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我给毛主席守灵

 

　　从尘封很久的箱子里，找出一九七六年的日记本，翻到刻骨铭心的九月九日。那天晚上我一边流淌着止不住的泪水，一边写了这样一段话：

　　“下午北京评剧团的几位同志来找我，研究修改《百花川》剧本的方案。防震小屋里没有桌椅，也没有床铺，容不下许多人，就把大家带到楼上的会议室。一进门，只见局里的吴林泉、石敬野、耿冬辰和田蓝几位领导同志，呆坐在那儿，一个个泪流满面，我这才得知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了！

　　多灾多难的中国人民呀，今年是最多灾多难的一年。周总理离开了我们，朱老总离开了我们，毛主席又离开我们。漫长的革命道路，八亿人将怎样走下去？

　　我是一个极普通的共产党员。一九四六年参加革命活动，至今已整整三十年。在这三十年里，我从一个无知的农村孩子，在生活实践中逐渐信奉起马列主义、敬仰起毛泽东的领导，一步一步地走到今天。今天比三十年前是先进了，可是还有很长的路要我走完。我又怎么走下去呢？

　　在这悲痛的时刻，我首先想到这个问题。没有谁能替我回答。我只能自己来回答。……”

　　毛主席逝世这一天，我难以忍受悲痛与恐惧，在日记里留下了这隐晦而又言犹未尽的心迹。

　　闻知噩耗，我一边擦着眼泪，一边开始考虑写悼念毛主席的文章。因他领导的革命取得胜利，我这样一个农民的后代，才大胆地做起文学梦；因他制定的革命文艺纲领指引，我这样一个半文盲，才有所遵循地一边补习文化知识一边苦练手中的笔，终于使好梦成真。　　我有满腹的话要诉说，可是因为一时又有说不清的种种忌讳而不能任意倾吐。也因为六神无主，在那处处充满悲哀的气氛中，可以说的话，又难以坐下身来执笔。

　　我从楼上的会议室走到防震屋里，又走到西长安街上，在电报大楼前徘徊片刻。我看不了那悲哀的行人，受不了那令人窒息的气氛，就躲到文化大院最后边，没有人影没有声音的角落，想让自己能够镇静下来。呆坐在空屋子的台阶上，坐到两腿酸麻，坐到天色黑下来。

　　我迈着沉重的脚步往防震屋走。离着很远，就听见那个美多牌的半导体收音机传送着很大又很沉重的声音。

　　女儿春水和小儿子秋川正趴在地铺上，眼睛盯着半导体，聚精会神地听着。坐在一边的妻子告诉我：“告人民书已经说完，正播治丧委员会名单，刚开始。”

　　半导体收音机里响着男播音员那一句一句的宣读声：“……宋庆龄，郭沫若，徐向前，聂荣臻，陈云……”

　　我赶忙坐在地铺上，听着那长长的一大串名字。听一个名字，在我脑子里就闪电般地反映一下。有的人我听说过，而且很耳熟。有的人我见过面。估计政治局委员那一层次的要人已然在我进到防震屋之前念过了。我是从各界人士的姓名开始听到的。这一次似乎更改了已往的惯例，基本上不分“职务地位高低”，也不按姓氏笔画为序。念了很长时间，实际上已经将近末尾，在念到两名原来从事表演艺术，而后来变成政府官员的名字之后，接着是“浩然”二字。我的心不由得一惊。

　　儿女们同时惊呼起来：

　　“嘿，念爸爸哪！”

　　“真的是爸爸！”

　　是我。我成为毛泽东主席治丧委员会二百多名委员中唯一的一名以作家身份承担这份光荣使命的人！

　　为此，我一夜没有入睡。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支歌子，我从抗日战争后期就开始跟着农村的孩子们唱。那时候父亲逝世了，母亲携带着我和姐姐，从开滦赵各庄煤矿矿区，搬迁到盘山西翼靠山小村的舅父家。我只是喜欢那支歌曲好听的音乐旋律，并不了解歌词所蕴含的意义。山村的农民世世代代以“安分守己过日子，当正经的庄稼人”为本，蔑视又惧怕政治，以“不沾官派”为律。我以这样的庄稼人为榜样，立志长大之后当个正经的庄稼人。不幸母亲也紧随父亲身后病故。有心计的母亲在世时，曾经瞒着沾染了嫖赌恶习的父亲，把变卖祖籍田产的钱，托舅父在山村购置了能让我们生存养命的房屋和土地。不料舅父暗地里将文书契约都写在他的名下，母亲死后他立即变心，狠着心肠要把我们两个孤儿赶出家门。自古以来都是“千年文书会说话”，文书上写着舅父的姓名，那土地家产就归他所有，对既成的事实，为“天经地义”的章程所保护，就是神仙下凡也无法搭救我们了！当我和姐姐就要变为露宿街头、无家可归的流浪儿的时候，解放区民主政府得到群众举报，马上派来工作人员调查核实。他们不听“文书”的假话，而听群众的真话，立即按实情判决，我得到应得的财产，我有了生活下去的保障。从此，我感激毛主席的恩德，我靠近了共产党，进而投身革命，一心无二地奋斗了三十年！

　　这三十年里，我时时梦想见到毛主席。一九五六年我从《河北日报》调到北京，国庆节参加盛大的游行队伍。经过天安门的时候，我看到城楼上检阅游行队伍的毛主席。远远地望着他满面红光，慈爱地向人们挥手致意。我激动得流下止不住的热泪。从那以后，凡是“五·一”或“十·一”的游行活动，我都不辞辛苦地争取参加，为的是看一眼毛主席。看毛主席一眼，我在文学道路上进发、攀登就能增加信心和力量。到了六十年代中期，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出版后受到社会赞扬，老作家汪曾祺要执笔把它改编成京剧现代戏。有一次，我应邀到设在虎坊桥的京剧团跟汪曾祺商谈改编事宜，完毕，一位负责同志对我说：“毛主席对京剧改革很关心，我们把你小说改好以后，请毛主席看看，他一定会很高兴。”听了这句话，我心里油然萌起一个愿望，暗自想：根据我的小说改成京戏，毛主席看了若是能喜欢，说不定能接见我，能当面说说我对他感恩的话……

　　没等我的小说改编成京戏的工作正式动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从此，我多次见到毛主席，可都是离得远远的。都是毛主席接见来自全国的红卫兵，我领队接受毛主席的接见。毛主席最后亲自主持的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我有幸当选代表，聆听了他的声音，仍然没有当面说说我的心里话。

　　没有得到跟毛主席亲近的机会，倒是担当了给毛主席治丧送终的一员，我应当感到满足而自豪。

　　第二天，即九月十日，从上午到晚间，我几乎是一气起草了三篇悼念毛主席的文章。次日起早，也就是九月十一日清晨，我遵照治丧委员会秘书处的安排，赶到人民大会堂给毛主席守灵。

　　灵堂设在东大厅，大厅用紫色丝绒大幕隔开，东半边供守灵人等候轮班休息。幕布的西半边，中间停放着透明玻璃罩着的灵床。毛主席静静地躺在那儿，仿佛在沉睡之中。他的身上盖着鲜红的共产党党旗。露在外面的上半身，穿着我们最熟悉的中山装。灵床的四周摆放着苍松翠柏，还有素雅的花圈。灵床的两边排列站立着治丧委员会的成员守灵。守灵人与灵床之间，留出一米多宽让吊唁者通行的地方。

　　按照党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公告决定，“九月十一日至九月十七日，在人民大会堂吊唁。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央党政军机关和北京市等方面的负责人、工农兵以及其他方面的群众代表参加吊唁，瞻仰遗容。……”

　　吊唁的人排成长队，进北门，进灵堂，鱼贯而行，绕灵床一周，向南出灵堂，出西门而后散去。他们的左胳膊上佩戴着自备的黑纱，胸前挂着白纸花，在哀乐声中默默地缓缓而行。待到灵床近处，几乎所有的人都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或无声淌泪，或小声抽泣，有的放声哭嚎。有的人悲痛欲绝，被左右挽住搀住，有人不顾一切地扑向灵床，被强有力地拉住，则昏倒在地……

　　我跟十几位守灵者站列一排，被这千万人同一的悲哀所震撼，也都陪着流泪。时间久了，泪水流干，两腿两臂就如同触电般抽搐。在哭泣的人流中，我认出了大寨的郭凤莲。她被人架着，哭嚎着不肯离开，几乎被人抬出灵堂。我还看到了毛主席的两个女儿李敏和李讷。她们倒能够掌握住自己，眼泪早枯竭。她们默默地站到灵床边，深深地鞠躬过后，就默默地凝视她们的父亲，片刻过后，又默默地离去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分秒时间，想多看一眼毛主席，拿我的心跟他交谈……

　　一个多小时后，我们被另一组守灵人接替下去。我们到大幕布的东边，坐在临时布置的长沙发上休息。

　　见到一些相识人，都默默点头或注目示意，然后找位子坐下，喝着茶水，润润干而苦涩的喉咙，等候下一轮再去值班守灵。

　　在我们这一队再次从灵堂撤下来，已经是午餐的时间。一张张的餐桌摆在大厅的最边沿。我找个位子坐下，接过服务员递过来的米饭碗，食而无味地吃起来。

　　这时候，人们开始小声交谈，大幕的那一边哀乐声和哭声不断传过，虽然有点距离，也只闻其声不见其形，仍然使人心情难以平静下来。

　　为了能在毛主席的身边多守一段时间，我又主动要求增加一班。因为这是我一生一世不会再有的宝贵时光。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在历史的长流中养育了众多千古不朽的英豪。诸如孔孟圣贤，秦皇汉武，以及苏武、岳飞、文天祥，直至孙中山，数不胜数。毛泽东以他伟大的思想和业绩而列入，成为天空星群中最明亮的一颗。他做出了前人未曾做出的丰功伟业，而且将随着岁月更迭越来越展现出光辉。我们能与毛泽东共同生活在一个时代里，并能成为他的忠诚追随者，感到无上的骄傲和自豪！

　　我想起山东一位名叫高亨老教授写的一首颂赞毛泽东的古词水调歌头——此时记不准字句，因而不敢贸然引用，但那优美的意境和那磅礴的气势，特别是“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眼底六洲风云，笔下有雷声”的开头，仍保留在脑海。我热血沸腾，心潮起伏，忘却自己。

　　在等候替班的空隙里，我坐在休息厅的沙发上，草拟出悼念短文《不落的太阳》。

　　隔了两天的十四日，早晨五点半就赶到人民大会堂为毛主席守灵。又隔两天的十七日下午三点，再次为毛主席守灵。不到灵堂执行治丧任务的时候，我又给《人民日报》和《人民文学》定稿、抄写了两篇悼念文章，还在文化局协助操办、主持两次追悼毛主席的座谈会。

　　十八日下午三时，治丧委员会的全体成员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前金水桥上临时搭起的台子，百万人集聚在天安门广场和更远的道路上，举行了最隆重，同时也是最令人悲痛的追悼大会。
我和治丧委员会的其他成员，站在华国锋身后，听他宣读悼词，我看看主席台下海洋一般的人群，再看看台上的各方面代表人物，最后在心里暗暗地想：国丧办完，我必须离开北京，回到农村去，回到农民群众中去，“一定要化悲痛为力量”，保住手里的笔，用好手里的笔；这是我应该走下去的路，这是我对自己的回答……

　　一九九六年七月于泥土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