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杜甫对日本江户诗坛之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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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平安时代就被日本诗人推崇的白居易相比，日本诗人对于李白、杜甫的学习起步略晚，约始于五山文学初期。虎关师炼(1278—1346)在《济北诗话》中称“李、杜上才也”，开日本诗人学习李、杜之先河。日本学者青木正儿认为虎关言及李、杜之诗，虽深受宋人诗话影响，“但比之平安时代以后那种醉心白居易而轻视李白、杜甫的诗眼，甚为悬隔”。黑川洋一(1925—2004)《杜诗在日本》也以为虎关师炼深入研读杜诗并显示出独特的见识，是日本杜诗研究的开山之祖。李、杜诗由是开始进入日本诗人的学习视野。江户时代(1603—1867)是汉学的复兴时代，也是李、杜二人对日本诗坛产生影响力的鼎盛时期。李、杜二人对江户诗坛之影响主要体现在江户时代对李、杜诗集文本的整理、刊刻以及诗人对李、杜的学习和评价。

　　汉籍东流一直是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议题。江户时代中日商船来往增多，船载汉籍超越以往时期。李、杜诗集到达日本后，经藏书机构与学者选择，或直接翻刻、抽印、抄录，或加以注释、评点后重新出版，产生了数量巨大的和刻本，加快了李、杜诗集在日本的流通和传播。

　　笔者统计，江户时代最为流行的和刻李白诗集主要有《分类补注李太白诗》与《李太白绝句》两种，其中前者最少经过两次刻印;而杜集则至少有《杜律集解》《杜律五言集解》《杜翰林考正杜律五言赵注句解》《杜工部七言律诗分类集注》《刻杜少陵先生诗分类集注》(即《杜诗集注》)，以及《杜律集解》《刻杜少陵先生诗集注绝句》《杜工部七言律诗》《辟疆园杜诗注解》《杜律集解详说》《杜律诗话》《杜律评丛》《杜诗偶评》《杜律发挥》《杜工部集》《杜律详解》十余种。其中明代邵傅所编的《杜律集解》，虽然在国内难觅踪迹，但在日本至少翻印九次;又清代沈德潜所撰《杜诗偶评》，至少翻印四次。据钟卓萤博士论文《李白诗文在日本江户时代的影响与诠释》统计，江户时代旧藏书目所载李杜合集有十余种，笔者统计和刻李、杜合集至少有《李杜绝句集注》《李杜绝句》《李杜绝句集》《李杜四声韵选》《李杜诗法精选》《笺注李杜绝句集》等，此外又有和抄《李白诗》《李杜绝句选》《李诗抄》等。和刻李、杜诗文集的数量和品种既可以最直观地反映当时社会对李白、杜甫诗集的需求，也可见当时诗人对于李、杜的态度。

　　在日本学习李白、杜甫早期，二人在日本诗坛的地位基本相当。日本昌平坂学问所旧藏两部日本南北朝时期(1336—1392)刻本《唐朝四贤精诗》，即为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四人诗选。此书版刻样式，颇有元刻遗风，或据元本重刊。和刻《唐朝四贤精诗》书中李、杜同列“四贤”，表明了当时日本诗人对李、杜并称的认识。但在当时杜诗比李诗在诗僧中拥有更多的受众，吉川幸次郎(1904—1980)《杜诗在日本》描述了十三四世纪僧侣们热衷杜诗并以学生为对象编写杜诗讲义的情形，这种方式前所未有;又如当时的禅宗僧人义堂周信诗宗杜甫，喜读《杜工部集》，诗风雄壮。

　　江户早期，李、杜二人往往被并称，但杜诗在日本诗界的传播更为深远，因此诗人对杜诗的呼声高于李诗。被朝鲜人称为“日本的李杜”的石川丈山(1583—1672)以盛唐诗、中唐诗为正宗，曾建“诗仙堂”，四壁悬挂包含李、杜二人的中国汉、晋、唐、宋诗人画像，石川将李白尊为“诗神”，杜甫尊为“诗圣”。江户早期林罗山(1583—1657)可谓学习杜甫的重要人物。林氏非常欣赏杜诗，创作了大量与杜甫、杜诗相关的诗文，其生前藏书，首页必钤长方形阴阳印“江云渭树”，印文即出自杜甫《春日忆李白》：“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林罗山以“江云渭树”为印文，既出于对李、杜友情的认可，更表达了对杜诗的喜爱。林家第二代大学头林鹅峰《唐宋百花一诗》明确提出“以李杜为最首者，以为诗家之冠也”，认为李、杜不分伯仲。

　　日本诗人对于李白的认识和学习主要吸收了李白“嗜酒”与“谪仙”等特征。如江户画家与谢芜村(1716—1783)绘有《醉李白图》等人物像，申发了李白“斗酒诗百篇”的故事。江户中后期诗人薮孤山(1735—1802)作《拟晁卿赠李白日本裘歌》，“代”千年前的晁衡赠诗李白，节选如下：

　　长安城中酒肆春，胡姬垆上醉眠新。长揖笑谢天子使，口称酒仙不称臣。忽思天姥驾天风，梦魂飞渡镜湖东。百僚留君君不驻，纷纷饯祖倾城中。我今送别无尺璧，唯以仙裘赠仙客。仙裘仙客一何宜，醉舞跹跹拂绮席。昂藏七尺出风尘，已如脱笼之野鹤。从是云车任所至，弱水蓬莱同尺地。西过瑶池逢王母，云是日本晁卿之所寄。

　　又青山佩弦斋(1808—1871)作《李太白观庐山瀑布图》诗曰：“笔下有神驱迅雷，香炉峰畔紫烟开。天公不惜银河水，直为谪仙倾泻来。”以上两首诗歌对李白诗歌典故多有化用，有明显的李白诗歌风格。

　　从江户时期和刻李、杜集的品种和数量可见，李白对江户诗坛的影响力要小于杜甫。有学者认为，因缺少权威的、流行的通俗注解本等原因，李白诗歌无法广泛传播与普及，因而江户时代日本诗人评价李白时难有充足的认识。杜集的大量传播，使得江户诗人更加便捷地获得杜诗文本，因而杜诗表现出比李诗更深刻的影响力，学界对研究江户时代诗人如何学习、评价杜甫，也更容易找到详实可靠的资料。友野霞舟(1792—1849)《锦天山房诗话》反映了杜甫在当时日本诗坛的地位：“元和以来(1615后)从事翰墨者，虽师承去取不一，大抵于唐祖杜少陵、韩昌黎，于宋宗苏、黄、二陈、陆务观等。”江户诗人熟悉杜诗文本，如诗僧秦冏《幽居适四首·其一》“园收锦里先生果，庐接东陵处士瓜”化用杜甫《南邻》诗“锦里先生乌角巾，园收芋栗未全贫”、《园人送瓜》诗“东陵迹芜绝”、《喜晴》诗“往者东门瓜”等句;又江户晚期诗人奥野小山(1800—1858)《初冬杂诗》“三冬耽学狂方朔，一饭思君老少陵”亦是灵活运用杜甫“一饭不忘君”之典。江户晚期诗人对杜甫和杜诗也有批评的声音，如对于杜甫的“苦吟”，长野确(1783—1837)《松阴快谈》以为“杜少陵是甚巧，盖由苦吟得之”，而诗人冢田大峰(1745—1832)则对此表示反感，以为杜诗“多悲叹穷屈，而少雄迈条畅，且苦于吟哦，而巧出新奇”，以为杜甫之诗，缺少如李白诗歌之飘逸雄壮。这些批评，反映了江户诗人在普遍学习杜甫的潮流中对李、杜诗风之思辨。

　　“学诗莫如唐，有华且有实”，江户时代并重李、杜的诗人也不在少数。江户前期诗人伊藤东涯(1670—1736)是典型代表，其《读杜工部诗》对杜甫生平经历以及诗歌成就相当概括：“一篇诗史笔，今古浣花翁。剩馥沾来者，妙词夺化工。慷慨忧国泪，烂醉古狂风。千古草堂来，蜀山万点中。”伊藤不仅熟悉杜甫，他亦有研习李白诗歌，今日本实践女子大学藏有其《李诗抄》，为李白诗歌抄本。又雨森芳洲(1668—1755)《橘窗茶花》提到其案上所置诗集，以陶渊明为首，李、杜为二，韩、白、东坡为三，认可李、杜诗风。江户后期出于对盛唐诗的尊崇，诗人往往并重李、杜，如日本诗人芥川丹丘(1710—1785)《丹丘诗话》以为李、杜诗风各有长处，他对李杜优劣问题提出：“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各学其性所近，亦诗道之捷径也。”此为江户后期诗人对李、杜二人较为公允的评价。

　　李、杜二人对江户诗坛的影响贯穿始终。虽然明清两代李白诗集的东传、和刻李杜合集的刊行，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和刻李白诗集在数量和品种上的差额，但杜甫对江户诗坛影响超过李白是不争的事实。有学者认为，江户时期日本对杜集的刊刻集中在早期，但笔者以为江户后期，虽然初刻文本少了，但如《杜诗偶评》等书多次重印，仍然可以说明江户后期对杜诗文本旺盛的社会需求。江户诗坛对于杜甫诗歌的偏爱，也反映了当时日本诗学在学习汉诗、选择诗歌典范时对杜甫的重视。

　　(作者：由墨林，系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