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继明：革命 钟摆与“中间文学”

 

　　感谢汪晖先生及会议组织者的邀请，使我有机会跟大家一起重访二十世纪中国文化革命的现场。对我来说，这既是一次学习的机会，也是一次向二十世纪伟大的人民革命纪以及那一代革命作家或左翼作家致敬的机会。

　　作为一个当代作家，我可能同专注于对历史进行知识考古学式的研究和发掘的学者们不同，更习惯直接面对当下的中国和世界。来参加这个会之前，老田向我推荐了柄谷行人的一篇文章《我为什么不搞文学了》，其中有一段话：“完全丧失了政治向度的文学，就变成了娱乐。而在1990时代之后，文学已经从一切重担下‘解放’了。但是与此同时文学也终结了。当然，作为娱乐的文学还残存着，毋宁说还很兴盛，但是却丧失了连接理性和感性的想象力。亦即，丧失了名为社会主义的理念。”对他的观点，我相信不仅是我，在座的很多人都赞成，而且感同身受。柄谷行人将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归结为文学和文学批评都丧失了“连接理性和感性的想象力”，老田和我交流过他的看法，他认为这是因为现代社会中人们成了工具，而不是主体，如果不能对这种“客体化”的处境有所超越，“批判的想象力”便无处立足，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出现一个真正的“新社会模板”。

　　我大致赞同老田的观点。但他说的“新社会模板”亦即一种理想的社会图景还是含糊了些。在一个整体工具化的时代，所谓“新”和“旧”只有相对的意义，无法作为价值评判的标准。对此，凡是经历过四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和文学蜕变过程的人都有很深的体验，所以，我觉得还是像柄谷行人将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归结为“丧失了名为社会主义的理念”这样直接比较好。

　　但如果接受柄谷行人的说法，又不得不面临这样一个难题，即我们现在不仅“丧失了名为社会主义的理念”，而且整个世界已经深陷在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境遇里，这种境遇持续时间之长，大大超出了人们特别是左翼知识分子的预料。何时能够重建“社会主义的理念”，似乎成为了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当然希望这种境遇早点结束，但现实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自有其运行和发展的规律。

　　在这里，我想给大家谈谈《多余的人》。《多余的人》是我和江苏作家沙黑合作的一部长篇小说，目前尚未出版，只是在网上连载了部分章节，就被叫停了。《多余的人》还有个标题《一个人的文革》，听这个题目大家可能就知道这部小说写的是什么，也知道为什么在网上连载被叫停了。

　　我为什么要给大家谈这部小说呢？因为小说中有个叫范公望的中学教师提出的一个观点，跟这次会议的主题有关系。这个范公望五七年曾经被划为右派，文革初期，他为了改变自己的政治地位，积极参加运动，后来摇身一变投靠了“当权派”，再后来成了一个坚定的文革反对派，埋头著述，写成一部理论著作《形式论纲》，在这部后来被焚毁了的著作中，他提出了一个“钟摆论”：“当社会只需要一分‘革命’时，你只能给它一分，但你却一下子给出了十分，或者是把那一分‘革命’维持的时间太长，这就多了，这就是‘用尽’，结果呢，人们必将对‘革命’产生厌倦和反动，被‘革命’批判和驱逐的也就会卷土重来，‘革命’走向它的反面，成了‘不革命或反革命’。将来有一天，这种‘不革命或反革命’，大约同样也会把自己‘用尽’，历史就这样一往一复，像钟摆似的重复着左一下右一下的动作……”。

　　范公望企图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找出某种规律，但由于他采用的不是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而是从形式逻辑出发，得出的结论显然也是形而上学和历史唯心主义的。尽管如此，我觉得对我们分析和把握“短二十世纪”及“短二十世纪”之后的世界和中国，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在“短二十世纪”的视野中，中国革命曾经出现过两座高峰，一座是1949年革命，另一座就是1966年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在中国革命的大叙事中，文革是1949年革命的延续，甚至可以说，1949年是1966年革命的“因”，1966年革命是1949年的“果”，没有1949，就没有1966，换言之，没有1966，1949也就失去了方向感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所以毛泽东才说“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今后的路还很长，更艰巨，也更伟大。”所以他才觉得自己一生中干了两件大事，一件事是建立新中国，另一件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文革想解决的是革命“第二天”的世界性难题，但也许由于用力过猛，如同火箭尚未将导弹运送到预定的太空轨道，便耗尽了能量。结果就出现了范公望所说的“革命”被“用尽”，“走向它的反面，成了‘不革命或反革命’”，也就是从左边摆到了右边，历史就这样一往一复，像钟摆似的重复着左一下右一下的动作”，至于何时从右边摆到左边来，谁也无法预测。

　　其实，范公望的“钟摆论”并非凭空杜撰，而是对中外历史经验的某种总结。中国古代的王朝更替，无一不是统治阶级的压迫掠夺超过了被统治阶级承受的极限，使“钟摆”摆向另一边，导致了王朝的覆灭。压迫的越残酷，摆动的力度和幅度也越强，时间频率越短。西方所谓的民主国家也是如此，“钟摆”摆动的幅度和时间周期除了受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影响，还由于政党轮替的选举制度使“钟摆”始终在资本主义的范围和幅度之内摆动，维持着长时间的平衡状态，所以保证了资产阶级“千年王国”永续不变。但如果遇上世界性的大动荡，这种平衡也会被打破。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引发的全球性资本主义危机，导致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革命在全世界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风起云涌，并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中国革命的成功，逐渐形成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互相对峙的两大阵营。

 

　　我们可以说，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钟摆都是从右向左摆动的，但这一趋势随着1991年苏联解体被逆转了，钟摆开始从左向右摆动（中国则以1976年或1979年为时间节点）。这是“短二十世纪”结束的标志。这个态势一直持续到二十一世纪初的第二个十年。从那时到现在，世界政治进入了一种中间状态，即左右两种政治达成了暂时的平衡，这种平衡既是各种经济社会思潮和力量激烈博弈和妥协的产物，也是威权主义和精英政治对社会大众实施强力控制和洗脑的结果。“中间状态”的政治（或曰“中间政治”）在国家治理上也许是成功的，但在文化上却极为保守和平庸，它跟一切“右”的或“左”的政治形态不同，不像处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那样，具有鲜明的阶级属性和远大政治理想，在价值观上暧昧含混、在行动上犹疑不定，警惕和拒绝任何带有左右标签的政治实践，把保守主义、实用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精英主义混搭在一起，以民主的名义压制民主，以革命的名义否定革命，构建出一种超阶级的共同体意识形态。“中间政治”能否摆脱治乱循环的周期振荡，取决于在多大程度上平衡阶级矛盾——尽管按照马列毛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矛盾论，它是很难实现的。

　　任何文化都离不开政治的影响。正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上升时期都曾经产生过辉煌灿烂的文化，涌现过许许多多体现本阶级审美理想的文学作品，“中间政治”形态下同样也会产生中间形态的文学，我称之为“中间文学”。“中间文学”允许甚至宣扬形式上的“多样化”，但在价值观和立场上却像“中间政治”希望掌控对现实和历史的全部解释权、命名权那样，警惕和拒绝任何偏离主流意识形态的倾向和探索，视其为异端，并不惜通过一切手段将其区隔和屏蔽掉，因而不仅丧失了“连接感性和理性的想象力”，而且丧失了连接现实和历史的想象力，由历史虚无主义掉进了历史犬儒主义的泥淖。

　　同无产阶级上升时期刚健质朴、生机勃勃的文学相比，“中间文学”是平庸保守的。中外文学史上一切杰出的作家和作品，无不源于其对既定文化秩序的大胆冒犯和挑战，因此，“中间文学”只有突破“中间政治”的思想禁忌，才能在感性与理性、现实与历史之间建立起新的想象力，而这往往意味着“中间政治”的平衡状态将再一次被打破。

　　按照范公望的“钟摆论”，“中间政治”的平衡打破后，历史将开启新一轮的震荡周期，至于是向右还是向左摆动，只有天知道。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当然希望这个“新”是“革命”的，而不是“不革命或反革命”的，因此毋宁说是一种“旧”的回归。

　　（本文系在清华大学“短二十世纪的文化与革命”学术工作坊的圆桌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