顽石：良知书信史，大义写春秋

——评《戚本禹回忆录》

 

　　用了一个多月时间，拖拖拉拉，我终于全部看完了《戚本禹回忆录》。

　　之所以看得有些慢，除了被诸多琐事耽搁，还因为我看得比较仔细和认真，其间我多次翻出《毛泽东年谱》以及相关领导人的文集、回忆录、传记进行比对，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戚本禹回忆录》堪称信史，所涉史料真实可信。

　　作者在《后记》里说：“我对《回忆录》中所描述的历史事实的真实性负责。但大家知道的原因，我已没有查证档案材料的条件，和访谈其他当事人的能力，仅凭记忆，难免有不准确、不完整，或是遗漏的地方。”这是实在话，但瑕不掩瑜，这部《回忆录》称得上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史学巨著，时间将会证明这一点。“刚直不阿，留得正气冲霄汉；幽愁发愤，著成信史照尘寰”，这是称述太史公和《史记》的对联，我觉得用它来评价戚本禹和他的《回忆录》也恰如其分。

　　从建国之初进中南海秘书室工作，到1968年1月12日被隔离审查，戚本禹在毛主席身边工作长达18年，担任过包括《红旗》杂志社历史组组长、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代主任等要职，文革开始后，进入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并成为其中的核心成员，自此登上了人生的巅峰。隔离审查不久，戚本禹就被关进秦城监狱，到邓主政后，又被判了18年徒刑，其人生从高峰坠入谷底。两个这样的18年，其特殊经历独一无二。戚本禹不仅是那一段历史的亲历者、见证者，也是重要的参与者甚至是决策者，因此，他对于所涉历史事件的回忆就具有了非同一般的史料价值。

　　戚本禹被隔离审查是毛主席批准的，与江青有直接的关系。可以这么说，因为江青与毛泽东，戚本禹演绎了最辉煌的人生;同样因为江青与毛泽东，戚本禹跌落到了人生的最低谷。按照世俗的理解，戚本禹多少应该对江青和毛泽东有些怨恨，而在一些睚眦必报的小人那里，应该就是刻骨的仇恨，文革中一些被整过的老干部和知识分子在文革后对江青和毛泽东进行恶毒污蔑、丑化的事实就证明了这一点。可整部《回忆录》，我看到的是客观的叙述、理性的分析，并未有丝毫的个人恩怨掺杂其中。戚本 禹对江青的品格、党性以及所做的贡献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用可靠的事实对社会上有关江青的种种谣言做了有力的澄清，但同时也指出了江青急躁、说话不太注意分寸、不善于团结同志的缺点，可谓不偏不倚。当江青也被关进秦城监狱后，戚本禹没有幸灾乐祸，他说：“我听到了江青的歌声，她唱的是《红梅赞》，她是个不屈的英雄。”从参加地下活动接受毛泽东思想开始，一直到生命的终结，戚本禹从未动摇过对毛主席的信念，即便是在秦城监狱受尽折磨和屈辱的日子也是如此。而当远离政治中心，特别是目睹了背离毛主席路线所造成的残酷现实之后，他对毛主席的思想尤其是关于文革和继续革命的思想又有了更新更深的理解，并由此更加坚定了对毛泽东思想的信仰和忠诚。“我想起了斯大林说过的，当历史车轮在转弯的时候，总有人要被从车上甩出去的。我大概也是这样的被历史车轮甩出去的人吧!然而即使如此，也没有动摇我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目标的追求和对忠诚毛主席继续革命思想的信念。”这就是秦城监狱中戚本禹的所思所想，看到这里，我禁不住流下了热泪。不难看出，戚本禹的人格是高尚的。一个具有高尚人格的人，我们有什么理由怀疑他《回忆录》的真实?虽然在客观上或者会出现记忆有误的情况，但至少他在主观上不存在歪曲历史的可能。

　　没有高尚的人格就不可能写出客观的有价值的历史，中国历史上那些史学巨著的作者或者主编，如司马迁、司马光、欧阳修等，无一不是人格高尚的人。而人格卑污者记录的所谓历史则一定充满了谎言与荒谬。如李锐，在毛泽东生前，他极尽吹捧巴结之能事，而在毛泽东去世之后，却摇身一变成了攻击毛泽东的急先锋。如李志绥，为了配合境外势力抹黑毛泽东和共产党，不惜卖身投靠，大肆造谣。再比如与关锋、戚本禹齐名的文革风云人物王力，文革后为了获得邓的青睐，竟然屈膝对他当初猛烈批判的邓殷勤献媚，无耻颂扬，并极力诋毁他曾热情参与的文革。下作如李锐、李志绥、王力之流的“历史”叙述可能真实客观吗?

　　戚本禹真正做到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刚进秦城监狱，他就遭受了非人的折磨，有一次被看守踢中脑袋，致多日昏迷不醒。18年的牢狱生活，戚本禹受尽了身体与人格的双重摧残，但他“敢同恶鬼争高下，不向霸王让寸分”，从未妥协过。当“江青反革命集团专案组”要他按照特定要求作证的时候(暗示他可获宽大处理)，他却坚持实事求是书写证言(到了法庭却被严重篡改)。戚本禹刚刚出狱，美国一家出版社就预付40万美元(已经打到他的私人账户上)要买他《回忆录》的版权，被他断然拒绝。1986年，40万美元那可是无数人艳羡的一笔巨款。在一个盛行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的年代里，如果没有高尚的人格和对毛泽东思想的忠诚，这样的诱惑是很难抵挡的。如李锐、李志绥、王力辈不都靠贩卖《回忆录》而大发其财了吗?

　　戚本禹在《回忆录》中，不仅叙写亲身经历的一桩桩历史事件，也有对自己所犯错误的深刻认识与真诚反省。这里举两个例子。

　　戚本禹和林杰、阎长贵以“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为主题合作写了系列文章(第一篇是戚本禹独自完成)，在第三篇里，“提出了翦伯赞在土改中有包庇地主家庭的问题。我也没有认真去核实地方上送来的材料，就说他包庇地主，并进而把他说成是‘阶级异己分子’了。文革后经他家乡党组织调查，翦伯赞在土改中虽然对家庭成分的划分有看法，但并构不成是‘阶级异己分子’。所以我当时这样说他，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而且应由我负主要责任。”“1968年冬，毛主席提出要纠正对翦伯赞过分的批判，指示要保护翦伯赞，给出路，还让总理派人去北京大学传达了他的意见。那个时候我已经被关进秦城近一年了。当时聂元梓失去权力，由军人王连能领导的军宣队掌握领导了北京大学的文革运动。军宣队、工宣队违背毛主席的指示，配合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的人逼供翦伯赞。1968年12月16日下午，翦伯赞夫妇自杀身亡。尽管翦伯赞死亡悲剧发生时，我和林杰、阎长贵都已进了秦城监狱，他们夫妇也不是为我们写那篇文章自杀的，但我们的文章也确曾给他造成了压力。对此，我一直都感到内疚。”

　　戚本禹对煤炭部长张霖之被批斗后自杀身亡一事也做了认真的反省。“对于张霖之的死，我当然负有重大责任，我也一直感到很内疚。我当时知道张霖之在底下民愤很大，所以应该考虑到可能发生的后果。但在组织批斗的时候我没有具体布置人去控制批斗现场，我没有这样做是我严重的失误。我不推卸这个责任。”

　　在这本书里，戚本禹做了很多自我剖析，也检讨了自己的过错。我读这些文字的时候，充分感觉到了作者的真诚。一个人犯错误在所难免，可贵的是不文过饰非，不委过于人。和那些反右运动中搞扩大化、大跃进中搞浮夸风、文革时镇压革命群众，而在文革后却将脏水全部泼到毛主席头上的人比起来，戚本禹是何等的高尚!戚本禹是一个执着信仰的人，也是一个襟怀坦荡的人，他就是毛主席说的“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我对他充满了敬意!

　　难怪一向否定文革、反感文革中的戚本禹的著名学者何新先生，在读完这部《回忆录》的时候，也禁不住由衷赞叹：“文笔优雅，叙事清楚，证言可信，信息丰富。”“本人平生从来不崇拜成功者。但我总是敬仰虽然失败历经苦难而信仰仍如一的英雄!”“以此书立言，戚本禹之名不朽矣！”

　　《戚本禹回忆录》向我们展开了一幅丰富而宏大的历史画卷，其间远见与短视、阳谋与阴谋、正义与邪恶、忠诚与背叛、真理与谬误、伟人与小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所进行的各式各样惊心动魄甚至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全景式地诠释了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作者对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动机、希望通过文革构建的理想社会、文革大民主、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培养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等许多方面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同时也深刻地反思了文革中的诸多缺点和失误，比如，早期由于让走资派掌握了文革的领导权而导致革命群众受打压，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一些成员在理解毛主席战略思想上的肤浅一定程度上干扰了文革目标的实现，造反派内部的不团结削弱了革命力量，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失等等。

　　可惜天不假年，毛主席去世得太早了!毛主席在文革中先破后立，耗尽生命的最后十年想要建立的社会新秩序、新形态才刚刚成型，或者说尚未完全成型，就撒手人寰，而给阴谋家野心家留下了翻案机会。“主席和我们的那次谈话(1966年5月，与陈伯达、杨成武、江青、戚本禹讨论‘五七指示’)过去半个世纪了。我自己也已经到了暮年了。当年主席曾满怀信心地对我说，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只要坚持革命，是有可能看到共产主义曙光的。可惜，我至今看到的不是什么共产主义曙光，我看到的只是资本主义在很多领域猖狂地复辟，还有美、日帝国主义包围并企图像瓦解苏联那样，演变与分裂中国的不祥之兆。”我能感受文字背后作者理想挫败的浓浓悲伤与对国家命运的深深忧虑。

　　我们从《回忆录》中可以看到毛主席的艰苦朴素、光明磊落、大公无私、雄才伟略、高瞻远瞩，还有那至真至纯的人民情怀和大慈大悲的菩萨心肠，当然也能看到一些顶着无产阶级革命家桂冠的功臣的假公济私、贪婪无度、穷奢极欲、狡诈阴险、祸国殃民。《回忆录》客观描述了文革造反派的纯真与幼稚、理性与盲动、高尚与自私，记录了一桩桩高干、革干子弟及其靠山为了维护家族利益而不惜制造武斗、打砸抢烧、草菅人命等故意破坏文革的恶劣行径。

　　想要真正了解那段历史的人，关心共产党和国家命运的人，都应该好好读读这本书。

　　从1986年11月出狱，到今年4月辞世，30余年间，戚本禹以毛主席继续革命思想为指南，勤奋研究，笔耕不辍，著述等身，为中国文化与历史的传承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在我看来，戚本禹用生命最后五年完成的《回忆录》，其价值远远超过他其余所有的著作，也超过同时代有关那段历史尤其是文革史的任何一部著作。当年参与并领导文革的成员，绝大多数都已离开人世，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并未留下关于文革的完整的叙述(至少未公之于世)，而有些人(如王力、李志绥)虽然写了《回忆录》，但那是“遵命文学”“马屁文学”“造谣文学”，这样的历史叙述只能是伤害历史，改革开放后的历史虚无主义泛滥就是证明。由此可见，《戚本禹回忆录》具有毋庸置疑的不可替代性，它为我们以及后人研究那段历史尤其是文革史（这是不可回避也无法禁止的）提供了最真实最丰富最完整也最宝贵的史料。成一家之言，文采表于后世，戚本禹当永垂史册！有感于戚本禹对历史的独特贡献，顽石赋诗曰：

 

　　良知书信史，大义写春秋。人走忠魂在，乾坤浩气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