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巍：东方（二）

 魏巍：东方（二）

【第三章　母亲】

　　那辆花轱辘马车赶到凤凰堡村南，已是午夜时分。村庄寂静，夜风清冷。郭祥提着两个包袱，向村里走去。不知怎的，离家愈近，心里也越发忐忑不宁。

　　按常理说，一个人最熟悉的，莫过于家乡的路。那里一个井台，一个小洼，一株小树，一条田间抄道，都从童年起刻在了他的心上，直到老死，也不会忘记。因为在那座井台上，从三四岁就跟母亲抬过水呀，在那株小树上有他抹过的鼻涕呀，在那个小洼里他摔过一个碗挨过骂呀。这些童年时代说不尽的英雄业绩和同样多的丑事，都同这些一起深藏在记忆中了。郭祥还清楚记得，在他六七岁的时候，有一天拿了一支小竹竿儿，闭紧眼睛装算命瞎子，他竟从十字街口一直走到他家的小坯屋里。可是现在他沿着村南头走了一遭儿，却不能判定哪个是自己的家门。

　　郭祥记得他的栅栏门前，有一株歪脖子柳树。母亲总是站在这株柳树下喊：“小嘎儿！回来吃饭吧。”可是现在没有栅栏门，也找不到那株歪脖子柳树。郭祥的左邻右舍，原都是一些又破又旧的小土坯房，连个院墙也没有。现在却添了好几处砖房，围着秫秸篱笆。郭祥知道这是农民翻身以后盖的，心里十分高兴。可是究竟哪个门口是自己的呢？

　　他停下脚步。忽然记起，在他的门旁边，有一个旧碌碡，他常常端着碗，蹲在上头吃饭。有一回不是还摔破一个大黑碗吗！那是小堆儿从背后冷不防给了他一家伙跌到地上摔碎的，他倒挨了大人两巴掌，还哭得怪伤心哩……他拐回头走了几步，果然发现那个旧碌碡，在地上露出个头儿，想来这里是发过大水，它淤到地里去了。

　　郭祥放下包袱，走到小黑门前，叩起门来。一连叩了几声，里边没有一点儿动静。他又喊道：“妈！我回来了。”喊了几声，听听还是没人答声。他心中疑惑，看见那边有一个墙豁口，就纵身跳了进去。走近北房一看，才看出房子没有门窗，没有房顶，屋里堆着破砖烂土，像是被烧毁的样子。院子里长满了一丛丛青草，秋虫细声鸣叫。他开门走出来，这时，月亮己经平西，像是一盏红纸糊得太厚的灯笼，挑挂在远处。郭祥心中一阵迷茫慌乱，不知道家里发生了什么变故。

　　正犹疑间，只听左邻的一扇小门呀地一声开了。从里面走出一个人来，咳嗽了一阵，问：“谁叫门咧？”郭祥走上去，见是一个肩宽背阔的老人，披着衣服，须发都斑白了。郭祥辨认着，想起他就是扛了30多年长活的许老秀。这个人是一位田园巧匠，耕作技艺，方圆三五十里驰名。他耕的地，不论地垅多长，比木匠打的墨线还直。地主雇他都要拿双倍价钱。郭祥走近去说：“大伯，我把你吵醒啦！”许老秀说：“这没有什么！同志，你是要号房吧？咱家地方宽绰，就是我跟老伴两个。”郭祥见他没认出自己来，又说：“许大伯！我是嘎子呀。”“你？你是嘎子？”许老秀凑到他脸上去看，叹息了一声，“唉，小嘎儿！你出去了这些年，也不捎个信儿，把家里人都快想疯了。”郭样忙问：“我家里的人呢？”许老秀又重重叹了口气，说：“你娘这会儿临时在村东头住着。细情等会儿说吧，我先把你领去。”说着，老秀舒上袖子，把衣裳穿好，领着郭祥向村东头走。走了没有几步，老秀忽然停住，回身拉住郭祥说：“我看还是把你大娘喊起来给你做点儿吃的。你吃过饭，天也就亮了，再到你妈那儿去。”
郭祥执意不肯，老秀也就作罢，边走边说：“小嘎儿，你可别拿老眼光看你大伯，咱家里生活可不像以前那么窄卡了。你大伯扛了几十年长活，还是光棍一条，如今总算有个家了。做点儿什么吃的也都便易。”郭祥说：“大伯，你几时结的婚哪？”老秀嘿嘿一笑说：“还不是土改以后！那年我就小60了，有人给我提亲，我想年纪这么大了，还闹这个不怕人家笑话？又一想，一辈子也没成个家，找个人总是进门来有个说话的，出去了有个看门的。这人是东庄的，比我小两岁，人身子骨不算强，有个气喘病，可是待人强，心眼不赖！”

　　说着，来到村东一个栅栏门前，老秀轻轻架开门，两个人就走了进去。老秀叩着小东屋的窗棂说：“他婶子！你家嘎子回来了！”

　　“谁呀？郭祥听出是娘的声音。

　　“我是老秀。你家小嘎儿回来了！”

　　“唉！老秀，你老诓我干什么呢？”

　　“这回可是真的！”老秀嘿嘿笑着对郭祥说，“你看，你娘还说我诓她呢！”

　　“妈！是我回来了。”郭祥忙接上说。

　　只听屋里一声唏嘘，一阵响动，什么东西乓地一声跌在地上。门开了，母亲穿着一个破蓝褂子，掩着怀走出来，在门坎上绊了一下。月色底下，郭祥看见母亲老了，鬓发白了。

　　老秀笑着说：“他婶子，你看是诓你的不是！”

　　母亲走到郭祥身边，从上到下打量着他，围着他转了两三个磨磨儿，又扳过他的脸凑近看看，看着，看着，一头扎在郭祥怀里啜泣起来。郭祥鼻子酸酸地强忍住自己的眼泪。

　　“他婶子别哭了。”老秀立刻劝慰地说，“儿子多年不家来，家来了，这是大喜，你光哭反叫他心里难过。”

　　母亲拾起衣襟，擦擦眼，收住了眼泪。

　　老秀又劝嘎子早点儿安歇，说过回家去了。

　　娘儿俩进得房来，黑洞洞的。母亲在地上摸索了许久，原来刚才把灯碰落到地上去了。母亲拾起灯点上，又添了些油，从头上拔下一根针，把灯拨亮。郭祥记得，这还是多年前那盏破旧的铁灯。

　　母亲忙着到院里抱柴禾准备做饭。郭祥把东西放在炕上，一看这座小东屋十分破陋。坑上只有一床粗布被褥。一个迎门橱，烟熏火燎成了黑色，还断了一条腿用砖头支着。外间屋有几个盆盆罐罐，一个郭祥幼年坐过的小板凳。郭祥心里疑惑，不知为什么经过土改，家里头还是这样。父亲也不见了，郭祥心头沉重，已经有了不祥的预感。

　　母亲抱了一抱烂豆秸，坐在灶前点着了火。郭祥抢过去烧火，母亲不让，她说：“孩子，你歇歇吧。你在外头这么多年，风里雨里，马不停蹄，不知道吃了多少苦呵！”

　　“在外头不苦。有吃有穿，同志们在一块儿可乐和哩！”郭祥安慰妈说。

　　“唉，别哄妈了，八路军吃的那苦你当我不知道？”

　　这时郭祥忍不住问：“妈，我爹哪儿去了？”

　　这一问不要紧，母亲的泪，扑簌簌地迎着灶门口，像一串水珠似地滚落下来。

　　“你再见不上你爹了……”母亲擦了擦泪，极力克制着悲痛，接下去说，“自从你走后，因为一只死鹰，你爹让人硬逼着披麻戴孝，回来就病了半年，没有起炕。那场花费，把咱家的三亩地一指甲没剩通折卖给谢家了。就这么人家还说不够，还要你爹给他家做活顶账。我打死你家的鹰，我赔你鹰，为什么就不依呢？还是你杨家大妈眼尖，人家是故意杀鸡给猴看，好显显他谢家的威风势派，叫穷老百姓乖乖听他的！从那时候起，家里没吃没喝，妈就藏起个破瓢，本村张不开口，就到外村讨饭。要回点稠的，就热一点给你爹吃……孩子，我早知道你在梅花渡藏着，我没有给你捎信，一来怕走漏了风声，二来怕你知道了心里难过。妈只要受得了忍得住，就不能让你知道……

　　“你爹病好了些，谢家就找他去做活顶账，一个钱不拿。直到八路军过来，减租减息，这才算喘了口气。你爹就扛了板凳磨石，到各村去给人家磨个刀子剪子，挣点钱餬口。赶日本‘五一扫荡’，冀中地区变质，谢家就当了汉奸。谢香斋当了大乡长，谢家骧当上了警备队，威风更大了。修炮楼，修公路，派款派伕，不到一年，就要了20多顷地，比原先的地多多啦。这一带村子，差不多都成了谢家的地了。那时候，家家没吃的，吃麦苗、树皮，谢香斋穿着长袍，戴着礼帽，拿着文明棍，在这街上一摇二晃，还跟穷人说：‘我这肚子不盛粮食子儿，净酒净肉！’隔了两年，八路的势力又壮起来，攻据点，拿炮楼，这帮兔子王八才夹着尾巴跑到县城里去了。可是日本一投降，国民党一来，谢香斋又升了县长，谢家骧又当了什么剿共队长，还是不断出来‘扫荡’……”

　　“妈，那时候我们开到西边打顽固军去了。”郭祥说，“直到张家口撤退，我们才返回来。有好几回离家只有十几里路，想回来看看你，也没有时间。”

　　“那没有什么，孩子，也就从你们大部队过来，妈才算出了口气。你们来了个‘一锅端’，县城打开了，把谢香斋也拿住了，就是不小心，让谢家骧这小子蒙混过去跑了。这时候，咱这里正闹土改，闹翻身，群众就把谢香斋要回来处治。那天诉苦大会，到了好几千人。谢香斋绑着两只手，耷拉着头，这会儿他可不威风了。你杨家大妈头一个跑到台上，一边哭，一边说，全场几千人没有不掉泪的。说到痛处，你大妈刷地把怀解开，大家看到她那胸脯紫乌乌的，奶都抽抽得看不见了。大妈指着怀说：‘谢香斋，这是你用大把香烧的不是？’谢香斋说：‘是。’大妈又说：‘这是你用红烙铁烙的不是？’谢香斋低声说：‘是。’大妈上去两个嘴巴子，说：‘谢香斋！我扒了你的皮，也不能解恨！’群众一齐喊：‘打死他！！！’‘打死他！！！’你爹这个老实头儿，窝囊了一辈子，从来不敢在人多的地方讲话，这回也上台去了。提起修鹰坟这事，说不上三句，一口气没土来就昏倒了。你杨家大妈大声对大家说：‘乡亲们！这鹰坟是谢香斋看着修的，今天得让他看着我们把它平了。他修这坟，不光是欺负老绵，是杀鸡给猴看，是镇压咱们贫农！是叫咱们贫农看的！今天我们不平了它，就不算翻身。’群众吼吼着：‘平了它！！！’‘平了它！！！’人们回去拿了铁锹，推着谢香斋，可街筒子朝鹰坟那里涌。孩子，那鹰坟就在咱村西不远，平时妈出来进去都绕着走，为的是一见它，就气得浑身打战。妈在人堆里挤着，涌着，就是掐不死他，也得咬他两口。等妈挤上去，坟也平了，那畜类也叫大伙打死了。妈砸了他两砖头，想起过去的事，想起你，总觉得没有出了这口恶气。妈坐在那里，哭了好大一阵……”

　　“妈，”郭祥说，“这些情况，我在外头也陆陆续续听人说过；就是我爹的事，人们都瞒着我。我爹到底是怎么死的？”

　　“他死得好惨哪！”母亲又落下泪来，沉了半晌才接下去。“土改时候，村里看咱家是赤贫户，分给了咱家九亩好地，一头黑母牛，谢家的三间东房。还有一个小箱子，一个大红立柜。你爹再一也不用背着磨石板凳东村串西村了。你妈17过门，什么时候见他，都是耷拉着头，哭丧着脸，这会儿也有了笑模样儿。人也爱干净了。有时候还帮我扫扫地，抹抹桌子。有事没事，都到地里转几遭儿。那条大黑母牛，成了他的心尖子，我说给它搭个牛棚，他老是牵到屋里，怕把它丢了。在谢家东屋里住了几天，想起以前受屈的事，还是心里不痛快，你爹跟我商量了一下，就把东屋拆了，在咱老庄户那里翻盖了三间铁桶似的北屋。使咱那旧房的土坯也修了个院墙。那工夫，你爹贪早恋黑，丢下这就是那，一天价忙个没完没了。我怕他累病了，他总说：‘干这么一点儿活，哪就累着了？”那年收成也好，咱家里就有了存粮，还添了好几床被窝。妈从来没过过这种舒心日子。

　　“那时候，别的县城解放了，可是新城县还没解放。你知道，这县城四面是水，铁杆汉奸王凤岗，就凭仗着这个地势跟咱作对。谢家骧又逃到这里，成立了还乡团。等野战军走远了，就瞅空儿出来烧杀。有一大早起，咱们这大黑母牛快下小牛了，你爹找了一只旧鞋正忙着准备，外面嚷嚷着敌人来了。我们跟村里人就慌慌促促往村南跑，在野地里藏了起来。你爹老惦着那个母牛，急得什么似的。天晌午错了，远远看着敌人往西走了。你爹提着那只旧鞋就要家走。你杨家大妈拽住了他，说谢家小子心毒手黑，诡计也多，不知道玩什么把戏，还是等等再说。他听也不听。我上去拦他，他一甩手：‘把小牛糟蹋了，你就乐意了！’说过，就往村里走、果然呆了不到一顿饭工夫，敌人就卷回来，村里就响起枪，起了火。我知道事情坏了。等下晚我们回到村里，看见咱家和几户贫农家的房都点着了，你爹给人家弄了个开膛破肚，把心肝挂在树上，鲜血泼了一地，树身上还贴了一个条子：‘郭老绵，请你翻身去吧！’……孩子，这就是那个谢家小子干的……”
母亲哽咽着说不下去，伏在那满是尘土的风箱上，呼哒呼哒的风箱声也停住了。

　　“那谢家小子现在在什么地方？”郭祥问。

　　“听街上人说，咱们解放天津把他拿住了。他就装成当兵的，补在咱们部队里，不久就跑掉了。有人说他逃到了台湾……”

　　‘他家还有什么人？”郭祥又问。

　　“他娘那个刁婆子还在村里，谢清斋的老婆死了，他们就在一起不清不白地混过。谢清斋的小子谢家骥，听说在北京上大学，家里还有个侄女叫俊色……”

　　“谢清斋那坏蛋，为什么不处理他？”　　“他这人和他哥不一样，是表面好，内里坏。他哥是见穷人一说话三瞪眼；他是见穷人又说又笑，还打个哈哈。听说那修鹰坟的事，就是他出的主意……他这一两年，在村里装得很老实。出门请假，回来汇报，屁大一点儿事，也故意到干部那儿请示。可是自朝鲜打起来，腰板又挺起来了。”

　　“他有什么表现？”郭祥警惕地问。

　　“什么表现？走在街上步子慢慢的，脖子梗着，见人阴阳怪气地笑。对，过去他从不看咱们的报，这几个月专门订了一份报，钻在家里看。他暗地里说：‘朝鲜打成了血胡同了，世界大战就要爆发了，美国人说话就要过来了。’昨儿后晌，他还到咱家来，把咱那个小红箱子拿回去了。”　

　　“什么？”郭祥惊讶地问，“什么红箱子？”

　　“就是土改咱分他家的那个小红箱子，不大，上头描着金花儿。这是房子着火时候你金丝嫂给我抢出来的。那谢清斋一进门就瞅住它说：‘嫂子！这小红箱子我看放到你这儿也没用，你看落的这土！都快变成土疙瘩了。我拿回去擦擦，给你侄女盛几件衣服。’说着，就端起要走。我说：‘那可不行，这是俺家分的。’他边说边走：‘什么分不分的。嫂子，如今这世界可是不平和，这脑瓜儿还说不定是自己的不是自己的咧！’说着就把小红箱子抱走了。”

　　“他这叫夺取胜利果实！”郭祥愤愤地说，“你跟村里反映了没有？”

　　“我还没讲哩。”

　　“我明天找他。”

　　“你可别打人！”母亲警告他说，“你杨家大妈，是党里支委，你有事先跟她商量商量再办。”

　　“妈，你别把我当小孩看了。”

　　锅开了。母亲在一个瓦罐里摸了半响，只摸出一个鸡蛋。她叹了口气：“你看我这记性！昨儿晌午我才把小半罐鸡蛋换成盐了。多年不回来，想叫你吃个荷包蛋也吃不成。”

　　郭祥见母亲又有些难过，忙说：“妈，把它冲了喝吧，我喜欢冲的！”　

　　母亲把那个鸡蛋打了，冲了满满一碗端过来。

　　郭祥从包里取出两封点心，解开了一封，捡了一块枣泥月饼递给母亲。母亲老是瞅着，半晌没有吃。

　　“妈，你吃吧。”

　　母亲轻轻咬了一小口，像寻思着什么，说：“小嘎儿，我问你个事儿。”

　　“嗯。”郭祥端着碗应了一声。

　　“这以后还要打仗吗？”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

　　“只要有敌人，就会要打仗。”

　　“美国人真的会过来吗？”

　　“过不来！他们让朝鲜人民军快赶下海去了。”

　　母亲松了口气：“什么时候世界上没有这些畜类就好了。”

　　母子分别多年，话是说不尽的。等郭祥睡下的时候，满村鸡鸣，天已经亮了。

　　【第四章　大妈】

　　郭祥匆匆吃了一早饭，准备去瞧杨家大妈。

　　他没有见杨家大妈也有许多年了。这是他心目中最亲近最钦敬的人物之一。自郭祥记事起，两家就是近邻。他常常领着大妈的小女儿小雪去拾柴禾，挖野菜，有时候就在杨家吃饭。他淘了气，大妈就把他偷偷地用笸箩扣起来，使他免去父亲的追打。这一切，都记得是多么地清楚呀。郭祥在大清河南敌人的堡垒丛中活动的时候，就听说过大清河北有一位赫赫有名的杨大妈。游击战士们传颂着这样的歌谣：　　杨树飘洒洒，
大妈赛亲妈。
只要找见她，
就是到了家。
饿了有吃喝，
负伤有办法，
安安生生睡一觉，
临走还送我烟叶一大把。　　在那敌人的炮楼星罗棋布、汽车路密如蛛网的地带，有吃有喝也就很不容易，竟然负了伤还有办法，还能安安生生地睡上一觉，这是多么难得的一个去处呵。无怪这歌声这么动听地唱到了大清河南。人们还说，这大妈是“革命的五大员”：第一，她是炊事员。在她家里抗战人员来往不断，她家的灶火，每天要烧十几顿饭。只要你是抗日战士，有饭蹲下就吃。第二，她又是护理员。在她家的地道里，护理着轻重伤员。机会赶巧，你还能尝到她从集上买来的新下来的葡萄。第三，她又是情报员和侦察员。她有时扮作讨饭老婆，着破竹篮，拄着枣木棍，出没在敌人的炮楼附近；有时穿得干干净净，提着红包袱，到敌人占踞的县城，去跟内线关系接头。　　最后，她还像个指挥员。在那敌情紧张的深夜，窗上遮着被子，门外站着哨兵，她和那些游击队长、政治委员、县委书记聚在一盏昏黄的灯光下，共看着一张地图。她披着衣服坐在炕上，听他们交流情况，分析敌情。她身向前倾，头微微低着，严肃地沉思。然后就毫不自卑地拿出自己的意见，就好像在讨论她的家事。她那特殊的细心、机敏与果断，和她那从游击队长们不知不觉学来的干脆、果决的手势，都流露着指挥员英武的格调。那些领导人也尊敬地喊她大妈，跟她交谈，跟她辩论，也不知不觉地把她看做自己中间的一个。听说巧袭小李村炮楼，就是采纳了她的主意。因此人们又把她的家称做“两部一站”，既是后勤部，又是司令部，还是情报站。它是党和游击队领导人的聚散地，是大清河北一个小小的抗战中心。

　　郭祥也像其他战士一样爱她，钦敬她，也爱唱“杨树飘洒洒”这支歌。但她活动在大清河南，属另一个分区，没有见到过她，更不知道她就是自己幼年的伙伴小雪的母亲。他也没想到，这位普普通通的近邻，成长得这样快，这样英雄出众。后来，因为杨大妈的名字太红，别说是自己人，就是炮楼上的伪军也给她取了一个外号，管她叫“老八路”。杨大妈从此就成为敌人指名捉拿的对象。尤其是谢家父子，吃了她许多苦头，有好几次几乎被八路军捉住，也就对她更加仇恨，三天两头来找寻她。这时在伪军中还流传着一句口号，叫做“捉住杨大妈，金票有得花”。敌人对她的头，宣布了十万元“老头票”的悬赏，另外还要官升三级。这不但没有把大妈吓住，反倒更鼓起了她那战斗豪情。　　她常常拍拍自己的脑瓜儿，对战士们玩笑地说：“小伙子们！你们可要好好保护你大妈的这个宝贝，我可没想到它这么值钱！”由于村里群众对她的掩护，再加上她机敏过人，她在这家和那家躲闪着，敌人捉她多次，她都机智脱险。随着环境的险恶，斗争的残酷，一些人叛变投敌。这些人吃过她的饭，睡过她的炕，知道她家隐蔽的地道口，给了她最大的威胁。她在家呆不住了。她的丈夫和两个孩子就转移到外村亲威家里。她从这时起，就行进在游击队的行列中。她和战士们一起风餐露宿，给战士缝缝补补，她不像民，又不像兵，老百姓都很诧异行列里的这位中年妇女。也就是从这时，当这支游击队转移到大清河南的时候，郭祥偶然遇见过她，才知道原来她就是那赫赫有名的大妈……　　抗日战争末期，在某地的英模大会上，杨大妈被誉为“子弟兵的母亲”。不久，她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进犯，大妈就把她的女儿杨雪送到部队，让她参加了这一场新的斗争……　　郭祥要去看望的，就是这样一位英雄的母亲。　　他一边帮母亲刷锅洗碗，一边问母亲：“大妈现在住在哪儿？”　　“一说你保准知道，就是你闹事的那个地方。”母亲带着笑嘲弄地说。　　郭祥一听，就知道说的是谢家。他羞愧地笑了一笑，故意装糊涂说：“我知道你说的是哪儿呀，我闹的事多啦。”说着就跨出门去。母亲觉着儿子回来什么也没有吃上，怪委屈的，就揭开炕席拿了几个钱上集去了。　　郭祥缓步穿过小胡同，向村里正街走去。这凤凰堡原有四条小街，像一个方方正正的“井”字。“井”字中心，就是原来谢家小城墙式的大院。挨着大院是一些相形见绌的中农房舍，散在村边的就是贫农们又低又矮的土屋了。如今经过十几年激烈的社会变动，已经有了很大改变。村四外起了不少新房，因为盖得错错落落，杂乱无章，使郭祥绕了不少弯儿，才走上正街。那村中心的花垛口高墙，已经消逝得无影无踪，好像它根本没有存在过一样。只有从那两个被推倒的石狮子，才可以辨认出原来谢家的大门。　　郭祥不由想到，当他幼年走过这里的时候，总是觉得阴森森的，心老是一阵阵地发紧，连脚步走得都不自在。尤其走过这个门口，得时时提防着那几只大黑狗冷古丁地蹿出来。连那两头石狮子，也觉得像是活的那样可怕。现在呢，那个门脸已经改换了样子，整个地被牵牛花爬严了，一眼望去，红澄澄的，总有好几百朵。牵牛的阴凉下，挂着“凤凰堡小学校”白底红字的牌子，从里面传出了孩子们整齐悦耳的读书声。这书声，带着十足的奶腔味，被秋风吹得一时高一时低，显得这乡村更加宁静、安详和可爱了。　　郭祥知道，小学校占的就是谢家的第一套院，后面第二套院，就是现在杨大妈住的地方。那里新开了一个侧门，郭祥走进去，一眼就看见正房那高高的石阶，下面是青砖铺地，一点不错，正是多年前父亲领着他磕头赔礼的去处。谢家婆娘和谢家小子站在石阶上那一副带搭不理的样子，那尖刻讥讽的笑，一下出现在眼前，头轰地一下子像着了火似的。他定了定神，极力让自已平静下来。　　他打量了一下这个院子，像是住了四家人。由于换了新的主人，那种阴森森的气氛没有了，现出一派农家风味。家家房檐下都垂着一嘟噜一嘟噜半干的红辣椒，地上晒满了一片一片的茄子干，院子里还系着好几根绳子，上面搭满了小白菜。东屋窗前有一个遮荫的南瓜架，垂着三四个金红色的大瓜，还挂着两个青秫秸莛儿扎的蝈蝈笼子。西房根种了一小片花，有三两棵鸡冠花，两棵很高的西番莲，一棵紫的，一棵白的，几个小盘盘似的花朵，都快要碰到窗格子上去了。　　院子寂静无人。屋门虚掩着。人们大概都下地去了。郭祥正回身要走，忽听璞啦啦一阵响动，原来在南瓜架后面的墙拐角里，有一个十四五岁的半大小子，背朝外，光着膀子，穿着小裤衩儿，正蹲在那儿聚精会神地摆弄什么。郭祥问：“大妈在这儿住吗？”　　“嗯。”那小子头也不抬地说。　　“她在家吗？”　　“地里去了，你到地里去找她吧。”他还是不动身，一个劲地摆弄他的。　　郭祥走近一看，原来这小子正抱着小白鸽子给它装鸽哨呢。他的肩膀上还站着一只小红嘴鸽子，歪着脑袋看人。他老是装不好，累得小圆脸上都是汗。郭祥看那眉眼，很像大妈，也很像小雪。就拍了他一把，问：“你叫什么？”　　“我叫大乱。”他这才抬起头来，一双调皮的眼睛巴眨巴眨的，“你是县武装部的吧？有小刀不？掏出来我使使！”说着就伸出手来，要到郭祥的口袋里去摸。郭祥摸出小刀微笑着递给他，他一面修理鸽哨，一面说：“那里还有两只。”他顺手朝西房檐一指，那里悬着一只精巧的小木笼，“一只‘大鼻子’，一只‘莱花’，要是抱出蛋来，我把‘大鼻子’送给你。”　　“现在送给我行不？”郭祥装作认真的样子。　　“现在——”他翻了翻眼，“那得有条件！”　　只听门外说：“什么条件？你个小兔崽子！”　　郭祥还没来得及分辨是谁，大乱把鸽子一扔，抓起草筐就溜。郭样回头一看，进来的正是大妈，她拿着一把镰，背着一大筐满是露水的青草，两只脚也是湿漉漉的。她披着一件不知道是谁留下的十分破旧的棉军衣，看来她很早就到地里去了。　　“大妈！”郭祥欢快地叫了一声。　　大妈也一眼就看准了他：“没错，你是嘎子！”她说着，放下草筐，快步走过来。　　郭祥看到，她的面容虽然比以前见老，但是步伐还是那样敏快，眼睛还是那般清亮，流露着坚定和机警，丝毫没有减失游击战争年代赋予她的光芒。　　郭祥迎了上去，大妈用两只手捧着郭祥的脸，仔细地看了看，竭力地控制着自己的感情。她把手一甩：“孩子，屋里坐吧！”她走到屋门口，又扭过脸指着大乱说：“烧你一回！告你爹，叫他马上到集上去，就说嘎子回来了，晌午要吃茴香馅饺子。快去！”　　大乱卖了一个鬼脸，一蹦两跳地去了。　　大妈把郭祥扯进了西屋。郭祥看这屋子宽敞明亮。里间屋一铺大炕，也扫得十分下净。迎着炕贴了一幅毛主席像。只是屋子里的东西很少，不仅没有箱柜，连个迎门橱也没有，只有一张旧八仙桌子，一条长凳，显得异常空落。　　“脱鞋，上炕！”大妈催促着说。　　郭祥在炕上坐定，大妈不一时就烧开了水，又在灶里烧了几个红枣，将灰吹去，泡了两碗红酽酽的枣茶端上来。　　随后，她也上了炕，把烟笸箩放在两个人中间。她抽旱烟袋，郭祥就卷大喇叭筒。　　郭祥说：“大妈，你这几年生活还是很困难吧？”　　“不算困难！”大妈说，“吃的有了，差一两个月的，吃点菜也能对付过去。”　　“你这家具，我看怎么比以前还少呵？”　　“家具？”大妈哈哈一笑，“连一块破铺衬，连你大妹子小时候的尿席子，都叫敌人烧净了。他们对我不客气，我对他们也不客气。双方一样！”她仰起脸看看房顶，说：“就是这房没烧，他们还想着回来住哩！实在说，孩子，我真不愿住在这肮脏地方！以前把我卖到这家当使唤丫头，我受的是什么罪？你没见过，也听说过。你想，我住在这儿，想起来能不难过？可是我还要住！穷人不敢住，我就要领着头住。我要让他们看看，到底是谁把谁打倒了！他们一天价喊打倒共产党，叫他们看看共产党倒了没有！”　　“对！就是要让他们看看。”郭祥猛力吸着大喇叭筒说，“不过你的身体还要注意，我看不抵以前了。”　　“没啥。”大妈挺了挺腰板，“我腿脚行，眼也挺好使。去年听说一个同志要结婚，我还扎了对绣花枕头给他寄了去。就是钻地道、睡高粱地多了，落下了个腰疼病，瞧了几次，白花了钱，也没治好。我看一下半下不碍。”　　“孩子，”大妈又拧了一锅烟点着，向郭祥身边移了移，缓缓也说，“说实在的，这穷，这苦，这病，都不算什么。就是有一件事叫我心里难过……”　　郭祥见她眼圈发红，就听她说下去：“穷算什么！你大妈原先比谁不穷？苦，你大妈比谁不苦？病，这又算什么！残酷时候，敌人三天两头来抓，不知什么时候活，什么时候死。这统统不算一回事。孩子，只有一点儿我受不了，我就是离不开八路。从事变以后，我那穷家，哪一天断过八路军呢？人来人往，不是干部，就是战士，不是大队，就是小队，弄得我没有时间渣儿，累得我站都站不住，只要同志们吃上喝上，我就心里痛快。可是猛古丁地都开走了，不知道开到什么地方去了。我睁睁眼，看不到一个穿军装的，你说这是怎么个滋味？我心里空落得像是没有个抓挠头似的。夜里睡不着觉，我就一个一个挨个儿想你们。你们的模样儿，家乡住处，脾气秉性，谁我也没有忘。可你们连个信都不给我打一封来……”　　大妈滴下了眼泪。　　“不能这么说，大妈，”郭祥说，“同志们都没有忘记你。”　　“去吧，”大妈擤擤鼻涕，“那为什么不来个信？”　　“大家忙呀！”　　“忙？我问你：你们拉屎不？尿尿不？”

　　郭祥笑了。

　　“兔崽子，你别笑。”大妈把烟锅乓地一磕，“你回答我的问题！”

　　郭祥笑着说：“就是再忙，还能不拉屎尿尿！”

　　“着哇！”大妈说，“你们就用拉尿尿尿的工夫，也能给我写几个字嘛！”

　　大妈说着生起气来，把烟袋一放，两手向外推着郭祥：“去去去！”

　　“你不要，我还不走哩！”郭祥缩缩脖，装个丑样儿。

　　“不走，我就揍！”

　　“来吧，我代表大伙挨揍！这是光荣的。”郭祥说着，把头伸给大妈，“我看你还是舍不得吧！”

　　大妈璞哧一声带着泪花笑了。

　　郭祥接着装了一锅烟递给她，大妈盘着腿抽着，心平气和了许多。她问：“南蛮子现在怎么样了？”

　　“哪个南蛮子？”

　　大妈跳下炕，把墙上挂着的一个装相片的镜框摘下来。用袖子轻轻擦了擦土，递给郭祥，指着其中一个说：“就是他！”

　　“咳，我道是谁，原来是我们邓团长。”郭祥说，“他去年打兰州负了点儿轻伤，还在医院里休养呢。”

　　“我不信。”大妈说，“要是负了点儿轻伤，他会一直住在医院里？”

　　“确实，伤不太重。”郭祥带着笑安慰说，“现在快好了。”

　　“怪不得他不来信。”大妈又是怜惜又是赞叹地说，“这个人革命可真叫坚决。一打仗就往前冲，当了团长还是那股劲。他那爱人还是我介绍的哩！现在两口子过得怎么样？”

　　“很好。生了个白胖小子，听说有十来磅重。”

　　大妈笑起来，小烟锅子在坑沿上磕得乓乓的响。

　　郭祥看到，在这个四四方方的红枣木镜框里，挤满了军人照片。其中有他现在的团政委周仆，他现在的营长陆希荣，还有许多他不认识的人。这些人大都穿着当年的粗布军衣，也有的是农民打扮，手巾包着头，腰里束着皮带，皮带上掖着盒子。一个个面容清瘦，但精神奋发，姿态英武，充满了游击战争年代的风采。大妈对这些人一一问了一遍。可惜有许多人，郭祥不认识，未免使大妈感到遗憾。

　　她小心地把镜框挂在墙上，坐下来，轻轻叹了口气：“小迷糊不知道哪儿去了，连个相片也没有他的。”

　　“哪个小迷糊？”郭祥问。

　　“你不准知道。”大妈摇摇头忧郁地说，“他年纪太小。他爹妈都叫日本用刺刀挑了，11岁就参加了咱们军队。人猴瘦猴瘦，走也走不动，部队就把他托给了我。晚上不喊醒他，就给你尿一大炕。就那还非跟我钻一个被窝不行。天气热了，我说：‘小子，这么热你还要跟我钻一个被窝？’你猜他说啥？他说：‘妈，那咱俩就伙盖一个被单儿吧！’自他一来，大乱不能跟我睡一个被窝了，觉得吃不开了，就时常跟他打架，还说：‘这是我亲妈，你算哪里的野小子！’小迷糊就哭了。我说：‘小子，什么是亲的后的？你再长两年，好好抗日，你就是亲的;他不好好抗日，调皮捣蛋，我就把他轰出去。’小迷糊就笑了，说：‘妈，我一定好好抗日。’这小子其实也不迷糊，也知道待我亲。他见到别人乱使我的烟袋，就用小刀刻上记号，专让我使。他一直在咱家呆了半年，后来部队又把他领走了。我真不愿让他走，弄得我哭了好大一阵。这多年，我老打听，谁也不知道他在哪儿。有时候做梦，还梦见他给我捅烟锅子呢……”

　　这时，只听屋门“哐啷”一声，大乱跳着走了进来。“报告！任务完成。”他故意装作军人的样子，在炕沿下打着立正，嗓音洪亮地叫。

　　“你看他那怪样儿！”大妈用烟袋冲他一指。

　　“我瞧瞧你的钢笔！”大乱说话就爬上了炕，扳住郭样的脖子。

　　“下来！”大妈威严地晃晃烟袋杆儿。大乱手疾眼快，把钢笔抢到手里，拔开笔帽，在指甲盖上画起来了。

　　“你瞧见没有？”大妈指着大乱对郭祥说，“从小就是这样。不管是司令员，政委，一下就爬到人家脖子上。不是捅这，就是捅那。以前是让机枪班给他做弹弓，以后就死求白赖地要子弹壳，换底火，翻造子弹，打枪，瞄准；你们都野战走了，这又玩鸽子。你瞧瞧他那脸蛋上是什么？”

　　郭祥这才注意到，大乱的左眉梢上有一个小小的窝窝儿。

　　“那就是他跟人家玩弹弓英勇负伤的地方！”大娘嘲弄地说。

　　大乱翻翻一双猫眼：“我的好处你干吗不说？”

　　“你有什么好处？”大妈说，“你不过就是给八路送了两回信！还差点儿出了大事。你有你姐姐去的多吗？小雪又给我送信，又在门口给我放哨，一站就是半夜，一次亏都没吃过。叫你放哨，你净打磕睡！还自己吹，‘我要当通讯员，准是个好通讯员！’……”

　　“我不是把信团成蛋儿吃了吗？我又没暴露军事秘密！”大乱梗着脖子。

　　“我问你，”大妈又用烟袋指指，“今天你嘎子哥来，你这个好通讯员干吗不到地里喊我？”

　　“他也没对我说他是嘎子哥！”

　　大妈用手一指：“你听听！这小兔崽子嘴有多巧！”

　　“八路军可不许骂人！”大乱把头一歪，“你还吹自己是老八路呢，你让嘎子哥听听！”

　　“得，得，”郭祥笑着说，“你别喊我嘎子哥了，我看你小子比我小时候还嘎！”

　　“这都是八路军惯的。”大妈说，“我一打他，他们就拦住我，就把他惯到天上去了。你瞧着，我迟早要把你送到军队里去，叫八路军来管管你！”

　　“去就去。”大乱说，“我也不怕打仗！”

　　“老东西来了。”大妈说着欠身下炕。

　　郭祥静听，才听出“踢——啦”“踢——啦”的脚步声。就从这脚步声，也可听出这是那种性格缓慢但却扎实的人。郭祥真佩服大妈分辨风吹草动的好耳力。这也是游击战争年代养成的。

　　老杨大伯进来了。手里提着沉甸甸的一大块猪肉，怀里抱着一大捆小茴香菜。他向郭祥嘿嘿一笑，没有说出什么，手里的东西，一时也不知道放在哪儿好。

　　大妈接过东西，就皱了眉。她把小茴香捆一拨开，对杨大伯说：“你瞧瞧，这准不是今儿早起割的，一辈子想叫你办个漂亮事也难。”大妈把茴香择了择，哗啦提了一瓢水，动手洗菜。又对大乱说：“去！磨磨刀。”

　　杨大伯不反驳，也不言声。从腰里摸出一盒“大婴孩”香烟，撕开个小口，抽了一支，抖抖索索地递到郭祥手里。然后佝偻着腰坐在炕沿上，从腰里解下旱烟袋，装了一锅，用胳膊夹住，打起了火镰。显见这盒烟，是他特意为郭祥买的。

　　这杨大伯比大妈大十五六岁，已经60开外；郭祥看他那被烈日烤晒了一生的皮肤，还是红刚刚的，显得异常坚实。他的容貌和举止，都流露出朴实和善良。

　　大妈剁着肉馅指责地说：“嘎子多年不回来，你就找不着一句话？真是三锥子扎不出血来！跟你一辈子，没有把我屈死！……”

　　大伯还是不响，看来他听这话有多少遍了。

　　“我这个家，数这个脑瓜儿落后！”大妈又说。

　　“我，我怎么落后？”大伯开言了：“嘎子说，你闺女也人党了，现在除了大乱，全家都是党员，就你一个挂翅膀的！”

　　“那，那是你们支部不讨论我。”大伯说，“你凭心说，革命工作我少做了不？”

　　“没少做！”大乱正在那儿烧火，插进来说，“黑间开门，领道儿，号房，领柴禾，领米，全是我爹。下大雪，牵着牛，尾巴上吊着扫帚，给八路军扫脚印，也是我爹。领着八路突围，摔得他乓地一个跤，乓地一个跤。八路来了，我爹就起来开门儿，回来往墙角里一蹲；我妈炕都不下，盘着腿一坐，衣裳一披，净动嘴儿，和人讨论讨论，像个司令员似的……”

　　大伯脸上露出笑容，看了看郭祥。

　　“烧你的火！”大妈斥责着，又面向大伯，“可你怎么不申请呢？”

　　“我不申请！”大伯说，“你有眼就看。”说过，他把烟锅乓地一磕。

　　“大伯，我给你写申请书！”郭祥把袖子一挽。

　　“不，不，”大伯连忙摇摇手，“侄子，你不知道，我60多岁的人啦，递上去，支部一讨论不准，我脸上挂不住！”

　　“你条件也不够！”大妈说。

　　大伯欠欠身子：“我怎么不够？”

“凭你说这活就不够。”大妈一只手从面盆里伸出来，指着他，“那年，敌人把房子烧了，你说的什么？你说：‘看你住到哪儿？八路不管你了吧！’你不给我消愁，还给我添腻味，散布坏影响！我问你，你说了没说？”

　　“我，我，”大伯脸霎地红了，舌头打着结，“那是我的错误，影响是不太好。”

　　大妈像少女一般地好胜，乘机警告说：“你听着！往后我们家一个落后的不要。”

　　“我看你也有点儿那个……”大伯还嘴，声音低低的。

　　“有点儿什么？”

　　“骄傲。”

　　“嫌骄傲，咱打离婚！”

　　“离就离吧，老用这话压我！”

　　“你别光欺负人哪，大妈。”郭祥笑得嘎嘎的。

　　“你不知道，小嘎儿。”大妈说，“按理，你是下辈儿，这话我不当讲。我这人说话就不管他上级下级，长辈晚辈。你想想，我十六七过的门，我花枝儿似的，他比我大十五六岁，要不是谢家那王八蛋，我怎么会落到这步！你说我心里屈不屈？”大妈的声调里带出了伤感，这是平时很少听到的。

　　郭祥从小就听说，大妈原先是谢家的使唤丫头，至于怎么嫁给大伯的，却不知细情。原来这也是凤凰堡的一段血泪故事。大妈是附近孙家庄人，也是谢家的一个佃户。有一年大旱，颗粒不收，大妈的父亲交不上租子，出于无奈，就将女儿以工顶债，这样到了谢家。大妈那年才十二三岁，每天挨打受气，自不用说。等到大妈长到十五六岁，由于人品出众，那谢香斋就生了歹心，要纳她傲小。这大妈是宁折不弯的性子，哪肯答应，就在一天深夜只身出走，逃到一个亲戚家里。谁知第二天，就被谢家捉回。那谢香斋心毒手黑，狠狠地骂：“我娶你不成，也得把你毁了。”就找了三五个打手，将大妈的上衣剥去，由两个大汉扭住她的两个膀子，其余的点起成捆的香，伸到她怀里熏她、烤她、烧她，将她治得死去活来，整个胸脯都烧烂了。大妈的父亲听到此事，痛不欲生，就托人说情，情愿还清欠债，将女儿赎回。但是这个穷得当当响的贫农，衣食尚且无着，到哪里去找这笔款子呢？就放出话说，谁替他还了这笔账，就将女儿嫁他。这时杨大伯正在谢家扛活，己经30多了，还没成家。亲戚邻友就撺掇他说：“老杨，你看这姑娘怪可怜的，你不如收留了她，大家帮补你一些，你再摘借摘借，也将就着把事办了。”杨大伯好容易将钱凑够，这才把大妈领到自己家里。大妈虽然逃脱虎口，但一看男人比自己大十五六岁，自不免有委屈之感。刚才大妈说的，就是这段心酸的往事。

　　她一边揉面，一面继续说：“那时候，我真想跟他离婚，可是别说离婚，连离婚这个名词儿也不知道。我想，我这一辈子就算完了吗？夜里一宿一宿地睡不着，两只眼泪巴巴的，连枕头都打湿了。可是他睡得死猪似的，一点儿都不知道。我暗暗下了决心：我一定要走，要跑，我要走南闯北，任他狼拉狗啃，死就死了，活就活了。可是，我又一想，我也多亏了他！走东邻，串西舍，给我求医问道，洗伤抹药，我这伤才好了，是他救了我。我要扔下他走了，丢下他孤零零一个，谁照管他？我也对他不起。我不是亏了心吗？唉，算了，虽说他比我大这么多，可是心眼儿实在。人说，丑人还有个俊影儿呢！我这才有心跟他过了。直到八路军来了，共产党来了，同志们一天价给我讲这个，说那个，我就觉着这天也大了，地也宽了，眼也亮了，心气儿也高了，浑身上像长了翅膀，老想飞，想跳，想说，想唱。一个劲儿地追革命！奔革命！没有第二个心眼。伪村长要让日本鬼、白脖儿吃面条，我就要给八路军吃烙饼；他们要吃炒豆腐，我就要给八路炒鸡蛋；我一定要压倒他！因为这共产党、八路军就是我的。我要跟着他！扶着他！举着他！我不能听一个人说他一个不字。是水，是火，他说过我就过，他说跳我就跳！我恨不得把那些日本鬼、汉奸、地主、恶霸、国民党像苍蝇、跳蚤似地一个个掐死，捏死，一古脑儿地扫平！……”

　　郭祥看到，大妈的眼睛闪着青春时代的火星。从她那眼睛、眉毛、脸盘都可以看出，她年轻时是一个美丽的女子。她的声音一时又变得柔和起来。

　　“也就从这时候，我对他那不如意，才一点点儿淡了。到这会儿，总算有了个家，儿是儿，女是女，离婚，我才不离呢！你倒说‘离就离’，卷个小包袱儿，滚你的蛋吧！一晃几十年，我的好时候也过去了。小嘎儿，像现在八路军兴自由、当面挑，那多好！可惜共产党来得迟了……”她叹了口气，恨恨地说：“想起旧社会，真他妈的没有一条儿好处！”

　　“大妈。”郭祥笑着说，“这离婚是刚才你先提起的呀！”

　　“我是出出这股闷气，”大妈噗哧乐了，“也捎带着警告他一下！”

　　“要说心眼实落，大伯在凤凰堡得占第一！”郭祥有意安慰地说。

　　大伯高兴地瞅瞅大妈。

　　“说得也是。”大妈同意地说，“人也不算忒笨，他种的烟叶全村出名。抽着有那么一股格别的香味。挑到集上去卖，给人的斤两又大，一哄就抢光了。挑去十斤，最多只换回八斤的钱。”

　　“那，那，”大伯受了表扬，心里乐滋滋的，笨笨磕磕地说，“一个自己种的，咱能少给？让人家吃亏？”说着嘿嘿地笑了。

　　大妈把面揉得白生生的，不硬不软。馅儿已经拌好了，又汩汩地加进了不少香油，郭祥在炕上就闻见了喷鼻的香味。

　　“我显显手艺。”郭祥兴奋地叫着，急忙下炕。大妈拦住他说：“去你的吧！多少八路军我都伺候下了，还要你来？”说过，小枣木擀杖清脆地响着，不一时，蓖帘上摆满了精致的小饺，包得又好，摆得又齐，像是一大盘初五六的新月。

　　郭祥看天还不到小晌午，就说：“大妈，我瞧瞧齐堆去，回来再吃饺子行不？我跟小堆儿从小在一块儿，参了军他东我西，真想得慌，听说他不是复员了吗？”

　　“真是不巧！他昨儿个到省里开民兵会去了。”大妈说，“这孩子也是个人尖子，他是两次参军，两次复员，叫干啥就干啥。家里姐妹都出嫁了，留下一个瞎爹，饭也不能做，我正张罗着给他找对象哩！”

　　郭祥只好作罢，又卷了一个大喇叭筒，准备提起昨晚母亲所谈的问题，忽听窗外有一个非常柔婉的声音叫：“大妈在家吗？”郭祥听声音很生疏，不知道来的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