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邃的历史洞见，恢弘的战略预演

 深邃的历史洞见，恢弘的战略预演

　　发生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叶，由伟大的毛泽东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距今已经整整五十年了。从一般意义上讲，五十年时间只不过是历史长河中一朵可以忽略不计的小小浪花，但这个五十年，却因为文革的发生、发展和史无前例，而显得异常凝重、浩瀚斑斓和余韵无穷。尽管后来的当权者们用《决议》的形式将其定位为“动乱”与“浩劫”，尽管后来的反对者及其喉舌始终把文革当做一个挥之不去噩梦中的魔鬼而极尽泼脏水、妖魔化之能事，可随着“改革开放”所带来严重的两极分化以及资源丧失、经济被殖民、绝大多数劳动者重新沦为资本的奴隶等社会现实的重复演绎，一切关心国家、民族和人民命运的，经过文革和改革冰火两重天的人们，均不约而同地开始反思、开始重新认识文革的艰难旅程。而与以往任何时候都不同的是，这次的重新认识起点于否定之否定的认识飞跃，正义、善良、理性的人们，不再纠缠于文革发生后具体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的是非曲直，不再用个人遭遇、恩怨以及现实社会存在的各种因素来困扰、局限思维，努力将自己拔高到能够眺望人类终极目标的高度，以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一红线为指引，从大历史的角度出发，去感受伟人发动文革的悲悯情怀，去领略伟人发动文革的战略宏图，去理解伟人发动文革并坚持要“七八年再来一次”战略构想的伟大意义。

　　撇去那些文革是为了打击、消灭政敌，维系毛泽东个人独裁统治等等荒诞不经、肤浅可笑、稍有理智的人均认为是不值一驳的谬论不谈，比较流行且能够赢得相当一部分人共识的一种观点是，文革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打到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鉴于苏联赫鲁晓夫集团窃取党政大权，修正马列主义搞复辟的教训，鉴于国内主持一线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在意识形态上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在经济上大搞“三自一包”，在国际共运和对外关系上提倡“三和一少”，特别是随着《论共产党员修养》要求人们做党的“驯服工具”，在党和政府内建立一整套实际上已经严重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体制的日臻完善，毛泽东认为，中国有修正主义上台、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于是，他毅然决然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应该说这个观点有它的现实性和合理性，作为阶段性战役发起的动机，它确确实实是存在并“轰轰烈烈”地实现了的，但如果将其当做文革的全部或终极目标，那是极其简单、欠缺、不够完整的。倘若再由当时以及后来的“当权派”给它加上一个后缀——毛主席是“错误的估计和判断”了形势，因为他们并不是要搞资本主义，而仅仅是在如何搞社会主义的政见上与毛主席有一定的分歧而已——那就完全变了味道，被这种观点所迷惑的善良的人们，则又被居心叵测者引入认识文革的歧途之中。 　　那么，文革的终极目的究竟是什么呢？它又给后人留下了多少启示、乃至于它为全人类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多大的历史贡献呢？我们不妨通过研究文革历史各个阶段的具体特征去追根求源。

　　（一）随着《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横空出世，全国范围内的斗、批、改运动如山呼海啸般地爆发，其势摧枯拉朽，不可阻挡，在亿万造反派声讨、批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呐喊声中，一座无形的、从中央到地方一层一级、等级森严的官僚体系顿时分崩离析——这是文革初期运动的主流，是文革发动者着力要实现战略目标中第一场战役的辉煌胜利。其他的一切，诸如资产阶级当权派精心策划、挑唆起来的群众斗群众的武斗以及部分冤案，打、砸、抢等过火行为，则或是运动中的逆流，或是疾风暴雨式革命运动难免要打破一些坛坛罐罐的旁枝末节。由此可见，文革主要战略目标之一就是要创立和锻造一种模式，即革命的人民群众可以通过非暴力的、文化革命的“造反”运动，打到、推翻、改造所有不适合自己当家作主的上层建筑。并且，毛泽东用“造反有理”来肯定、彰显、推崇这种模式的意义并不仅限于当时，实际上他已经为后世树立了一个标杆——以后如果再有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统治者，人民啊，你们就按照这种模式，创造性地依靠自己的力量去打到它！ 　　

　　（二）尽管这种模式令后来的复辟狂们梦魇不断、胆战心惊，稍有“回潮”便如临大敌，已经是威力惊人了，但文革的设计者并不满足于此。如果说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且这种可能已演变为现实，需要重新革命去打到它只是“打碎旧世界”一部分的话，那么，毛泽东更多的精力是用在如何“创造一个新世界”上。这种创造体现在1969年之前、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程中产生的新政体——革命委员会。这个新政体的突出标志就是“三结合”，即由基层普通工农兵中选拔出来的，能够代表百姓意愿的优秀分子为主体，结合进了大多数换了思想又具备丰富行政管理经验和能力的领导干部，形成一个充满了“新鲜血液”的政权形式。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种政权形式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阶段、甚至是人类未来发展阶段上实现大民主，从而确保人民大众真正当家作主的国家政权形式的一种探索。尽管这种探索因为各种因素的干扰破坏以及探索者的人亡政息而未能进行下去，但它必将给后人以丰富的政治启迪，留下宝贵的历史经验。因为这样的探索只有在文革那种以思想解放为独特标志、且又规模宏大的群众运动中才能得以实现，所以，它同时也为后人提供了一个远比巴黎公社丰富得多的政权样板，无疑，它当然是文革的战略目标之一。

　　（三）自建国前毛泽东提出“我们不当李自成”开始，到五七年反右直至文化大革命，有一条红线贯穿始终，那就是已经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既不能蜕变为改朝换代之后新的封建王朝，也不能成为人压迫人，人剥削人，脱离、修正了马列主义基本原则的资产阶级政党。毛泽东已经找到了破解“其兴勃，其亡忽”这个周期率的钥匙，那就是以人民民主这个大民主的制度来保障新政权的长治久安。而建国后逐渐形成的官僚机制无疑是与此背道而驰的，所以必须打碎它。而打碎这个机制前更深入的思考是，为什么当初由“穷棒子”组成的一个政党会逐渐演变成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机构？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有一系列从人性的本原到阶级划分及矛盾相互转换乃至于由历史到现实的具体分析、判断而形成的理论。这个理论的精神实质无外乎两条：1，阶级斗争将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并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阶段。2，共产党人必须“斗私批修”，“心灵深处闹革命”，“继续革命不停步”。在这里，毛泽东为“革命”一词注入了全新的内涵，即：革命首先是革自己的命！执政党必须永远是革命党！有一段文革时期流行甚广的基辛格与周恩来的经典对话，就很好地诠释了这个论断：基辛格举例说，在两个不懂事的小孩面前放一块糖，则两个人都会去抢，所以人的本性是自私的。周恩来回答的言简意赅：我们共产党人的历史任务就是改造世界，当然也包括改造人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所涵盖的深度与广度已绝不仅限于具体的人和组织了，而是深邃地洞见到，人类要建立一个大同世界，必须要主动地改造自我！这是一位站在人类终极目标的高峰，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历史巨人为了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而写出的惊天一笔，悲心如海啊！与此相对比，儒家“克己复礼” 的传统学说显得是那么单调和虚伪，那些“共产党要完成从革命党到执政党转变”的论调则更是显得极其浅薄和渺小。可惜，这个理论在当时不仅没有被大多数人所真正理解，相反却被视为“错误估计和判断”的危言耸听而遭到形形色色的抵制与批判。一直到几十年后，在活生生、血淋淋的现实面前人们开始猛醒的时候，才知道这个理论“比我们早看了五十年”的前瞻性和必要性，其实，这个理论又岂止是早看了五十年，五百年、一千年都不止啊！ 　

　　（四）1978年前后出现的、至今仍然还在困扰许多不明是非之人的一个论调，始终占据着官方媒体和理论界的主流位置，那就是——文革，不仅是一场政治动乱，也是一场泯灭人性、迫害老干部的灾难，更是一场摧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使国民经济频临崩溃的浩劫。果真如此么？且不谈包括文革时期在内的前27年间，中国人民在毛泽东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奋发图强，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用极短的时间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科技先行、工农业齐头并进、轻重工业均衡发展的国民经济体系，只用了二十几年时间便达到或赶超了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两百多年的水平那些事，仅就文革在九大之后全国人民响应号召，把造反运动中迸发出来的革命热情迅速投入到“抓革命促生产”之中取得的累累硕果而论，就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极其了不起的经济发展奇迹。有人将文革中各个行业所取得的成果列出了四五十条，限于篇幅，此处不及面面俱到地铺排，列其要者莫过于卫星上天，氢弹试爆成功，万吨轮船下水和工农业各条战线捷报频传。所有这些无可辩驳地说明，通过前二十几年经济的高积累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中国的综合国力已经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中华民族复兴、腾飞的时刻已经来临。这可是在西方帝国主义、苏联修正主义与各国反动派重重封锁情况下所取得的辉煌业绩，凸显出精神与物质相互转换辩证法的胜利，由此也印证了一个不容抹杀的事实——文革，作为一场触及灵魂的思想解放运动，它的客观效应是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无穷无尽的力量源泉。

　　（五）当此时也，毛泽东敏锐地抓住了这个他们那一代共产党人自己创造出来的历史机遇，开始进行战略上的调整和部局，把战役的重点放到发展国民经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蓝图上来。在文革中后期召开四届人大，既是将这种战役重点的转移公之于众的行为，又是从国家的根本大法和组织结构上予以保证的超凡之举。毛泽东创造性地将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力图在生产关系不容更改、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的转换之中寻求一种全新的、比资本主义优越得多的生产力，因为没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所形成的物质基础，实现共产主义就是一句空话。这同样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伟大实践，这种实践的伟大意义在于证明了一条长着榆木脑袋的走资派们永远认识不到的真理——社会主义公有制和与此相适应的计划经济体系是迄今为止最合理、最优越的制度体系，它既能够有效地避免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又可以防范因为资源得不到合理分配而造成的浪费，环境得不到有效的治理而形成的污染；它既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又可以因地制宜地使物尽其用、人尽其才。在这样的制度体系下，人们少无求学就业生存发展之忧，老无背井离乡就医养老之患，贫富不显、安居乐业、各尽所能，无形之中便将巨大的精神力量转化为改天换地的物质力量，在这样的力量面前，还有什么事情办不成的？从这个角度出发，说文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文革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发展经济、文革所重新界定的社会主义制度是经济健康有序发展的可靠保障恐怕一点也不为过。实际上，此后的中国如果能按照当时已经形成的趋势发展下去，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又何须等到2020年！实际上，如果没有文革及文革之前通过高积累打下来的雄厚的物质基础，就根本不可能有改革开放后所谓的“经济奇迹”，几十年后，当有人喋喋不休地嚷着要释放这个“红利”那个“红利”时，殊不知他所说的“红利”大部分都来自于包括文革在内的前27年——贪天之功据为己有而振振有词、毫无惭色，这也许同样是一种特色吧。

　　（六）长期以来，“闭关锁国”是资改派言之凿凿地攻击、污蔑文革的一件利器，相当一部分浑浑噩噩的人被改开后倾巢而入的种种光怪陆离、灯红酒绿现象所迷惑，亦都认为中国的对外开放是自改革始。那么，事实的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应当说，文革中后期，毛泽东在周恩来的协助下做了大量的工作以巩固文革所取得的成果。这些成果在外交方面的华丽篇章就是通过小球转动大球，成功地利用美国的困境联美抗苏，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中、美、苏互相制约的鼎足之势，而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和重返联合国更是为中国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国际地位。这种“合纵连横”之技被毛、周“玩”得炉火纯青，高超之极！继尼克松至中南海“觐见”之后，日本、澳大利亚等国政要摩肩接踵，络绎不绝地前来“朝拜”。那个时候才真的是“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毛泽东思想才真正地走出国门，为世界上被压迫民族和人民所尊崇并趋之若鹜，中国，不仅仅是第三世界国家的领袖和代言人，更是各国共产党和受剥削、受压迫人民学习的榜样。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才可以说是真正打破了帝国主义的封锁而敞开了国门、走向世界。因此，新中国原始意义上的“开放”只能是自文革中期始，毛泽东才是中国开放的鼻祖！并且，这种开放绝不同于以后的开放之处在于：1、政治上不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原则，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2、经济上完全独立自主、不依附于美苏以及其它政治利益集团和经济联合体；3、文化上奉行的是拿来主义，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非盲目地“接轨”，把黄赌毒连同其它乌龟王八一股脑儿“接鬼”接进来。前后两个三十年开放的事实雄辩地证明，政治上放弃了基本原则，背离了正确路线，经济上失去独立自主，文化上良莠不分、黑白不辨，其结果只能是在别人划定的圈子里打转转，成为强权的附庸和“妻妾”，成为只有利益没有真朋友、谁都想在你身上挖一块肉、分一杯羹，貌似体壮实则虚弱不堪，内外掣肘、进退失据的“巨人”。

　　“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然而，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当人们渐渐笑不起来的时候，更多焦虑的目光便不得不回眸凝视那段并不遥远却浓墨重彩、精彩纷呈的文革历史。于是，人们逐渐发现那段文革的历史其实是一座蕴藏着无穷精神财富的宝山，我们现在所能认知的，也仅仅是窥斑见豹而已。而作为前无古人、不世出的顶级战略大家，毛泽东主席以他那深邃无比、超凡脱俗的战略洞察力，提前布局落子，使文革不但成为一场触及每个人灵魂、规模宏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更在政权形式、制度模式上破旧立新，为无产阶级专政和人民群众当家作主指明了前进的方向。特别需要着重指出的是，一贯提醒人民“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毛泽东，早就预料到资本主义复辟不可避免，所以他才不顾年老体弱、冒着妻离子散身败名裂的危险，发动和领导了这场“赞成的不多，反对的不少”的社会主义保卫战。更进一步而论，文革，其实是他用心良苦安排的一次也许是数十年、数百年后才会发生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巅峰大对决的恢弘战略预演。因为有了这次包涵着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各个方面内容的预演，所以，已经通过对文革重新认识、吸收了丰富精神养料的人们，将不会再被形形色色的诱饵所吸引，不会再为形形色色的假象所迷惑，不会再懵懵懂懂地甘做资本的奴隶，不会再充当各类政治骗子的替罪羔羊。与此相反，随着毛泽东思想在中华大地上不可阻挡的回归，随着社会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内的风起云涌，人类将在文革这面代表着抗争、象征着胜利旗帜的引导下，冲破重重艰难险阻，向大同世界的理想彼岸奋力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