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延东：永不休止的《国际歌》

陶悉根同志

　让一轮红日照遍五大洲

　1925年我父亲陶悉根20岁，他来到上海沪东工会联系工作。工会里正在油印歌片，他捡起了一张飘落在地上的歌片——啊，《国际歌》！这是共产党的歌呀，那歌词多么震撼人心哪——他还记得当年翻译的《国际歌》中有这样一句：“让一轮红日照遍五大洲！”共产党的气度是何等豪迈呀！社会上三人群五人党的太多了，但都是些不成气候的；共产党是为人民说话的，共产党员都是些作风正派的人，将来一定能成大业，要入就要入共产党！

　没想到这张歌片就这样让他产生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信念，并真的在不久后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入党后，在申新五厂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党支部，组织上任命他为支部书记。

　　他组织工人冲上南京路经历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差点牺牲在南京路上。

　　1927年3月21号，他又武装了沪东产业工人，参加了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

　这时候，蒋介石看到共产党在迅速壮大，工人武装在迅速壮大，他为了稳固自己的地位，叛变了革命，命令北伐军在南京停了下来；同时纠集上海的杜月笙，武装了地痞流氓，准备全歼共产党，借机取缔共产党组织。武装起义中的烈士们尸骨未寒，4月12日凌晨——一个永远不会被中国革命史忘却的日子——蒋介石向毫无准备的共产党开始了接连几天的血洗，“四一二大屠杀”发生了！

　投了红旗不投白旗

　整个上海完全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我听父亲说，“四一二”中，共产党员除了被枪杀的之外，被捕、叛变的不少，而仍有很多党员自行消失，逃离上海，与组织主动失联。马路上遇到自己的同志不仅不能打招呼，还要立即隐蔽，因为相互都不知晓对方此时的政治态度。在这种极度的危情之下，党的机关和工会全系统遭到了灭顶之灾。在这历史的危急关头，对每一个党员来说，信仰，面临了严峻的考验，他们都在考虑自己该走哪条路哇。我父亲和我说：“那时候我心里只有一个誓言——投了红旗不投白旗！”

　这时党的地下工作更加危险重重，每一天、每一刻，党员都有着生命危险。人们说打仗靠的是群胆，地下工作靠的是孤胆，我要说孤胆靠的就是坚定的信念哪！

　 这时候我父亲已经被巡捕房挂上了抓捕牌票，组织上为了保护他把他调离沪东机关，到江苏省委机关工作。1928年的一天下午他约了特科红色恐怖队的负责人到福州路的接头机关见面。我父亲不知道几个小时前党内又出了叛徒，这个叛徒出卖了红恐队负责人，还出卖了隐蔽在福州路泰和旅馆里的这个接头机关。巡捕房的人待在房间里蹲守，进来一个抓一个。

　 下午我父亲来到泰和旅馆。他与这家旅馆的门房认识，门房如果对他眨眨眼或努努嘴，他就会明白。可是这天门房什么表情也没有，于是他上了楼。一敲房间门，里面传出“哪个啊？”这苏北口音是巡捕房的一个小头目！他立即转身要走，可是两把枪顶了上来，于是被抓进了巡捕房。

　我爸爸和十三四位党员被捕了。刚到巡捕房时他们有过短暂的串供机会，我爸爸急忙嘱咐大家：绝不能承认是共产党员，这样就能逼迫敌人把自己按刑事犯在租界处理。因为按当时的规定，凡是在租界的共产党员都属于政治犯，要交给国民党的龙华警备司令部处理的。交给国民党那就有去无回了。

　这时候大家纷纷改名字以便编造假口供。我问过我父亲：“那时为什么你不也改个名字呢？”他说，他干的是工人运动的领导工作，工运领导工作必然是处在被半公开状态的，所以改名字也没用。

　拷打，上电刑。上电刑让人生不如死。长时间关进1平米的单人囚笼里，超过法律时限。戴脚镣也超过了法律时限，致使脚腕溃烂长蛆。上刑，就是用超过人体耐受极限的手段让人不得不招供。但是，共产党员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他们对革命的信仰是坚定不移的！

　 这时候，党组织也在聘请律师大力营救。最后，由于父亲他们坚决不承认是共产党员，敌人又没有过硬的证据，只得以“扰乱租界治安罪”来判刑，我父亲判了12年。

　宣判那天，法庭外挤满了人，我祖母也在人群里焦急等待着。当我父亲被押出法庭时，我祖母喊着：“悉根哪，你不要急噢，娘会给你上诉的！”这时候一个巡捕冲上前来，挥起一巴掌，把我祖母重重地打倒在地！

　 共产党人也是有血有肉的。我父亲说，他从被捕、上刑，直至最后宣判，几个月里一直没有害怕过，一直没有伤心过；但是，当他看到自己的母亲被打时，心里难受到了极点……他挣扎着要冲过去，但他被五花大绑着，动弹不得。

 

　为了能够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他秘密地和一些党员领导了提篮桥难友反对敌人迫害的斗争。提篮桥监狱是英国人的远东第一大监狱。据我父亲说，这是有史以来西牢里党领导的第一次“闹狱”。

　我父亲他们入狱后遇到过几次大赦，每次大赦大家会减一点刑期。到1936年，囹圄8年，又遇到一次大赦，刑期满了，我父亲获假释出狱。

　“假释”就是要在敌人的监控下生活，每星期向巡捕房报到，想要寻找党组织几乎是不可能的。再加上，八年里革命形势和人员变动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已经不可能找到任何一位过去的领导和同志了。被长期关押过的人出狱后找不到组织大都是不干了，挣钱养家过日子。但是，信仰，对党的信仰，却一直在驱使我父亲摸索着寻找组织。

　我父亲先是在“上海壁报工作服务团”找到了一份工作，在里面一边做事，一边注意观察。

　 有一天，他找两位负责人说：“我看出来了，你们俩是共产党。请帮我联系党组织！”

　这两位负责人建议我父亲到南京去找八路军办事处。家里有老有小，我的爷爷、奶奶和幼小的大姐全靠他挣钱生活呢！怎么办？最后他终于对我奶奶说：

　 “我要离开上海，到南京去找党组织。”

　我奶奶对他参加共产党从来不阻拦的，说：“那你去吧。”

　“我走了，你们祖孙三人怎么生活呢？”

　“我会要饭的！”

　 我父亲的眼泪往肚里流：“你能要饭就好！”

　党组织给我父亲写了一封密写的介绍信。密写介绍信看上去就是一张白纸，把一张白纸带在身上容易引起怀疑。我父亲把密写的介绍信包着一张当票，伪装成一张包装纸带在身上，并且设法摆脱了敌人的监控离开了上海。

　上海到南京的火车停运了，他乘轮船出了上海。一出上海是一片战争气氛，日本鬼子的飞机在头顶盘旋，气氛紧张，船到南通就不开了。他漫无目标地走着，盘算着怎么能到南京。路边停着一辆沾满泥浆的卡车，像是跑长途的。上前一问说是到镇江去的，他搭上了这辆拉货的卡车，走一段算一段吧。

　 到了镇江已经是半夜了。镇江停电，马路上空无一人，天快亮的时候他终于找到了火车站。到了南京他买了两个烧饼填饱肚子。

　 找到八路军办事处时，大门紧闭，贴着一张启事说已迁往武汉！他在路边坐了很久：“好吧，那我就追到武汉去！”

　可是他没有盘缠怎么办？他到码头上去观察。随后，他进了码头，先是给在一旁的警察递了支烟，然后和他笑嘻嘻地聊了一会，最后给警察敬了个礼，警察就放他过去了。他混上了轮船。南京到武汉要两天，我爸爸用仅剩的两毛钱买了一碗炒饭。

　到武汉后，他借住在亲戚家，白天四处寻找八路军办事处，跑遍了武汉三镇，可是仍然找不到。亲戚害怕他招来麻烦，日子一长，脸色不好看了。怎么办呢？他知道，西安是有八路军办事处的。但是，西安——“西安”在当年的上海人的心目中，那是遥远的、人迹罕见的大西北呀！这一走家里老小怎么办？心绪翻腾……

　初心易得，始终难守

　 我父亲跟我说，他最后抱定了一个信念——“要革命啊！”

　   “要革命啊”，坚实的政治信念让他迎着一轮照遍五大洲的红日，踏上了只身奔向大西北的征程！他一路辗转，终于在西安找到了八路军办事处，像孩儿找到了亲娘，他有种回到家的美好感觉！

　李克农热情接待了他。李克农说：“到延安去吧，延安搞得可好啦！”我父亲后来感叹地跟我说：“我西安都到啦，那就到延安去吧！”

　李克农见我爸爸是单身一人到西安的，就说过些天有去延安的汽车时搭车去延安吧。

　汽车在沟沟峁峁间行驶，看到很多成群结队的青年意气风发地向着延安行进。我父亲的心情像这起伏的黄土高原一样不能平静。为什么那么多的年轻人不去投奔国民党，而都奔向延安呢？我父亲和他们聊了起来。原来，因为他们知道共产党对民族解放矢志不渝；他们还听到共产党民主、自由，官兵平等，没有私有财产。这就是党的初心和党的好名声啊！正是这样的初心和好名声吸引了千千万万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奔向延安！

　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

　我父亲到中央组织部报到，说想上前线打仗，要不就进学校学习。组织部认为，奔赴延安的工人很少，来自上海大工业的工运干部就更寥寥无几了，希望他到总工会去工作。

　正值1937年的年末，到处都在张灯结彩迎接新年，人人脸上都挂着笑容。延安果然让他觉得舒畅，可以大干一番。延安十年，从边区总工会干到兵工厂，还当上了劳动模范！我父亲说，延安十年是他人生中的黄金时代。

　开始在总工会待了四五年，后来调到了兵工厂，其实那个兵工厂是被服工厂，但是对外称交通工厂。

　党中央发出了“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号召，父亲自己养蜜蜂，让全厂职工都喝上了蜂蜜；没有肥皂，就动脑子用牛油、石碱做成了土肥皂；还建了个豆腐作坊,做了两大缸酱豆腐（豆腐乳），放在窑洞前的平地上，职工们吃饭时可以随意来夹上几块上海口味的酱豆腐。

　　中央进一步发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号召，他又在最繁华的南门闹市口开了一家“上海工人饭店”，亲自掌勺做出一桌上海本帮菜，吸引了许多干部、群众前来品尝，朱德、周恩来也来吃过他做的菜肴。

　　为了解决纺织机械问题，我父亲天天冥思苦想，回忆在上海纱厂见过的纺纱机，竭力回想出它的机械结构。终于，他画出了纺纱机的图纸，而后竟然造出了纺纱机，创造了手摇纺车无法达到的效率和质量。

　　1946年延安失守，中央决定放弃延安，并将干部派向全国准备解放全中国。交通工厂要解散了，朝夕相处的全厂职工聚在一起，都不愿意分离。我父亲抑制不住地激动。他们为了中国革命集合在黄河之滨，此时此刻，这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心情是复杂的……

　　四千里路云和月

　　那时妈妈已经怀上了我，按照组织安排把三姐送给了老乡。

　　我们全家跟着大队，徒步四千里，通过了敌人一道道封锁线。比如过同蒲铁路吧。山西的同蒲铁路是敌人重兵把守的地方，只能半夜通过。这支拖儿带女的队伍事先商定，在穿越同蒲铁路的时候，如果孩子哭就立即喂枣泥，如果还哭就必须把嘴捂上，哪怕最后捂死！谢天谢地，这天夜里坐在担子里的二姐既不睡觉也不吵闹，瞪大了眼睛看着紧张忙碌的大人们，她居然会配合得那么好。

　　在这漫长的四千里路上，我妈妈怀着我，除了勉强解决饥饿的东西外，没有一点像样的食物。她终于因为体力不支，从驴上摔下山坡，摔断了胳膊，幸好没把我摔掉。从延安出发前，边区财政厅长给了我们家一头骡子和一头驴，还配备了两位年轻干部协助挑担。这时，我父亲意识到如果再不补充一点营养的话，全队人员很可能会坚持不下去的。于是，父亲便请两位年轻干部卖掉了骡子和驴，换来了两个金镏子（金戒指），然后全部换成了吃的！这样，大家才得到了一些营养。

　艰难跋涉10个月终于到了山东，部队一分为二，一部分留华东，一部分北上东北。我们家是北上大连，为解放战争造“大炮弹”。

　因为我是孕育在延安到东北的四千里路上的，所以起名叫“延东”。

　 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是党的生命线

　上海解放了，分别13年的大姐立即从上海给父亲写来了信，信中洋溢着自己踏着爸爸的足迹投身革命的热烈情绪！我爸爸在单位里接到回信后跑回家，刚进院子还未进楼门，就兴奋地向我妈妈嚷道：“我女儿和我走了一条路哇！我女儿和我走了一条路哇！”

　原来，我大姐陶秀明早在1946年加入了地下党，几次在工人群众的掩护下也粉碎了国民党的追杀。

　 　全国解放了，我父亲从革命斗争中深切体会到，我们党能胜利，是因为党有着好名声，始终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是党的生命线。

　　我父亲从北京要调上海的时候，每天与上海的长途电话不断，我听到其中很多是谈住房安排的。上海方面给安排的住房都很高档，当我爸爸知道有一部分普通职工集中住在职工新村的两栋房子里时，他就要求和大家住在一起。这样一来我的卧室十几平米，其实是家里吃饭、会客的房间，平时来聊天、谈工作的干部、职工很多，有时半夜都会有人来，经常弄得我无法睡觉。有天晚上，一对夫妻吵架，他俩哭着闹着来找我爸爸、妈妈主持公道，弄得我都没法睡觉，听他们谈话我觉得很好玩。我心里渐渐明白，爸爸和普通职工住在一起心里觉得舒坦。

　爸爸单位里有些领导干部给自己家里配备高档家具，我爸爸便成了他们面前的一堵墙。于是，他们趁白天我爸爸上班不在家，给我们家拉来了一卡车成套的高档家具，我们这些孩子看了高兴极了。晚上，我爸爸回家看到后非常气愤，第二天一早就请工人们又拉了回去。我们这些孩子的情绪由失落慢慢变成了沉思……这种廉洁作风对我们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我总是忘不了这样一幕：当家里的收音机播放《国际歌》时，我父亲时常会到收音机跟前，轻轻地挥动手臂，深情地跟着哼唱。

　英特纳雄耐尔的旋律伴随了前辈们的一生，我们后一辈会记着：我们心中的《国际歌》，一个音符不能改！

　　来源：中红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