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良：理想主义者的历史悲歌

评：江青去后，现代戏舞台再无芳草

　　之所以推荐这篇文章给大家，是因为凯迪网并非左翼，作者也不是左派，文中引证人物更是无一左派，他们对江青某些方面的肯定应该是客观的。关于样板戏本身的是非对错已没有必要评价，人民群众持续30年的喜爱就是最好的说明，去年国家大剧院建成的首场演出就是样板戏，《红色娘子军》同《天鹅湖》一起被列为世界芭蕾舞经典作品，无论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演出都十分轰动。在此我们只想提醒人们注意，中国极端右翼势力特别是那些右翼文化精英，在样板戏问题上表现出来的极端残暴阴毒和下流无耻。

　　文革一结束，样板戏作为江青一大罪状立刻成为政治报复的首要目标，演员遭受到各种各样的严厉审查，主演被当作江青爪牙遭受到残酷迫害，特别是那些女演员更是遭受到难以想像的非人折磨。整个文化界掀起了批判样板戏的排空浊浪，主要罪名就是样板戏只展示了“高大全”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精神，而忽视和压制了物欲、肉欲和性欲等所谓人性因素，完全是专制集权的政治说教和江青等人整人的工具，把样板戏妖魔化为充满邪恶的艺术垃圾。其实封杀样板戏的真正理由很简单，就是因为老爷子不喜欢，所以便把样板戏列为江青的滔天大罪。可是九十年代后，当看到样板戏仍然深受人民喜爱，对样板戏的妖魔化没有任何作用时，中国文化精英便又采取了无耻下流的另一套伎俩，声称样板戏不是江青搞的，是江青篡夺的他人成果，由辱骂江青创造样板戏转而辱骂江青占有他人的样板戏。在此可以看出，中国文化精英翻云覆雨的下流手段，简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惊人地步。30年来他们妖魔文革的一大罪状，就是10年只有8个戏。现在30年过去了，却连一个现代戏都没有。如果说10年8个戏就是文化贫乏的话，那么30年没有一个戏则完全是前所未有的精神荒漠！最近胡锦涛主席关于“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的讲话，就是针对目前这种状况的批评性概括。

　　从江青和样板戏的遭遇可以看出，中国改革精英和文化精英对文革罪行的控诉，完全来自于他们自己的内心邪恶和现实行为。他们对文革迫害的控诉，完全来自于他们自己对文革参加者的迫害；他们对文革各种非人手段的描述，完全来自于他们自己所采用的各种非人手段。判别这些人所作所为的最可靠方法，就是观察他们控诉政敌的方法，他们控诉政敌什么，就是他们目前正在干着什么，他们妖魔化政敌最邪恶的地方，就是他们目前干得最起劲的地方。他们永远是按照自身邪恶的程度来妖魔化对手的；他们永远是按照自己的所作所为来控诉政敌罪行的；他们也永远是按照自己阴暗歹毒的心理描述政敌的。这是他们往往能够获得胜利的地方，也是他们最卑鄙下流的地方。　　

　　这是从凯迪网复制的文章跟贴。这是不是江青的实际遭遇，我们无从置评，但是当初整个毛家的悲惨状况却是有目共睹，闻者无不伤心动容，如果不是后来江泽民主席和胡锦涛主席出手相助，毛家结果将很难预料。后来江泽民主席差点儿重蹈胡、赵二位总书记的覆辙，大概就与帮助毛家有很大关系。请阅读下面秦全耀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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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去后，现代戏舞台再无芳草

作者：秦全耀　来源：凯迪网

　　1967年5月9日至6月15日八个样板戏同时在北京上演，对样板戏的宣传登峰造极。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革命文艺的优秀样板》中，这八个样板戏分别为：《智取威虎山》、《海港》、《红灯记》、《沙家浜》、《奇袭白虎团》、《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及交响音乐《沙家浜》。“样板戏”的数量，正是在这一时期被确认为“八个”的。

　　在此之前分别有上海的沪剧《芦荡火种》、京剧《海港的早晨》、《智取威虎山》，北京的京剧《芦荡火种》、《红灯记》和山东的京剧《奇袭白虎团》等，水平极其一般。只叫现代京剧，而不叫革命样板戏。可以说因为江青的出现才有了八个样板戏，而在江青倒台后的几十年中，我们听到的几乎全是江青如何篡改样板戏，贪天之功归为已有的。这其中当然有不少当事人的控诉。现已故去的前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在回忆录中说，搞革命现代戏是没有错的，问题在于江以此作为政治资本把自己树为文艺革命的“旗手”，并借此打击和迫害别人。其实江青在“移植”上并未下什么功夫，剧本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动，只是在唱腔、舞台、布景等方面作了某些改进。可以说，江青是以“移植”为名来掠夺别人的劳动成果。她恬不知耻地把别人的成果窃为己有，说成是她的“样板”。云云。

　　遗憾的是，那些斥责江青剽窃的艺术家，在江青失去自由的空间，他们除了斥责批判控诉，再沒能搞出一个能和八个样板戏媲美的第九个第十个样板戏。因此老兔崽子坦言：中国离了江青，样板戏就不灵。

　　汪曾祺在《“样板戏”谈往》中说，样板戏的经验一个是重视质量，江青总结了五十年代演出失败的教训，以为是质量不够，不能跟老戏抗衡，这是对的。她提出“十年磨一戏”，戏总是要磨的，“萝卜快了不洗泥”，搞不出好戏，公平的说，“磨戏”思想有其正确的一面。从剧本来说，江青的“指示”，有些是有道理的，比如在今天耳熟能详、不少人都能哼几句的《沙家浜》“智斗”一场，原来只有阿庆嫂和刁德一两个人的戏，胡传奎一边呆着去了，江青提出要把胡传奎拉到矛盾里来，展开三个人的心理活动。实践证明这样的改动很成功。一个是唱腔、音乐，有创新、有突破当年试唱以后，要立即讲录音送交江青，有她来逐段审定。另外，于会泳把曲艺、地方戏的音乐语言揉入京剧里，是成功的。例如《沙家浜》里他写的“人一走，茶就凉”，《红灯记》里别人写的“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都符合这个创作思路。几十年过去了，这些话流传至今，并成为经典的俗语，已经证明了它们的生命力。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也就是样板戏正走红的时候，汪曾祺曾预言，“《智斗》肯定会传下去。”结果证明此言不虚。不言而喻，这种流传也包含有江青的成绩。

　　据汪曾祺回忆，江青对剧组的文人包括汪曾祺本人，还是相当客气的，文革期间，曾出版过一套线装版的《毛泽东选集》，相当珍贵稀少，江青却亲自签名送给汪曾祺一套。汪曾祺还得意地说过，自己是唯一一个敢在江青面前抽烟和翘二郎腿的人。但对高官大员，江青反倒颐指气使，不可一世，整个一个“女皇”派头。晚年汪曾祺还有一段回忆，说当时场面上的那些高级首长见了江青，一个个点头哈腰、奴颜卑膝地跟孙子似的，文革过后，好像一个个又都成了大义凛然、敢于反对江青的英雄。

　　无独有偶，近读香港明报出版社出版的章诒和的新著《伶人往事》，内中有当年的四大名旦程砚秋于1957年1月18日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团访问莫斯科时与江青见面的场景，江青对程砚秋说：“你的表演有三绝，一唱二作三水袖!”接着，又讲了许多戏剧界的故事。事后，程砚秋很兴奋，说：“江青是一个知音!”章诒和在书中感叹，当年江青的水平，起码要比现在的那些部长局长的高。

　　我的好朋友韩三州对此事颇有研究，并曾写下另一种角度下的江青，我相信三洲比那些整日控诉江青的人更真实，也更可信。

　　2004年底，在为堂会喊冤的一个小型会议上，一位曾经和江青接触过并在江青指导的戏中演过角色的老艺术家对我说，江青不像外面传的那样。1990年笔者还在北京大新建材当经理时也曾为著名表演艺术家袁世海在东直门的住宅免费铺地板，在谈到江青时，老艺术家只说了一句，太懂戏了。

　　韩三州在《三个人眼中的江青》中这样写道：就在所谓的“粉碎四人帮”三十周年之际，国内媒体有一篇江青的贴身护士马晓先回忆江青被抓时真实情况的访谈录，题目是“江青不是那种泼妇似的人”，首次更正了三十年来的广为传播的一个历史真相：即江青在 1976年10月6日被抓时，表现得十分冷静，根本不像民间传闻的那样泼妇似的谩骂反抗。马晓先回忆，那天下午四点多，警卫局局长宣布对江青隔离审查，江青好像是有思想准备的，所以一点也没惊慌，很快就镇定下来。然后觉得有点突然，她对来宣布的人说：“能不能再念一遍?”又念了一遍后，有人说江青趴在办公桌上给华国锋写了一封短信，信的内容说“国锋同志：来人称，他们奉你之命，宣布对我隔离审查。不知是否为中央决定，随信将我这里文件柜上的钥匙转交于你。江青，十月六日。”接着又在一只印有红框的大信封上写上“华国锋同志亲启”几个字，下脚还注明“江青托”。马晓先证实：她当时确实是在写东西，但写什么不知道，写完后还在信封两端贴了密封签，又用订书机订上。江青平素有尿急尿频的毛病，就提出来要上卫生间。这期间，马晓先已经把她要带的日常东西准备好了。后来，马晓先跟江青一起，在隔离审查地度过了八个月没有电话、没有书报的日子。八个月马晓先没见到江青哭过，应该说她还是一个坚强的人，表现得很沉默，就是自己写些东西，然而可以佐证的是，八个样板戏之外还有《平原作战》，还有《杜鹃山》等，都是那么精典。读到此时，还会认为江青泼吗?老兔崽子秦全耀反到觉得那些在江青之后一个好戏也搞不出来，却整天斥责江青剽窃的人，那才叫泼。

　　江青她人去了，从此现代京戏舞台少芳草。注意老兔崽子秦全耀在这里使用了一个少字。可30多年过去了，是无是少，我们又看到了什么?

　　本文无意为江青洗脱，但戏就是戏，权当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