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北方 ：近三十年来目睹中国思想文化之“怪”现状（三）

普世教

　　接下来讲第三个，“普世教”。普世教就是普世主义教，关于普世主义，我有专门的文章讨论和介绍，那些枯燥的道理今天就不重复了，咱闲聊。（点击阅读《普世主义：强权的说辞》）

　　在普世教徒眼中，中国的开放和与之接轨的世界都是有限定的，仅仅等同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世界。对普世教教徒来说，西方尤其是美国是他们精神上的父亲，大家要是不信，可以去微博上做个实验，说两句美国的坏话看看，是不是会有一大堆人来骂你。对普世教徒来说，美爹神圣不可侵犯，你不能说美国不好，美国也垮不得。我分析过他们的心理结构，美国是他们精神世界的支点，美国垮了，他们就得垮。对基督教徒来说，教堂毁了，一定要重建起来，对普世教徒来讲也是这样，没有美爹怎么行呢？那岂不是成孤儿了，所以救美国就是救中国。大家谈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时要注意，它不是正常的国与国的关系，更不是正常的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正常的大国关系是基于利益的过招，比如2008年美国发生经济危机，如果危机发生在中国，美国会怎么办？它会来踩你一脚对吧？就好比打羽毛球，什么叫得分？我主动进攻可以得一分，你失误我也得一分。美国出了那么大的问题，中国应该怎么办？当然是踩它一脚，把它拉下来，把它干翻。咱们就算不把红旗插遍地球，自己搞帝国主义也比被他欺负好吧。但事实不是这样，美国是不能出问题的，我们要给美国输血，所以才出台了那么一个经济政策，大规模印钱，美国人买不起我们的东西了，我们就搞出口补贴，让美国人买得起。结果把美国救活了，可我们成啥样了？我们的经济已经畸形得极度严重了，房价飞涨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这种经济结构也不知会发展成怎么样。普世教徒的精神世界就是这样的，不能没有美国这个神像，打碎了也要重新立起来。

　　普世教徒是想要搞全盘西化的，但成色上有区别，在怎么西化、西化到什么程度上有不同主张。给大家讲一个奇葩。彻底的全盘西化派觉得中国任何一个地方都不行，从人种开始就不行。中国政法大学以前有个叫萧翰的老师，他就觉得中国人是劣等人种，于是以身作则，为了减少这个劣种人种的繁衍，结扎了。有点奇怪，既然想做贡献，为啥不再彻底点呢？结扎多不过瘾，干脆一刀切了不是更痛快吗？说不定还能练成葵花宝典呢。上吊、切腹其实也是选择嘛。还有些人，没这么极端，就是觉得我们的文化不行，因为没有基督教传统，所以没有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以没有民主宪政，于是这帮家伙纷纷皈依基督教，比如搞经济学的赵晓，多年前号称“北大才子”的余杰等等一批知识分子都信主了，还有孙海英、袁立等一批演员。为什么他们纷纷皈依基督教，而不是皈依伊斯兰教、不信佛教呢？原因就在这里。

　　“普世教”有一些具体的表现，我简单地谈一下，算是这个教派的分支吧。“普世教”的第一种表现是“反革命”，过去刑法里有反革命罪，但现在已经取消了，现在也不搞政治运动了，不存在扣个反革命的帽子把人怎么样的问题。咱们就谈问题，反革命就是反对革命，只是个立场和态度。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多了去了，这没啥可避讳的。反革命有不同的反法，大家要仔细捉摸。有一些人反文革，反毛主席领导的那段革命，但支持改革开放，也就是说“反毛不反邓”；还有的是“毛邓一块儿反，吹捧胡乱邦”，就是胡耀邦了，说他才是中共最英明伟大的领导人。当然这部分人不大有说服力，因为捧胡乱邦最厉害的是他的儿子胡德平，前几年他在微博上很活跃。有一回我转发评论他的微博，讽刺他，说“你爹最牛逼，天不生你爹，万古无长夜”。前段时间中央开了宗教工作会议，规格非常高，往年的会议只是宗教局局长主持，这次习总书记亲自主持讲话，在京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院长、公安部、教育部的负责人全部参加。为啥啊？因为民族、宗教问题已经积重难返。出这么大问题，根就在胡乱邦当年瞎搞，捧这样一个小丑简直是笑话。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不多讲了。

　　还有一种反革命，是“反毛不反共”的。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有一本书叫《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高华写的，是这个流派的典型代表。以前啊，不停地有人跟我说这个书得看，右派写的，揭你们左派老底儿的，这个书都不看还好意思当左派吗？我就找来看了看，一看，简直是扯淡，该书的问题不仅在政治立场，也在智商。高华的“反毛不反共”的立场是预设出来的，然后围绕这个立场组织材料。先预设毛泽东是坏人，只有跟毛泽东有矛盾的人，他就支持；无论跟谁有矛盾，错都是毛泽东的。比如说毛泽东反对共产国际的瞎指挥，跟斯大林对着干，这是主体性的表现，是好的，但在高华那里，也是不对的，是毛泽东的错。毛泽东不听张闻天的，不听王明的，跟张国焘闹矛盾，都是错误。高华虽然用了大量的注释，确实在材料上下了功夫，但这本书也不能算是正经的学术著作，因为里面有大量的心理描写和臆测，动不动就讲老毛是一个怎么样的人，跟谁有不同意见了，于是心里就不爽了，就要整人。《红太阳》本质上是一本披着学术著作外衣的地摊文学。我翻完这书不禁感慨，右派真他妈没出息啊！把地摊文学捧得跟他们的圣经一样。胡说八道是有报应的，高华去世在哪一天大家知道吗？12月26日，毛主席的生日。巧吧，这事不能多说，说多了跟宣传封建迷信似的。有一次我跟一个朋友说起这个事，他很惊讶，说真的假的啊，怎么这么巧，他就不能争点气多挺一天吗？！可惜他实在不争气，就是没挺住。估计是毛主席不爽，把叫他去谈话了。高华死的时候还不到六十岁。

　　“反共不反蒋”也是一种反革命的表现形式。国民党曾经也是革命党，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就是继承孙中山的未竟事业，但国民党后来背叛革命了。“反共不反蒋”的就太多了，所谓“民国范儿”，说老蒋怎么怎么好，那时候知识分子待遇怎么高，怎么有言论自由，等等。还有更彻底的反革命，就是从康梁乱党开始都要一棍子全部打倒，近代以来所有搞革命的都是坏人，中华民族的希望在于慈禧老佛爷的君主立宪，可惜被各种乱党给破坏了。

　　“普世教”的另一个表现是鼓吹“汉奸哲学”，这个倾向从80年代就开始了。80年代的新启蒙主义有一个思维的定式：把现代与传统、中国与西方对立起来，说什么西方文明是蓝色文明，中国文明是黄色文明，蓝色是有出路的，黄色是没有出路的，所以要全盘西化。这是《河殇》的调调。《河殇》还带着激情澎湃的劲头儿，是以为中国负责任的口吻鼓吹走西化道路的，后来就发展得越来越过分，比如刘晓波就说中国要是被西方殖民三百年就好了。有的人是给外国侵略者正名，最典型的是袁伟时。2006年，袁伟时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了《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是为外国侵略翻案的汉奸哲学的典型代表。我有一个讲座谈到了这个问题，这里就不展开说了。（点击阅读《中国人是如何被洗脑的》）贺卫方最近还在说，中国之所以被外国侵略，是因为在侵略战争前的中西交往中，中国人从来没有平等地对待西方。有给外国侵略者正名的，还有给汉奸正名的，茅于轼说汪精卫可能才是真正的英雄。但也有人说，茅于轼可能是汪精卫的儿子，真的长得挺像，让人不得不怀疑。鼓吹汉奸哲学的文艺作品，典型的是《色戒》，大家感兴趣的话，百度一下李北方+色戒，可以了解到我的看法。

　　“普世教”的另一个分支是法律党，这个问题我有专门的讲座谈论，这里不展开了。（点击阅读《法律党为何念念不忘要把共产党搞垮：一个法盲眼中的法治》）

　　【补充：科学邪教也是普世教的一部分，这是讲座时遗漏了的。科学是科学，科学主义和极端的科学主义即科学邪教是另一回事，跟科学无关，而是假科学的名义搞别的邪门歪道，比如推销转基因食品。方舟子司马南都是科学邪教的传教士。点击阅读《24k的邪恶——谈谈方舟子》。】

　　“普世教”还应该包括儒家宪政主义。前面说过，极端的西化派觉得我们从人种上就不行，这些人应该是比较绝望的，这个改不了嘛；有人觉得文化不行，要改造，得从基督教化，所以信上帝去了。但也有一批立足于中国文化的普世派，他们觉得这些都不靠谱，从头把西方的路走一遍也是不可能的，简便的办法是把那套逻辑搬过来，然后从传统资源里找一个基督教的替代物。那就只能从儒家文化里面找了。这大概是我理解的儒家宪政主义者的基本逻辑。

　　普世教徒一般被认为是很右的，但我想大胆地把一批左派也归到“普世教”里边来。有一些左派左到连我都不能理解的状况，这帮家伙看谁都是反动派，动不动就要把人开除出革命队伍，我都左成这样了，他们还嫌我不够左，你想想看他们得有多左。这些人算是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者，不知道叫他们托派合不合适，我没文化，读书少，没看过托洛茨基同志的文章。这帮家伙的特点是把马克思主义变成迷信跟教条了，他们觉得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像一个程序那样，你只要双击，它就会自动展开、运行，世界就会进入共产主义。这些人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国家观念，没有民族观念，在他们眼里世界上只有一对矛盾，就是资本跟劳动的矛盾，其他的都不存在，或者说都不重要，根本不是事儿。信奉的理念不同，但他们的思维方式和那些西化派普世教徒特别像，整天掐架比谁更革命，盼世界革命早日到来，不懂得实事求是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懂得盖楼房要从打地基做起，空想着直接在空中盖最顶上一层，站着说话不腰疼，觉得毛主席这里不对那里不对，革命得不彻底。这样的人其实是左派姿势分子，我写过一篇小文章，叫《何谓“人民的知识分子”》（点击阅读），挤兑的就是这群缺心眼儿。

　　在“普世教”的大旗下面，还有一些闲杂人等。我刚才说的“反革命”也好，“汉奸哲学”也好，“法律党”也好，他们至少是从西方搬弄一套理论过来，而这些闲杂人等呢，不过是生硬地从西方往中国搬了一些所谓的政治正确标准。我管他们叫“二狗子党”，什么叫二狗子？二狗子就是狗仗人势的家伙。关于政治正确，就不多说了。在我看来，这波恶势力里最恶劣的是女权主义，关于女权主义我在微信公众号上写了一系列的文章来修理他们了。其次是狗权主义者，狗粉。爱狗的人为什么那么嚣张，敢跑到高速公路上拦运狗车？狗粉基本上是所谓的中产阶级，他们最喜欢搬弄现代政治文明标准，现代政治文明标准的核心是财产权，对吧？狗是人家的财产，他们怎么就不尊重别人的财产权了呢，凭什么说抢就抢啊？因为那是狗，是一车猪他们就不会抢了，他们只爱狗不爱猪，这其实是种族主义的逻辑，狗比聪明，是人类的朋友什么的，这些都是白人的鬼话。白人把狗当宠物，所以爱狗是时髦的，是高人一等的，所以他们才敢去拦运狗车，公然地知法犯法。女权主义者也是自以为高人一等的，他们是非常猖狂的，盛气凌人，他们是进步的，说啥就是啥，她们简直都要把自己当成上帝了。典型的就是前段时间柳岩的那个事，她们非要说人家一帮朋友玩玩闹闹是对柳岩的性骚扰，至于柳岩是否认为被性骚扰了，根本不重要，只要她们认为柳岩被性骚扰了，柳岩就必须认为被性骚扰了，否则柳岩就是个傻逼。这就是她们的逻辑。为什么他们会觉得高人一等啊？因为这都是美国佬的政治正确。去年彭麻麻跟习大大去美国访问，顺路到联合国参加妇女大会并发言。希拉里就发了条微博，说彭麻麻一边谈论妇女权利，一边中国起诉女权主义者，shameless，不要脸。女权主义牛吧，有希拉里站台呢。（点击阅读《柳岩湿不湿身，到底关了女权婊们啥事儿？——女权主义者都是神经病（2）》）

　　二狗子们讨厌的地方不仅在观点，主要还在习气，在于不讲道理胡搅蛮缠的思维方式。就像电影里小日本鬼子的翻译官一样，他们跟老百姓是不讲道理的。为啥不讲道理？因为不需要啊，老子就是道理！老子在城里吃馆子从来都不问价！这种思维方式很可怕，而且会像癌症一般扩散，越来越多的人受到影响。所以，我要跟小朋友说，你们千万不要沾这一套，沾了你们的脑子就坏了，看所有问题都会走样儿。

　　举例来说，我们看看在雷洋事件中一些人的思维方式，是多么不讲道理。一开始他们说，雷洋人大硕士毕业，有个好工作，老婆刚生完孩子，又忙着去接机，怎么可能去洗头房呢？坚持认为不可能。等到警方提供了一些证据，他们就改口说，嫖没嫖不重要，重要的是人怎么死的。事情刚出来的时候，异口同声谴责警方，要警方给个交代；等到警方的交代对他们不利，他们又说，警察是当事一方，这个时候不应该说话引导舆论。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等尸检报告出来，是警察打死的就罢了，要是警方没直接责任，那就要说尸检机构跟警方串通好了，反正都是党领导下的机构嘛。你永远没有办法满足他们，照他们的逻辑走下去，这个事只有请美国人来处理才能让他们信服。这个逻辑是西化普世教徒的逻辑，但姿势跟女权分子狗权分子是很像的，胡搅蛮缠。注意，雷洋事件迄今也没有定论，我不是就事情本身发表什么看法，仅仅是说这种思维方式很可怕，而且还在像癌症一样蔓延，如果有一天大家都变得这么说话，我们的社会就完蛋了，没办法好好地讨论任何问题了。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就是觉得高人一等，他们说啥是啥，如果现实跟他们想象的不一样，那么不是他们错了，而是现实错了。雷洋事件是个大事，需要关注和讨论，但不能以普世邪教徒的方式来讨论。

　　我写了这么多文章打女权分子，着眼点就在这里。有朋友说，在这个问题上浪费时间没必要，太小了，我不这么看，这是个大事，我的着眼点在于女权主义者所代表的思维方式，我要把她们的精神结构拆解清楚，把这批人的气焰打下去，破掉他们抱着的政治正确，这是跟普世邪教斗争的一部分。这就是我跟那些女权婊死磕的原因。我也奉劝各位，珍爱生命，远离女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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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北方：柳岩湿不湿身，到底关了女权婊们啥事儿？——女权主义者都是神经病（2）

来源：行走与歌唱

　　女权婊们越来越嚣张了，俨然已经上升为一股政治势力，他们取得了议题设定的权力，并霸占了对错的标准。他们的嚣张，不仅仅是一群泼妇撒泼打滚那么简单，我对他们的反感也不止于本能的不喜欢（否则在现实中离那些个货远点就完了），而是与一贯的思考和关注联系在一起的——我的意思是，女权婊的猖獗，作为一个社会现象而言，是非同寻常的。

　　值得注意的还有对立面的懦弱。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反感女权婊的，大有人在，但敢说出来的却很少。这助长了女权婊的嚣张，也同时说明了，权力是一种双向构建的关系。保持沉默，就是对女权婊“夺权”的纵容。

说你是受害者，你就是受害者

　　推柳岩下水的那个事，前因后果就不复述了，如果连这么热门的事件都不了解，说明你不是现代人，真不知道话，就百度一下吧。　　平心而论，那是一件极其普通的事情，普通到连娱乐价值都没有多少，但就是这么个破事，活生生地被女权婊们炒成了热点，连续几天霸占热搜榜前端。这绝对不是经纪公司炒作的功劳，他们没那么大的力量。

　　女权婊们的切入点是中国人的婚礼陋俗和对女性的不尊重。这些批评，如果泛泛而论的话，是有些道理的，但具体到包贝尔这场婚礼上都不适用。有些地方婚礼上的胡闹的确是很不好的，伴娘往往是这些胡闹的受害者。但请注意，在绝大部分普通百姓的婚礼上，伴娘是新娘方面的朋友，与男方的家人和朋友都不熟悉，必须要承认的一个生活常识是，熟人和生人不同，开玩笑也好瞎闹也好，尺度在哪里，也是不同的。

　　包贝尔和几个伴郎想要把柳岩扔下水的举动，如果是发生在陌生人之间，可能会引起当事人的不舒服，但仍然不至于达到有伤风化的地步。何况，那是一群娱乐圈里的人，他们之间都是多年的朋友，那点小事，根本不算什么。贾玲的举动，也够不上什么挺身而出见义勇为之类的，不过是一块玩而已。事实上，那个片段在婚礼现场没有造成任何不块，柳岩也没跟哪个人甩脸子，一说一闹就过去了。据说，伴郎们后来自己跳进了游泳池玩水了。巴厘岛的泳池不是冰冷刺骨的临津江，跳进去玩挺享受的。

　　但女权婊不这么看，他们充分发挥了看见胳膊就联系到生殖器的想象力，说伴郎们之所以冲着柳岩去，是因为柳岩漂亮胸大，走性感路线，所以伴狼们觉得她轻浮好欺负，否则怎么不扔贾玲？总之，“我可以骚但你不能扰”的混蛋逻辑又出来。可是他们也不想想，贾玲多沉啊，不好抬啊。（好吧，这是抬杠玩的话，但开玩笑冲着漂亮的去，不过是人之常情而已，没什么好装孙子的。）

　　女权婊们还说，伴狼们一个个心怀鬼胎，想看柳岩浑身湿透的样子，穿着裙子，掉水里，不就走光了么？说得好像没人看过柳岩湿身的样子似的。不信看压题图。

　　我还看到有个女权婊说，哎呀，伴狼们把柳岩推倒，安全裤都露出来了，要是柳岩没有穿安全裤，那还得了？说的好像柳岩没穿安全裤啥样大家都没见过似的。谁特么没见过啊，柳岩怕你看了还是怎么着？人家就是靠这个吃饭的，不信看看下面这张图，百度一下你就能看到的。

　　总之，女权婊们拼了命地要把柳岩打扮成一个纯洁的小白兔，定义成一个性骚扰的受害者，而且气势汹汹，说你是受害者，你就是受害者，柳岩自己说不是都不行。柳岩出来表态，说结婚是应该被祝福的，而不是被诅咒的，因为这个事给朋友造成困扰，很抱歉。女权婊们又炸了，说柳岩你是受害者你怎么能道歉？然后转向观众，看看，这狗日的世道把女性压迫成什么样了！哎呀，这可怎么得了！

　　有受害者就有加害者，包贝尔和他的伴狼团，排着队挨骂。包贝尔出来道歉了，但是，道歉没有触及到灵魂，通篇都是狡辩，所以没有获得通过。他们还盯着看，谁还没有道歉。

　　到底怎么才算完？女权婊们也没说，大家只有等着看了。

柳岩是个心机婊

　　其实，要回应女权婊们的亢奋，也不难，关键节点在柳岩那里。那个时候她应该说，我们一群朋友在一起玩玩闹闹，挺开心的，关你们鸟事？我没有被骚扰，也不是受害者，你们都给我滚。

　　她要是这么说，包贝尔的围也就解了。遗憾的是，柳岩没那么说，那不是娱乐圈的逻辑，娱乐圈中人是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增加曝光度的。柳岩之所以选择以那样的方式回应，恐怕是离不开经纪公司的策划的。总之，柳岩接受了女权婊给她的定位，扮成了一个受惊的小白兔，说什么被推倒时“受到了惊吓”，所以大喊大叫——这就纯属瞎掰了，如果说“被吓了一跳”，还勉强符合生活逻辑。

　　柳岩的“道歉”其实是把包贝尔及其伴狼团给卖了，他们除了低头认罪，好像也没别的选择了。毕竟娱乐圈的人靠的是人气，女权婊的嚣张以及对立面的沉默都给人一种错觉，这就是民意，他们怎么敢得罪衣食父母呢？还混不混了？所以只好打掉牙往肚子里咽。

　　在这个事上，柳岩是最大的受益者。其实，包贝尔作为一个三四线的演员，也是受益者，但代价大了点，毕竟结婚是喜事，被骂成狗还不能理直气壮地还嘴，总是窝火的。

　　明星们的事用不着咱操心，咱还是接着说女权婊，分析一下他们的跋扈与无耻是咋回事情。

狐假纸老虎之威，狗仗豺狗之势

　　女权婊们同时有着两张相悖的面孔。

　　当他们把柳岩打扮成小白兔的时候，他们看起来也仿佛纯洁得像圣母玛利亚，保守得如旧道德的卫道士。他们担心柳岩走光，他们为柳岩穿了安全裤庆幸，如果不了解他们，你可能会以为这是一帮在电视上看见亲嘴的镜头就要换台的家伙呢。

 

　　但他们显然不是圣母玛利亚，而是圣母玛利亚的反面。有个著名的女权婊特地写文章说，虽然他们的立场看起来像主张禁欲的，但其实并不禁欲。其实没必要强调，这大家都知道的，他们嚷嚷那么大声，想不知道都不行啊。

　　奇妙的是，他们能将这样的两张面孔合二为一，同时粘在脑袋上靠面的部位。这个在正常人看来简直是个无法解决的难题，对女权婊而言却出奇的简单，那便是他们的“我可以骚，你不能扰”的混蛋逻辑。一个女权婊引用了龙应台的话，重复的就是这个歪理，但龙部长就是龙部长，水平非一般女权婊可比，生生地把这个逻辑拓展成了“我有诱惑你的权利，但你有自制的义务”。

　　聊到这里，我想问题的焦点已经不能停留在女权婊们是怎么协调两张脸皮的问题上了，而是变成了：他们的这种“我想放火就放火想点灯就点灯，但你既不可以放火也不可以点灯”的不要脸的劲头是哪来的？是什么给了他们心理上的优势，以至于他们认为他们的变态标准就是真理，其他人必须服从？

　　在包括此次柳岩事件在内的若干问题的发言上，女权婊们的姿态一向是极具侵略性的，惯于咄咄逼人，带着一股不加掩饰的宗教极端主义的气质，或者说邪教气质。就柳岩事件而言，尤其耐人寻味的是，作为一群把个人权利看得比天还大的家伙（不信就看看他们针对逼婚现象以及剩女话题的发言），他们怎么就敢如此肆无忌惮地介入私人领域（一群朋友参加两个朋友的婚礼，无疑是属于private的空间）并把自己的标准强加进去，逼迫当事人道歉呢？

　　说白了，女权婊自认为是高人一等的，是有评判他人的特权的。是什么原因让他们有这种感觉的？

　　关于这个问题，我曾经困惑过，觉得拿不准。我得感谢一个女权婊，ta的话给了我启发，大意是说，你看人家西方人，平时无论咋玩咋闹，婚礼上都是规规矩矩的。（这句可惜忘了截图，找不着了，随手截图是个好习惯）的确，西方人不总是文质彬彬的，但人家胡闹的时候放在毕业舞会上，放在结婚前的单身爬梯上，但不会放在婚礼上。

　　再联系女权婊们此次猛轰的中国人的婚礼陋习，就明白了：错不在闹，而在于顺序错了，跟西洋人的不一样。

　　再往远一点说，女权主义是西方的东西，是普世价值，是欧美白人的政治正确。举一例，去年9月，中国的国家元首访美，彭丽媛女士出席了联合国全球妇女峰会并发了言，与此同时，希拉里发推特对中国拘捕女权主义者表示“关心”。

　　把这些联系起来看，大概就可以明白女权婊的嚣张打哪里来了，人家背后站着洋大人呢！柳岩湿不湿身，不关女权婊们啥事，人家只是找个有潜力炒热的点，借机布道，追着包贝尔们穷追猛打，其实是代表美爹给中国人上课，在中国传播普世福音。君不见，龙部长嫁了个洋人，就觉得自己有资格给同胞姐妹传授何谓幸福生活的秘笈了吗？至于对中国人婚礼陋习的批判，则是搂草打兔子，顺带强化一下“丑陋的中国人”的成见。

　　女权婊不是唯一一个自以为是的种群，在臭不要脸这方面，跟他们近似的还有公知和狗粉。公知说得多了，公知的爹是谁大家都知道，不多费笔墨，只顺带说一下狗粉。狗粉是一个由城市中产阶级组成的群体，把那些个货联接在一起的最重要的价值纽带之一“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信条，但他们可以毫无心理障碍地在高速公路上拦截运狗车辆，对车主的财产权毫不放在眼里。何以如此？不过是他们自以为代表着文明：洋人也是爱狗的。

　　把分散的点联在一起，就可以看出门道了。女权婊们之所以如此猖狂，不过是狐假纸老虎之威，狗仗豺狗之势。本质上，女权婊是一群毫无主体意识的贱货。如此而已。

跟女权婊的斗争是一场严肃的斗争

　　昨天晚上，我在公号推送里发了一句，说想谈谈柳岩这个事，有没有想看的。大概收到200来条留言，大部分说想看，属于看热闹不嫌事大的；有一位朋友说，被这个事吵糊涂了，想看我的分析；也有少部分人说，不要掺和娱乐圈的破事；还有人说，别了，不想看你挨骂。

　　如同我开头说的，如果仅仅是讨厌女权婊，在生活中远离这些个货就完了。但是，我之所以在那些烂人身上耽误时间，是因为我把这个现象看得很重。女权主义是公知思潮的一个分支，女权婊不单是一群令人讨厌的家伙，他们想要创造一种政治正确的标准，想要重构中国社会的价值体系。我把对女权婊的阻击视为跟公知斗争的一部分，视为跟汉奸哲学、买办主义斗争的一部分。

　　女权婊跟公知还烂，大体是一群心理不健康的货，极其恶毒，比如发明了“直男癌”这种带着明显诅咒性的词来定义他们不喜欢的人。我之所以说女权婊而不是女权主义者，不过是对他们的恶毒的一种回应。来而不往非礼也，好像谁不会骂人似的。

　　女权婊现象是一个更具迷惑性的话题。有些人既反公知有搞女权范儿，这大概是因为社会主义在妇女解放方面有着令人瞩目的历史成就，造成了妇女解放和女权主义之间的混淆。对那些女权范儿的左派，我暂时不想多说，我写过一篇《何谓人民的知识分子》，大概意思已经在那里了。

　　跟女权婊的斗争是一场严肃的斗争。我是不怕那些个泼妇骂街的，江主席教导过，他们声音高，我能做的，就是比他们声音更高。对那些厌恶女权婊却明哲保身不说话，或者明明认同我的话却摄于女权婊的淫威得连转发都不敢的人，我表示鄙夷。你们看着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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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北方：《普世主义：强权的说辞》

　　普世主义是当下国际政治领域和思想讨论空间内无可回避的一种思潮和修辞手法，它将某些价值理念定义为“普世的”，相应地，另一些价值理念是落后的、应该被普世价值替代的。参与政治性辩论的人，要准备好应对这样一个诘问：难道你不认同普世价值吗？这可以是一个问题，也可以是终结讨论、为对手定性的一个策略。

　　普世价值是一组能动的概念，指向一个被规定了的方向，其作用不是阐释世界，而是改造这个世界。关于普世主义的讨论与国际关系和民族国家内部各种政治、经济、社会关系的安排紧密相关，在这个“世界向何处去”、“中国向何处去”等问题仍存在巨大商榷空间的时代，对普世主义进行一番辨析是必要的。

　　普世主义（universalism）是指那些在任何情况下、任何时间都适用于所有人和所有事物的概念或准则，其内涵依具体情境而有所不同。普世主义是一个松散的“筐”，可以容纳任何符合此类倾向的思想。最初，普世主义是指具有普世适用性的宗教、哲学理念，比如基督教，它相信每个人都是上帝的造物，且将可以或者将通过耶稣获得救赎，无论它所面对的个体是否是基督教的信徒。

　　普世价值（universal values）这一概念本身具有模糊性，至少可以区分其两重含义：第一，根据以赛亚·柏林的理解，普世价值是“绝大多数人在绝大部分地方或情境下，在几乎所有的时候，都共享的那些价值观，无论是有意识地赞同还是表现在其行为中”。在这重含义中，普世价值是所有人都认为有价值的价值，判断标准是全球范围内的实践。世界上有这种普世的价值吗？在19世纪，人类学家们就带着这个任务去寻找，结果发现，无论是在现代社会还是在原始部落，最显著的可以被共享的价值观是“乱伦禁忌”。此外，还有研究者从实证层面开展过调查，发现在不同社会中，普遍接受程度较高的价值观包括权力、成就、享乐等。第二，普世价值是指人们有理由相信其有价值的价值观。阿马蒂亚·森从这个层面来理解普世价值，他认为，即便现在有很多人不认同甘地的非暴力理念，但人们有理由认同它。在这里，普世价值就不限于其字面的含义，而是指那些值得被普世推广的价值理念。

　　在当下的语境中，普世价值这个词是在第二层含义上被使用的，普世主义者推崇的是民主、自由、人权、自由市场等一系列政治、经济理念，他们认为这些价值观终将在文明的冲突中胜出，一个美好的人类社会的实现依托于这些价值观念普遍被接受和被贯彻。

　　既然普世价值不是以其普世存在的事实而被认可，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为什么一些而不是另一些价值观被视为普世价值？决定一种价值观成为普世价值的标准是什么？

　　普世主义的哲学基础是文明等级论，纯粹的文化相对主义者不可能接受世界上有所谓的普世价值。那么，文明是否有高下之分？如果一个人的判断没有完全被意识形态所支配的话，就会对此问题做出肯定的回答。举例来说，印度教有一项称为“萨提”（Sati）的习俗，男人去世之后，其遗孀要在火葬的时候跳入火堆殉葬。1829年，英国殖民政府下令禁止了这一习俗。在包括苏丹在内的一些非洲地区，有给女子施行“阴蒂切除术”的传统，1946年也是英国殖民政府将其废止。这些传统是野蛮的、不人道的，从客观的立场出发，即便激烈的反殖民主义者，也无法孤立地反对殖民政府对此采取的强制措施。

　　那么，先进的、高尚的价值观是否在现实中始终能取得优势地位，压倒落后的、鄙俗的价值观念呢？答案是否定的。让我们用对劳动的不同看法作为例证来说明。劳动在西方的观念中，一向是被鄙视的，是用来忍受而不是享受的。亚里士多德就认为，公民不能是体力劳动者，公民必须有闲暇来发展其美德和从事与公民身份相符合的活动，而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就需要拥有奴隶。在基督教传统中，劳动的伦理价值是负面的，劳动本身不是好东西，只是减轻罪恶的手段。这种对劳动的态度在其他地方也是普遍存在的。原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徐炳松因贪污被查处后，就说过希望能给他十几亩地，他愿意当农民，种田赎罪。

　　对劳动的鄙夷借由经济学理论获得了神圣化的地位。经济学最重要的出发点之一是“经济人”假设，将人视为理性的、自利的、逃避劳动的经济主体，倾向于以最小的付出获得最大的收益。经过约翰·密尔、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经济学大家的理论塑造，人的属性被定义了。

　　但是，英国人类学家奥利弗·哈里斯向我们揭示了另外一种对劳动的认识。哈里斯于1970年代在玻利维亚的安第斯山脉进行了田野调查，在当地的农民身上看到了与“经济人”截然相反的人性。那里的农民视劳动为美德，在他们的文化里，劳动并非被赋予了价值，相反，劳动就是价值本身。劳动于他们是节庆般的活动，人们穿上最好的衣服，一起下到田间劳作。基于对劳动的热爱，他们发育出了完全利他性的人格，不时有城里人前来与他们进行交换，用很少的代价换取他们大量的产品，但他们并不感觉到吃亏，而是以怜悯的眼光看待这些可怜的不会劳动的人。

　　显然，“经济人”是对人性的歪曲抽象，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对此进行了猛烈的批评，证明人的本性并非如此狭隘，但都不能阻挡从“经济人”假设出发的一整套自由市场制度设计按照其面目塑造了我们的世界和世界观。这种扭曲的“普世的”人性观还随着市场的扩张侵入到非经济的领域，结果是自利的行为得到奖赏，利他的行为受到惩罚。

　　劳动是财富创造的源泉，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动力。显然，安第斯山区的农民对劳动的看法更高尚、文明程度更高。问题是，为何这种价值观不能成为普世价值、雷锋精神不能成为普世价值，反而是鄙夷劳动、好逸恶劳的“经济人”理念大行其道？道理不言自明，价值有高下之分，但决定哪种价值观成为“普世价值”的因素，不是价值本身的高度，而是其他因素。“经济人”假设脱胎和发展的历史，正是资本主义狂飙猛进的历史，正如马克思所论述的，资本需要“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资本对世界的创造就包括符合资本扩张需求的人性。

　　有了这层视角，便容易理解普世价值以及那些与普世价值紧密相联的政治话语的实质。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一针见血地指出，普世主义乃是权力的说辞。西方国家领导人、主流媒体和知识分子将普世主义作为推行其全球政策的依据，他们将世界视为善的力量与恶的力量争夺的场域，西方是善的化身，其主张和行动（哪怕是明显错误的）反映的是不证自明的普世真理。问题是，人权、民主、西方文明的高高在上，自由市场的无可避免等理念都不是自明的，需要认真审慎分析，抽离出其中有害的因素。这并非是说“普世价值”都是错误的、不好的东西，而是要了解权势者所高扬的普世主义在本质上是片面的，我们需要警惕普世主义说辞背后不平等的权力关系。

　　沃勒斯坦归纳了当今国际政治生态中西方国家诉诸普世主义的三种表现形式：泛欧洲地区领导人追求的政策目标是保障人权，进一步说，是为了保障民主；文明冲突的话语，假定西方文明优于其他文明；对市场作为科学真理的确认，各国政府除了接受和实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之外“别无选择”。

　　在达至此阶段之前，西方普世主义思潮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这一历程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形态演进相契合。普世主义作为一种殖民主义的知识，承担着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功能。美国学者尼古拉斯·德克士概括道：“在一些地区和人民被殖民之前，他们需要被标记为‘异质的’、‘他者’、‘可以殖民的’。”普世主义从两个方面服务于这一目标：一方面，它被用于整合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力量，为对外扩张提供合法性基础；另一方面，它被用于麻痹殖民地国家的精英群体，制造一种“长期而言对被压迫者有利，哪怕短期内要承受代价”的幻象，以制造认同。

　　沃勒斯坦将普世主义的演进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或者说三种形态，当今的普世主义话语正是这三种形态的综合体。

　　第一，文明对野蛮的干预。在15、16世纪，西方殖民主义者在面对征服对象时，优越感首先来源于宗教。在没有形成自己的文明、没有文字、奉行偶像崇拜和活人祭祀等陋习的美洲大陆原住民面前，自命为“上帝选民”的西班牙人觉得高人一等，并以改造美洲原住民的野蛮作为其野蛮入侵和杀戮的充分理由。但殖民主义的残暴也在西班牙国内引发了反思和讨论，在讨论中最终占据了上风的是支持殖民扩张的观点，理由是印第安人是低等人种，即便他们不愿意也必须接受西班牙人的统治，唯有如此才能阻止印第安人的暴行，为天主教牧师传播福音提供便利等。沃勒斯坦认为，这场发生在16世纪的最初的关于普世主义的讨论为后来所谓文明国家对其他国家的干预确立了四条最基本的理由：他人的野蛮；终止伤害普世价值的行为；保护无辜者；使传播普世价值成为可能。

　　这可以见于英国驻印度总督柯曾勋爵1905年的一个辩白：“帝国的目的是为正确而战，摒弃不完美、不公正和鄙陋……记住上帝将你的手放在他的犁上……将犁铧在你的时代向前推进一点，感觉到你在千百万人之中留下了一丝正义、幸福或繁荣，留下了一丝人道或道德尊严，一丝爱国主义情操，一丝启蒙的曙光或责任。这些都是此前并不存在的。这就够了。这就是英国人在印度的正当理由。”这也见于2003年5月1日美国总统小布什在林肯号航母上宣布伊拉克战争胜利时的讲话：“在这场战争中，我们为自由和世界和平而战。我们的国家和盟友为此成就而骄傲，是你们，美国军人们，实现了这一目标……无论你们走到哪里，都传递着希望的讯息，一个既古老又崭新的讯息……”这一套说辞的生命力仍旧强大，在利比亚、叙利亚、伊朗问题上，西方国家重复的还是这一套被重复了几百年的老调。

　　第二，东方主义。当殖民主义在扩张的途中遭遇到东方的古老文明，如中国、波斯、印度等文明时，原本那一套粗浅的普世主义理念就不够用了。因为这些古老文明有悠久的历史和典籍、成形的官僚体系，也创造了可观的财富，简单地将其归为“野蛮人”的类别是行不通的，西方需要一种新的认知方式来定位和这些“高等文明”的关系。

　　在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中，是不会给文化上的平等留有余地的。西方需要一种将所谓东方“高等文明”纳入以西方文明为金字塔塔尖的等级体制之中的解释体系，于是逐步发展出了一种被通称为东方主义的思潮。这种思潮将东方塑造为西方的他者，东方文明虽有了不起的成就，但在发展的道路上遭遇了阻碍，无法像欧洲启蒙文明那样找到通往现代性的道路，东方的现代化使命只有在西方的帮助下才能完成。这一思潮建立起了西方对东方进行殖民统治的意识形态基础。对沦为西方殖民地的地区（印度是最典型的代表）而言，精英群体起初大都被普世主义的承诺所折服，在现代化这一目标的引诱下接受了事实上的西方化进程。但历史的发展并未给殖民地带来真正的平等，同时，西方的民族主义、自由主义思潮也为殖民地的觉醒创造了条件。终于，在二战后的民族独立大潮中，传统的殖民主义土崩瓦解，东方主义的普世主义历史也告一段落。

　　第三，科学普世主义。沃勒斯坦将其称为最精致的一种为强势者辩护的意识形态，因为它为自身涂抹上了价值中立的色彩，从而使自己看起来与文化无关，也与政治无关。科学普世主义得以存在的基础是科学与人文学科的分野，后者被分工专司探索“善”和“美”，而在知识体系的竞争中取得了压倒性优势的前者，则垄断了对“真”的阐释权。科学普世主义所宣称的是，“真”的取得有赖于科学方法论的应用，故而这是一种客观的真理，终将为接受它的社会带来福祉。

　　科学普世主义赋予了自由市场无上的地位，为精英统治（meritocracy）构筑了道德基础，它成功地用全球化替代了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等概念，遮蔽了世界体系中不公正的一面。在美国财政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机构的推动下，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被以普世真理的面貌推广到全世界的每个角落——科学不承认第二个真理，故而这些角落的国家“别无选择”。有些国家深受此类政策的祸害，但这可以用一套客观的标准解释为必须接受的市场竞争的结果，而非政治的操控或其他原因的结果。

　　不可否认，很多披着普世主义外衣的价值观是进步的，甚至曾经是革命性理念。但是，这些价值的传播和实践无法脱离政治生活中的权力关系，普世主义在绝大多数时候被强势者所利用，变成了一种压迫性的文化工具。

　　比如自由、平等、权利等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既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起到了激发受压迫人民反抗殖民统治的积极作用，也长期作为殖民统治的辩护词而存在——英国统治印度就被解读为传播自由和平等的过程。19世纪末，法国率先引领了瓜分非洲的狂潮，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是法国应该担负起其天赋的“文明使命”（civilizing mission），以暴力的手段为落后民族提供先进的法国文化，这一理由迅速地被其他欧洲国家所接受。

　　同样，人权也是个好东西，却被美国和北约所窃用，成为推行霸权的工具，用以摧毁社会主义国家的成就，以不惜损害第三世界国家的主权的方式巩固美国的霸权利益。若干场战争以保卫人权的名义而发动，结果是使数以百万计的人丧失了更基本的经济和社会权利。有批评家将此行径称为人权帝国主义，这是恰当的。

　　塞缪尔·亨廷顿指出，在西方的原则和西方的实践中间存在巨大的鸿沟，虚伪和双重标准是普世主义的代价。他尖刻地描述了西方普世主义的虚伪：“民主是要推动的，但不能让伊斯兰激进主义者上台；防止核武扩散针对伊朗和伊拉克，但不针对以色列；自由贸易是经济增长的良方，但农业不包括在内；人权对中国来说是个议题，对沙特阿拉伯则不是；对富油国科威特的入侵遭到迎头痛击，对贫油国波斯尼亚的侵略则无人过问。认真思考的话，认为非西方国家应该接纳西方价值观、体制和文化的观点的言下之意是不道德的。”

　　普世主义还往往沦为强权的最后一块遮羞布。起初，小布什政府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借口与普世价值毫无关系，但后来，当初的所有理由都被证明是谎言后，美国人只好拾起那个不新鲜的论调：至少美国给伊拉克带去了民主。普世主义的说辞就成了强盗行径最后的避难所——哪怕有千百万人丧生，西方至少有通过暴力手段教会他人自由的权利。

　　普世价值被操控、被扭曲、被滥用的根源是不平等的世界权力关系。沃勒斯坦把迄今为止所有的普世主义统称为欧洲的普世主义，他认为，问题不是质疑世界上到底有没有普世价值，而是我们还不知道普世价值是什么。普世价值不是被给定的，而是被创造的。沃勒斯坦提出一个命题：我们应该追寻真正的普世的普世主义（universal universalism）。这有赖于一个权力平等的世界格局的出现，而这个动荡的世界向何处去，将决定我们是离这一目标越来越近还是越来越远。

　　（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