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长江：如何看待右翼公知们的“反毛”言论

      作者按：这是因9月10 日写的一篇文章，已在民族复兴网登出。之后发发生了两件事，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一是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科学奖，二是于幼军在中山大学开讲拒绝文革。从绝对值的角度，这两件事根本不在一个水平上，屠呦呦可是货真价实的诺贝尔科学奖，走到哪里都是响当当的；而于幼军的演讲一开始便是语法错误，这对于一位大学教授来说，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而这两个天壤之别的事件关注的则是同一个焦点，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屠呦呦顶级科学成就证实了“文革”的价值；而于幼军则以不成熟的汉语劝说人们“自觉拒绝文革”。孰真孰假、谁对谁错是显而易见的。但在知识界，要对“文革”做出正确的判断是很难的，问题不在客观认知上，而是主观意欲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将这篇文章再登出来。 

　　读了龚云的《<炎黄春秋>的七大罪行》一文，颇有感慨。我以为，对于毛派左翼而言，《炎黄春秋》就是一个敌对的刊物，发表的就是敌人的言论，它每期都要发表反毛非毛的文章，这是敌人该做的事，不必大惊小怪，反倒要为他们的职业操守喝彩。不仅如此，毛派左翼的同志们还应该感谢他们，是他们让中国的老百姓知道，谁是人民的敌人，谁是人民的救星。

　　这些年来在右翼公知们不遗余地反毛非毛，实际上是在做造敌运动。上世纪中叶，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一千多万的人们展开了一场生死搏杀。今天的人们在回顾这场斗争时，多是注意到敌人是怎样地被消灭的，而很少有人研究敌人是怎样形成的。所谓敌人无非是一一小撮人在那里允吸劳动人民的血汗;随即一帮游手好闲之徒蜂拥而上，或参与吸血，或为吸血者照看场子;还有一部分人，既无吸血的资本，又无护场子的本领，只好摇唇鼓舌、指东说西，以为自己为吸血者找到了血肉肥厚之处，其实并不相干。不过吸血者愿意付一点小费，为自己嗜血的本性装几分斯文。这三种人就是劳动人民的敌人，不过对其中的第三种人要另眼相看。这些年，他们唯恐自己的声音不被听到，拼命鼓噪，将吸血的路线图暴露无遗，将只做不能说的事也说了出来，将吸血鬼的狰狞面目暴露出来。

　　把敌人说出来总是一件好事，最可怕的就是只做不说。比如“嫖宿幼女罪”，这应该是人类历史上最邪恶的法律之一。这条法律可使嫌疑人在有罪和无罪之间随意转换。如嫌疑人是普通人，那就是触犯刑律，是有罪的;如果嫌疑人是有地位、有身份的人，那被害人就可以认定为卖淫女，嫌疑人只是一般的嫖妓行为。这样被害人一旦遇上有权有势的人，是绝对不敢说的，那样的话，等于宣告自己是卖淫者。从1997年刑法增设“嫖宿幼女罪”到2015年废除，整整18年的时间!联想到2015年7月23日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说，被查贪官中超半数的与他人通奸可谓是官员自多情。有色性如此之大的官员，有可靠的法律保护，还有18年之久的时间，不难想象，必有不少不敢说的受害者?但奇怪的是，这条严重侵犯人权的法律，社会公知们一直缄默不语，也没有见到国际人权组织、国际妇女儿童保护协会的相关指责。这种不声不响的背后隐藏着多少冤情?不得而知。

　　而右翼公知们公开地“非毛和反毛”，倒是一件好事，它促使了广大人民群众重新认识毛泽东，使得毛泽东的形象更加伟大。2014年在叶剑英纪念馆有一段留言：

　　“中华上下五千年，千古帝王，能够把人民看做上帝的，唯有毛泽东!能够把强权者改变为人民的勤务员的，唯有毛泽东!能够让人民当家做主的，唯有毛泽东!能够让贪官腐败害怕人民监督的，唯有毛泽东!能够让千古奴隶扬眉吐气的，唯有毛泽东!能够带领人民自力更生振兴中华的，唯有毛泽东!能够让帝国主义列强震撼发抖的，唯有毛泽东!能够让超级大国折服和平握手的，唯有毛泽东!能够在全中国解放后短短的二十七年把一穷二白的国家变成世界强国的，唯有毛泽东!能够虚怀若谷，海纳百川的，唯有毛泽东!能够为犯重大错误的政要人物主动承担罪责的，唯有毛泽东!能够洞察秋毫，超前思维的，唯有毛泽东!能够为人民疾苦担忧的，唯有毛泽东!能够成为人民黑夜航行灯塔的，唯有毛泽东!能够指引全人类走向共产主义大同世界的大圣人，唯有毛泽东!有人说，这个世界没有完人，如果有的话，那一定是毛泽东!有人说，这个世界上没有救世主，如果有的话，那一定是毛泽东!有人说，这个世界上没有明君，如果有的话，那一定是毛泽东!有人说，世界上没有一尘不染的清官，如果有的话，那一定是毛泽东!有人说，世界上没有大爱无疆的人，如果有的话，那一定毛泽东!有人说，在千古政坛帝王中没有全人类拥戴的佛，如果有的话，那一定是毛泽东!有人说，在大千世界中本没有神仙，如果有的活，那人还是毛泽东!世界伟人毛泽东万岁”

　　看完这段话就一个感觉：用语到达了极致，但没有半点言过其实。

　　右翼公知们“反毛非毛”不是为了追究过去，而是为了现实;同样，人民群众怀念毛泽东也不是要回到过去，而是为了现在和将来。社会精英先天地心胸狭窄，判断必然是偏执的，而人民群众胸怀远大，代表着人类普遍理性，追寻的是普遍真理。现在民间对毛泽东的理解要比官方深刻得多，比如，毛泽东的灵魂，官方归结为“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群众路线”。这是很肤浅的，这些确实是毛泽东思想的内容，但不是根本的内容，更不是毛泽东的灵魂。如果仅凭这些，毛泽东不可能领导中国革命的胜利，人民群众也不可能敬仰和怀念毛泽东，社会精英也没有必要去非毛和反毛，官僚集团也不会回避毛泽东。

　　毛泽东的真正灵魂就是“人民至上”，这才是毛泽东不朽的灵魂。有了这个灵魂，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群众路线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并且被赋予特别的意义。比如群众路线，如果没有人民至上这个灵魂，它就是一般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问题，这就意味着在人民群众之外还有一个主体存在，人民群众也就是工具而已。而在毛泽东那里，人民群众是绝对的主体，反对任何凌驾人民群众之上的权威、官僚，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思考和解决一切问题。正是因为这样的群众路线，毛泽东才带出一个伟大的党、创建了一支神奇的军队、创建了共和国的坚实经济基础。很多领导人甚至封建帝王也很重视人民群众的作用。比如民为邦本、水能载舟亦覆舟等，但其实际效果与毛泽东完全不是一回事，其原因就在于人民至上这个灵魂。正因为此，老百姓才越来越怀念毛泽东，越来越敬仰毛泽东，将毛泽东视为自己的精神领袖;也正因为如此，绝对自私、歧视和排斥人民群众的社会精英无比地仇视和恐惧毛泽东和毛泽东影响下的人民群众;还是因为此，已经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集团总是回避毛泽东。

　　因此，右翼公知们“非毛反毛”是完全正常的，是阶级敌人做他该做的事，我们应该剥开他们的本质，使广大的人民群众从他们制造的精神迷雾中解放出来。

　　可以说，右翼公知们的思想和认识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公知们的表现虽然很特异，但总是有其必然的土壤。

　　从世界观来说，中国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比较特别，他们的世界观既不是无产阶级的，也不是资产阶级的。中国的知识分子，不管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都是歧视劳动人民的，其世界观肯定不是无产阶级的。同时，他们的世界观也不是资产阶级的，就资产阶级的学者而言，他们普遍地对人比较尊重。这种尊重是否彻底、是否具有必然性，则是另一回事，至少在现象上是这样的;而中国的知识分子普遍地对人没有好感，如群氓、劣等民族、垃圾人口、劣根性、草食文化等等，这些词汇都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发明，无不透露出对人、尤其是对底层民众的排斥与蔑视。还有一点，民主与自由，在西方学者那里虽然是虚幻的，但对它的态度只有一个，即肯定;而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对民主和自由的态度则是双重的，既肯定又否定，一方面极力推崇西方的民主自由，反对专制，另一方面又特别反对大众民主、反对老百姓的自由。如“文革”就是真正的民主自由，但知识界对“文革”基本上是全盘否定的，尤其是右翼公知，对文革更是深恶痛绝。他们之所以反感“文革”，就是因为文革的造反精神颠覆的上尊下愚的秩序。对普通民众没有好感，必然屈服于权威，推崇圣人、推崇精英，唯上智下愚不移;反对大众民主和自由，就是要强化统治，强化秩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秩序不能乱。这种等级意识表明中国的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具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两个。

　　一个是封建时代的科举考试和现在的考试制度。无论是科举考试，还是现行的考试制度，都是要将人分成三六九等。科举制度就不说了，当代的考试制度就是在不断地强化等级。在改革开放之初，能考上大学的和不能考上大学的是绝对不同的两个等级，随后又逐步在大学中分出“重点”、“211”、“985”、“C9”、“华五”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当然是顶尖的大学。从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到普通大学、甚至专科学校，层级分明。每一层级的人都是向往更高一层的学校，于是就形成了高、中、低、差一维的价值形式，一旦这种价值观的形式形成，无论往里注入什么样的内容，都是等级分明的价值观。如果注入封建专制的内容，就是君臣等级；注入资本就有垄断资本到自由资本、雇佣工人的等级；注入现代科学知识之后，就有学衔上等级。

　　另一个就是认识论上的原因。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认识论上有一个根本性的缺陷，就是实践。西方的科技文明发展到今天，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那就是伽利略实验+数学的科学方法的提出，这个方法就将数学的方法运用到实验中，再对实验材料进行归纳整理，形成既有普遍必然性、又有现实内容的科学知识。在伽利略之前，西方文化中根本不存在有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技术，所有的知识都只不过是为传播神学，论证教义服务。由于没有现实的参照，就只能在逻辑上做无休止的演绎和推论，这种繁琐推论被称为“经院”式的。伽利略的实验+数学的科学方法提出来之后，科学技术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才有了现在的西方科技文明。伽利略的科学方法表明，实践是人类认识中必不可少重要环节。后来，康德将这一方法上升为一个重要认识论原理，即先天综合判断，就是运用普遍必然的认识形式去归纳整理认识对象所给予材料，形成具有普遍必然性和现实内容知识。马克思更进一步，实践不仅是人类认识中的重要环节，而且是人类全部认识和人的本质的决定因素，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中，实践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范畴。毛泽东也非常重视实践，写下了专门论述认识论原理的《实践论》。

　　然而，由于封建的科举制度，将人们引向读古诵经，拘泥于儒家经典，而且封建中国的知识精英们公然宣称：“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样，一代一代的读书人，不仅远离实践，甚至避讳实践，以至于在他们的认知结构中根本没有实践这个概念。这就是现代科学和技术没有能在中国产生的根本原因。当西方科学技术技术闯入的时候，传统的读书人不知所措，或者完全附和西方，或者被边缘化，已沦落为“身穿长衫却站着喝酒”的地步了，还在那里研究“回”字有四种写法。

　　毛泽东深知中国知识分子的这一缺陷，提倡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相结合，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本来是毛主席给予中国知识分子一次浴火重生的机会，可他们认为这是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如果这也算是迫害的话，那邓稼先、居里夫人等就是过着地狱般的生活了。

　　很多人称赞民国时期的学术发展，称其为黄金的十年。钱学森也发出感慨：“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对这个问题该怎么看，首先，民国时期培养的那些大师是学在民国、用在新中国，如果不是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他们照样成不了大师。再一点，民国时期的大师们基本上是留学归来的，为中国的学术带来了暂时的繁荣，如同一个婴儿的奶膘，他在哺乳期长得白白胖胖的，断奶后就会廋下来，如果自己能吃东西，就会活下来，如果自己不会吃东西，就要死掉。按照民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性质，买办资本已经捏住了民族资本的喉咙。那些大师们再辉煌，也只是昙花一现，不会有后续。只有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才为科学技术提供了成长的土壤，一大批杰出的科学家应运而生，李四光、钱学森、邓稼先、于敏、华罗庚等。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强制中断了社会主义建设进程，科学技术失去了实践的依托，尽管科教兴国喊了几十年，培养出来的无非是这几种人：在岸上研究游泳术的、做师爷的、充当清客相公的，还有”窃书“的。所以才培养不出像“民国那样的大师”。

　　当代的知识分子依然是脱离实践的，一个人从小学入学到当上教授，基本上是一路考试走过来的。所谓的科研成果或者发明，也都是在学术圈子内认定的，说正规点，与考试没有区别，实际上跟小孩子过家家没什么两样。稍作一点统计就会发现，科研成果和发明专利数与国民经济中实际产品数严重不对称，绝大部分的所谓科研人员就像《皇帝的新衣》中的两个裁缝，当局明明知道他们在忽悠欺骗，也不敢说出来，怕扣上不懂科学、极左的帽子。

　　脱离实践必然导致目中无人、冷酷无情。人们本来是自然界的一分子，之所以能够从自然物中分离出来，完全是因为实践，因为劳动实践。人类最初始的劳动有一个本质的特点，就是能够生产出“更多”的生活资料，这就使得人类劳动与动物活动在本质上区别开来。这里的“更多”具有两个意义：一个是生产出多于自然环境所能提供的生活资料，表明人能够利用自然规律而不是被自然规律所支配，这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所在。例如采果子，如果采一个便吃一个，吃饱了，采果子的过程也就结束了，就属于动物的活动；而将采集到的果子作为种子埋在土里，来年长出更多的果实，就是人的劳动。这里明显地看出人的劳动则是创造性地利用了自然规律，表明人类是主动地适应自然的，这和动物消极地适应自然、受自然规律的支配是有本质的区别的；再一个就是，劳动者能生产出多于本人需要的生活资料，意味着人先天地具有利他性，否则没有必要生产出更多东西来。人既有利他性，人与人之间应该是和谐相亲的，人类的情感是有渊源的；而且既然有利他性，人的道德自律也是必然的，而法律则是纯粹的外在的他律。因此，凡是只相信法律而不相信道德的，都是将人当作客体看待的。当然，劳动者生产出更多的生活资料也为私有制、阶级分裂提供了条件，同时也说明当代的私有制和剥削是对人类初始本质的背叛，是劳动的异化。

　　这就是说，实践决定了人的本质，实践赋予了人的主体性，人类的情感也是源自于实践。离开了实践，就不能正确和全面地理解人。知识精英们脱离实践、缺乏实践的观念，就只能从纯粹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中理解人，这样很容易将人理解为和自然物一样的客体。因为，既然所有的自然物都遵循着统一的自然律，人类也应该有着统一的秩序，所有的人都受这个统一秩序的制约。这样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不仅存在于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也成了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既然人与人之间成了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人与人之间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也就是必然的了。在这样的认识之上很容易形成“上、中、下”的一维的价值观。虽然世界观决定认识论，但是认识论也可以反过来规定和制约世界观。

　　知识精英们脱离实践所产生的这种认识，对于世界的统一秩序必然是认可的，在这个统一的秩序中人就应该分成三六九等，“唯上尊与下愚不移”。并按照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分成优等民族和劣等民族，优等民族应该拥有一切，淘汰劣等民族和垃圾人口。所以在知识精英的视野中，只认可谁更优、谁更强，而对于人普遍具有尊严则是漠视的，将人类的道德、情感看成是虚无的。右翼公知们不仅喜欢虚无历史，而且还喜欢虚无人文、虚无人类，力求将人类倒逼回自然，他们的认知是违背历史必然性的，其“反毛非毛”的言论只不过是他们的反动情绪的宣泄。对此，我们不要过于在意，没有必要与他们作“教会式”的辩论，这样很容易使广大的人民群众陷入他们设定的话语陷阱。我们需要一粒能够生长的种子，现在可以肯定地说，这粒种子就是毛泽东之魂，我们的任务就是让他生根发芽。

　　毛泽东之魂属于人类之魂，具有对绝对的必然性。因为，既然人类能从自然界分离出来，就必然趋向于自立，也就是自由。既然自由是必然的，那么反对剥削和压迫也就是必然的，如果存在有剥削和压迫，无论如何也谈不上自由。而反对剥削和压迫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绝对意志，最终消灭剥削和压迫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要完成这个伟大的使命，就必须坚持毛泽东的“人民至上”的灵魂，别无它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