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精神（15）

　　( 十五 )

　　韶山，位于湖南省湘潭市，地处湘中丘陵地带。这里山峰俊秀，虎踞龙盘;冲谷曲经，溪水潺潺。相传古代的明君圣主虞舜南巡时，欣赏这里山鸣谷应，秀色可餐的圣景​，流连忘返，兴致盎然，命奏优美动听的韶乐于此，因而得名。这里留下了华夏悠久的传奇神话，这里是共和国开国元勋、人民领袖毛泽东的故乡。庐山会议前夕，毛泽东在这里留下了不朽诗篇《七律•到韶山》：“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人民英雄的史诗给韶山注入了新的活力，它因此名扬世界，成为人们景仰的神圣之地。 庐山会议召开前，毛泽东巡视南方。他经过邯郸、郑州与省市领导总结“共产风”的经验教训。又到湖北的广水镇与陪同的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谈“富日子当日子过”的问题。在去长沙的途中又谈到“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良妻”的问题。在到达韶山之后，他的思绪就回到了过去的岁月。住在韶山招待所回忆过去的战斗经历，特别谈到在开创井冈山根据地时期“左”的政策时说：革命才开始的时候，没有经验是难免要犯错误的。去年刮“共产风”，也是一种“左”的错误。没有经验，会犯错误，碰钉子，不要碰得头破血流还不肯回头。这里，有对自己的内省自责，主要是对左倾错误的批评。6月26日清晨，走上山来到父母亲墓前，接过身边工作人员采自路边的一束松枝，神情肃穆，敬献在墓前，三鞠躬，说：前人辛苦，后人幸福。然后又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迷信什么鬼神。但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党、同志、老师、朋友，还得承认。后来到毛震公祠，鞠躬后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菩萨是迷信，但烈士墓和祖宗牌子是个纪念。 晚上，诗人夜不能寐，过去的峥嵘岁月以及可以“诅咒”的日子一起在眼前浮现。1925年回到故乡创建韶山党支部;1927年1月在湖南考察农民运动时一度回到韶山，指导农民组建革命武装。“红旗卷起农奴戟”，风起云涌的农民武装暴动，有力地反击了地主恶霸的嚣张气焰，震动了反动派的黑暗统治。“黑手高悬霸主鞭”，“四·一二”、“马日事变”之后，农民自卫军和农民革命遭到反动派的血腥镇压，许多自卫队员壮烈牺牲。 “为有牺牲多壮志”，正如诗人曾经深情地说过：“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毛泽东选集》第三卷《论联合政府》)年轻的共和国经过无数先烈前赴后继，浴血奋战以崭新的面貌屹立在世界的东方，灾难深重，历经艰辛的中国人民站立起来，他们正以饱满的热情投身社会主义热火朝天的建设事业中。“敢教日月换新天”正是这一精神面貌的真实写照。想到这些，诗人心头因大跃进 “左” 倾错误导致的阴霾一扫而去。“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展望丰收的景象，诗人看到了人民的力量，从而得到巨大的精神鼓舞。中国革命经过多少腥风血雨，艰难困苦都挺过来了，眼前暂时的困难算得了什么呢?诗人更加增添了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勇气。毛泽东诗词不仅抒发了诗人自己的豪迈气势和战斗激情，更是对英雄人民的无限热爱和倾情赞美。因此，人们从他的诗篇中总能得到巨大的精神鼓舞。

　　1959年党的生日前夕，毛泽东心情舒畅地来到挺拔秀美的休闲胜地庐山。诗人登高望远，东眺三吴，白烟袅袅;西望九派，黄鹤追云。庐山雄伟，长江壮阔，锦绣江山美不胜收，令人心旷神怡，豪情满怀。一代伟人给庐山留下一首千古绝唱：《七律•登庐山》： “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 毛泽东诗词中“飞”与“峙”的绝妙组合给庐山以新的生命力，生动地的展现了它的雄伟气势，初读诗卷，给人扑面而来的感觉。“飞峙”一词绝无仅有，是毛泽东对庐山的深刻认识。非有天地之灵气，浩然之豪情能创造此词。谁识庐山真面目?千古一人毛泽东! “冷眼向洋看世界”是毛泽东蔑视一切的大无畏精神的袒露。当时，国内因为“浮夸风”使国家面临暂时困难，苏联因意识形态的分歧撤走部分专家及合同，唱衰中国的大跃进;国际上因为西藏等问题使西方诋毁中国的气焰甚嚣尘上，特别是印度出现反华浪潮。这一切现象的背后其实质是利益地较量。正如毛泽东在谈到西藏问题时一针见血地说：叛乱分子说西藏要求独立，所谓“独立”，就是要把西藏给外国。叛乱分子的“民族自决” 就是站到外国那边去。(《毛泽东年谱》第四卷第30页)中国与印度的摩擦，是因为我国在平叛西藏反动暴乱之后，一方面，印度失去了在西藏的所有利益，另一方面是我国占领了所谓麦克马洪线的几个重要据点。同样如毛泽东所说，印度扩张主义分子企图永远继承英国的这份不光彩的遗产。 “热风吹雨洒江天”是诗人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精神的盛情礼赞;是对国内外污蔑嘲笑这种精神地正面回答。“浮夸风”、“共产风”即极“左”错误造成了国家和人民一些困难，这是领导干部的工作方法的问题和应当承担的责任，它不能因此而抹杀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和创造力。完全否认或把人民公社化运动说得一无是处，不是马克思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是缺乏科学发展观的胸怀和视野。诚如毛泽东指出地：“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聪明起来，我们的事情就办得好一些。”(《毛泽东选集》第四卷《论人民民主专政》) “ 桃花源里可耕田?”诗人遥问远古：“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彭泽县令陶渊明，人民公社可比桃花源?诘问当代：总路线、人民公社是不是让广大人民过上幸福生活的康庄大道?全诗以设问告罄，给人留下任意驰骋的想象空间。诗人意在警示人们：共产主义美好生活不通过艰苦奋斗就想象陶令的桃花源一样如梦一般降临吗?而奋斗过程必然会出现曲折、失误和挫折，人们因此互相埋怨指责而放弃美好的追求吗?想到这些，诗人淡定释然，更加坚定勇往直前的信念和勇气，更有理由相信，人们梦寐以求的桃花源一定会从空想变成现实。诗人是设问，也是肯定：桃花源里可耕田!这就是毛泽东通过《七律·登庐山》的形象思维凝炼成优美的诗句给人们的精神鼓励。 毛泽东1959年9月1日给《诗刊》编辑部的信对两首七律《到韶山》和《登庐山》作出最好的诠释：“近日右倾机会主义猖狂进攻，说人民事业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全世界反动派从去年起，咒骂我们，狗血喷头。让他们骂上半个世纪吧!那时再看，究竟谁败谁胜!我这两首诗，也是答复那些王八蛋的。”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政治家的诗人毛泽东，他的诗词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和强烈的革命精神，因此形成毛泽东诗词的独特风格。他的诗词给人美的享受，也给人巨大的精神力量。

　　一九五八年庐山的秋天，波诡云谲​，风云突变，石破天惊。庐山会议地召开，毛泽东与彭德怀尖锐的斗争给中国历史留下了是非难辩，永无休止地争论。 毛泽东是怀着坦然舒畅的心情来到庐山的。在关于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毛泽东承认确实有得不偿失的事，认为算是出了学费。他大度地说，把问题摆开讲清楚，不戴帽子。打了败仗，可以取得经验，要承认错误缺点，要从成绩和缺点两方面来认识。(参见《毛泽东年谱》第四卷第103页)有伟大的成绩，有不少的问题，前途是光明的。要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勇气和精神。会议前期主要是纠正“左”的错误。毛泽东好长一段时间以来都是反冒进的，他说：“现在有没有右倾机会主义?我说有，我就是，我就是嫌右倾的朋友太少了。有好多同志是糊里糊涂地往前闯，碰了钉子还不知道掉头。现在事实上就是反冒进，只是不公开讲，反冒进的司令就是我。”他不怕承担责任。“欠债是要还的，不能出了错误一推了之。去年犯了错误，每个人都有责任，首先是我。”“我准备和那些‘左派’，就是那些不愿意承认错误、也不愿意听别人讲他错误的人，那些不愿意认真总结去年经验教训的人谈一谈，让他们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以上参见第111-114页)但是，毛泽东面临抉择，既要保“左”，又要反冒进;一方面自称右倾机会主义者，一方面又予以反击。这是因为他认识到：反冒进与打击人民群众的热情有本质区别。前者是好大喜功、盲目蛮干，违背了客观规律，只要改正过来，事情是可以办好的;后者是对人民群众鼓足干劲、建设社会主义信心和热情以及探索中国道路的总路线地指责和否定。在这种情况下，彭德怀的意见书将两种思想的斗争推到了风口浪尖。“得大于失”与“失大于得”两种立场观点形成针锋相对的分歧。如果说前半月还有点神仙会议的味道，那么会议后期就是短兵相接了。 毛泽东失眠了。他不能忘记与彭德怀过去的峥嵘岁月，他更不会忘记1935年10月他曾写给彭德怀的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关于这首诗，《彭德怀自述》写道：“在红军达到陕北吴起镇时，击败追敌骑兵后，承毛泽东同志给予夸奖，我把最后一句改为‘惟我英勇红军’，将原诗退还毛主席。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出，不仅没有什么隔阂，还表现了相互依赖。”威武雄壮的身影，雷霆万钧的气势，非彭大将军莫属。在长达几十年的革命战争中，彭德怀一直是毛泽东最为倚重的战将。艰苦卓绝，留守井冈山，服从毛泽东决定;长征途中，粉碎张国焘的分裂阴谋，保卫党中央毛主席;保卫延安，执行毛泽东的英明部署;转战山西，追随毛泽东东渡黄河;驰骋解放大西北战场，贯彻毛泽东的战略决策;奔赴抗美援朝，毅然接受毛泽东临危受命，功勋卓著，威名远扬。历史可以作证：彭德怀戎马一生，紧随“老毛”! 历史往往出乎人们的意料，它有偶然，也有必然。毛泽东与彭德怀因为各自独特的性格，由于偶然事件地冲突酿成必然的悲剧结局。这是人们不愿看到的，但它确确实实地发生了。 庐山会议上，对纠“左”不赞成的人说：现在很需要毛主席出来讲话，顶住这股风，不然队伍就散了，他们认为彭德怀的信是对着总路线，对着毛主席的。毛泽东说：我和这些同志讲过，要顶住，硬着头皮顶住。为什么不让人家讲呢?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掉下来。他还说：人不着急，没有一股神气，没有一股热情，办不好事情。当然，也不要太急，太急了也不行。又说：我今天要闯祸，两部分人都不高兴我。一种是触不得的，一种是方向有点问题的。(参见《毛泽东年谱》第四卷第114-118页)会议途中看到鞍钢生产和群众运动的大好形势，毛泽东更坚定了反击右倾的决心，指出：反右倾，鼓干劲，现在是时候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看不到这一点，是瞎子。在庐山会议上提出反冒进，大泼其冷水，简直是罪恶。(参见第132页)初上庐山还不清楚，有些同志要求民主，说有一种压力，压得他们不敢讲话。当时就不晓得是什么事情，摸不着头脑。后头才了解，为什么有些人觉得没有自由呢?就是他们要求一种紧张局势。他们要攻击这个总路线，想要破坏这个总路线。(参见第135页)向着人民事业，向着六亿人民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事业进攻。(参见第137页)“他们对于在党的领导下几亿劳动人民轰轰烈烈地进行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污蔑为‘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运动’。”(参见第141页)他在湖南平江县一个食堂散伙又恢复的报告的批示中写道：孙中山说：“‘事有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为先知先觉者决志行之，则断无不成者也。’这句话是正确的。我们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属于这一类。困难是有的，错误也一定要犯的，但是可以克服和改正。悲观主义的思潮，是腐蚀党、腐蚀人民的一种极坏的思潮，是与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意志相违反的，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违反的。”(参见第140页)毛泽东认为，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幸福的事业是正义的事业，他的澎湃豪情与人民热火朝天的干劲息息相通，他问心无愧。 事情进一步恶化。7月23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声色俱厉地批判《意见书》说：假如做了十件事，九件都是坏的，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打游击，造反，你解放军跟不跟我走?我看解放军是跟我走的。(参见第119页)毛泽东把问题看得如此严重，会议气氛骤然紧张。在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说：我同彭德怀的关系，合作，不合作，三七开，融洽三成， 搞不来七成; 彭德怀的信是要修正总路线，锋芒是攻击中央;彭德怀有野心，个人英雄主义很危险，野心就出在这里;德怀的世界观是经验主义，非马克思主义的。(参见第132页)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又指出：彭德怀同志，我就感觉到，他这三十几年，资产阶级立场没有变动过。他们是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资格参加共产党的。他们对无产阶级革命是没有精神准备的。他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思想方法是资产阶级的经验主义和唯我主义。“我跟德怀同志讲过：难道我们三十一年的关系，现在就在庐山分手吗?我们就决裂吗?我说不，不应当决裂，我们要合作。”(参见第149-151页) 对于毛泽东与彭德怀的关系，毛泽东为什么说是三七开?其实，按照毛泽东的说法，他认为彭德怀在八年抗战中基本不合作。首先是跟着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走，后又闹独立性，擅自发动百团大战;抗美援朝回国主持军委工作后又不大靠拢了。毛泽东重视军队，但彭德怀在一些重大决策上对毛主席请示不够和不及时，使毛泽东感到彭德怀位重权高，目空一切，难以驾驭。同时，由于两人性格上的差异，一个战功赫赫，一个德高望重，他们的分歧也就在所难免。还在上海会议上，当彭德怀提出辞去下届国防部长时，毛泽东严厉地说“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还不够吗?”彭德怀噤然无语。就在上海会议上，毛在批评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工作时，突然话题一转，对在场的彭德怀说：“彭德怀同志，你是恨死我了的，因为我批评过你。批评你是为你好，我没有偏心。”还说：“你彭德怀是一贯反对我的。我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我年纪大了，要办后事，也是为了挽救你。”(以上参考百度资料)随着他们关系的微妙变化，冲突逐渐公开化。 彭德怀与毛泽东的紧张关系牵动着无数人的心。曾任红二方面军总政委的关向应在1946年病重时，流着泪对前去看望他的彭德怀动情地说：“彭总，你不要反对毛主席，闹派别，我是快死的人了。”庐山会议期间，聂荣臻和叶剑英两位元帅劝彭德怀向毛主席认错。叶剑英说：“主席在时都管不了你，主席死后，谁管得了你!”说罢，热泪盈眶，让彭德怀深受感动。(以上参考百度资料) 在谈到庐山会议的意义时，毛泽东指出：“现在这一次争论，可能会被证明是一次意义重大的争论。”(参见《毛泽东年谱》第四卷第125页)关于会议记录和决议，他强调要搞得比较恰当，比较合乎实际。有利于团结，有利于工作。对于犯有错误的同志，必须满腔热情地帮助他们，批评从严，处理从宽。“团结——批评——团结”，使我们这个大会收场要收得好，要用团结合作收场。(参见第151页)指出：“这种党内矛盾，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这一范畴的，因此必须坚持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去处理，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使他们获得进步，重新和我们团结起来，为了党的总路线的伟大胜利而奋斗。”(参见第142页) 庐山会议结束之时，毛泽东博古谈今，有感而发，热情洋溢地写下了《关于枚乘(七发)》一文，他写道：“我们应当请恩格斯、考茨基、普列汉诺夫、斯大林、李大钊、鲁 迅、瞿秋白之徒‘使之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讲跃进之必要，说公社之原因，兼谈政治挂帅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枚乘所代表的是地主阶级较低的阶层，有一条争上游、鼓干劲的路线。”“我们的争上游、鼓干劲的路线，代表了革命无产阶级和几亿劳动农民的意志。”(参见第163页) 他后来说：“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及反党分子完全看不见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主流是什么，他们抓起几片鸡毛蒜皮作为旗帜，就向伟大的党和伟大的人民事业猖狂进攻，真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了。”(参见第173页)

　　“他的错误缺点只是他的一个侧面，他还有另外一个侧面，他要革命。”(参见第183页)庐山会议之后，毛泽东如是说。“你这个人有个倔脾气”他这样评价彭德怀。1965年9月23日，中央决定彭德怀到西南三线搞建设，毛泽东与彭德怀深切交谈说：“早在等着你，还没有睡觉，昨天下午接着你的信也高兴得睡不着。”对在场的其他人说： “我过去反对彭德怀同志是积极的，现在要支持他也是衷心诚意的。”又说：“对老彭的看法应当一分为二，对我自己也是这样。”还说：“也许真理在你那边。”最后说：“为什么一个人犯了错误，一定就要否定一切呢?”(参见《毛泽东年谱》第五卷第536页)他还坦率地谈到：“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圣人也有过，孔夫子也有过，凡人，都大大小小，多多少少要犯点错误。然后解剖自己说：我这个人缺点很多，并不是一个完全的人。马克思主义的学问、外国文学也没有学好，经济工作刚刚开始学，还有自然科学，多多少少也要学一点。但是，我决心学习，除死方休。总而言之，活一天我就学习一天。只要有意志，下了决心，我看万事都可以做成。(参见《毛泽东年谱》第四卷第184页)五年之后，1964年8月30日，毛泽东在谈到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时，有一段反思的话，他说：庐山会议后为什么要全党反右呢?这就不对了。我们前一段是反“左”的，“左”没有反掉，又来一个全党反右，又助长了“左”的空气。(参见《毛泽东年谱》第五卷第409页)1965年春又几次总结道：十五年来，多快好省搞了多快，忘了好省。多快好省，你们注意，不要闹五八年、五九年、六〇年那样的盲目多快，结果也不多，也不快。现在制定的项目，靠不靠得住?不至于闹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五九年提出搞二千万吨钢那样的笑话吧?现在想想，过去那几年闹了多少笑话!这些教训都要牢牢记住，要经常向人们讲，永远不要忘记。(参见第480、487页)毛泽东胸怀坦荡，一身正气，随时总结经验教训，不忘自省。正如他所言：总结经验，团结人民，把事情办得更好。 1960年6月，毛泽东对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历史经验教训写成《十年总结》。他肯定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可行的。但指标不合实际，乱子不少。他说：“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是在一个长期认识过程中逐步地完成的。”“哪里有完全不犯错误、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谓圣人呢?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参见《毛泽东年谱》第四卷第425页)毛泽东深刻检讨自己，并举例说：“我在北戴河同意一九五九年完成三千万吨钢，不是发疯吗?再一个例子，一九五九年三月第二次郑州会议我主张对‘一平二调’的账可以不算。要算账还是不要算账，这是关系广大群众的利益问题，关系公社的所有制能不能巩固、能不能发展的问题。”(参见第428页)他给自己算了历史帐，和同志们交心谈心，沉痛地批评自己。他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通过改进，逐步认识客观规律，掌握了主动权。《十年总结》是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初始阶段在认识、实践、探索过程的思想结晶。它展示了毛泽东严于律己并解剖自己的高尚情操;体现了毛泽东等一代伟人坚持马列主义辩证理念和实事求是，以及对真理锲而不舍地追求，为寻找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勇于探索的精神。 2013年12月，习近平在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座谈会的讲话中谈到新中国成立之初时指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各族人民意气风发投身中国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的热气腾腾的社会主义建设。”“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人民，在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的基础上，不失时机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创造性地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使中国这个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东方大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这是迄今为止对“过渡时期总路线”最中肯的评价。他还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是党面临的崭新课题。毛泽东同志对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苦探索。”习近平对毛泽东“彪炳史册的贡献”作出最充分的肯定。

　　早在1978年12月24日，中共中央为彭德怀举行追悼会，邓小平致悼词说：“彭德怀同志在近半个世纪的革命斗争中，在伟大导师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南征北战，历尽艰险，为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为人民军队的成长壮大，为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这足以告慰彭德怀的在天之灵。 探讨产生彭德怀悲剧的原因可以从如下几方面加以考虑：一，他的悲剧与他的性格上的缺陷是分不开的。他的性格暴躁刚烈，难以与人相处;遇事独断专横，缺乏协商的余地;自恃战功卓著，对同志缺乏应有的尊重;忠厚耿直，正所谓“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这种偏执的性格必然导致众叛亲离，乃至与毛泽东发生冲突。这只能是诱因。二，他们冲突的主要原因还是思想认识的差异导致的冲突。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强盛，广大人民的解放幸福是他们的共同追求。毛泽东从全国一盘棋，从中国走什么道路着眼来考虑和处理问题。他不仅要看到全中国，还要看到全世界，看到无产阶级的整个未来;而彭德怀只看到了局部、眼前和表象，以一种朴素的、直观的思维方式来看待和处理问题。三，他们同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共产党人，毛泽东强调政治挂帅，重视人的思想意识，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气息浓厚。彭德怀注重实际行动，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实用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突出。这种差别必然导致悲剧。因此说，彭德怀的悲剧是共产党人内部的思想性格的冲突导致的悲剧，是一种个人命运的性格悲剧。 历史悠悠，岁月匆匆。毛泽东与彭德怀同为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同为中国人民创立了丰功伟绩。对于他们的是非功过，我们凡夫俗子无以定论，不置可否。他们象巡行在宇宙的两颗星星，永远闪耀;他们象​屹立在祖国大地的两座高山，我们只能注目景仰，心向往之。(待续)

　　2015.9.9-12.26.f.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