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青：创业史（三十）

　　在黄堡区的小组讨论上，梁生宝是受到注意的人。他提出灯塔社在一九五四年冬天扩社的时候，向所有积极要求入社的贫农和生产、生活有困难的中农开门；到一九五五年冬天，他要争取上、下河沿的四十七家农户全都能入社。生宝的意思就是说；三年实现合作化！同时，他对郭振山要求官渠岸互助联组在夏收以后提前办社，表示热烈的同情和支持。他希望：他们这个九十九户的行政村，同一年成为汤河上头一个合作化村，并且最好是像窦怪区大王村一样，能够办成一个联杜。

　　生宝的这番表示要同郭振山团结起来，并肩前进的愿望，得到了区委王书记、卢支书和其他大多数区乡于部和互助合作代表的赞成。身体高大的郭振山却不冷不热地咧嘴一笑，说：

　　“生宝同志，你这是一番好意，只怕我的能力跟不上你哩。再说，咱们明年冬天是不是办联社，也不能由你我两个人说了就算，要由官渠岸的人民和上、下河沿的人民决定……”

　　区长周守义和樊乡长，还有几个区干部显露出赞成郭振山的笑容，欣赏地点着头。

　　参加黄堡区小组讨论会的县干部魏奋和韩培生，显然看出了领导干部中间这种看法上的不一致了。他们拿观察的眼光盯着生宝脸上的反映。

　　生宝不在乎地咧开他下嘴唇略徽厚点的嘴巴笑着。他能揣摸到郭振山的心思：一方面是不服气他，另一方面可能还因为宫渠岸富，不情愿和穷灯塔社联合哩。生宝不想说什么过早引起争论的话。他只是笑一笑，看着王佐民和卢明昌。卢支书也看着王书记，显出不满意郭振山的神情。

　　主持讨论会的区委书记一直在用手摸着丰满的腮帮，显得很不高兴的样子。

　　“振山同志，”王书记终于很严肃地说，“生宝同志说的是两年以后的事情。而且这是他的希望。嗯，也算一种理想吧。谁也并没有决定！真正到了你们下堡乡五村全村合作化的一天，办不办联社，由谁来决定呢？我说是由党对群众的教育来决定。党对群众的教育工作做好了，群众就愿意。党对群众的教育工作做不好，群众就可能不愿意。共产党员不能笼统地说人民决定！嗯，不能这样说！”王书记加重语气重复了一遍，看着郭振山。

　　“尾巴主义！”牛刚在旁边低低加了一句。

　　郭振山有圈脸胡楂的大脸盘全红了。他把烟锅插进烟口袋里去装烟。一直到休会，他再没发言。

　　这回休会以后吃饭的时候，生宝故意走在郭振山一块，进了食堂挨他坐着，同他说笑。生宝着见卢支书也和郭振山开玩笑，就知道支书和他是一个心眼。他从心里头爱惜振山同志丰富的社会经验，有一套办事能力。什么时候能让振山同志彻底认识自己的错误，同他一心干起来就好了。下堡乡五村的合作化多么需要他们两人的团结啊！

　　生宝这回到城里开会，受到比前两回加起来还深刻的教育。头一回他和改霞一块来参加土改的青年积极分子会议，心里想着：分得了地主的土地，他就有办法了；生活会好起来，会把童养娘妇的病治好的。他要当好民兵连长，保卫下堡乡人民的新生活。第二回，他当了丰产的互助组长来开互助合作代表会的时候，也只想着：可要搞好生产哩，保证他的几家穷邻居不会重新卖地，准备着将来办农业社。什么时候办农业社呢？他脑子里还是非常模糊的。想不到时间只隔了一年，自己就办起了灯塔社，再过两年，村村都有农业社了。这给他精神上注入了一股新的力量和勇气，使他感到吃饭也香些，睡觉也舒服些．甚至连脚怀也宽广了一些似的。

　　牛刚把生宝和刘淑良的婚事告诉了韩培生了。培生鼓动生宝抓紧这个见面和谈话都方便的机会。生宝在进城的第四天中午休息的时间，就大模大样地出现在县中学生宿舍东斋女干部和女代表住的院里。

　　“峪口区竹园村的刘淑良在哪个屋儿住？”他问院里碰见的一个女同志。

　　女同志看了生宝一眼，指了指东二斋二号房子。

　　生宝走到东二斋二号房子门口，勇敢地、坚定地大声问：

　　“峪口区竹园村的刘淑良同志在这里吗？”

　　“在啦，”是刘淑良的声音，“进来吧……”

　　生宝推开板门，见屋里有四个女代表。刘淑良捧着一个大碗在喝水，一见到生宝，开始表现出意外的神情，随后在其他三个女代表注目之下脸红了。生宝没有进屋去，只说：

　　“你出来一下，我给你说句话。”

　　刘淑良想说什么的样子，却没有说。她犹豫了一下，放下水碗，出来了。她脸还红着。她显得比几天前在食堂院圆门外头见面时倒紧张。生宝摸不来这是为什么。

　　生宝在当院一棵还没有发芽的槐树跟前站住了。刘淑良低声说“到那边院子里去……”

　　生宝跟着刘淑良来到东四斋院里。这里住的不知道是哪个区来的女干部和女代表，根本没一个人认识梁生宝和刘淑良了。生宝从心里头佩服刘淑良的机智和沉着。

　　“春节的几天想到竹园村去，总是忙得没抽出个空儿。”生宝抱歉地细解释，“不是替换饲荞员喂牲口，就是有走亲戚的人到俺社里来参观。好大一个摊子，我撇下一天也不放心嘛……”

　　刘淑良现在脸不红了。她盯着生宝老老实实说话的样子，忍不住喜欢地笑着，不安地说：你叫我出来说什么话，赶短截近说吧！甭绕大弯子了……”

　　生宝也不是木头木脑的人，一听这话就明白了：刘淑良同房子的那三个女代表，肯定很注意他们说话的时间长短。为了刘淑良回去好应付她的伙伴盘问，生宝就赶短截近说：

　　“我想和你备细谈叙一回……”

　　“啥时候呢？”

　　“听说今黑间专给咱参加会的人演电影。你托个词儿，不去看电影，行不行呢？”

　　“行。在啥地方谈呢？”

　　“就在县委农村工作部住的院里。从圆门口往里头数，第四个房子。门前有一棵梧桐树哩。你记住，甭模错了。”

　　“那是啥人的房子呢？”刘淑良怀疑地问。

　　生宝看见她心眼这样机灵，高兴地忍不住笑，说：

　　“那是俺灯塔社的驻社千部，姓韩，叫韩培生。我这回来和你约会，全是他给我出的主意。你甭忌讳他，人家到时候看电影去呀。我在那里等你……”

　　“好,就这么吧！”刘淑良同意了，随即转身头前走了，显得相当匆忙，回去必定要对那三个女人撒谎。

　　生宝望着大方而正经的刘淑良的背影，觉得她真个美。连手和脚都是美的，不仅和她的高身材相调和，而更主要的，和她的内心也相调和着哩。生宝从来没有在他所熟悉的改霞身上，发现这种内外非常调和的美。拿刘淑良一比较，生宝就更明白改霞和他的亲事没有成功的原因了——两个人居住得很近，其实思想和性情却不合！

　　生宝在从县中学生宿舍的东斋回西斋的路上，很有兴趣地想起：一年以前他想约改霞谈一次的时候，他有那么大的疑虑，一点也不主动。去年五月的那天晚上，他被改霞突如其来的热情迷惑住了。幸而有互助组的人在冯有义院里等着他开会，打散了他们不合适的婚姻；要不他今天怎么还会找刘淑良这样合适对象呢？
和梁生宝约定了谈叙的时问和地点以后，刘淑良回到县中女生宿舍她住的房子里，心里头说不来是什么滋味儿。自从去年秋后离开范村回到竹园村娘家里，她对婚姻问题的想法几经改变。现在。那些倩景一一重新浮现在她脑里来了。……

　　她回到竹园村不几天，统购粮食和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工作组进村了。她当然要参加村里的各种会议——党员、团员和干部的一揽子会，青年团的会、一般青年的会和妇女的会。她和竹园村的其他党员或团员一块，登门访问过那些思想暂时不通的庄稼人，说服他们不要把余粮卖给商人，要卖给国家，支援工业化。奇怪！在这样激荡着农村的运动中，她始终有一种不安心的感觉——她不是竹园村人。对她出嫁前住过的这个村庄，她仍然是熟悉的；但对这村里的人和事，她可是生疏得很了。她和人家一块走进一个庄稼院，人家能按各户不同的情况说些打动人心的话进行宣传；而她只能说些一般的大道理，显得她这个年岁和身量都很大的人作用很小。

　　她感到难过，想念起在漉河南岸的范村，她可不是这样。不是她骄傲，在范村，她有些办法，也有些威信。尽管对已经离了婚的中学教员范洪信没感情了，对下雨和下雪的夜里带着伞，在乡政府院里等着她散会一同回家的那个从前的婆婆，她也不怎么想念了；但对自已在那里加入了青年团，做过许多工作的村庄，她却不是那么容易忘记的。她想念培养、教育她的范村乡党支部书记，想念她熟悉的那些村巷里的庄稼人，特别是她互助组的组员。她甚至于想念互助组搞过水稻密植的那块试验田。但她已经不是范村人了。范村乡的党支部书记那么想留下她，鼓动那么多人给她说亲，要她在范村结婚，她还是坚决地离开了范村。在统购粮食运动中，她曾经有点怀疑：她这样做是不是太娃娃脾气了呢？也许她应该在范村挑个合适的对象结了婚吧？

　　正在这个时候，从前嫁到下堡村蛤蟆滩的堂姑——金姐娃她妈给她说这梁生宝。好！说的正是时候！梁生宝头一年在县上开的互助合作代表会上向大王村的王宗济应战的时候，她见过的。个子比她略微高一点，人很精明、英俊，想不到他还没媳妇哩。她连忙主动地到蛤蟆滩和梁生宝见面。当时因为灯塔社的建社工作正紧张，她在堂姑家里住了一夜，没和梁生宝见面，而蛤蟆滩和蛤蟆滩的人却代替范村和范村的人成了她心里头所想念的了。　　汤河边的护堤白杨树，稻地中间的草棚院，绕着草棚院流过的渠水，和到堂姑家里来看过她的那些蛤蟆滩的女人，对她比竹园村和竹园村的人更有吸引力。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成立，稻麦两熟的试验，水稻密植的成功，样样都吸引着她，梁生宝这个对象对她的吸引力越来越大了，她在心里默算着日子，等待着建社以后她姑叫她再到蛤摸滩去……

　　妈却不大喜愿她嫁到蛤蟆滩去。妈听了她说的梁生宝的为人、家庭情形，老皱脸沉下去说：

　　“唉！蛤蟆滩是个穷地方，苦得很啊。蛤蟆叫、蚊子咬，夏天你整夜唾不成觉。当年金姐娃她妈初嫁到那里哭过，说那里的水，人吃了也不好，到老年要得粗脖子病……”

　　她听了妈的话，忍不住笑，说：“妈，我不嫌这些，只要人对就好。”

　　一天黑夜，她从竹园乡政府开毕会回来，母女俩睡在炕上，吹熄了石油灯以后，妈叹了口气，说：“线线啊！不是妈有意难为你，皆因你爹死后，我一个寡妇老婆儿，犁不能犁，锄不能锄，有几亩薄地全仗着你那两个姐夫来做哩。从前你小的时候，就打过招女婿的主意。怪你老子受不了穆家的欺负，硬要寻个念书的人家，才把你嫁到范村去了，害的几方面不如意。而今后侮也来不及了，眼前的事你可要仔细思量哩。你看寻个你可心的男人，进咱门过日子好不好呢？把妈养老送终，也是你娃儿的一番孝心。”

　　啊！原来是这样！淑良预先连一点也没想到妈会有这心思。这几句话在妈的心里一定思谋了好多日子，才说得这么委婉，这么周全。……

　　淑良记得：十多年前，她还是个十三四岁的女娃，背后吊着一条辫子，每天帮助爹在田地里牵牛犁地、薅苗、拾柴禾、收割青草、拣遗落的庄稼穗子的时候，爹曾说过招女婿的话。那时候，世上所有的男人和女人，对她来说，都不过是人；只是其中有一个男人将来要和她一块过日子，因为据隔壁婶婶说，她将来要当婆娘。事情对她就是这样简单。她用自己雪亮闪光的眼睛看见：整个竹园村的所有庄稼院，只要稍微有一点办法的人家，都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婆娘在一块过光景。男人种地、上集、出公差；婆娘做饭、缝衣、养育娃子。这祥看来，她长大一定也得跟一个男人过了。至于哪个男人和她一块过光景合适，她那时候一点也不知道。她的幼小的心灵曾想：爹和妈知道，他们会很细心地替她挑选一个合适的男人的，不用她担心。她听爹和妈的话。所以当时她听妈说爹要给她招个女婿，她就满心情愿了。她想：她到男人家里去过日子，还是男人到她家里来过日子，还不是一样吗？招女婿更好！她可以不离开竹园村，不侍奉婆婆更好。她甚至于天真地对妈说过：“那么就快招吧！他穆家弟兄再欺负爹，咱就有帮手了。不是吗？妈？……”惹得妈笑了。

　　现在，淑良听妈一提，想起自己这句可笑的话来，仍然忍不住笑。笑毕她说：

　　“妈！你的脑筋真个古板。你还把我当背后吊一条辫子的那个小闺女哩！你还把世事当解放以前哩！现时土地改革几年了，穷庄稼人好赖都有了几亩地，谁愿意进人家的门呢？再说我也是青年团员了。我要一个随便啥男人做啥呢？妈，这回我要是到了下堡村，离竹园村可近。我和梁生宝帮你种那几亩地！”她说得妈再没吮声。

　　她当时对妈说的话少，但她那夜想得很多，头脑很热。

　　她想：还在范村的时候，人们给她提过亲的那些对象——精明的不忠厚，忠厚的不能干，能干的思想不好。精明、忠厚、能干、思想好的男人，又要没结过婚，这样的对象上哪里去找呢？确实，她要一个随便什么男人做啥呢？或者糊涂、或者狡猾、或者窝囊、或者思想落后，她怎么能有做这号人的媳妇的那种感情呢？要是没有那种感情，而硬要做一个人的媳妇，那简直太寒伧了（她情愿和范洪信痛痛快快地离婚，就是因为她再也没有做范洪信的媳妇的感情了。难道她离了范洪信活不成吗？她不会下地劳动吗？她不会上集买卖东西吗？她不会响应党的号召在村里工作吗？她从范村回到娘家里，就打了这主意——要是没有一个年岁相当、精明、忠厚、能干、思想好的庄稼人，她宁愿一辈子住在竹园村不再结婚。没有想到就在竹园村旁边，蛤蟆滩有个粱生宝！她没有好意思对妈说，但她心里头想：“只要人家梁生宝不嫌我，哪怕我到蛤蟆滩的头一年夏天就叫蚊子吃了，蛤蟆叫得我一夏天睡不成觉，我也心甘情愿……”她这样想的时候，心里甜蜜得很！

　　但她第二回到蛤蟆滩去和梁生宝见过面以后，她的心凉下来了。她看见梁生宝对这事并不怎么热心。她离开蛤蟆滩回竹园村的时候，介绍人也没给她一句肯定的话，只说等过了春节以后再……她想：这准是一句推辞的话。她恢复了她从范村回到娘家时的心情，打定主意没合适的对象不结婚，哪怕在娘家住一辈子哩！在春节前的几天，她积极地把她娘家那条巷子的两个临时互助组整倾起来，合并成一个常年互助组，大伙选她当互助组长。进城来参加这互助合作代表会的头一天，当看见梁生宝的时候，她既不紧张，也不害羞。她最厌恶女人的自卑。她大大方方地和梁生宝说话，好像她和他中间并没有说过亲的事儿，只是一般地认识而已。想不到开会期间，梁生宝会主动地来找她，约她谈叙。她的心绪怎么能不紊乱一阵呢？……

　　到了给三级干部和互助合作代表放映电影的晚上了。刘淑良托词头痛，没去看电影，说要早睡。她在房子里听得人们都进了县中的礼堂了。电影的音乐传到学生宿舍里来了。刘淑良从床上起来，用手在襟边把蓝罩衫扯展，就按照告诉她的地点，去找梁生宝了。　　不像初次进城的乡下女人，刘淑良对县城的地方不生硫。还是个小闺女，当爹和穆家打官司的时候，她就曾进过城。以后嫁到范村，离县城只有二十几里，她到县中来给范洪信送过几回东西，解放后又来开过几次会。她知道县人民政府和县委在一个大门里头，县委在东边。她胸前带着互助合作代表的红布条，非常熟悉地走进了水泥大门，然后在庭院的砖道上向东走。

　　砖道拐弯处的一盏路灯下，站着一个人：梁生宝！

　　“我怕你寻不上……”

　　刘淑良高兴地笑笑，很庄重地说：

　　“那么你在前头引路嘛……”

　　两人又拐了一个弯儿，进了一个砖圆门的院子。院里只有两个房子的灯亮着，他们进了门前有棵梧桐树的房子。这是个一间房的单身干部宿舍，摆设着一张单人床，一个三斗桌子和两把木椅。脸盆放在一个小方凳上。书籍立在对着玻璃窗的办公桌上。刘淑良在门里头办公桌旁边的木椅上坐下了。梁生宝却不坐办公桌正面的木椅，离远点坐在这房主人的床边上，一只手捏着他那庄稼人的短烟袋锅。

　　“春节那几天里头，我总想到竹园村来，总也没个闲空儿。”生宝开始解释。　　刘淑良一只手搁在办公桌的一角，有点不相信。

　　“那么我在俺姑家的时候，你怎没说这话呢？”

　　“当着那些人的面，我……”

　　“有万跟你出去，你也没给他说嘛。”刘淑良还是不相信，一只手扯扯她罩衫的衣角，看他梁生宝说什么。

　　生宝咧嘴笑着说：“给有万说和当着那些人的面说，还不是一样吗？金姐娃那嘴，你不知道，嘿！用不了三天，全蛤蟆滩都知道了。”

　　刘淑良注意地看着生宝：脸色是诚恳的，眼光里也没一点说谎的神气。她相信了，生宝是真心实意的。她是明大理、识大体的女人，决定不把她的错误判断和她第二次从蛤蟆滩回去以后的种种心思告诉生宝。她要显得好像根本没有那种判断和那些心思一样。她不让生宝嫌她有一般女人的小心眼。

　　刘淑良前额宽阔的脸盘上，现在堆起了比她刚才在外头碰见生宝时更加亲近的笑容。她更加亲切地问：

　　“两个老人过年好吧？”

　　“好！”生宝两手放在两个膝盖上，端正地坐在床边，说，“俺爹俺妈都好！俺爹去年还对互助合作没识清，今年强多了。他见天要到饲养室去看一回，再不和俺妈拌嘴闹气了。俺妈也强健，就是年纪大了。她做饭还没啥，针线活儿不行了。她把针举到半空里，半天穿不进线去嘛……”

　　刘淑良忍不住笑，心里头想：“那几口人的衣裳，我梢带着就做得穿上了。”但她嘴里不这样说。她嘴里只说：

　　“嗯！就是的！要是秀兰不出门还好些……”

　　“噢？”生宝惊奇地问，“俺屋的人你全知道吗？”

　　“全知道，”刘淑良笑着承认，然后满怀好感地问，“秀兰这阵在啥地方呢？”

　　“还在吉林省哩”　　“春节没回来？……”

　　“没。说她在那里闲不惯，想回家来参加生产理。”

　　“秀兰的思想真个好！”刘淑良夸奖说，“俺姑和金姐娃告诉我，她女婿在朝鲜前线的时候，脸上受了烧伤。她婆婆想念得病了，还怕秀兰解除婚约。秀兰就退了学，还没结婚就住到婆家去了。”

　　“就是的，”生宝笑着点头，“她娘俩啥都给你说……”

　　刘淑良笑着说：“俺姑和金姐娃还告诉我，秀兰的一个同学叫改霞，就没秀兰那么老实。说听了这个人的话是一个样儿，听了那个人的话又是另一样儿，慌慌溜溜……”

　　“就是的，”生宝点头，略微有点不自然地笑笑说，“她娘俩还给你说些啥来，你全说出来，我看说得对不？”

　　“再没说啥，”刘淑良诚实地说，“她们说得对吗？”

　　“对！”生宝现在很自然地笑着，很坦然地评论，“那个闺女不能和俺秀兰比！她不是在艰难里长大的，就没受过俺家受的那号剥削和压迫嘛。她爸死的时候留下了几亩地，两个姐夫给种着。娘俩关起街门过小家子光景，寡妇老婆还挺娇惯小闺女的，也不像你从小就跟大人在地里头干活嘛！”

　　刘椒良注意听着生宝的议论。这些话对她是这样明白、亲切，她立刻感觉到她和他在精神上比刚才更加近了一些。她的这种感觉用不着什么甜言蜜语来表达。她从生宝看她的眼神上就看出：生宝对她也有同样的感觉。她们彼此间会心地一笑，就表达了这种感情。

　　生宝高兴地说：“这回开的这学习大会真好！”

　　刘淑良说：“就是好！听见陶书记的全县规划，真叫人高兴。没想到这么快！我们的范村的那个互助组，听说他们今年冬里就要办社。竹园村的这个互助组差，才整顿起来……”

　　“噢，你这么积极？”生宝不理解地问，“你是不是就在竹园村当了互助组长了？”　　刘淑良看着生宝迷惑的神气，忍不住笑。　　“呀，当了互助组长了。”刘淑良忍住笑回答。她心里头想，“俺姑说他老实，他也真个老实。我不当互助组长，怎能当互助合作代表呢？你看他这个老实相吧，真逗人……”

　　生宝带着满脸的老实相说：“咱灯塔社今年冬里扩社的时候，就要吸收所有要求入社的贫农。生活和生产有困难的中农要求的话，也要收。明年冬里扩社的时候，我思量：上、下河沿的四十七家农户，就全能入社。……”

　　“三年合作化？”刘淑良惊讶地问。

　　“唔！”生宝有信心地说，“不光是这！俺还想在明后冬里和官渠岸联社哩，就像窦堡区的大王村现时办的那样。你看怎样？”　

　刘淑良喜欢地笑一笑，一只手摸着韩培生办公桌的一角，不知道说什么好。她明白生宝说这些话的意思。他居然用一家人的口气，征求她的意见了。

　　刘淑良心里头接受了生宝的这种态度，嘴里却不好意思说什么意见。

　　生宝看看她的神情，继续说起灯塔社的具体情况——旧社会受尽了剥削和压迫的穷庄稼人，土地改革以后生活和生产还如何困难；人们要求入社的热情如何高；入了社的穷庄稼人生产如何积极，对社如何关心；社干部克服困难的决心如何大，举出了副主任高增福的例子。

　　刘淑良聚精会神地听着。生宝和对象见面不谈他家里的情形，全谈的是农业社，充分表现出他以社为家的精神。刘淑良心里喜欢地听着，以至于忘记了她要掌握出来的时间。

　　“我要走了，”她说，“看电影的人散以前，我应该在屋里。要么人家要问我上哪里去了……”

　　生宝思量了一下，同意了，很腼腆地问：

　　“我看咱这事情，你要是没意见了，咱就简简单单……”

　　刘淑良站起来，不好意思地笑一笑，说：

　　“那么还敲锣、打鼓、坐轿呀？”

　　“你说啥时办合适呢？”生宝进一步问。

　　刘淑良笑说：“你甭急嘛！我开毕会回去和俺妈商量一下，咱再见话。”

　　“怎么见话呢？”
“你告诉有万，叫金姐娃到竹园村来。”刘淑良说着，开了房门。生宝跟在她后边，送她出了砖圆门。
梁生宝到县里开会去了以后，高增福兢兢业业料理着灯塔社的日常事务。早田冬小麦地里锄草松土，稻田复种小麦地里打土块、拾稻根•……这些农活儿，男女社员们组成的几个生产组分地段劳动，按地亩包工，全上地了。

　　往年，汤河流域的庄稼人都是过了灯节才上地。今年灯塔社过了“破五”就出动，提早了十天，开了宣传总路线以后的新风气。同村的郭振山互助联组不甘落后，正月初七，杨加喜和孙志明就匆忙地督促各组也上地。接着，在初八和初九，河对岸的高增旺互助组、王来荣互助组和郭振华互助组一排一溜的庄稼人都学农业社的样儿，陆续出现在北原上和汤河南岸的麦地里了。社员们人人高兴！

　　但是不久，发生了叫人不高兴的事儿。春节那几天还只是官渠岸几个中农私下议论灯塔社的草棚饲养室太小，气味不好，到了锄麦地的这几天终于成了人们在劳动中公开谈论的话题了。话是一股风，大伙儿传播起来很快。灯塔社的社员们开始表现出不安。饲养员向副主任报告：已经有不少人悄悄地抽空儿到饲养室，看牲口是不是果真瘦了，或者瘦了多少。杨加喜和孙水嘴到处向人们大声地庆幸说：“多亏郭主任有计划！俺官渠岸联组秋后先盖四椽的大瓦房。俺有了好饲养室，冬里再转社。俺稳稳妥妥！”这些话无形中助长了社员们的不安情绪，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似乎郭振山比梁生宝看得远、拿得稳、有办法……

　　小心谨慎的高增福，赶紧同两个生产队长冯有万和杨大海商量。他们召集了一次社员大会，把主任去县里开会以前说过的两件事先宣布了。头一件是勤起圈粪。饲养室的空气就会好些。第二件事是到阴历二月初八黄堡镇骡马大会的时候，准备卖掉一些建社时接收的老弱牲口，新买几头精壮的大牲口；这样减少了头数，既好使用又省草料……高增福甚至于过早地向社员们漏话说：“为了调换牲口，主任这回在县上有可能要求到一笔贷款哩。”社员们知道了领导人原来是心里有数的，情绪就都稳定了。

　　只有一队社员白占魁例外。他听了高增福的解释以后，鼻孔里冷笑了几声。他轻视得连看也不喜看副主任一眼。大伙高高兴兴议论着离开会场的时候，他别别扭扭，一句话也没说。

　　回到自己的草棚屋里，白占魁站在潮湿的土脚地上，才向坐在坑边对着窗台上的镜子拢头的婆娘，愤很地奥骂：

　　“高增福是啥东西？凭啥当农业社的副主任？论讲话是叫花子卖米，没几声（升）就完了。论办事，他没能力!看梁生宝才不在几天，把他紧忙成啥哩，恨不得趴在地上给社员们磕头！”

　　李翠娥把嘴唇噙的头发夹子插进辫根里去，笑问：

　　“社里又为啥事开会？把你气得……”

　　白占魁划火柴点着他耳朵上夹的半截黑卷烟，蹲在脚地吸着，嘲笑地说：

　　“干部办错了事儿。翠娥！当初建社的时候，他们就应该听我的话，捏住郭庆喜和梁生禄的脖子，叫这两家大中农多投资，给每队盖一座高瓦房做饲养室。干部们傻瓜，不这样办，可显能地收拾起两个又低又小的草棚屋，还说这是勤俭创业哩。好！现时人人都看清了：饲养室小，牲口多，气味不好！看他干部们这阵儿怎么办呀？哼！不要我老白当干部？看他们这回怎下场？”他说着，看见李翠娥在镜子里头的脸咪着眼笑。

　　白占魁在幸灾乐锅的心情中感到舒服。他认定社干部们计划不周，做错了事情，现在正被动。他告诉他婆娘：高增福的解释，他听起来，纯粹是向大伙求饶，既掩盖错误，又笼络人心，哄编社员对干部们的信任不要动摇。白占魁看见高增福领导很吃力，这是他整高增福的大好机会；错过这个机会等梁生宝回来就迟了。

　　白占魁对坐在炕上的风骚婆娘商量说：

　　“翠峨！商增福把咱们欺压住了。我当不成千部，全是他小子在社里头使坏。我这回想给他小子一点难看！”

　　李翠娥，三十几岁仍然像个大姑娘、小媳妇一样，背着两条长辫儿，不正经地笑着，问：

　　“你怎么给他难看呢？”

　　“我有办法，你甭劳神！”白占魁吹大牛说，“他小子这阵儿正作难，我找碴儿和他小子闹呀。他小子不敢像从前那样硬，保险！”

　　“你闹就能当干部吗？”

　　“我丢他的人。我叫他当副主任也没威信。我出了头，他小子也欺负不住咱们了。”　

　　“啊呀！”李翠娥有点怀疑，“你当心事情闹大……”

　　白占魁把少半截黑卷烟头儿往短烟锅里使劲塞着，咬牙切齿对婆娘说：

　　“你放心！我的主意铁硬，这回我不饶高增福。他小子是给人家做活长大的人，不是料理事情的材料，可现时当着副主任。我是当过班长的人，很本没做过庄稼活儿，我会料理事情，可他小子叫我只做笨活儿，连卖豆腐都不让我去，我受不了他小子这口气了！”

　　“你当班长是在国民党军队里呀！”李翠娥忍不住笑着，“你要是在解放军里当过班长，那好哩——咱俩儿都能当干部！”

　　白占魁一听婆娘提起这事，他就脑火起来。

　　“我当班长是在国民党军队里，怎样？解放前，老子吃大车的，没杀过人！没放过火！解放后，老子斗恶霸，斗地主，不比他们哪个穷庄稼人勇猛？中央人民政府里头，以前国民党军队的将官有的是！”

　　“那是在北京。这是在蛤蟆滩呀！”

　　“所以说在这小地方，咱叫小鬼就欺压住了。我这回绝不宽容他高增福！”

　　“你当心人家说你反社！”

　　“甭吓唬小娃哩！”白占魁呲牙咧嘴反驳他婆娘，“一来我没说过农业社不好。二来，我也不说梁生宝、冯有万和杨大海他们不好。我光咬住他高增福不放，看他小子把我怎样？他小子在官渠岸敌不过姚士杰的手腕，自己的互助组败散了，跑到咱蛤蟆滩来，可当农业社副主任。他小子本领不强，我不怕他！”

　　“算了！算了！”李翠娥直截了当嘲笑，“我知道你那点厉害。你就在咱屋里厉害一阵算了，你出去可甭这样胡咒乱骂。高增福现时入党了，你知道吗？”

　　“我知道！”

　　“你知道人家现时是以社为家的红人儿，社员们都叫好。你和人家闹，当心社员们不答应你……”

　　白占魁听他婆娘说的这点倒是有些道理。经这一提醒，一些平素模模糊糊的印象，好像在白占魁头脑里更加注意了。高增福自入党以来，办事的确不像从前那么急躁。对人的态度也和气多了，不像从前那么面冷。碰见社员，高增福总是先打招呼，问长问短，甚至于碰见白占魁自己，也不例外。这些印象使白占魁不能不在意他婆娘的话。

　　“那么就叫高增福老欺压咱吗？”白占魁反问他婆娘，“我这辈子也甭想当干部吗？……”

　　李翠娥笑说：“你和他硬闹，更当不上千部。”

　　“你说我该怎样呢？”

　　“你和他相好嘛。”

　　“噢？叫我巴结高增福吗？办不到！”

　　“你也甭巴结他。你先听他的话，学乖．老实干活儿……”

　　白占魁嘴一扁，鼻孔里轻蔑地一响：“哼！……”

　　“你试一试。”婆娘认真地劝说。

　　“不！太窝囊哩！他小子从前是姚士杰的长工，这阵儿神气得很。我就是不愿对他小子低三下四……”

　　“你还把人家当成四合院旁边草棚屋住的那高二吗？人家现时住在生茂院里了，当着农业社的副主任，和咱成了离不远的邻居。　　你死记着旧仇，不和人家相好，碰见人家立眉瞪眼，还想当干部吗？梦里当去！”

　　婆娘这话倒是挺有些见识。白占魁有大小事情，都要和她商量，叫她拿主意。但现在，婆娘说到高增福时挺亲切的口气，引起了白占魁的反感。他疑心地看看这个风骚婆娘，是不是她新近又对高增福有意思了呢？高增福现在代替解放前的姚士杰，站在蛤蟆滩的好汉台上了。白占魁和李翠娥住的草棚屋，的确就在高增福借住的王生茂草棚院后头，两家只隔着五十来步稻地小路。白占魁想：“这小子打光棍已经几年了。去年互助组丰收，现时吃的不愁，人也不像在官渠岸住的那时又黑又瘦、愁眉苦脸的模样了。”想到高增福现在拿着权，入了党，棉衣裳也换得崭新，简直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了，白占魁又眼红又恼恨。他比喝了一大碗陈醋，还要难受。他独自思谋了一阵，然后看也不看婆娘一眼，低着头瓮声瓮气地说：

　　“你甭胡出主意！我不和他小子相好……”

　　恰好在第二天上午，白占魁和另外两个社员在饲养室里起粪，听见院子里冯有万的声音对任老四说，豆腐坊在黄堡镇粮站买下五百斤黄豆，得套社里唯一的那辆从前属于梁生禄的铁轮大车，要饲养员指派一头牲口去拉。

　　大舌头任老四的声音：

　　“那还是套生禄家的大黑马……”

　　白占魁一听见这话，就在饲养室里头大声嚷叫：

　　“让我去吆车，有万！”说着丢下铁锹就往院子里跑。

　　他出来多一看：不只是冯有万和任老四两个，他的仇人高增福也在院子里站着。想不到会三对面僵起来，现在白占魁想退回去也不好退了。他想：硬着头皮闯这一回，看他高增福怎么样吧！想到他婆娘从前和他一样臭骂高增福，现在有了和这新邻居相好的意思，白占魁看见副主任衣裳穿得比从前新，肚里也有气。

　　他把铁青脸吊下来，等待着有万的回答。他摆出一种很强硬的架势，准备当着副主任的面和队长冲突。

　　他想：“我当不上干部，卖不上豆腐，连大车也不能吆吗？只有在饲养室里起粪的时候，就一定派我吗？”

　　他思谋好这些词儿，等有万一拒绝他，他冲口就说出来。他准各着最坏的情况—出社！

　　他看见队长很作难地看着副主任，眼光里的意息好像说：

　　“这家伙因没叫他卖豆腐就一肚子气。这回不叫他去吆车，恐怕他更……”

　　副主任也很作难地看着队长，眼光里的意思好像说：

　　“罢罢哭！这回叫他吆车去吧。……”

　　商增福很勉强地对冯有万点了点头，冯有万命令白占魁说：

　　“你和老四一块套车去！有义在黄堡粮站等着你，装了车，你们一块回来！

．　　“是！”白占魁滑稽地立正，然后欢溜溜地跑出街门外去，从土场上牵牲口套车。

　　白占魁给这次冒险的成功陶醉了。他感到自己套车的动作轻飘飘的，有点像过春节时喝了两碗米酒的那种感觉。他心目中铁硬的汉子软了，他浑身都是舒服的。他想“只要你高增福肯向我老白让步．咱两家慢慢变成相好的邻居，也能行嘛。”白占魁知道他婆娘的底细，对她的行为并不认真。

　　一九四二年，当驻在黄堡镇的国民党军向山西中条山开拔，李翠娥把他隐藏下来的时候，她的本夫被姚士杰暗中勾引的国民党军拉了壮丁。两年以后本夫没有信，姚士杰督促他们请了一桌客，成了正式夫妻，他还发现姚土杰还继续到他草棚屋去哩。这新邻居高增福，只要不和他作对，肯向他让步，副主任常到他草棚屋串门儿，欢迎！……

　　白占魁就是这样的心思，吆着空车到黄堡镇的。一路上他坐着车辕，喜得闭不上嘴。

　　在黄堡镇粮站装了黄豆以后，老实头冯有义说：

　　“占魁，你等一阵儿，我到街上办点事，完了咱一块回。”

　　白占魁听也没注意听冯有义说什么，他吆着车就走了。在黄堡街道上，他碰见姚士杰迎面走过来，满脸堆起笑来，向他拱手道贺，开玩笑说：“老白！恭喜！恭喜！又当车老板啦？”

　　“嗯！”白占魁神气地点头坐在车辕上没有下车。

　　姚士杰竖起大拇指头摇晃着，一脸奸诈地嘲笑说：“好好千，老白，等你社里拴起胶轮车，你就出去吃车拉脚了。到那时，嗯，才有油水哩……”

　　“一步一步来嘛！”白占魁在车辕上得意地说，“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儿，就是越来越宽喀。你放心，去年春荒，我不是吃了你二斗白米吗？我迟早要还你！”

　　白占魁脸上摆出将来有办法的神气给姚士杰看。姚士杰的话提醒了他：社里将来有了胶轮车，他就真是车老板了。他现在比他吆空车来镇上的时候，更加高兴了。

　　拉着五百斤黄豆回蛤蟆滩的路上，白占魁不断地在空中打响鞭，唱着不合调的秦腔。过黄堡大桥上坡的时候，他仍然坐在车辕上没有下来。他想：这样好的大黑马，有的是力气。过了大桥以后，车吆得很快。他要给社干部们显示一下：他办事多麻利，赶晌午饭时就回到社里。

　　高增福和冯有万一块到一队饲养室派出车以后，两个人就分头到两个生产队里去锄麦地了。

　　高增福心里头别扭。白占魁横眉立眼，凶狠狠地要去赶车；而自己息事宁人，让了步。他感到怪不安的。这样做违反了他平素一贯的谨慎。他想：白占魁大约不至于损坏牲口吧？唉，就是吆车时不爱护牲口，自己是农业社的领导人嘛，对这号调皮捣蛋鬼迁就，也是不应该的。

　　高增福很后悔：当白占魁从饲养室跑出来要去吆车的时候，他应该说自已上黄堡镇拉黄豆去。但是白占魁来得太突然，他完全愣住了。自己头脑不够灵活，不能随机应变。他深深地感到自己的能耐欠缺，当这领导人很吃力。

　　他在外表上尽量表现得没有什么，他在内心中却很紧张，盼着主任快回来。

　　“这回有义和白占魁一块拉黄豆，大约不会出岔子吧？”高增福这样宽慰自己，“下回说啥也不让这小子吆车，派这号人出去，我心都跟走了……”

　　高增福一边走一边想，从郭庆喜草棚院旁边的大路拐弯，走上了到皂龙渠一带的田间小路。

　　他看见二队的男劳力聚集在上河沿那段麦地边，有的蹲着吸旱烟，有的站在那里望着他，他们为什么不劳动呢？出了什么事情呢？高增福看见离他们五百步以外，二队的女劳力在妇女队长廖树芬带领下，打稻地的土块和拾稻根，早干得挺起劲了。

　　他赶紧走到男劳力聚集的地边。生产队长杨大海红着脸说：

　　“增福，大伙都不锄这段地。你来了好，看怎办吧！”

　　“为啥呢？”高增福不明白地眨着眼睛。

　　大海说：“这是福蛋兄弟租种黄堡铁匠张师的二亩地。你看！麦苗长得这样差，又稀又黄，就像河滩上的爬地草似的！大伙都不愿锄，都嫌劳力白费打得粮食还不够交租。……”

　　高增福转眼看看：的确是大海说的样子，麦苗很差。不能怪苗稀，土质带沙，又没上底粪，苗稠也不行呀！副主任知道建社时决定跛子这二亩租地和他自己的地一块入社，由社里统一经营，当时就有人不情愿。他没想到现在一看庄稼竟差到这步田地。　　他征求铁锁王三的意见，王三不说话。他征求郭庆喜的意见，铁人也不说话。他又征求他的房东王生茂的意见，生茂看了跋子一眼，也不好意思说什么。大伙儿都别别扭扭，高增福也不再继续征求旁人的意见了。

　　他问生产队长：“那么，大海，你说怎办呢？”“大伙都不说，我说！”心直口快的杨大海毫不推诿，“增福！大伙的意思是咱社不租这地，叫福蛋兄弟自己收了这季退了地去！大伙说，是不是这个意思？”大伙都笑着，表示就是这个意思。

　　跛子福蛋背着大伙，面对汤河站着，现在转过身来赌气说：“好！大伙到旁的地里锄去，我在这地里锄。我自己的地，你们也甭锄哩。”

　　“怎么？单干呀？”高增福问。

　　“嗯。”跛子朝不远处稻地里的妇女组吼叫，“树芬！过来给咱家锄地吧！”

　　纠纷愈演愈烈。高增福看见妇女组都埋头干活儿，廖树芬没听见叫她。在跛子还要叫二声以前，高增福截住说：

　　“福蛋兄弟！你这火性也太大了。你还没见我的话哩，当下就要退社！你就把树芬叫过来吧，人家当干部的人，不一定和你一个心思嘛。”高增福的意思是批评跋子比他女人落后。

　　几句说得福蛋不再叫婆娘了，重新背着大伙，面对汤河站着。

　　高增福又对大伙说：“我看咱们还是把这段地锄了吧。为啥呢？订生产计划的时候，主任把这二亩地算在旱地改稻地的数里了。　　夏季的麦苗是不好，秋季的稻子就能丰收。咱们给铁匠张师交早地租子种水地，这不合算吗？咱们蛤蟆滩的贫雇农地少，分得地不够种，有劳力没地方用，怎么能退租地呢？”

　　他说得大伙的脸色都豁然开朗了。红脸杨大海脸更红了，说：“噢噢，增福说起这些，我才想起来了。委员会商量这二亩地的时候，主任是说过不能光看这季，要看下一季。噢，说过，我想起来了。他还说，福蛋两口子种这租地，是靠天吃饭哩；到咱农业社手里，人多力强，大伙出几身汗，这地就能变成好稻地。主任说过这话，只怪我记性差，没给你们交代清楚。咱们快动手锄吧！福蛋兄弟你也甭三心二意！”

　　大伙摆成一排开始锄麦地的时候，高增福一边锄地，一边感慨地想：他身边的这些社员还是庄稼人的眼光。他白己在研究社务的时候，总是感到自己缺少社会主义的观点；二队的这些社员就更差，只盯住鼻尖上的蝇头小利，不能把眼光放远一点。他想：要把庄稼人的思想都教育好，要做多少事情啊！

　　“二队的社员没办过互助组，没锻炼，思想比一队的社员差，动不动就拿退社来闹气，真像娃们一般见识。唔，等老韩和主任回来，我要叫他们多到二队来……”高增福这样想。他怕因为自己能力不够，失误了大事，并不是他做工作怕负贵任。

　　接连碰了两件不顺心的事情，高增福整个上午都是闷闷不乐的。干活儿不久，铁锁王三、王生茂和跛子福蛋他们，就忘了刚才闹过的别扭，开始说古道今了。杨大海和郭庆喜挨伴儿锄地，谈叙的是二队饲养室起粪的方法。高增福重新想起打断了的心思：白占魁吆车到黄堡拉黄豆去了，他不放心这家伙……

　　整个上午，高增福都被这个不安的心思纠缠住了。他手锄着地，脑子里却出现了白占魁的狰狞面目，上牙齿咬着下嘴唇毒打黑马。为什么要打牲口呢？黑马被生禄父子调教得很老实嘛。高增福想；白占魁不至于坏到无缘无故就打牲口吧？除非这家伙一肚子怨气，抓住这个机会在牲口身上出。

　　高增福开始不断地望着从官渠岸到黄堡的大车道。和大伙一块向南锄地的时候，他抬起头望着；和大伙一块向北锄地的时候，他扭过头望着。他心里盼着：这回平安无事，下回说什么也不让这家伙吆车去了。兵痞！二流子！不成东西！

　　终于，在临近晌午的时候，离皂龙渠约莫二里以南的大车路上，在树木、草屋和田坎的那边，出现了黑马拉着的一辆铁轮大车。

　　高增福用一只手齐眉毛遮着阳光眯细眼远眺：是哩！坐在车辕上的是白占魁。怎么不见去买黄豆的冯有义呢？有万告诉了白占魁要两个人一块回来呀！

　　“不见冯有义就不见吧！”高增福比较放心了些，就想，“按时回来了就好，没出岔子就不细追究了……”

　　晌午，田间劳动的男女劳力都收工了。妇女组收工早。她们要先回家去做晌午饭。高增福坚持和男社员一齐收工，还不赶紧回家去做饭。他先到一队饲养室去看大黑马，问饲养员牲口回来的情形。

　　任老四大舌头嘴巴里溅出唾沫星子，大声笑说：“没啥！牲口出了点汗，走得快了点儿．就是这……”

　　“牲口背上有鞭子打下的印儿没？”高增福低声问。

　　“没！”任老四大声说，忍不住笑他，“你和主任一样，真个细心。他白占魁也是人嘛，五里阳光大路，拉几百斤黄豆，他能乱打牲口吗？”

　　高增福非常谨慎，非常认真地向饲养员解释细心的必要性。

　　“咱社里贫雇农多，牲口不强。只这个黑马好，又怀着骡驹，得加小心啊。”

　　说毕，他进了饲养室门，亲眼看见大黑马和老白乌在一个槽里吃草，他才完全放心了。

　　他回家做晌午饭去，路上碰见白占魁从豆腐坊回家。

　　“有义在街上还有事理，我独独把车吆回来了。”白占魁好久以来第一次同高增福开始说话，好像表示愿意和解，又像在领导人面前显能，似乎以后还想吆车的样子。

　　高增福不喜欢地在嘴角上一笑，应付说：“噢，吆回来就对哩。”他心里头警惕地想：“你怎样显能，下回也不要你吆车了。你再能行的把式，也不是农业社的人才……”

　　高增福回到王生茂草棚院。他的才娃和生茂的娃子在院里耍，看见他回来，喊叫饿了。

　　“爸这就给咱做饭！”高增福摸摸才娃的小脑袋说，到后墙根去取柴。

　　隔着土墙和墙外空地，白占魁的婆娘李翠娥在她草棚屋前边，搔情地朝高增福说话：

　　“旁人家的饭都做好了，你才取柴？”

　　高增福装没听见，弯下腰去抱柴。他心里头想：“这两口子真是一对！多少日子见了我像仇人一样，今日让白占魁吆了一回车，两口子就都寻着和我说话。这婆娘太下流，我不理她！”

　　他抱了柴，直起腰来。李翠娥在墙那边又笑又说：“哟哟！才娃他爸，你比女人还能行！烧那么点柴，够做一顿饭吗？哪天我还要来学你这本事呢！”

　　高增福一声也没响，羞得满脸发烧，感觉到浑身肉麻。

　　“算了吧！你甭想和我拉关系啦！我高增福不是那号人。”他这样想着，生气地抱着柴进了草棚屋。

　　就在当天后半晌，官渠岸传开了白占魁吆车的笑话：人坐在车辕上唱戏，过大桥上坡也没下车。这是春节以来最新的可以供人们谈笑的村内新闻，紧接着关于灯塔社饲养室小，气味对牲口不好的议论。这新闻就更加引起庄稼人的注意，不仅在官渠岸家喻户晓了，到黄昏时，灯塔社的大部分社员都知道了。晚饭以后，家住在官渠岸的高增荣把官渠岸人们的议论，如实地告诉了他兄弟高增福。

　　有人说：“到底是农业社有优越性儿，入社就能坐车唱戏！”　

　　有人说：“白占魁刚入社就过社会主义的幸福生活！”

　　有人说：“白占魁以前吆国民党军队的官车，现时吆农业社的官车。吃官车的人，谁心疼牲口呢？”

　　在所有议论的人们中间，高增荣说最有影响的，在官渠岸东头是郭世富和虎头老二，在西头是杨加喜和孙水嘴。

　　郭世富连声地叹着气，说“唉唉！从前梁生禄套车到官渠岸南头拉垫圈的干土，平路空车也不坐。为啥呢？人家让牲口省点气力，自己拿着鞭子在车旁边走哩！……”

　　爱养好马的虎头老二同情梁生禄说：“可怜的梁生禄！现时眼上牲口在社里给人家胡弄哩！我看见这样，一万年也不入农业社！”

　　杨加喜风言风语说：“梁生宝快回来了。看梁主任的吧！这高主任是把白占魁管不下……”

　　孙水嘴更加轻蔑地说：“梁主任也是丈八高的灯塔，服远不照近。黄堡区和峪口区名声大，到社里看看吧！啥牲口？啥领导人？”　　高增福听了这些话，气得脸色煞白，心都抽搐着。他当下找有万和大海商量，要召集社员大会批评白占魁不爱护集体的牲口，败坏了灯塔社的名声。但是当天黑夜来不及了。还要准备准备，决定第二天黑夜开会。这还了得！
梁大老汉晚饭后做好了睡觉的一切准备，连袜子也脱得放在一边了。他还不脱衣裳，赤脚坐在铺好的褥子上。一盏半明不黑的石油灯，陪伴他等待着他大儿子生禄进他草棚屋来。

　　自从那晚上生禄回家来说官渠岸的人们开始议论灯塔社可能试办不成功以来，梁大老汉每天晚上都这样等着儿子告诉他一些灯塔社的消息，他才脱衣裳睡觉。他希望知道灯塔社已经瘦了的牲口是不是快死了，有没有新发现什么牲口这两天看起来也瘦了。要是社里没什么新闻，仅仅是加喜和水嘴嘲笑灯塔社贫困，或者郭世富观察灯塔社的一点看法，梁大老汉也喜欢听听；即使是重复说过的话，他也有兴趣，不厌烦。

　　秃顶老汉自己也笑自己：他的心情前后简直是两个人。冬天建社的时候，生禄每天晚上回家来也是要对他说一说社里“四评”的情形；但他心里厌烦，一句也听不进耳朵里去，只想着快过春节吧，他好早点离开蛤蟆滩这个使他不舒杨的地方。现在，他决定正月不去甘肃了，等阴历二月再说，要是灯塔社垮台了的话，他就根本不去了。家里的生产要紧！有了这种心情他反而对社里的事情关心起来了。要是晚饭后生禄迟迟不进他草棚屋来，他就要大声吼叫儿媳妇，问生禄哪里去了。

　　他决定暂时不走，当然是专等着灯塔社垮台。他希望生禄带回来社里的消息一天比一天更接近垮台。他要亲眼看看梁生宝和高增福这帮人的笑话。嘿嘿，灯塔社再也办不下去的时候，看蛤蟆滩这几个英雄怎样难堪地把土地、牲口和农具归还给各户原主吧。当归还他家的黑马和大车时，梁大老汉要说几句挖苦娃子们的话。一定要说，非说不可。谁叫他们急急忙忙办社，给他好难堪，弄得他几个月不好意思出他草棚院的街门！现在他看终有一天是他们难堪的时候，他等着这一天呢！

　　但梁大老汉心里头也很矛盾。灯塔社办不下去的时候，让大部分牲口都瘦下去，让好几头牲口死掉，可千万别让他家的大黑马出一点差错。让它还是原来的样子回到他草棚院里吧！他谢天谢地。黑马肚里还怀着骡驹呢！天哪！这件事使他日夜放不下心。……

　　终于，他听见院子里熟悉的脚步声。板门被推开了，生禄走进草棚屋。儿子不高兴地皱着眉头，站在脚地上。

　　“社里今日出了啥事吗？”梁大老汉问，预感到有点不吉利。

　　“白占魁今日套咱的黑马到黄堡粮站，给社里的豆腐坊拉黄豆。装了满满一车黄豆，他还坐在车上唱戏……”

　　“嗯啊！世上还有这号鬼子孙！”梁大老汉吃惊地瞪起眼睛。

　　生禄继续说：“有人看见他上黄堡桥头的坡，也不下车，还硬打得叫黑马拼命往上曳哩！”

　　听了这句话，一股怒火从梁大老汉胸中腾地冒了起来，秃顶脑袋顿时热烘烘的，旁边的石油灯跳动着。怎样能料想到呢？事情果然朝他所担心的这方面出来了。在他的心目中，问题很简单：己经不是白占魁不爱护农业社的集体财产，已经是白占魁糟蹋了他家的牲口。他胸口被白占魁戳了一刀，现在心疼得颤抖起来。

　　“白占魁，你小子狼心狗肺！”他咬着牙朝窗户臭骂，真想用他炕栏边斜立的长棍打那二流子的屁股。

　　生禄解劝他爸“你也甭生那么大气。这而今整个的官渠岸都嚷成一片，都说农业社乱七八糟，办不成样子，咱先甭做声儿。听说明日黑夜专为白占魁这事开社员大会，看高增福和冯有万他们怎办，咱再说话。农业社眼时还没散，牲口眼时还算社里的……”

　　梁大老汉心里多么不平！但生禄说得有道理，他只好忍耐。没有办法的时候，他就一个劲儿捋他的斑白胡子。

　　父子俩心里都不畅快，在一块没什么话好说。生禄在脚地站了一忽儿，就回他和婆娘、娃子们住的草棚屋去了。梁大老汉自己长长地叹了口气，仰头朝着远在甘肃的二儿子感慨地说：

　　“生荣啊！生荣！你只知道国事，不知道咱蛤蟆滩的村事嘛。共产党的主义虽好，可蛤蟆滩没好办事人啊！”

　　他说毕，难受地咽了口唾沫，才脱了衣裳，吹熄灯，钻进被窝里睡了。

　　屋子里是黑暗的。窗纸上一点模模糊糊的微光，隐隐约约映出了熟悉的炉台、水缸、碗柜、炕栏和炕栏边斜立着他那根长棍的轮廓。他心里头是明亮的，如同早晨一样清清醒醒，没有磕睡。他不管怎样闭紧眼睛，脑筋总是不停止想到白天被自占魁糟蹋过、这时候拴在农业社饲养室的黑马。

　　梁大老汉伤心地回想入社以前，他为这黑马劳过多少神。他满年四季，总是起鸡啼，睡半夜地给牲口添草、上料。

　　“咴咴咴……”黑马像现在这样的夜里准会亲切地呼草。

　　梁大老汉也像现在这样，醒着躺在这炕上。他听见黑马呼唤，就赶紧起来下炕去添草。他甚至于顾不得穿上袜子，用赤脚在炕栏下边的脚地上探索到两只鞋，就出去了，不管外边下雨、下雪，或者刮着暴风。……

　　梁大老汉的筋骨已经干枯了。变天的时候和着气的时候，他睡不一忽儿，就压得下边的胳膊和腿酸疼。他翻了翻身，试着看睡着睡不着。睡不着！翻过身以后，他又想起伏天的黑夜。啊啊！蓝天上布满了繁星，蛤蟆滩的庄稼人家家户户都在街门外的土场上睡，他曾经把黑马也从草棚里牵到土场上喂。让它在凉快的地方吃草吧！在没有风的时候，他手里拿把扇子．不给自己扇凉，却跑去帮助黑马赶蚊子。嘿！租地边蚊子真多，黑马自己的尾巴简直对付不过来。他一边赶蚊子，一边叫生禄去点燃熏蚊子的艾草绳来。要快！越快越好！牲口和人一样怕蚊子叮。

　　现在，梁大老汉叹了口气，又仰天睡了。他回想冬天的早晨。他三兄弟天不亮起来出去拾粪的时候，他听见那边街门响，也就起身。他出了街门看见生宝他爹过汤河到公路上去了，他自己不过汤河，向南去到旷野的庄稼人路上遛马。有时候，他向南走到了赵村的村口；有时候，他向西南走到了竹园村的村口；有时候，他向东南走到了黄堡桥头。他碰见熟悉的庄稼人曾取笑他：

　　“豆腐客！你真洋！你这是训练骑兵马吗？”

　　“哼！你们懂个啥？”梁大老汉嗤之以鼻，不屑回答不懂道理的庄稼人无理的话。他那时候心里只想：整整一个冬季，牲口很少做活儿，遛一遛血脉流通，爱吃草。人家世富老大有钱买胶轮车，让世华老三在农闲拉脚；姚士杰的大红马整个农闲时不是碾米，就是磨面。梁大老汉既买不起胶轮车，又没那么多粮食加工，他就仿效黄堡镇驻过的国民党军队，每天早晨牵出去遛马。

　　他现在回想起来，他从前把黑马简直当神敬奉。迷信的庄稼人不是说牲口是马王爷吗？不！他这牲口还兼着他的财神爷哩。黑马给他犁地、曳车、生骡驹。它每年给他增加几倍于它本身价值的财富。在夏忙和秋忙的时节，黑马把收割倒的庄稼拉到场上，又要犁地，又要碾场。梁大老汉慷慨地给黑马灌鸡蛋和白糖，而他自己一辈子也没尝过糖什么味道，他想大约和盐差不多。

　　“要不是办农业社，你白占魁能套我的黑马吆车吗？”梁大老汉愤愤不平地想。

　　思来想去，他渐渐感到秃顶脑袋有点沉重起来了。后来，不知到了什么时候，他开始迷迷糊糊起来。他似乎是睡着了，又像醒着，有躺在褥子上的感觉。说醒着吧，他又神志不清，脑子里总是：黑马—白占魁—农业社，农业社—白占魁—黑马，翻来覆去地兜圈子，直兜得他秃顶脑袋疼了起来。

　　鸡啼声把他从这种似梦非梦、似醒非醒的迷惑状态中唤起来。他睁眼一看，嘿，天亮了！他坐起来就穿衣裳。

　　他把衣裳穿得整整齐齐，就下炕。他拄着他的长棍，开了草棚屋的板门。他出到院里一看：啊！满天星光，阴历正月的下弦月还在西边的章村上空理！

　　在早春寒冷的院里，他呆立了一阵，犹豫着。他终于还是决定不等天亮把生禄叫起来，商量一下怎办。

　　“生禄！”他朝大儿子住的草棚星喊叫。没有答声。

　　他喊叫了第二声，听见生禄婆娘醒来，推醒了她男人。

　　“爸，你起这么早做啥？”生禄在草棚屋里迷愣愣地问。

　　梁大老汉气恨恨地说：“你起来！我有话和你说！”说毕，返回他自己屋里，好像他生儿子的气似的。

　　他点着了石油灯，不上坑去。他站在脚地里等着生禄。

　　“啥话？不等天亮了起来说呢？”生禄惊慌地堆开板门，一边说一边走进他爸屋里。整个的气氛给人一种紧急感，要出事了！　　“我要寻他白占魁去！”秃顶老汉气势汹汹地说。

　　“你寻白占魁做啥？”生禄苦笑，“你的脾气你管不了？”

　　“我要先照屁股敞他白占魁几棍再说！”

　　“白占魁是个社员。你和他……”

　　“我打白占魁的屁股，伤社干部的脸！”

　　“好我的爸哩！”生禄苦口相劝，“你怎么这样糊涂呢？简直是老糊涂哩。人常说：经一事，长一智。你为了给秧田下稻种和欢喜闹那回你忘记了吗？这而今咱正有理，你一打人，咱又没理了。咱在高岸上看热闹多好！你为啥要自己下水呢？”

　　生禄说起给秧田下稻种的事，秃顶老汉有点醒悟到任性不好。但他还是憋着气说：

　　“我忍耐不住！……”

　　“只有今日这一天，你也忍耐不住吗？今黑夜为白占魁吆车开社员大会，要是社干部办事不合咱的意，咱再出头露面，也不迟。”　　生禄从他爸手里夺去长棍，放在一边，又催促他爸脱了鞋。他扶他爸上了炕。

　　“这回的事我出面，不要你老人说话。”生禄进一步规劝他爸，“你千万甭闹事。这回咱也不退社一来社主任是俺三叔家的人，二来生荣在军队里是共产党员。咱只能等他们自己散伙，把田地、黑马、大车给咱还回来，咱不能退社。”

　　梁大老汉一句话也不说，只是连连摇着秃顶脑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