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精神（19）

　　(十九)

　　1964年12月，毛泽东在一次参加亚非拉文学交流座谈会时，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这个国家有些好东西，也有不好的东西，比如文学、艺术、教育方面，现在刚刚触动它们之中的一些坏东西。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知识分子，他们崇拜西方国家的古典作品，看不起自己，总觉得自己不行。这就是一个教训。历史遗产要接受，但是要批判地接受。” (参见《毛泽东年谱》第五卷第460页)这段话发人深省，表白了毛泽东对近年来文学、艺术，教育问题深层次地思考。它既适应深入开展文化教育领域的革命势在必行的趋势，又完全符合一以贯之的毛泽东精神。

　　同年4月，毛泽东就肯定了林彪关于部队文艺工作的谈话意见。意见提出：一个目的：无产阶级文艺的目的，就是要团结人民，教育人民，鼓舞革命人民的斗志，瓦解敌人，消灭敌人。部队文艺工作必须紧密结合部队任务和思想情况，为兴无灭资，巩固和提高战斗力服务;两个标准：即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 两者不是混合， 而是化合;三结合的创作方法：搞好创作要做到领导、专业人员和群众的三结合。 领导上要出题目， 分任务， 统筹安排;三过硬的功夫：文艺工作者要搞好创作，必须有学习毛主席著作过硬、深入生活过硬和练基本功过硬。毛泽东批示，完全赞成，认为很好，很及时。(参见第363页)

　　毛泽东认为，搞社会主义教育，要抓理论，抓文艺。对文化界现状一直不满，特别是戏剧界。“比如唱戏，就是没有改革过来，这十五年根本没有改，什 么工农兵，他根本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那个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所谓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第367页)中宣部报告披露了如下情况：今年二月三日，中国戏剧家协会在政协礼堂举行了有二千多人参加的迎春晚会。部分节目庸俗低级，趣味恶劣，引起了群众不满。在文艺创作方面，没有组织作家艺术家创作反映社会主义时代的作品。有些刊物对反映当前现实斗争的作品缺乏热情，登得很少， 却登了不少脱离时代、没有多少社会意义的东西，甚至还发表了一些借古讽今、发泄对现实不满情绪的坏东西。毛泽东针对上述情况，批示：“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倶乐部那样的团体。 ”(参见第374页)

　　7月对彭真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上的讲话予以充分肯定。彭真讲话提出：京剧要改革，要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提倡以表演工农兵为主人公的现代戏。要把京剧的革命的思想内容和京剧独特的艺术风格和谐地统一起来。京剧的作者、导演、演员必须深人工农兵，同工农兵打成一 片，同工农兵建立血肉的联系。京剧工作者思想要革命化。(参见第383页)彭真的讲话道出了毛泽东的心声，体现了毛泽东精神。

　　毛泽东于1964年前后相继观看了话剧《雷锋》、《霓虹灯下的哨兵》、《万水千山》、《南海长城》;大型革命历史舞剧《义静烈火》、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歌剧《江姐》、豫剧《朝阳沟》;以及部分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芦荡火种》、《红灯记》、《袭击白虎团》、《红嫂》等。

　　1964年11月26日，中央歌剧舞剧院芭蕾舞团在深圳公演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和古典芭蕾舞剧《天鹅湖》演出成功。它是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典范之作。革命的内容，芭蕾舞的表现形式，受到来自香港的七千多观众的热烈赞扬。有些人露宿一夜等待买票，香港工人组织要求包一场《红色娘子军》让工人观看， 在观众的强烈要求下， 《红色娘子军》增演了两场，每场演出，观众的热烈情绪和场面，盛况空前，在内地也是少有的。毛泽东闻讯后，批示道：“人们要革命。”(参见第446页)人民需要健康向上的艺术作品，需要丰富多彩的精神食粮。

　　1965年6月11日，在杭州接见地方干部时谈到文艺现状，毛泽东说：文艺座谈会(指延安文艺座谈会——撰写者注)我讲了话，放了空炮，以后二十几年没有整个抓文艺战线，结果长期以来照样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占统治地位，尽是那一套，劳动人民只是打武场、跑龙套。 现在要改一改， 让劳动人民当主人， 才符合我们现在的情况。(参见第505页)

　　6月20日在同上海复旦大学教授刘大杰、周谷成谈话指出：宋朝的王安石最可贵之处在于他提出了“人言不足恤”的思想，在宋神宗时代，他搞变法，当时很多人攻击他，他不害怕。封建社会不比今天，舆论可以杀人，他能挺得住，这一点不容易做到。我们要学习王安石这种精神，不要害怕批评，要敢于发表和坚持自己的见解。同时谈到京剧改革，说：京剧改革的事还是要搞下去，目前先搞出几个好的剧目来，到处去唱。唱来唱去逐渐使他们成为传统剧目，逐渐使现代剧占领舞台。(参见第509页)

　　毛泽东倡导的现代戏，革新了京剧专注写意的表演形式，运用写实的布景道具，声情并茂、韵味十足的成套唱腔，精益求精、让人民喜闻乐见的艺术追求，以工农兵为主体的英雄人物形象，以丰富的革命内容为故事情节，为观众提供激奋人心、昂扬向上的精神滋养，成为革命现代戏鲜明的艺术特色。戏剧改革，别开生面，扫除了占领戏剧舞台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成为鼓舞人民斗志，激发人民社会主义建设热情的时代风尚。现代戏剧目展演的空前成功，是毛泽东倡导的戏剧革新运动至延安开始，及贯彻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的持续发展，使它成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文化艺术方面的标志性建树和成果之一，是贯穿毛泽东精神的红色经典。如果放任封、资、修的思想流毒在文化领域肆意泛滥，它必将腐蚀人们的思想灵魂，动摇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危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以戏剧革新为前奏的文化大革命成为因势利导、顺势而为之举。

　　毛泽东对《红楼梦》有独到的见解。1964年8月18日同有关人员谈哲学时说：“《红楼梦》我至少读了五遍，我是把它当作历史来读。什么人都不注意《红楼梦》的第四回，那是个总纲。第四回葫芦僧判断葫芦案，讲护官符，提出四大家族，阶级斗争激烈，几十条人命。《红楼梦》写出来二百多年了，研究红学的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可见问题之难。”(《毛泽东年谱》第五卷第396页)几天之后，8月24日又说：“曹雪芹在《红楼梦》里还是想补天，想补封建制度的天，但是《红楼梦》里写的却是封建家族的衰落，可以说是曹雪芹的世界观和他的创作发生矛盾。”(《毛泽东文集》第八卷《关于人的认识问题》)毛泽东对《红楼梦》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和方法，透视封建社会必然衰落的独到见地，对人们深入理解和研究《红楼梦》及文学艺术具有提纲挈领的指导意义。

　　1964年5月，在巡视途中，他说：阶级出身和本人表现，要加以区别， 重在表现。 唯成分论是不对的。我们在工厂中划阶级，并非查所有的人，并非主要为了查剥削阶级出身的技术人员，他们过去有的是为剥削阶级服务，只要现在表现好，就要信任他们，即使表现不大好，也要改造。如果只按出身，那末马、恩、列、斯都不行。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只能经过知识分子。工人每天在剥削压迫下生活、工作，自己产生不出马克思主义，要有知识分子。(参见《毛泽东年谱》第五卷第356页)65年6月又谈到：成分还是要看的，但不要唯成分论，看表现，地主、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背叛地主、资产阶级就可以了。(参见第505页)毛泽东关于成分论的观点，体现了他一以贯之的哲学精神，即一分为二与辩证观点的对立统一规律。事物是可变的，人也是可变的。人的出生不可以选择，成分是可以改变的。因为人通过环境和自身的塑造，他可以背叛自己出生的阶级。当人们不能深刻把握毛泽东精神，愚昧固化的时候，人为的悲剧也就难免了。

　　在谈到秦始皇与孔夫子时，毛泽东的见解也是与众不同。64年6月在与外宾交谈时说：秦始皇，历来说他不好，但是最近这几十年来，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已经给他翻了案。孔夫子，历来说他好，也是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把孔夫子的一套教条推翻了。可是孔夫子阴魂不散，有喜欢孔夫子的，现在给他翻案。孔夫子有些好处，但也不是很好。我们认为应该讲公道话，秦始皇比孔夫子伟大得多。孔夫子是讲空话的，秦始皇是第一个把中国统一的人物。他不但政治上统一中国，而且统一了中国的文字、各种制度如度量衡等，有些制度后来一直沿用下来。中国过去的封建君主还没有第二个人可以超过他的。可是他被人骂了几千年，骂他的就是两条：杀多了人，杀了四百六十个知识分子;烧了一些书。(参见第372页)毛泽东65年6月与胡志明谈话时又说：“孔子是唯心主义。孔子代表奴隶主、贵族”。“在中国历史上，真正做了点事的是秦始皇，孔子只说空话。有些事，秦始皇的办法不对。他虽然只统治了十三年，但影响有几千年。”这些观点反映了毛泽东的世界观。秦始皇从国家治理层面来说，是务实派，他为统一中国，革新文字，规范经济是有历史功绩的。只是他的“焚书坑儒”遭到千年诟病;孔夫子为中国的道德伦理提出了戒律，可惜人们难以完善，只能束之高阁，反而被统治者利用，成为束缚人民精神的枷锁。可以说，毛泽东更倾向于秦始皇而不是孔夫子，这也是毛泽东精神的独特之处。

　　毛泽东的反叛精神始终如一，对清规戒律，墨守陈规一向嗤之以鼻。64年6月，他在同身边医务工作者谈话时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认为医学教育要改革，学生不用读那么多年的书;医学水平应该在实践中提高;医学重点应该放到农村去，“中国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在农村，不为农村服务，还叫什么为人民服务。”它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始终把人民的切身利益放在首位的精神。随后，“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掀起了农村医疗改革的高潮。(参见第512页)

　　关于教育改革，毛泽东强调要少而精和启发式的教育。(第509页)指出：“现在这个大学教育，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粱、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怎样做买卖，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大学教育应当改造。”(参见第554页)早在64年10月与西南非洲(今纳米比亚)妇女代表团谈话时曾说：我们现在的青年人没知识了，没见过帝国主义、地主、资本家，他们是吃蜜糖长大的，所以要请你们当教员，给他们讲讲，告诉他们，不要忘记你们还在受苦。吃蜜糖长大的，我们赶他们下农村，他们不肯去。我的女孩子现在下去了。我告诉我的女孩子，人家不知道你是我的孩子，你不要躲躲闪闪，你就说我说的，读了十几年书，越读越笨了，要向你们学习请教。(参见第432页)

　　毛泽东以上谈话精神成为后来文化大革命涉及的内容。关于阶级出生的问题涉及到“血统论”;倡导的京剧改革，才有“样板戏”之称谓;褒秦始皇、贬孔夫子才有后来的“批林批孔”运动;提倡“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才有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的方兴未艾;呼吁教育改革，才有张铁生交“白卷”之壮举;强调青年教育问题，才给一代知识青年留下”上山下乡“刻骨铭心的记忆。”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是1955年毛泽东向广大青年发出的伟大号召。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文化大革命局面的形成，表明毛泽东精神具有延续性、连贯性、整体性，不是一时心血来潮，随心所欲之所为。

　　1965年10月8日，​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有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谈到阶级斗争问题时，毛泽东说：“马克思的学说，就是阶级斗争的学说，政治经济学也是阶级斗争的理论。”随后问彭真：吴晗是不是可以批评一下?彭真答：可以批评。毛泽东说：让下面批评嘛。(第539页)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文章发表后，在全国引起强烈震动。这篇文章成为发动“ 文化大革命” 的导火索。(第542页) 11月中旬，毛泽东看过《情况简报》反映有关吴晗对批评文章的言论和态度后批示：“ 我都已看过。一夜无眠。“ 对北京各报不转载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不满意，指示上海将姚文元文章出单行本，向全国征订。毛泽东说：他们不登，你们就出小册子。(第548页)后来，有人询问“ 吴晗能不能算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这个问题时，毛泽东表示：吴晗可以照样当他的副市长， 他就不紧张了。(第563页)

　　在与外宾交谈时，从国际谈到国内形势，指出：“有些事情，在一个时候看起来好像很了不起，好像整个天都黑了。只要我们的政策正确，路线正确，人民总是会逐步觉醒起来，同我们站在一起的。(第549页)在林彪关于部队突出政治的报告上批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第551页)又说：“ 突出政治，不是说不要业务。有的同志重业务、轻政治，是方向问题，但不是说不要业务。”(第559页)

　　12月8日至15日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罗瑞卿问题。会议确定：从长期看，工作有一定的成绩;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但领导有责。处理两步走：调动职务，不搞面对面，冷处理。会后，罗瑞卿被调离了军事领导岗位。在谈到罗瑞卿问题时，毛泽东说：”这个人就是盛气凌人，锋芒毕露。“ (第557页)

　　12月21日，毛泽东尖锐指出：《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 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 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 海瑞”。(参见第554页)后来又批评道：“ 为什么批评吴晗不能联系罢官，不能联系庐山会议?学术批判要走群众路线。当然不要像一九五八年那样否定一切，要发扬五八年精神，去掉五八年的缺点。”(第578页)

　　批评林彪对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如“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 、“ 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两个提法都不妥。(第564页)后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又说： ”毛泽东思想的提法，最高最活，不要那样提，也不要讲顶峰。“ 同时又反省道：”切不要相信什么一贯正确，人总是要犯错误，又正确又不正确。这几年也是嘛，犯了多少错，一贯正确是没有的。比如高征购、瞎指挥，教育了我们。“在林彪谈到“ 要学毛主席” 时，毛泽东说：我在这里说一句，要突破，要创造，不要只解释，不要念语录，不能受束缚。不要迷信，要有新的论点，新的解释，新的创造，不然不行。 (以上参见第573-576页)毛泽东历来反对个人崇拜，用发展的、一分为二的观点看待人和物。否认一贯正确、终极顶峰之类的奉承。自察自省、是非分明。

　　​1966年2月，江青在上海主持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会上提出：“ 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毛泽东反复修改这个纪要，并指出：“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所以，这是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 文化革命解放军要起重要作用” 。(第568页)

　　毛泽东认为年轻人有朝气，是革命的生力军。“年轻人一抓住真理就势如破竹。” (第564页)并提出“ 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的响亮口号。同时，尖锐指出：“文化革命能不能搞到底，政治上能不能顶住?中央会不会出修正主义?没有解决。我们都老了，下一代能否顶住修正主义思潮，很难说。文化革命是长期艰巨的任务。我这一辈子完不成，必须进行到底。”(第579页)

　　4月2日 ，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书记处。信中说：遵照主席指示，提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旗，彻底批判文史哲方面的反动学术思想，彻底揭露这些学术权威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立场。(第579页)4月14日，毛泽东将1949年9月21日在政协第一届会议上的开幕词中的一段话批注道：“ 这一段话讲得准确，请同志们经常地讨论这个问题。 ”这段原话是：“ 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 ” (第582页)

　　4月下旬，毛泽东多次修改后来正式定名《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通称 “五一六通知”。修改加写如下：

　　“ 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在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能够允许有什么平等吗?“

　　”他们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一道，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谈不到什么平等。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

　　“他们对于一切牛鬼蛇神却放手让其出笼，多年来塞满了我们的报纸、广播、刊物、书籍、教科书、讲演、文艺作品、电影、戏剧、曲艺、美术、音乐、舞蹈等等， 从不提倡要受无产阶级的领导。”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 学术权威’ 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 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

　　在杭州中央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不相信只是吴晗的问题。这是触及灵魂的斗争，意识形态的，触及的很广泛。强调：从现在起，全面、系统地抓起来。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现在抓嘛!不破不立，彻底破，破中有立。又批评指出：北京市一根针也插不进去，一滴水也泼不进去，彭真按照他的世界观来改造党，事物走向反面，他已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对他的错误要彻底攻。阶级斗争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西风吹渭水，落叶下长安”，灰尘不扫不少，阶级敌人不打不倒， 倒了还要起来反抗。(第587页)

　　5月北京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进行批判，并决定停止或撤销他们的职务。召开这次会议及通过“ 五一六通知”，标志“ 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号角。

　　蓬勃兴起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灵魂的斗争，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继续和发展。它意图从政治上打倒具有资本主义倾向和代表资本主义势力的当权派;文化上扫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封、资、修一套;教育方面使学生全面发展，学习与生产相结合，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与毛泽东抵制资本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导思想和革命精神协调一致。

　　5月5日，在上海​会见由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毛泽东说，事物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马克思、恩格斯就没有料到亲手创立的社会民主党在他们死后被他们的接班人篡夺领导权，变为资产阶级政党;苏联也不以列宁的意志为转移，他也没有料到会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你晓得哪一天修正主义占领北京，现在这些拥护我们的人摇身一变，就可以变成修正主义。我们这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很可能起来。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有的时候我也很忧虑。说不想，不忧虑，那是假的。(第589页)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由此可见。

　　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同时，毛泽东始终强调抓革命，促生产。阅林彪五月六日报送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写给林彪一封意义深远的信：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第590页)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初期著名的、风靡全国的“五七指示”。

　　毛泽东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具有清醒的现实主义视野;又是一位浪漫主义诗人，胸怀理想主义激情，时刻不忘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幸福。规划着军队、工人、农民、学生、全体人民在社会主义大家庭里安居乐业、辛勤耕耘，建设自己美好家园的宏伟蓝图;忧虑帝国主义侵略、修正主义猖獗、资本主义复辟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和痛苦。 “五七指示”为人民共和国描绘了最新最美的图画，充满了忧国忧民的情怀，丰富了毛泽东思想。是探索与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建树和光辉经典，闪烁着大爱无疆的毛泽东精神的光辉。

　　毛泽东对于章士钊提出暂不出版其著作《柳文指要》的来信的批示，是研讨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指示精神的重要参考资料。章士钊的思想受到文化大革命的“绝大震动” 认识到，“ 我的所谓指要，纯乎按照柳子厚观点，对本宣科，显然为一个封建社会的文化僵尸涂脂抹粉“，“ 这一类著作，投在今日蓬勃发展的新社会中，必然促使进步奋发的农工新作者痛加批判” 检讨自己“ 不知不觉间堕人反党反人民的黑线之内，得受膺惩“ 毛泽东批注：文化大革命“ 不可能这样快。 ”指出：文化大革命“ 要痛加批判的是那些挂着共产主义羊头，卖反共狗肉的坏人，而不是并不反共的作者。批判可能是有的，但料想不是重点，不是‘ 痛加’ 。 ”认为章士钊言过其实“ 此语说得过分。”开导他“ 何至如此”诚惶诚恐。这里不难看出，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时间限度是把握的，它不是匆匆忙忙，而是缓步推进的;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和对向也是清楚的，即重点批判那些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和反共反人民的残渣余孽;对于那些本质上并不是反共反人民而只是思想模糊、认识有差距的人，批判是有的，但重在教育。同时批示相关领导，章士钊的著作按照作者意愿，或出版，或修改后印行，“二者择一可也。”(以上参见《毛泽东年谱》第五卷第593页)《柳文指要》一书，后经作者修改，于 1971 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开展文化大革命是形势所迫，毛泽东是深有感触的。1966年6月10日，在会见胡志明时，引用杜甫的诗句“人生七十古来稀”，“我们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对接班人问题提出担忧和质疑：“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对“现在都是喊’万岁‘的人”表示怀疑。

　　在杭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关于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明确说：“要放手，不怕乱，放手发动群众，要大搞，这样把一切牛鬼蛇神揭露出来。”赞扬道：“北大一张大字报，把文化革命的火点燃起来了，这是任何人压制不住的一场革命风暴。 这次运动的特点是来势凶猛，左派特别活跃，右派也在顽抗、破坏，但一般不占优势。”指出：要依靠这场运动中涌现的一批积极分子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谈到文化革命的搞法，毛泽东说：“先夺权，批评权威，再搞教学改革、学制改革。”又明确指示：中央要搞个高中、大学入学考试制度，办法是学校推荐和选拔相结合。初中还要考试。今年大学招考推迟半年，闹半年文化大革命。

　　在前往长沙的专列上同江西省委负责人谈话时说：“这次运动，是一次反修防修的演习。我们的青年人，没有经过革命战争的考验，缺乏政治经验，应该让他们到大风大浪中去经经风雨，见见世面，让他们得到一个锻炼的机会，使他们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运动提高到“练练兵”的高度来认识，其目的是为了反修防修，即资本主义复辟。在韶山接见省地县领导时，进一步说：“以前我带你们长征，现在，我又要带你们’长征‘了。”(以上参见第598-601页)以文化革命与长征相提并论，可见文化革命在毛泽东心中的分量。而同期吟诵的诗篇《七律·有所思》更真实地表达了诗人对文化革命的焦虑和思考：“ 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凭阑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 ”

　　毛泽东诗词将红卫兵革命小将、以及左派积极分子比喻为“青松”，饱含了诗人的赞誉之情，流露了对一些如“败叶”一般的当权派、复辟势力、右派分子地嘲笑。诗人爱憎分明，感情充沛。文化革命的风暴势如雷霆万钧，摧枯拉朽，震惊寰宇。“满街红绿走旌旗”，诗词形象地描绘了人民群众自发地踊跃投身到文化革命洪流之中的热烈场景，是那样群情激昂，振奋人心!作者思虑颇多，用心良苦。感慨自己亲手点燃的文化革命的烈火在祖国大地熊熊燃烧，那应该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的心声和愿望。坚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彻底的革命，是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诗人因此而倍感欣慰。该诗既有爱国名将岳飞“凭栏处潇潇雨歇”的壮怀激烈，也有一代词人范仲淹“先忧后乐”的壮志豪情，更具有全心全意为人民、兴无灭资的毛泽东的战斗精神! (待续)

　　2016.2.29 f.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