着亡了国？”韩福老头拍搭着膝盖说：“他不抗，拉他娘的倒！中国亡了，也不是咱自格儿的！”江涛看他恐怖的神色，拍拍他的肩膀说：“不要紧！怕什么，反动派狗血喷人，怕他那个！”韩福老头又焦躁地跺起脚来，说：“咳！先生！世界上有多少象你这样的好人？要是稀里糊涂的……”

　　江涛没心听他说话，想叫老夏，老夏还立在门楼上，人们围随着他，跟他谈话。一个个睁大了眼睛盯着他，象是要从他身上探询出事变的究竟。江涛又跑上门楼，向外看了看，没有什么新的变化，拽起老夏的手走下来。两个人走到教员休息室——历次学潮，他们都在这里安上指挥部——江涛问：“老夏！你看怎么样？”

　　老夏把两只手插进裤袋里，眼睛看着窗外，站了老半天，才开口迟迟地说：“是……个问题！”他语迟，是个不爱多说话的人。又说：“我觉得事情有些突然！”

　　江涛说：“不算突然，他们对爱国者是有计划的行动。”

　　老夏看了他一眼，说：“大家想想看。”说完了，目不转睛的盯着江涛。

　　江涛把头低下去，眼睛看着地上老半天，才说：“哼哼！看是要动手！”

　　老夏说：“问题非常明显，过去几次学潮，都是为了反对黑暗教育，驱逐贪污校长。而这次，是为了要求抗日，要求结束‘剿共’，一致对外，要求抗日的自由。统治者老羞成怒，才解散了学校。我们要坚决护校，统治者又用重兵包围。”他摇摇头说：“包围的目的，我看有三个可能：一，要逮捕报纸上说的坚决抗日者。二，强迫我们离开学校。三，以重兵包围，不了了之。”

　　老夏讲到这里，又觉得当局不一定那样残忍，尤其对青年学生，总要好一点。他说：“常言说：‘法不上众’，问题决定于群众情绪。大敌压境，群众一致要求抗日，遭到压制。再说，学校解散，同学们被迫回乡，失学失业，又回来护校。激于义愤，胜利是没有问题！”

　　江涛低下头去，皱起眉泉深思苦虑，听到这里，他摇了摇手，说：“你看得太轻渺了！你对敌人估计不足！不能把反动派看得那样善良，我说应该再添上一个可能。他要逮捕我们，我们就要抵抗，双方会形成流血斗争。他要长期包围，断绝粮食柴菜的供给，强迫我们服从统治者的制裁，把我们做为坚决抗日者，进行镇压。他杀鸡给猴看！”

　　讲到这里，老夏睁起黑亮的眼睛望着他，说：“这样，他们就是替日寇屠杀抗日同胞了？”

　　江涛手里惦着个火柴盒子，说：“我看，这些反动派是要逮捕我们的。”他伸起手指着老夏说：“你还有什么幻想？”就势，把火柴盒子在桌子上一抛，出了口长气，抖了抖头发，咚地坐在椅子上，两个人同时沉默下去，不再说什么。钟摆咯哒咯哒地响着，象磕在两个人的心上。

　　一会儿，护校委员会的宣传部长刘光宗、组织部长曹金月、检查部长杨鹤生，还有张嘉庆，都走了来，就这个议题反复讨论。把情况判明了，又研究对策。决定：一，普遍展开宣传工作，争取社会同情。二，搞好交通，和外界保持联系。三，开展士兵工作，争取士兵群众起来共同抗日。最后一点，江涛说：“这是斗争的特点：他要长期包围，粮食是主要的问题，打不破饥饿政策，斗争只有失败。”在恐怖形势下，一谈到被捕，一谈到生死的矛盾，人们就想到墙外有敌人在包围，如临敌阵一般，恐怖的情绪开始在他们心弦上弹动。直到目前，他们还是不明白：宪兵警察为什么要与坚决抗日者为敌。

　　开完了会，江涛和老夏把工作全盘部署了一下。老夏说：“总务部的工作，叫张嘉庆担任吧！这人忠实勇敢，不怕牺牲，斗争精神还很强！”江涛也说：“是个忠心耿耿的人，就是有点儿冒失。”武装部长，老夏叫江涛担任，总务部的工作还得他帮助。江涛把名单上所有的人编入学生武装纠察队，自己兼任大队长。找出耍武术的长枪大刀，作为战斗的武器。反动派已经逼着人们拿起武器了。

　　江涛正在那里忙着，韩福老头又跑来叫他：“严先生！会客室里有人找。”当江涛走进会客室的时候，老夏已经先到了。一共有两个客人，一个穿着灰色洋服，戴着黑礼帽，黑边眼镜，满脸黑麻子，是市党部主任刘麻子。另一个就是那个披武装带、挎盒子枪的小军官。江涛走进去，他们一动也不动，镇着脸坐在椅子上。

　　老夏问：“二位阁下来了，有什么事情吗？”

　　刘麻子歪起脑袋，瞅着老夏说：“我代表市党部来传达上峰的公事。”

　　老夏问：“什么公事？”

　　刘麻子沉下脸来说：“希望你们老老实实接受政府的意见，市党部也有市党部的苦衷，解散第二师范，是委员长行营的主张，党政机关不得不照办。青年学生以学习为宗旨，不要做轨外行动，为政治牺牲。为了顾全大局，劝你们看清时局，离开学校吧！否则，一切后果当由你们完全负责，本部也难……”

　　江涛不等他说完，抢上去说：“这种意思，我们明白。叫我们离开学校可以，但要有一定的条件。”

　　刘麻子听了，仰起头来，哈哈大笑，说：“还要条件哩？快回家耪大地去吧！兄弟今天来，是为了保护青年。抗日是国家大事，当局一定是先剿共而后抗日，你们闹腾半天还能闹出什么来？再说，目前南方战线，中央要调集九十万大军，向赤区进行第四次围剿。北方战线，由于日寇来势凶猛，国军不得不节节退却。把军队调到关内来，防守长城一线。国家正在危急存亡之秋，你们还在这里鼓动学潮，扰乱社会秩序，不是捣乱后方是干什么？”他放下眼皮，歇了一刻，又眨起眼睛问：“你们要求什么条件？”

　　江涛扳着手指说：“无故开除学生，使广大青年失学失业。逮捕爱国青年，把热心抗日的学生当成‘政治犯’，都是反动派的阴谋！要想叫我们离开学校，那只有：第一，撤退军警。第二，收回解散学校的命令。第三，释放抗日青年，恢复被开除学生的学籍。第四，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允许广大工农群众有抗日自由。这四个条件答应了，我们可以离开学校。再说，以军警包围手无寸铁的青年学生，无论如何是反动行为……”他说着，一股热气从心里冲上来，红了脸庞。

　　那家伙不等江涛说完，镇起黑脸说：“我看还是甭提条件吧！还提条件哩？”又气得忽扇着嘴唇说，“打开天窗说亮话，政治犯，请你们自行归案吧！”说着，展开一张名单，伸手搡给老夏。

　　老夏接过这张名单一看，第一名就是他自己，第二名是江涛。名单上的人大部分都在校内，额上登时冒出汗珠子。他镇静了一下，说：“抗日是广大群众的要求，这就要受逮捕了？”

　　刘麻子见老夏挼下精神来，攥起拳头，一伸一伸地说：“青年人固然是国家的栋梁，但他们一经共党的煽动，思想赤化了，就成了危害国家的祸根。国家一定要快刀斩乱麻！”

　　江涛急红了脸说：“抗日是爱国的行动，抗日无罪。要想逮捕我们，做梦也办不到！”他气愤得脸上不由得频频抽搐。

　　第二师范五年闹了三次学潮，同学们有充足的政治经验，和突出的成绩，可是他们还没有经过这样严重的局面。江涛正呆着眼睛想临时对策，一低头看见刘麻子从背后伸出一支黑色的手枪，对准老夏的胁下。江涛腾地变了脸，伸出手攥住刘麻子的手腕。瞪出黑眼珠子问：“这是干什么？”

　　刘麻子弯腰站起来，腆出黑脸说：“你还不知道？这叫做逮捕，请二位到市党部去谈谈。”说着，使了个眼色，小军官抽出盒子枪来，对准江涛的脊梁。

　　这时，院里的人们越来越多，拿着长枪短棍，隔着窗子看着。在这个关键上，一个个磨拳擦掌等待动手。

　　江涛脑子里一闪，想起在反割头税游行示威大会上，也见过这种阵势。那时他不怕危险，睁开眼睛迎着保安队的刺刀。忠大伯五十开外的人了，还带领纠察队，打退了反革命武装……那是鼓动人心的一幕场景。如今反动派来逮捕我们了！他向前走了一步，喊一声：“你们逮捕不了！”

　　他在屋里一喊，人们也在外头喊起来：“逮捕不了！”喊着，把刀、枪、木棍，撞破窗玻璃，伸进屋子里。

　　刘麻子听人们喊叫起来，回身一看，立刻黄了脸说：“干什么？想造反？”说着，伸手抄住江涛的胳膊。

　　小军官掳住老夏的领口子，想要拿绳子捆他。两个人用手枪突着江涛和老夏，从屋子里向门外拥。

　　张嘉庆两手卡着腰，闭着嘴憋了满肚子气力，在门口等着。看他们一下台阶，一个箭步窜上去，噼啪两脚踢掉他们手里的枪，举起拳头大喊：“打倒反动派！”

　　当刘麻子和小军官跑过去弯下腰抢枪的时候，大家喊着：“打倒反动派！”一齐拥上去。刘光宗搂着刘麻子的腰，杨鹤生和曹金月，一个人架着小军官一条胳膊，呐着喊向外推。刘麻子挣扎着，指挥小军官：“快！叫人来，捆起他们来，送公安局！”

　　张嘉庆憋红了脖子脸，喊：“不许反动派逮捕我们的同学！”他这么一喊，人们齐大伙儿把他们抬起来，向外一搡，一下子把那两个家伙，推出大门以外。急忙抽回身来上了门闩，落了锁。这时小军官指挥大兵们，用枪把砸着大门骂街，可是他们再也进不来了。

　　江涛又走到门楼上，看他们还变什么法子。猛然一声枪响，子弹从他的脑瓜皮上串过去。他把头一缩，藏进房墀里，说：“好歹毒的东西！反动派真要下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