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回忆：抗战精神是我们民族的骄傲

 父亲的回忆：抗战精神是我们民族的骄傲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整理发表了父亲的回忆《抗战精神是我们民族的骄傲》，这对当年的新四军老战士、如今卧病住院的老父老母是一个慰籍，对改革开放环境中的年轻后人们也是一个民族精神、革命传统的教育。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2007年8月，老新四军宋廷铭张颖夫妇由儿子宋方敏少将陪同应邀回家乡浙江平阳参加纪念粟裕同志诞辰100周年活动

【本文由宋方敏少将根据父亲宋廷铭的口述和回忆录《鳌江潮》整理】

抗战精神是我们民族的骄傲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我和老伴张颖都已过耄耋、进入鲐背之年。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作为抗战老战士，回忆当年就激动。我们是在这场民族危难和战争中成长起来，走过了自己的革命道路。抗战让我们付出了很多，也懂得了很多，留下的精神财富值得永远记取和传承。

　　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说起来，我们老俩口都出生在工商业者兼地主的家庭。但是，刚正不阿和民族气节，是父辈们做人的底线。

　　我父亲宋梓芗（上楠），民国时期在平阳鳌江镇开酒坊，因不忍贪官污吏欺压，负气停业。后来结识了从广州参加毛泽东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归来的张培农（张植）同志，还有农民叶老大（叶廷鹏同志），他们都是共产党。父亲说他们非常正义，很佩服，就参加了他们组织的农会，闹土地革命。“二七”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清党”，大肆拘捕、杀戮共产党人及革命群众。在此形势下，父亲接张培农同志通知，依靠地下组织的帮助，匆匆逃离家乡，去了新加坡。在南洋，父亲第一次看到中国的外部世界，见了世面，决心回乡搞实业，振兴家乡经济。我回忆少时，还记得出国三年归来时的父亲，头戴“吕宋”白顶帽，手拿好多图纸。后来，他看准了家乡沿海滩涂有蛎壳资源，于是建“宋元春砻壳行”商号，创砻壳“舮艚”船队，修蛎灰烧窑，为家乡创立了蛎灰建材行业。

　　创业近十年，日本兵来了！“九一八”日本军阀发动侵华战争，“七七”芦沟桥事变，中国人起来全面抵抗，“八一三”上海沦陷。1938年春，日寇趁早稻丰收之时为侵华战争筹粮，派汉奸大粮商顾馨一到浙南来抢购大米，引起米价狂涨。于是，鳌江镇民大罢市。父亲是此“闹米案”的领头之一，遭国民党政府逮捕，后在中共地下党发动的舆论压力之下，才得释放。但镇上的那些奸商并未得到应有惩处，在1941年日军占驻鳌江口外的嵛山岛之后，他们又来欺骗市民，以组织“集资公司”名义，走私桐油给嵛山岛日本军队。父亲揭露事实真相，并指引“侦缉队”当场捉获走私船队。

　　1938年，由于沿海岛屿被日寇所占，渔民无法出海，砻壳船队也停产。敌机轰炸鳌江，上埠我姐夫家的商号“王广源”房屋被炸烧尽，下埠我家的商号“宋元春”门前炸了一个大坑。面临敌舰进犯的态势，当时政府决定封锁鳌江口。为了筑“水下封锁坝”，父亲慨然献出自家砻壳舮艚船队的十来艘三桅大船，装上石头，自沉鳌江口——狮子山口主航道，御敌进港。从此，“宋元春砻壳行”也就此歇业。为国家舍小家，为大业毁家业，这就是我的父亲！

　　我老伴张颖的父亲张小圃（圣模），是江苏南通人，抗战前也开酒坊，在当地很有些知名度。1940年秋，新四军东进来到这里，他受到抗日民主政策的感召，下决心跟定共产党，参加统一战线共同抗日。他当选为抗日民主政权的县参议员和区参议会副主席，带头减租减息，家里成为共产党开会、办事的落脚点和新四军的联络站。他还鼓励支持自己所有的子女投身革命。

　　1941年秋冬，日伪军侵占金沙后，想利用他在地方上的名望，以种种官职利诱拉拢，多次给他送来邀请函、委任状，甚至派车来接，均被他拒绝。后来，敌人干脆把他抓去，关在碉堡里，逼他就范，但是他仍然拒不屈服。1943年秋，在日伪残酷的“扫荡”、“清乡”中，他的家被敌人抄了，所有能搬的东西都被装船运走，不能搬的东西给砸得千疮百孔，他就干脆横下心斗到底，自己动手把家里房屋全拆了，以绝敌念。他坚强不屈、毁家抗日的大义行为，受到南通县抗日民主政府高度赞扬，特地赠他一面锦旗，上书“舍己为群”四个大字。

　　没有想到的是，张颖父亲在和鬼子作斗争时数次大难不死，却在抗战胜利后，倒在了国民党还乡团屠杀的血泊之中。那是1947年1月3日，这天戌时，一帮还乡团匪徒，为了替被共产党镇压的汉奸报仇，竟冒充新四军来敲家门，直呼“大先生开门烧茶”。张颖的父亲披衣下床，门一开，枪即发，一弹即中而倒于地，一言不能出，仅叹气一声，继而弹如雨下，身中九弹而倒毙门内，牺牲场面，悲惨至极！

　　我和张颖深为我们的父亲骄傲。他们是真正的中国人，在国家危难关头，选择的是民族大义，是和共产党站在一起，救国救民，不屈不饶，舍身奋斗。这就是我们民族的抗战精神！

　　二、先天下之忧而忧

　　到前方去，奔赴抗战第一线，这是我们地下党员的向往。1941年夏，组织上终于批准我（时任中共平阳县委直属文化支部书记）和杨力航（同支部党员）离开家乡，到苏北参加新四军。

1941年4月，从事中共地下党工作的宋廷铭领导“温中剧团”，演出反投降、反分裂的抗日话剧《塞上风云》

　　一路上辗转颠沛，困难重重，费尽周折。直到10月下旬一个晚上，我们才跟上海交通同志一起，上了去南通的江轮。

　　江轮在长江上行驶。江水滔滔，江轮隆隆。我们心里紧张着，想的是如何上岸、过敌伪封锁线？力航和我，各人紧握一把平阳纸伞。随身带的东西，什么都可丢，就这两把雨伞不能丢。因为伞柄里装有两张一样的秘密组织介绍信。

　　下码头，经过伪军的检查，我们顺利通过了。交通同志领着我们一出新港镇，就向后边的田野奔跑，田间的庄稼掩护着我们，快速前进。跑了近十里路后，停下休息。交通同志宣布，快到抗日根据地了。我们高兴极了！我们把多年来地下工作者闷在肚子里的恶气，都吐出来，大口吸进抗日民主根据地新鲜空气。我们又走了近八十里的路，这一路虽很长，却很开心、很轻松，一边唱歌，一边大声说话，毫无顾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我们还一路遇到新鲜事：路边上常有几个小同志，拿着红缨枪，向我们查路条。我们的交通，拿出纸路条，连说：“没问题，自己人！”小同志查看后，向我们敬礼。笑嘻嘻地说：“同志！辛苦了！”“同志”二字，是那么的亲切，那么的珍贵！走出浙江大山，来到苏北平原，这是多么宽阔的新天地！

　　傍晚，抵达新四军一师的兵站。兵站领导同志听上海交通的情况介绍后，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住下后，填登记表。第二天，我同力航又走了四十多里路，到东台三仓，这里是抗日军政大学五分校苏中大队的驻地。我们被编入三队当学员。当时，一队是军事干部队，二队是政治干部队，只有三队是学生队。这里有许多与我们差不多年龄的青年学子，有上海来的，有内地来的，也有从马来西亚来的华侨。大家高兴地交谈，相互介绍各自情况。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校部特派员来看望我们。他负责审查来自各地的同学。这位特派员很能讲，一口上海浦东话，抗日道理一套又一套，对共产党的新军队性质任务，“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说得生动有力。看他年龄不大，可能还比我小。后来，他成为我们队的政治指导员，叫梁皓群。同学们非常敬佩他！

　　这天是10月28日，我们忘不了的日子。离开浙江平阳老家时还是9月初，天气炎热，穿短衫。现在进了苏北抗大学生队，天气已经很冷了，部队当即发给我们灰蓝色的棉军服。我们穿上自己部队的棉服，多暖和呀！“光荣北伐，武昌城下……孤军奋斗，罗霄山上……纵横驰骋，江淮之滨……深入敌后，……为了社会幸福，为了民族生存，巩固团结，坚决的斗争！……前进，前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我们参加了铁的新四军！我们高唱着新四军军歌，开始了人生新的征途！

　　我们被编入三队后，力航在一班，我在九班。不久，我俩就担任副班长（学习班长）。我们除学习军事课外，还学习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史。大家学得很认真，很有兴趣。

　　我们的课堂是老百姓的打麦场，书桌椅就是我们的背包，武器一刻不离身。不久，遭日寇突袭，我们背起屁股下的背包，拿起套筒枪，就跟着队长向枪声的反方向跑。所好的，校部领导早有准备。虽然“三八”枪声已到我们脚跟，但一、二队（军事、政治的连排干部队）同学把敌人火力引过去了，他们有少量伤亡，我们三队无伤亡。打退敌人之后，我们总结经验教训，并继续上课学习。后来我们南下参加丰利战斗，从苏中三分区转移到苏中四分区，进驻海复镇的海复中学（学校放寒假）。

　　这已是1942年的春天了。抗大五分校苏中大队改编为抗大九分校。粟裕师长亲自担任我们校长。学校成立参谋队，力航调参谋队学习。三队整编时，宣布我到一队（连排军事干部队）去当文化干事，给老红军和连排军事干部讲自然常识，传播科普知识。完成一队课程后，我又调二队（政治干部队）工作。这年夏天，日本鬼子发动清乡扫荡，还搞什么竹篱笆，要分隔抗日民主根据地军民，企图消灭我们在四分区。粟裕师长决定我们九分校借老百姓海船，北上斗龙港。这一路北上的海上生活，很艰难。我们不习惯海浪的颠簸，有的同志说自己的肝胆内脏都要吐出来了。到盐城斗龙港之后，又接粟师长要我们南下的命令。这时是我军最艰难的时期。党中央发表“精兵简政”的新华社社论。部队精简，老弱病残、怀孕妇女都动员回家。苏德战场进入莫斯科保卫战时期。我们南下途中，带着苏德战场地图，天天在上面插红蓝旗。

　　1943年春节，年三十夜，大雪纷飞，我们在扬中过长江。部队到苏南地区，驻上芝山、下芝山一带。粟师长将一、二、三旅的教导队和六师十八旅的教导队，都合并到抗大九分校来，编成三个大队，九个连。我所在的二队编为三大队九连，学员都是前线调回来培训的连政治指导员和打算培养为连指导员的排连干部。校部又决定，将原在各队的政治干事、文化教员，都调到九连“下连当兵”锻炼。因此，杨力航、朱觉、曹维东等同志都来了。不久，我也从连部下到班里锻炼，在成立连队俱乐部时，又被同志们推选为连队俱乐部主任。

　　我们抗大九分校在上、下芝山一带，安安静静地学习了两个多月，没有行军打仗。主要任务是整风，学习刘少奇《论共产党员修养》。我从连部到九班之前，有两件事记忆犹新。我们连部，除连长、指导员外，和我生活在一起的，还有党支部书记朱后年，两位政治教员刘冰和沈玉明。刘冰是老红军、江西老表，我调到二队（政治队）当文化教员时，他已是那里的政治教员。我们相处一年多，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因为他是在皖南事变中突围出来的，原是皖南教导队文化教员，金冶、许布洛都是他的学生。说到杨力航和我都是温州人，他对我俩，就特别亲。朱后年与我是同龄人，我们睡一个床，无话不谈。他少时家庭很贫苦，要过饭，当过童工，从小就营养不良。这年苏北特别冷，单穿棉袄还不行，我从家里带来的毛线衣，一直惜不得（即“舍不得”，是我家乡方言）穿，怕天气还要更冷。朱后年看我不穿，他就要借。起初我不表态，这可是我二嫂织给我送别的毛线衣，是我从浙南背到苏北来的一份亲情。后来看到朱后年光淌鼻水，他体弱，我比他强，就把毛衣借给他了。他要把自己的毛毯借给我，我不要。北风吹，雪花飘，我感冒了，发烧还是坚持行军。朱后年又把毛衣还给我，自己身上捆着毛毯，还用手拽着毛毯两角，顽强地向前走……

　　沈玉明，来新四军之前，原是北京中华邮政总局地下党领导人之一。这位年长者，行军中与我们一样背背包，我们非常尊敬他。沈教员对我很好，有件难忘的事。在我要下九班去的时候，他问我：“《论共产党员修养》的核心思想是什么？”我回答不上，此书我已读了多少遍，可不知道核心思想是什么，自感惭愧。他诚恳地说，这是革命者的世界观、人生观问题，做人的道理。他建议我把第六章的“党员个人利益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利益”，多看几遍，领会其核心思想。我到九班后，班里同志们很欢迎我，因为我可以给他们当小教员，讲什么是革命者的世界观、人生观。

　　我回忆自己的这段经历，想到少奇同志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来讲中国问题，紧密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他通俗地讲共产党人的修养，要平等待人，“将心比心”，为他人着想；要为人民服务，“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提到中国宋朝范仲淹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是气节，革命坚定性。他更讲到做人要诚恳，无私心，提到儒家的“慎独”。他还说到革命先烈的视死如归、舍生取义，并非什么革命狂热、沽名钓誉，而是由于他们对于社会发展的科学了解和高度自觉。

　　刘少奇讲课的思想深度很高，“个人利益服从党的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是自觉的无条件的，否则，革命不可能取得胜利，劳动人民、全民族、全人类不可能取得解放，这里包括了我们个人。一旦，在个人利益和党的利益不一致的时候，能够毫不踌躇、毫不勉强地服从党的利益，牺牲个人利益。这就是共产主义道德的最高表现。“个人利益服从党的利益”所说的“党的利益”即“人民利益”，不能视为党派利益。少奇同志说：“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除开阶级解放的利益之外，共产党没有它自己特殊的利益。无产阶级的最后解放，必然是全人类的最后解放”。因此，共产党员的个人利益服从党的利益，即服从阶级解放、民族解放、人类解放、社会发展的利益，也就是服从人民的利益。离开人民大众，也就没有共产党。这些道理，都是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想想抗战中，我们的党和军队，能够得到老百姓，包括知识分子、民族工商业者等各阶层群众的拥护，不就是因为共产党真正“立党为公”，共产党人做了“克己奉公”的模范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和军队的核心价值观，也是打赢战争的伟力之源。 　

　　三、为有牺牲多壮志

　　兵民是胜利之本。在共产党领导下，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军队，具有不畏强暴、血战到底、敢于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敌人所压倒的英雄气概。

　　抗战中，国民党顽固派是“外战外行、内战内行”。1943年4月12日，蒋介石竟不顾民族大义，企图同日本鬼子暗中配合，在苏南地区围杀我新四军一师抗大九分校和六师十八旅，这是要搞第二次“四·一二”大屠杀，发动第二个“皖南事变”！粟裕师长立即命令我们九分校突围，跳出日本鬼子和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包围圈，过铁路、渡长江，打回苏北。

　　这一仗，我们打得很壮烈，牺牲了不少营连干部和更多的班排干部。我们三大队九连的干部和学员奉命参加铜山战斗，面对国民党的“忠义救国军”，我们在铜山阵地挖出道道壕沟，准备决一死战。当时我们连装备的是套筒枪，每人只有三、五发子弹，身上背的子弹袋，里面装的都是芦杆做的假子弹，手榴弹也是木头做的。到了中午时分，校部杜屏教育长下命令，把九连撤出阵地，调二大队的班排干部队上来接防。我们九连撤下后，大约下午四时太阳西斜的时候，铜山阵地上枪响了。起初，我们有的同志起来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暴露了目标，中弹牺牲。后来，大多数同志在子弹、手榴弹打完后，跳出战壕和敌人拼刺刀，血洒战场。这个英勇的连队，从连长、指导员到学员，全体牺牲。我们悲痛极了！

　　事后我们才知道，杜屏教育长下决心将我们九连撤下来，是为了保存部队的政工力量。因为，我们这个九连是由前线调回来打算培养为连政治指导员的干部，还有原在各队的政工干部和文化教员组成。如果不是二大队的班排干部队上去，那么全体牺牲的一定是我们九连。

战斗在敌人心脏的新四军一师

　　粟师长决定突围，我们突围后不恋战，边打边走，白天隐蔽，夜里走。国民党自南向北，鬼子自东向西，追赶我们，北边是宁沪铁路和长江。我们靠的是自己两条腿，说也巧，最后一晚要跑一百三十里，我正好担任班里“值日”，全副武装，背米袋外，还要加两个洗脸盆、一个满满的油瓶，我感到很自豪。夜间行军，最怕的是狗叫，地方工作的同志就动员老百姓杀狗。有百姓舍不得杀，发明了一种竹子编的笼口套在狗嘴上。所以刚开始还听见过几声狗叫，后来真就静悄悄一点动静也没有。

　　我们先是离汪精卫的南京政府很近，在龙潭过铁路。越过后，龙潭伪军躲在后面碉堡放了好多枪，大家都说我们的敌工工作做得很出色，这枪声是“欢送我们的”。我们跑步到达长江边，只见早已升起帆蓬的大船有好多条，趁日舰江上巡逻的空隙，我们九分校全体人员上船过大江。天未完全亮之前，我们就在六合仪征（江面最窄处）靠边上岸，部队分散到老百姓家休息。老百姓热情接待我们，烧水洗脚。想想，“身上背那么多东西，一夜跑一百卅里”，了不起吧？更了不起的是，我们的大部队能够跳出日顽联合的包围圈，一夜之间，越过铁路和长江两条封锁线，胜利回到苏北，这全靠“老百姓的军队有老百姓支持”！

　　1945年5月，我与同在苏中公学工作、相识相爱的张颖告别，调往军工部工作。新四军一师军工部，基础是原师供给部的一个30多人的修械所。起初，为应对日伪军频繁的“扫荡”“清乡”，军工部不断转移，只能修理枪支，坚持小量生产手榴弹，但在扩充人员、巩固队伍、收集军工器材、维修机床设备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粟师长派出以张渭清同志为组长的上海地下采办组，通过各种社会关系，与敌人斗智斗勇，克服重重困难，先后从上海运回苏中根据地机器设备和军用物资达130余木船，其中有各种机床20余台，制造迫击炮的无缝钢管450多米，迫击炮闷头400余只，还有各种五金化工材料。他们还在上海机械厂、船厂的地下党组织帮助下，先后分批动员120多名有经验的技工到苏中根据地来，壮大了军工队伍。1944年6月，师军工部奉命全部转移到宝应县四面环水的林上庄。组织生产52毫米和73毫米两种迫击炮，9月试制成功，正式投入生产。10月，胜利完成340多门迫击炮制造任务，并试制了八二迫击炮弹。到12月生产出万余发炮弹，供粟裕司令率部南下浙西开辟新区。1945年1月，继续突击生产八二迫击炮弹6000发。当要运出林上庄水道时，工人同志们个个抱着八二弹，跳着秧歌舞，装上船只，快乐得无法形容。

新四军一师军工部生产的73毫米迫击炮

　　其实，完成任务是用血的代价换来的。就是我所去的工务科，同志们在拆废炮弹时，发生了爆炸，牺牲一人，重伤三人，都是知识分子技术骨干。工务科科长张云白，炸飞了一条手臂；从抗大九分校刚调来的戴眼镜的女同志王贻珠，炸飞了双乳。王贻珠是我的战友、学友，我们都是九分校的文化教员。她爱人吴光中原是九分校一大队一队指导员，到部队后当了团政委。受伤后，王贻珠要求离婚，吴光中坚决不同意，相爱如初，成为同志们的美谈。他俩相伴终生，离休后家住福州。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军工厂的政治指导员李桂英，是一位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妈妈，罗湘涛政委的夫人。她深知劳动者的痛苦和感情，理解和尊重知识分子，很会做思想政治工作。在她带领下，大家面对如此惨重的伤亡，上午爆炸，中午打扫现场，下午就恢复了正常生产，这种不怕流血牺牲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和前线战场上的将士一样英勇。也是听说这次伤亡事故，所以，我和张颖告别时，她一再关照，要注意安全。

　　我先在工务科当科员。这里有九分校先期调来的老战友、文化教员刘辛人（上海交大学生），还有苏中公学同期刚调来的青年学生。我们思想上有个共同点，想走“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晚间或饭后业余时间，我们都到工棚里串门，与工人同志聊天，交朋友。6月间，苏中区党委要召开苏中职工代表大会，军工厂召开全体会议选举代表，我竟被正式投票选上。苏中职工代表大会的第一天，区党委组织部长章蕴同志做报告，题为《工人阶级与共产党》。我作了详细笔记。回厂时，正值“七一”纪念党的生日，我在工厂大会上传达章蕴同志的报告，并结合自己与工人同志接触中碰到的认识问题，一一作了解答。工人同志们反响强烈，很受欢迎。厂党支部组织职工认真讨论，当月就发展了10多位党员。不多时日，工厂成立工会，技工王志寿高票当选为工会主席，我这个工务科科员也高票当选为工会委员。指导员李桂英同志没有参加选举，因为罗政委随粟司令南下，她也要南下，找我谈话，要我接她的班。我说自己干不了她那么好，她说：“一定比我好！因为你有知识，有文化。”

　　我担任政治指导员后，注意调查了解工厂和来自各方的工人、技术人员的历史，还去熟悉各车间的生产过程。我参加劳动，上车床难度太大，就到钳工车间去干做弹尾的冲床活。尽管技术比较简单，但安全条件很差。一次，冲床打连环车，我的手来不及抽回来，右手大拇指的前一节就给切掉了。开始伤口发白，不淌血，我还不当回事，要继续劳动。而身边的工人师傅有经验，大叫“不行！快走！”立即护我去工厂医务所包扎、打针、止血。我右手给包扎起来，吃饭要人喂，洗脸要人帮，生活不能自理。有位工人同志自告奋勇地来做护理工作，我很感谢他，可惜后来记不得他的姓名了。军工部领导十分关心，先后都来看望。我记得程望部长像对待自己孩子一样，责怪我：“你要学习，也不能上机床呀！”他把医务所长找来，查问打过破伤风针没有？手指还会长出来吗？还说：“十指连心，很痛的，特别是夜间。”他要那位自愿护理我的工人同志，不用上班了，和我吃睡在一起。我住的地方旁边就是工人宿舍，下班后，工人同志们排着队来看望，让我感到很温暖。这就是阶级感情啊！时隔不久，这次事故又传到苏中公学。张颖连续来了四封信，给我鼓励、打气，要我向保尔·柯察金学习。文字的秀美，辞句的优雅，抽动我的心，但我无力回信。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我们军工部军工厂沸腾了！工人们拥向大饭堂，我一手挂着伤，一手拿着《号外》，站上饭桌，高声朗读，“抗战八年，鬼子投降了！我们胜利了！”掌声、鞭炮声，跳呀！叫呀！兴奋极了！这场景，我永远忘不了。

　　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伟大的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永远是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强大精神动力。”弘扬抗战精神，我们的民族将无往而不胜。

　　（本文原载《红色平阳》2015年第1期；来源：昆仑策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