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对祖国优秀传统文化遗产是如何吸收和扬弃的

　

作者：刘书林，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常务理事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产物。同时，毛泽东思想也源自毛泽东对祖国优秀文化遗产的尊重、吸收和扬弃。毛泽东曾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毒素。”[1](P707-708)他还说：“我们信奉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思想方法，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中国文化遗产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外国思想的价值。中国历史遗留给我们的东西中有很多好东西，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们必须把这些遗产变成自己的东西。……我们中国人必须用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2](P191-192)毛泽东确实是一个全面吸收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并将其为中国的发展进步服务的大师。他这方面的文化修养和造诣，永远是我们炎黄子孙学习的最好榜样。

　　一、毛泽东对中国诸子百家元典文化宝藏的批判和继承

 

　　毛泽东不仅精心阅读马列的书，并建议把三十几部马列经典著作印成大字本，发给高级干部作为必读之书。他还一贯重视研究分析中国元典文化中的诸子百家的著作及其思想成果。

　　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孔夫子采取了一种客观分析和批判的态度。他幼年虽然读过孔夫子的书，但真正影响他的思想的决不是孔夫子。对孔夫子的态度，毛泽东始终体现了五四运动时期形成的批判态度并坚持到底。他虽然主张不要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从乌龟壳(甲骨文)到现在，都要进行研究、总结，要有知识。”[3](P312)他甚至还主张在调查研究中“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3](P83)但是，毛泽东并不接受孔夫子说教的这套东西。他在延安接受斯诺采访时说：“我读过经书，可是并不喜欢经书。我爱看的是中国古代的传奇小说，特别是其中关于造反的故事。我读过《岳传》《水浒传》《隋唐演义》《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等。……我认为这些书对我的影响大概很大，因为这些书是在易受感染的年龄里读的。”[4](P8-9)在五四运动的高潮中，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增刊第一号上著文认为：“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单就这独霸中国，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3](P57)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他明确把“孔子和蒋介石的书”，列为“反面的东西”，要求干部读一读这些反面教材，以巩固自己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5](P193)1958年11月，在武昌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人看孔夫子，他当然是有地位的，因为我们是历史主义者。但说是什么圣人，我们也是不承认的。”[3](P256)1967年10月，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开幕式上，毛泽东讲话提到了郭沫若、范文澜、冯友兰尊孔的倾向，然后仍然坚持说：“我这个人比较有点偏向，就不那么高兴孔夫子。看了说孔夫子是代表奴隶主、旧贵族，我偏向这一方面，而不赞成孔夫子是代表那个时候新兴地主阶级。”[3](P305)1973年5月，毛泽东写了五言诗《读“十批判书”》，在学术观点上与郭沫若进行了商讨，批孔的倾向仍然是鲜明的：“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6](P431)同年，8月5日又写了七言诗《读“封建论”，呈郭老》：“祖龙魂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6](P437)毛泽东对儒家孔学的这种坚决批判的态度是主要的、一贯的。那些借口振兴所谓“国学”，而千方百计把毛泽东的精神歪曲为儒家精神，或者说毛泽东的思想主要受了儒家思想的影响，这是没有根据的。个别的人还借此尊孔、祭孔、到处修建孔夫子铜像和石像，甚至让青少年朝拜孔夫子，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的角度看，真是莫名其妙，十分离谱。

　　在中国的元典文化中，真正受到毛泽东青睐并具有重要影响的，与其说是儒家的孔孟学说，不如说是老、庄的朴素辩证法的学说。青少年时代的毛泽东就对《老子》非常熟悉。1917年暑假，他与萧子升一起游学时，就与宁乡一位隐居的刘氏翰林谈论过《老子》。毛泽东告诉这位翰林，“我们读过《老子》”，“最好的《老子》注是王弼做的”。[7](P88)在漫长的领导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一直对《老子》《庄子》抱有极大的兴趣。据不完全统计，在《毛泽东选集》四卷本之中，直接引用《老子》的名言达八条之多。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就引用了《老子》的“将欲取之，必故与之”的话语。关于在战争中土地得失问题的看法上，他说：“关于丧失土地的问题，常有这样的情形，就是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这是‘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原则。”[8](P211)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中，讲到对付国民党制造摩擦政策的方针，引用了老子的“不敢为天下先”的话语。他说：“我和国民党的联络参谋也这样讲过，我说我们的方针：第一条，就是老子的哲学，叫做‘不为天下先’。就是说，我们不打第一枪。”[2](P326)这就是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让蒋介石充分暴露自己背信弃义的本质，以赢得主动权。1949年3月13日，毛泽东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中，谈到委员之间“互通情报”的重要性时，再次引用老子的话语：“‘互通情报’……这对于取得共同的语言是很重要的。有些人不是这样做，而是像老子说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结果彼此之间就缺乏共同的语言。”[9](P1441) 1949年8月18日，在美国反共反华的气焰甚嚣尘上之时，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又借用《老子》第74章的话警告美国人，“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老子说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对于我们，不但‘以死惧之’，而且实行叫我们死。……现在这种情况已近尾声了，他们打了败仗了，不是他们杀过来而是我们杀过去了，他们快要完蛋了。”[9](P1496)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老子》更是爱不释手，出外行装必带《老子》。1957年2月27日完成的著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在谈到矛盾的相互转化的道理时，引用了老子的话：“我们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老子在二千多年以前就说过：‘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日本打到中国，日本人叫胜利。中国大片土地被侵占，中国人叫失败。但是中国人的失败里包含着胜利，在日本人的胜利里包含着失败。历史难道不是这样证明了吗?”[5](P238)

　　毛泽东对庄子同样是很喜欢的，受其影响不小。他在长沙读书时就读过《庄子》。在第一师范读书时，他写的《讲堂录》中就多处抄录和摘引了《庄子》的许多篇目中的观点和语句。[7](P104)由于他对《庄子》有较透彻的研究，著文、作诗、讲话中能够信手拈来，娴熟地引用《庄子》的文字和段落。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有这样的文字：“菩萨是农民立起来的，到了一定时期农民会用他们自己的双手丢开这些菩萨，无需旁人过早地代庖丢菩萨。”[8](P33)这里所说的“代庖”这个概念就是出自《庄子·逍遥游》。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会议上做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其中就引用了《庄子·秋水》篇中“井底之蛙”的典故，批评当时那些狭隘悲观主义的观点。他说：“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体。一个虾蟆坐在井里说：‘天有一个井大。’这是不对的，因为天不止一个井大。”[8](P149)

　　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与几位哲学工作者谈话，谈到了事物的无限可分性，引用了《庄子·天下》篇的内容。毛泽东说：“‘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是个真理。不信，就试试看。如果有竭，就没有科学了。”[3](P293) 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的总结讲话中，借用《庄子·天下》篇讲解动、静的辩证法。他说：“看电影，银幕上那些人净是那么活动，但是拿电影拷贝一看，每一小片都是不动的。《庄子·天下》篇说：‘飞鸟之景，未尝动也。’世界上就是这样一个辩证法：又动又不动。净是不动没有，净是动也没有。动是绝对的，静是暂时的，有条件的。”[3](P228)1965年1月9日晚，毛泽东再次会见了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据斯诺回忆，在与毛泽东海阔天空的谈话中，他曾经问毛泽东：“你在中国进行革命，同时也使外国的‘汉学’起了革命变化，现在出现了各种的毛派和北京学派。不久前我出席了一个会议，一些教授在争论你对马克思主义究竟有没有做出什么独创的贡献。会后我问一位教授，如果能够说明毛从未自称有过任何创造性的贡献，这对他们的争论会不会产生影响?那位教授不耐烦地回答说，‘不会有影响。那完全是不相干的。’”斯诺接着回忆说：“毛笑起来。他说，两千多年前，庄周写了关于老子的不朽著作(《庄子》)。后来出现了诸子百家，争论《庄子》的意义。”[10](P192-193)毛泽东引用后世争论庄子的典故笑答斯诺，大度而贴切。因为，仅仅到晋代“竹林七贤”之一的向秀注释《庄子》之时，注家已达几十家了。向秀认为各家相争不下，但都“莫能究其旨统”，而死去500多年的庄子也不可能出来说话了，由他去吧!毛泽东这里有任由后人评说的气度。

　　毛泽东受到庄子的文化熏陶，还体现在他的诗词之中。《庄子·逍遥游》篇中“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的鲲鹏，其意象和气势就先后出现在他早年的诗词里。1918年4月毛泽东写的《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就有“君行吾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的诗句;1925年写的《沁园春·长沙》就有“鹰击长空”“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诗句。毛泽东1965年5月写的《念奴娇·鸟儿问答》(与《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一起，公开发表于1976年元旦)“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这首词就更是表现了与《庄子·逍遥游》的借鉴关系，其中的鲲鹏，蓬间雀，及其二者之间的问答对话场面和意境，均取自庄子的这篇著作。

　　二、毛泽东对中国历史典籍价值的开发和运用 

　　毛泽东一生爱读中国的史籍并注意开发和运用其重要价值。在《毛泽东选集》中，可以看到他常常旁征博引大量的历史典籍。《左传》《吕氏春秋》《史记》《汉书》《资治通鉴》都是他熟读的历史典籍，《二十四史》是他阅读、圈画得最多的书籍。

　　1982年调任毛泽东图书管理小组的张贻久说：“对这部《二十四史》，毛泽东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到20世纪70年代生命历程结束时，无论在京城或外出，无论健康或生病，他都用了相当多的时间，锲而不舍，攻读不辍，几乎全都通读了一遍，重点史册、篇章还二遍、三遍、四遍地读。”[11](P28)

　　从毛泽东读史的重点，不难看出他的意旨，他对历史典籍的阅读和批示，包含着他对做人做事的高尚境界，也包含着搞好工作的高度责任感。“从毛泽东的圈画批注看，他比较赏识那些耿直刚正，在封建社会里，敢于秉理争议、舍身直谏的人物，对这些人的事迹，特别是对这些人有分析、有说理、有真知灼见的言论、奏折、书信等，十分重视，反复阅读，多有圈画和批注。对那些著名的武将和他们足智多谋、有声有色的战争场面的记叙，他也常常用军事家的眼光予以审度、分析和评注。对一些涉及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事例，他很重视联系现实，汲取经验教训。对某些帝王的成败得失也多所评论。”[11](P31)毛泽东对《资治通鉴》的评论深刻又精当。他说：“《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籍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汲取经验教训。”[11](P32)《资治通鉴》的特点就是提纲挈领、详略得当、完整系统、因果齐全。毛泽东用了“兴衰治乱本末毕具”，来概括《资治通鉴》的“叙事有法”，准确而贴切。可见毛泽东读史之广，悟性之深。

　　毛泽东对历史人物家世、业绩了如指掌，为了说明现实问题的道理，他往往能够信手拈来，谈古论今，富于说服力。他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为了鼓励年轻人敢想敢干、解放思想，讲话中列举了历史上大量的年轻有为的典型，很有说服力。他在讲话提纲里列出的典型的青年人物有：甘罗，12岁就出使赵国，因而功封为“上卿”;贾谊，十八岁大有才名，20多岁就被汉文帝召为博士，不久封为太中大夫，写作《过秦论》等成为传世名篇，死时不过33岁;项羽，起兵反秦，创造了破釜沉舟战例，其勇武天下称第一，25岁就领导起义军在巨鹿战役中击破秦军主力，自称西楚霸王，死时不过30岁;韩信，幼时曾经受“胯下之辱”，后来成为刘邦建立汉朝的主要军事领导人;释迦牟尼，29岁创立佛教;颜渊，虽然一生只有30岁，但在孔门中成为德高居首的贤人;荀灌娘，13岁就带兵突围救父，驱退敌军;罗成，14岁带兵起义，勇猛善战，号称白袍小将;岳飞，抗金名将，被秦桧害死时也不过38岁;王勃，6岁便善于词章，十几岁就被沛王李贤聘为“署府修撰”，25岁写出《滕王阁序》，号称初唐四杰;李贺，虽然只有27岁的生涯，但诗作留下千古绝唱，“秦王骑虎游八极，剑光照空天自碧。羲和敲日玻璃声，劫灰飞尽古今平。”无愧为唐代杰出诗人;李世民，18岁率兵反隋，26岁即位当皇帝，称唐太宗;罗士信，14岁参加农民起义，勇猛善战，成为名将;周瑜，挂帅东吴，33岁率军大破曹军于赤壁;孔明，26岁指点江山，论述天下三足鼎立，成为蜀汉军师;孙策，创建东吴政权，成为江东豪强，死时仅25岁;王弼，幼时即享学术盛名，虽享年只有24岁，《周易注》《老子注》传承百代;英国科学家达尔文，22岁做环球旅行，提出生物进化论，成为名扬全球的博物学家;杨振宁，35岁获诺贝尔物理奖;李政道，31岁获诺贝尔物理奖;郝建秀，16岁创造细纱挡车工先进工作法，成为全国劳动模范;聂耳，23岁谱写《义勇军进行曲》曲谱，日后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毛泽东分析了这些年轻有为的人们的成功秘密：“原因：方向对，而名人学问多，保守落后了”。[12](P195)“世界是青年的，长江后浪推前浪，譬如积薪、后来居上。”[12](P207)毛泽东说：“举这么多例子，目的就是说明青年人是要战胜老年人，学问少的人可以打倒学问多的人，不要为大学问家所吓倒。要敢想，敢说，敢做;不要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12](P208)没有丰厚的历史文化修养，是不可能一口气列出如此翔实的专题事实的。这些历史文化资源经毛泽东开发运用，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鼓舞了现时代的人们吸取历史资源，致力于引导人们向前看。他真正做到了古为今用，批判地继承，做到了对历史文化的真正扬弃。

 　　三、毛泽东对中国古典文学宝库价值的开发和运用

 　　中国几千年积累的古典文学宝库，源远流长，精品频现，琳琅满目。毛泽东对其中优秀成分的深刻理解、独到品评、灵活运用、继承和发扬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这无疑也是滋养毛泽东思想的文化渊源。他在开发运用这笔文化财富的时候非常注重提炼和选择那些具有较多人民性、科学性和大众性的内容。这个尺度把握得特别好。

　　毛泽东很注重从《诗经》中提炼和运用其中具有人民性的内容。他自幼熟读《诗经》，1915年他向长沙各学校发出的《征友启事》中，就引用了《诗经·小雅·伐木》的诗句：“嘤其鸣矣，求其友声”。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与哲学工作者谈话时就曾评论《诗经》：“司马迁对《诗经》的品评很高，说诗三百篇皆古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大部分是风诗，是老百姓的民歌。老百姓也是圣贤。‘发愤之所为作’，心里没有气，他写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獾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尸位素餐’就是从这里来的。这是怨天，反统治阶级的诗。”[7](P250)毛泽东抓住了古代诗作的人民性的灵魂，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和阶级斗争的观点融为一炉，古为今用，十分贴切。

　　《楚辞》作为我国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深为毛泽东酷爱。他在第一师范读书时，就抄录过《离骚》《九歌》的全文，并为各节写了提要。苏联汉学家费德林在《我所接触的中苏领导人》一书中回忆了毛泽东1949年访问苏联时谈话中对屈原的评价：“屈原的名字对我们更为神圣。他不仅是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名伟大的爱国者，无私无畏，勇敢高尚。他的形象保留在每个中国人的脑海里。无论在国内国外，屈原都是一个不朽的形象。我们就是他生命长存的见证人。”[12](P256)这反映了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复杂而困难局面时的民族自信、自尊的爱国情怀。他把这种爱国主义的情怀通过历史文学典籍的分析，延伸到了中华民族的远古时代，有力地说明了中国爱国主义精神源远流长。1958年1月，中央在南宁会议期间，国民党飞机空袭南宁，全城进入防空警备状态时，毛泽东坚持不进防空洞，让人点上蜡烛，聚精会神读起了《楚辞》。在中苏关系破裂的1961年秋，毛泽东借《离骚》中“芳草椒兰变为污秽萧艾”的韵意，写了《七绝·屈原》：“屈子当年赋楚骚，手中握有杀人刀。艾萧太盛椒兰少，一跃冲向万里涛。”[13](P400)实际上，他是在提醒党的干部腐败是导致事业失败的主要原因。1972年9月27日，毛泽东还把《楚辞集注》一书赠送给前来谈判建交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这一深沉的赠书之举，既表达了促进中日文化交流的意义，也展示了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积淀的底蕴。

　　唐诗宋词更是中国诗歌发展的全盛时期的产物，是中国文化宝库中的瑰宝，也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璀璨明珠。毛泽东年轻时期就能够背诵《唐诗三百首》。毛泽东一生中经常把唐诗宋词的诗句加以引申，寄予政治、外交、哲学等丰富的内涵。他在19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后的阴郁日子里，借用崔颢《黄鹤楼》中“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的诗句，写出《菩萨蛮·黄鹤楼》：“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在文学作品中引领历史的源头之水，滋润现实政治的思考，表达了心怀天下、矢志不渝、献身革命的壮志。他借用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中“天若有情天亦老”的诗句，推演出《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中“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表达了历史潮流不可抗拒的必然趋势。他借用李白《临江王节士歌》中“安得倚天剑，跨海斩长鲸”的诗句，推演出《念奴娇·昆仑》的诗句：“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环球同此凉热”的境界，表达了创造美好世界的雄奇壮美的气概。他还喜欢宋词，经常书写、吟咏，借以言志。[14](P1733)1957年3月20日，当他乘飞机从南京飞往上海，飞过镇江上空时，他就想起了镇江的北固楼，想起了辛弃疾的词《南乡子·登京口北固楼有怀》，并书写了这首词。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在主持政治局会议时，又一次念起了辛弃疾的《南乡子》这首词，并改变了最后一句：“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当今惜无孙仲谋。”之后，并让叶剑英念了一遍这首词。[3](P318)这是毛泽东主持的最后一次政治局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读这首词，对同志的希望，对未来局势的隐忧，得到了含蓄、稳妥的表达。

　　毛泽东在古典小说方面的深厚素养赋予他特殊的领袖风格。他通过分析和解说这些古典小说的典型人物和故事，得心应手地把自己的思想、意志、策略自然而生动形象传递给他的战友、下属、人民群众。尤其是家喻户晓的《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等四大名著，伴随着毛泽东度过数十春秋，对其思想和理论的形成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也被他赋予了崭新的内涵。

　　1957年7月9日，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在讲到反对官僚主义的问题时，鼓励干部要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自己的错误，鼓励干部在整风中锻炼，引用了《西游记》的故事：“孙悟空不是很厉害的人物吗?人家说是‘齐天大圣’呀，还要在八卦炉里头烧一烧。”在讲到干部与群众的关系时，毛泽东引用了《三国演义》的故事：“刘备得了孔明，说是‘如鱼得水’，确有其事，不仅小说上那么写，历史上也那么写，也像鱼跟水的关系一样。群众就是孔明，领导者就是刘备，一个领导，一个被领导。”[3](P235-236)这样的比喻，这样的古为今用，扬弃了古旧的形态，提炼了符合新时代的内容，毫无复古之气，充满贯通古今的气势，使人很容易理解和接受。

　　1959年9月，毛泽东与韶华谈论中国的古典小说。谈到《西游记》时，他表示自己十分赞赏孙悟空敢做、敢为，勇于同多种妖魔鬼怪作斗争的性格，说孙悟空敢于违背唐僧的“千日行善，善犹不足;一日行恶，恶常有余”的信条，信奉“行善即是除恶，除恶即是行善”。[3](P269)这个理解不但抓住了孙悟空这个形象的精髓，也是对社会现实中美与丑、真与假、善与恶的高屋建瓴的分析。

　　1960年2月，毛泽东在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读书小组会上，谈到了《红楼梦》。他说：“我国很早以前就有土地买卖。《红楼梦》里有这样的话：‘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在蓬窗上。’这段话说明了在封建社会里，社会关系的兴衰变化，家族的瓦解和崩溃。这种变化造成了土地所有权的不断转移，也助长了农民留恋土地的心理。……我国的家长制度的不能巩固是早已开始了。《红楼梦》中就可以看出家长制度是在不断分裂中。贾琏是贾赦的儿子，不听贾赦的话。王夫人把凤姐笼络过去，可是凤姐想各种办法来积攒自己的私房。荣国府里的最高家长是贾母，可是贾赦、贾政各人又有各人的打算。”[3](P272)这种分析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又结合了《红楼梦》的故事，便于人们理解。

　　1961年11月17日，毛泽东读了郭沫若所作《七律·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和诗一首：“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表达了领袖对《西游记》人物的那种敌、友、我关系的独特理解，同时又起到了召唤马克思主义者面对严峻的国际政治斗争，敢于亮剑的精神。

　　同年12月，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区第一书记会议上，毛泽东针对这些经典小说对待妇女的态度问题发表了讲话说：“《金瓶梅》是《红楼梦》的祖宗，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但是，《金瓶梅》的作者，不尊重女性，《红楼梦》、《聊斋志异》是尊重女性的。”“《红楼梦》是很精细的社会历史。”[3](P281)从两本小说的有关情节，引申到对妇女解放、妇女地位问题的思考，体现着毛泽东高尚的思想境界和严谨科学的研究态度。

　　对于《水浒传》这本书，毛泽东晚年更是做过一番独特的评论。他在与芦荻探讨四大名著的小说的评价问题[14](P1748)时指出：“《水浒》这本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这支农民起义军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15](P457)毛泽东对《水浒》的评论，以马克思主义的眼光洞悉一切，与鲁迅的评论，英雄所见略同。

 　　四、毛泽东对中国历史地理文化价值的开发和运用

 　　毛泽东对中国的历史地理文化十分钟爱。跟随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人们都了解，毛泽东每到一处，首先要了解当地的历史情况、地理沿革、文物掌故及风土人情等，这已成为习惯。[11](P39)1986年9月5日，杨尚昆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座谈会上曾经讲到毛泽东的这一工作习惯：“他外出到哪个省，都要预先对那个省的省志及某些县的县志都翻阅一下。见了省里、县里的干部，他总要先讲讲开玩笑的话。比如，他到石家庄附近的正定县，他就讲，赵子龙是你们这里人，你们知道不知道?到河南，他就讲关云长不是山西人，是河南人。说关云长本不姓关，因为在河南有了人命案，逃往山西，到了潼关人家问他姓什么，他一下子说不上来，一看这里是潼关，就说我姓关。”[3](P6)毛泽东对历史地理文化的熟悉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曾经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师哲同志，曾经回忆起在延安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的情景：“这就是我们朝思暮想的、做梦也想见到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在这样一位伟人面前我不免有些紧张。……毛泽东话锋一转，又问我：‘你是哪里人?’‘陕西韩城人。’我答。毛泽东立即说：‘噢，你是司马迁的同乡嘛!’我首先是惊讶，接着是觉得毛泽东一下子就把我同他拉近了。我不知道自己对毛泽东是佩服?是崇敬?是亲近?或者三者都是!我不知道毛泽东的知识有多渊博?脑海的容量究竟有多大?他能同任何人找到共同语言，高深莫测啊!接着毛泽东又谈起了韩城的龙门，谈‘禹门三叠浪，平地一声雷’的出处;又谈黄龙山的走向，自西向东，绵延至韩城境内，谈黄龙山命名的起因，说延安的崂山也属黄龙山山脉。我前面已有的感觉又大大加强了，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在我心目中已有的威信和高大形象更具体化了!”[16](P120)一个领袖人物对历史地理文化的修养，在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眼里，就不仅仅是一种文化知识的修养，更是一个领袖人物的宽广胸怀和超级智力的象征。

　　1942年底，毛泽东第一次知道张稼夫是山西文水人，就说，你们县里出了个女皇帝啊!(指武则天)1943年，毛泽东在延安第一次见到薄一波时，知道他原籍山西定襄人，就谈到了汉文帝的母亲姓薄，汉文帝被封为代王，建都就是在山西中部。毛泽东总是能够把古今融为一炉，纵览历史，博古通今。

　　1948年11月4日，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南阳，毛泽东亲自为之撰写新闻消息，文中了了几笔就凸显南阳这个地方不同一般：“南阳为古宛县，三国时曹操与张绣曾于此城发生争夺战。后汉光武帝刘秀，曾于此地起兵，发动反对王莽王朝的战争，创立了后汉王朝。民间所传二十八宿，即刘秀的二十八个主要干部，多是出生于南阳一带。”[3](P173-174)短短几十个字，使得南阳在人们头脑中“人杰地灵”的印象加深，同时也对解放军解放南阳的意义和神勇气势有了生动深刻的理解。对历史地理文化的修养，使得现实事件具有了更加厚重的历史感和必然性。

　　毛泽东第一次见到前来为之做眼科手术的大夫唐由之，也是首先借对方的名字说事开局，他说：“你的名字出自《论语》，‘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吧?”接着，他又提到鲁迅《悼杨铨》诗中“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并说：“你可不要按孔夫子的‘由之’去做，而要按鲁迅的‘由之’去做。”这样亦庄亦谐的谈吐，这样包含历史文化的引经据典，令人如沐春风，相见恨晚。

　　1954年，毛泽东第一次见到英文秘书林克时，得知他幼时曾在保定住过，就说保定有个莲花池，是北洋军阀曹锟的花园，提到曹锟用5000银元收买500名“猪仔议员”的贿选丑闻。

　　毛泽东对祖国优秀文化遗产的尊重、吸收和扬弃，证明了一个真理：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武装自己，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今天，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我们更加应该学习毛泽东的榜样，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态度，经过批判继承的扬弃过程，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努力开发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 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3] 黄丽槦.毛泽东读古书实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4] 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5 ] 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6] 毛主席诗词百首译注[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7] 卢志丹.毛泽东品国学[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2.

　　[8]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9] 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0] 毛泽东自述[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1] 张贻玖.毛泽东读史[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

　　[1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13] 费枝美，季世昌.毛泽东诗词新解[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

　　[1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15]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16] 师哲.我的一生[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来源：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作者：刘书林，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常务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