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砂器》到《和你在一起》

　　陈凯歌导演、刘佩琦主演的《和你在一起》是一部很优秀的电影，其艺术水平和思想深度在当代是十分罕见的，意味深长，值得细品。同时这部电影也勾起我记忆中的日本电影《砂器》。尽管这两部电影是不同的国度，在时间上也相差的二十多年，但二者很有相通之处，都涉及同一主题——宿命，而且都是用音乐的形式增强主题情感的表达，给人以强烈震撼!所不同的是，这两部电影对宿命作了不同的解读。

一、《砂器》——宿命的重复

　　《砂器》是一部优秀的日本电影，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我国上映，影响较大，报纸上还有的讨论文章。当年我觉得这部电影很晦涩，记得当时看了这部电影后，把脑袋都想疼了。片名“砂器”就很难懂，影片一开始，一个小孩将砂子捏成一个个器具的形状，摆在一块木板上，当一阵风吹来时，这些“砂器”的很快崩解，又成了一堆堆的砂子。这个现象是很浅显的，但它的寓意是深刻的，它形象地表达了电影的主题—宿命。

　　《砂器》故事情节是，主人公和贺英良(原名本浦秀夫)三岁时，他的父亲本浦千代吉得了麻风病，母亲因此而离他们而去，年幼的和贺英良跟随父亲流浪乞讨，受尽了人间的一切苦难。他们遇到了好心的警官三木谦一，经三木谦一的联系和劝说，和贺英良的父亲被送往疗养院隔离治疗，从此父子分离。和贺英良曾一度被三木谦一收养，尽管三木夫妇非常疼爱他，但他还是逃走了。后来和贺英良当过自行车铺伙计，悲惨的童年激发起他奋力拼搏的精神，他发奋读书，中学毕业时成绩优秀，他又被人发现具有音乐天才，成为很有前途的年轻钢琴家。正当和贺英良前景似锦的时候，三木谦一认出并找到了他，劝他去见仍然活着的父亲。因和贺英良不愿意提起过去痛苦的经历，拒绝去见他的父亲。而三木又坚决地要求和贺英良去见他的父亲，说“哪怕是用绳子套住他的脖子，也要把他拉去见他的父亲”。这对于竭力挤进上流社会的和贺英良来说，无疑是一种威胁，于是他杀死了三木，故事以悲剧告终。和贺英良的故事是典型的宿命的逻辑。

　　《砂器》这部电影美感极强，思想深刻，交响诗般的叙述，气势恢宏，对比强烈，极具冲突。宏大凸显苍凉，微弱更显执着。苍凉之中又表现出相依为命的温馨与快乐，执着与顽强招来的总是一次又一次的暴力摧残。最震撼人心的是里面的钢琴协奏曲《宿命》，那悲怆的旋律展现着无比强大的压力和竭尽全力的抗争，将和贺英良奋力挣扎的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令观众在强烈的震撼中诅咒命运、痛惜生命。

　　关于宿命，古希腊悲剧故事俄狄浦斯的命运作了形象的表达，是一个典型的三段式的逻辑重复，即由原点出发，经过一个过程后，又回到原点。由于命运的主体不甘心自己的境遇，企图改变自己的命运，他在行动中找到一些貌似改变其命运的东西，而这些东西恰恰是支配他的力量，这种力量不偏不倚地将他引回到原点，这就是宿命。如果他抗拒这种宿命，无疑是与那强大的异己的力量抗争，他愈是奋力抵抗，这异己的力量就愈是强有力，最后在殊死搏斗中以惨烈的失败告终。这种魔咒式的宿命逻辑困扰着历史上绝大多数的思想家，直到今天，一些人还对“看不见的手”虔诚膜拜，总以为有一种神秘的力量控制着人类。

　　其实，宿命不是什么神秘的支配力量，完全是由社会的异化造成的。既然社会是异化的，那么人的本质、人的活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异化的。异化的结果，使得每个人都有一个异己的力量与他相对抗，这种对抗经过一段曲折的路径之后，必定使人们回到原点。因此异化是形成这种宿命怪圈的根本原因。而社会的异化最根本的是劳动的异化。异化劳动是一个历史过程，是人类劳动的非正常化，它是对劳动原本性质的背离，而这个原本性质不是形而上学的预先设定，也不是道义上的假定，它是在劳动的起源过程中产生的，也就是说，它是人类劳动从产生那天起所具备的性质。

　　关于劳动的起源，当然与自然界的演化有关，但不能把它看成是自然界发展的结果，不能从自然事物的渐进中考察劳动的起源，必须对劳动的起源做一个明确的界定。为此，我把劳动起源界定为种植活动的开始，种植活动的出现才是真正的劳动的起源，人类劳动也由此而产生。在种植出现以前的一切活动如狩猎、采集果实等都不能算作是人的劳动，即使活动者在这种活动中发明了工具、语言等，即使出现了部落以及部落与部落之间的关系等，这样活动依然是动物性的活动，其活动者顶多具有类似于人特征即类人猿，但还不是人，本质上还是动物。因为这种活动的根本性在于，它所得到的是自然界的直接存在物，自然环境中有多少它们才能获得多少，并不能获得更多的东西，这样的活动无论延续多久，都不能发展成为人的劳动，永远是动物的活动。只有当种植活动被“发明”(种植活动的发现既具有偶然性也具有必然性，它的发现在时间点上是一个纯粹的偶然事件，但就它的发现过程而言，具有必然性)之后，人类劳动才真正开始了。种植活动与狩猎或采集果实的活动的根本不同就在于能够获得“更多”的东西，如将一粒种子埋在地里，经过一段时间后，能生长多出几倍甚至几十倍的果实，从而获得更多，这里的关键就是“更多”。

　　第一、“更多”意味着种植生产出了多于自然直接存在物，只有这样，才使活动者摆脱了对自然的直接依赖，成为能够独立于自然的人，才使人与动物彻底地区分开来，开始了人类依据其自身规律而发展的历程。能够生产“更多”东西的劳动是人类社会由起源到永恒的根本原因，没有这个“更多”，就不会有人类社会，就不会有人类历史。

　　第二、“更多”意味着种植活动比较稳定地生产出多于个体本身生存所需的东西，不仅能够满足自身的生存需要，还能够满足他人的生存需要。这也就为结成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奠定了基础。最初的人们将多出本人需要的东西提供给他人是无条件的，是纯粹为了他人的生存需要的，因而人类建立的第一个人与人的关系是纯粹利他的关系。至于交换关系、分工关系等，那是后来的事情。

　　第三、“更多”是由于利用了自然的生长规律才生产出来的，这就意味着人类劳动一开始就是利用自然规律的活动，也就是说只有利用自然规律的活动才是人类劳动的开始。使用工具只不过是器官功能的延长，是直接作用于自然物质的，还不是对自然规律的利用。利用自然规律，是人类劳动的本质特征，动物只是简单地获取自然物质，不存在有利用自然规律的问题，因而是有限的存在;而人的劳动由于利用了自然规律，才生产出了更多的东西。自然物质的形态总是有限的，自然规律则是无限多样和无限可重复的，正是由于劳动是利用自然规律的活动，所以人类劳动才具有了无限发展的可能性。

　　第四、种植活动是利用自然规律的活动，这样人类就成为独立于自然物的主体。直接获取自然物质是与自然物相统一的自然存在物，不存在有主体和客体的问题。只有利用自然规律的种植活动出现，才有了主体和客体的区分，人成了利用自然规律的主体，不再是受自然规律的支配自然存在物。

　　第五、种植活动是利用自然规律的过程，人作为理性的存在，关键在于对规律的把握和利用，简单地获取自然直接存在物，是不具备人的理性的。这就意味着人类一开始就具备理性的基本形式，尽管这种最初理性形式十分简单，但它是完整的、全面的，是人类理性回归的原点。在当代，由于劳动的异化，理性处于抽象化、片面化的阶段，表现为对自然物质的简单利用和消耗，这是不能持续的，人类理性最终是要回归到对自然规律的把握和利用上来的。

　　因此种植活动的出现，才使得动物的活动变成了人的劳动，动物变成了人。通过以上分析，可以获得关于劳动的原本性质的认识，即以人为主体的能够生产出更多东西的自由的创造性的活动。如果按照这种劳动方式，随着人类的不断进步和发展，劳动生产出来的产品会越来越多，生产效率会越来越高。在劳动者全部的劳动产品中，维持其个人生存需要(必要劳动)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小，最后达到忽略不计。人们会有越来越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更多的自由创造，创造新的生活(物质的、文化的)，新的生活产生新的需求，不断地为生产劳动增添了新的内容、新的动力，从而使人得到全面的发展。按照原本的劳动方式，人与自然的关系始终是和谐的。因为原本的劳动在于利用自然规律，而不是简单地利用和消耗自然物质，这样人从自然界独立出来的同时，自然也获得了独立性。人类只有把自然当成独立的整体，人与自然才是和谐的。人与人之间也是和谐的，因为最初的劳动是利他的，不存在有利益的对抗，更不存在有生存的对抗(因为已摆脱了动物式的依赖自然的生存方式)，所以按照原本劳动的方式发展，人与人之间和谐的。当然这种和谐并不是无自我的绝对统一，人毕竟是有限生命的个体性存在，个体之间矛盾和“冲突”是永远存在的。人们之间如果没有了利益冲突和矛盾，必然还存在有认同与非认同的矛盾。

　　然而，人类劳动没有按照这种原本的方式发展，而是发生了异化。异化虽然是对劳动原本性质的背离，但异化的原因也是由于劳动所造成的。由于劳动生产出了更多的东西，这更多的东西变成了剩余产品被人占有了，劳动者必须不断地劳动才得以生存。劳动者生产的剩余产品越多，那个剩余产品占有者的力量就越强大，劳动者就越是被支配，从而失去人的独立性、主体性，失去人的自由创造，成为被迫劳动、受剩余产品占有规律支配的客体。同时，那个占有者占有剩余产品不是为了个体的生命生存，也不是为了单纯的物质享受，而是为了占有而占有，只有占有更多的剩余产品，才能够支配更多的人，只有支配更多的人，才能占有更多的剩余产品。占有者也是不由自主的，也是被剩余产品占有规律支配的客体。这样，所有人又成为被外在规律支配的客体，失去主体性，使得人又复归到动物状态。也就是说由于异化，人又表现出动物的特性，如优胜劣汰、生存竞争、绝对自私等，但是这些特性不是从动物那里延续过来的，是异化了的劳动重新赋予人的。

　　这就是说人类劳动既生产出自己有别于动物的自由存在，同时又生产出了人与人之间的对抗，使人的本质发生异化，复归到类似于动物的不自由状态，这就是异化造成的人类的宿命。破解这个宿命的唯一途径就是扬弃(是扬弃，而不是克服，已经发生了事情是不可克服的)异化，只要异化没有被扬弃，宿命的束缚是不能被解除的，不可抗拒的命运支配着每一个人，孤立的个人无论如何地与命运抗争，总会遇到一个强大对抗力量，不偏不倚地将他带到命运的原点。所以和贺英良从悲惨中走出，经历一番挣扎和奋斗之后，最后得到还是一个悲惨的结局。

二、《和你在一起》——宿命的扬弃

　　国产电影《和你在一起》也表现着人物的命运，也是在宿命的框架内，其精彩之处也是采用了音乐的表现形式，但它的表现风格与《砂器》明显不同。《和你在一起》没有宏大画面，也没有剧烈的冲突，只是寻常百姓的一段平淡无奇的故事，但却特别地耐人寻味。

　　《和你在一起》的基本情节是，刘成(刘佩琦饰)在火车站捡到一个小孩，小孩身边还放着一把小提琴，刘成收养了他，取名刘小春。刘小春3岁时学小提琴，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小提琴手。在刘小春13岁那年，刘成带他到北京参加艺考，尽管考试成绩不错，但由于不是北京户口，未被录取。先拜江老师(王志文饰)为师，但江老师只能教刘小春拉琴，无法使他获得成功。一心想要刘小春成功的刘成又找到音乐学院余教授，并诉说了刘小春的身世。余教授因刘小春的音乐天赋，收他为学生，并告诉他有个国际比赛的机会。为了激发刘小春演奏时的感恩情绪，余教授将他的身世告诉了他，果然刘小春在排练时表现非常出色，获得了参加国际比赛的资格。刘成为了不影响刘小春的比赛，决定回老家。但刘小春最终放弃了比赛，狂奔到火车站，追上了刘成，在车站大厅充满激情地演奏柴可夫斯基小提琴协奏曲第三乐章。

　　在人物塑造方面，《和你在一起》中的人物看上去都是随处都可以见到的人，他们都很平常地生活着。但每个人物都代表社会生活一个方面，构成一个完整的、真实的社会环境，故事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展开，具有很强的现实感、历史感。

　　东单琴行的老板和饭馆的老板，这两个人物虽然都只有一个镜头、两句台词，但他们构成了整个的社会背景。东单琴行老板有一句台词：“买和卖都一个价，我吃谁?”这句话不仅概括了商人和商业的本质，而且极为准确的展现了现实社会的特征。世界上原本没有“价值”这个东西，因为“买和卖”，一切存在物包括人在内都被赋予了价值。人被赋予了价值就成了可以度量的、具有一定数量级的抽象存在。每个人为了争取其存在的意义，就必须不断地增加自己的那种被规定的量，但每每增加的量总是被那个“我吃谁”的人刮走，于是总也达不到他存在所需要的量，这就是“买和卖”赋予每个人的宿命。不仅如此，“买和卖”还把一切事情都搞颠倒了。本来人们生存所需的一切东西都是以“将种子埋在地里从而收获更多”的方式生产出来的，但是“买和卖”让人们确信，人类生存所需的东西是那个“我吃谁”的人所提供的，没有了“买和卖”，人们似乎无法活下去。

　　假作真时真亦假，这样颠倒了社会自然会排斥真理、拒绝真理。刘成原本就是一名不错厨师，到北京找工作时，职业介绍所介绍他到他一家餐馆做厨师，因他本能地多了一句嘴：“小师傅，鱼香肉丝不能放番茄酱。”于是这家餐馆的老板没有让他做厨师，而是让他去送快餐，并且足足地羞辱了他一番。刘成的行为和《皇帝的新衣》中那个小孩一样，但那只是个小孩，没有人理睬他。而刘成就不同了，已是新时期的成年人了，居然如此“不明事理”，被整治和羞辱是必然的。刘成当然会骑自行车，想当年他骑着自行车意气风发去上班，工人的身份是响当当的。如今的他虽然也是骑自行车，但被穿上了一个马甲。世界上最侮辱人的就是，给你一个马甲，你必须穿上。

　　余教授的范儿很正，是教育体制的化身，具有权威性。余教授是很有见地的，他评价林雨的演奏时说道：“都对，就是不好!”教授的本分就是应该发现“好或不好”，判断对或错是助教或者计算机的事，能发现“好或不好”才是智慧的预见。“好或不好”是一个综合判断，它判断的对象是具体的，人作为一个具体的人，才能判断其“好或不好”，抽象出人的某一一方面，只能判断其对或错。异化社会赋予了人的价值(严格地说，人的价值在于他没有价值)，于是人被抽象化，被规定，成为一个个可以量化排序的简单个体。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的教育体制恰恰是抽象地看待学生的，学生也只能以“对与错”的简单判断获得自身的价值，而“好或不好”的综合评价是不会被体制承认的。基于此，尽管余教授有很深刻的见解，但由于体制的限制，他不可能培养出刘小春那样的学生，而只能培养出林雨那样的学生。反倒是被体制边缘化的江老师具有更多的自由，“不要动琴，用你的心去感受”，这是要求学生超越形而下的限制，上升到形而上的领悟。但是这种参禅悟道式的教学在体制内是不允许的。所以林雨被限制在形而下的精准把握之中，其灵魂是僵化的，情感是欠缺的。

　　刘成的形象真实、感人。明显地感觉出，刘佩琦在塑造这个人物时是下了很大功夫的，感觉到他的每一句台词、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表情都是精心设计的，都蕴含着丰富的内容。比如在车站捡孩子时的刘成的表情多少有点气盛，后来就显得很谦卑圆滑了，这种变化的寓意实在是太深了，没有一番艰苦的探索是做不到如此的。这说明真正的艺术家不仅需要天赋，更需要艰苦的探索。艺术创作的难易程度并不亚于探索宇宙的奥秘或人类社会的终极原因，甚至更难一些;其意义也并不逊色于伟大科学或伟大思想的建立，甚至更重要一些。艺术创作探索的是人身上至关重要的东西，这些东西在我们身上曾经有过，或者不曾有过。当我们欣赏艺术作品时，无意之中便把这些东西与某种逻辑联系起来，纳入到我们的精神之中。这些东西虽然不能当饭吃、当衣穿，但没有这些东西，我们会认为我们的吃饭穿衣与动物的进食和换毛没有什么区别。如果这样的话，人类有史以来所干的一切事情中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多余的。艺术给人以美感，创造美的需求，在人类的一切创造物中，如果把美的需求去掉，那剩下的就很少了。更为重要的是，在一个异化了的世界里，尽管宿命一而再、再而三地将人们拉回动物界，但因为艺术对人性的执着，不厌其烦地告诉人们——作为人应该怎样地生活着，这才使得人们没有茹毛饮血那般，还能够保持着一半的人性(在人类的异化阶段，说人们具有了完整的人性，是瞎说;如果说人们完全没有人性，也是瞎说)。因此对于真正的艺术家的工作，人们应心怀敬意，不能以娱乐之心度之。

　　刘成的故事真实可信，也很感人。虽说在火车站捡到一个孩子而且还是一个音乐天才，这种事件的发生概率是无限小的，几乎为零，但在情理上是真实的。有一个镜头，刘成抱着哇哇啼哭小孩，他一边焦急地寻找丢小孩的人，一边轻轻抖动怀抱着的小孩，忽然间那小孩停止啼哭，居然睁眼看了刘成一眼。这是最能够揪住人心的，任何人面对如此眼神，怜爱之心必油然而生!此时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如何让这个幼小的生命安全地活下来。于是，当刘成抱着孩子在车站里跑了几圈最终没有找到丢孩子的人时，便将小孩儿举起来，端详一番，再紧紧的抱在怀里，从此他的生命与这个孩子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这是人性的本能，任何一个人，只要他是心智健全的(经济意识和法律意识极强的人除外，这类人遇事首先考虑是否划算、自己的权利是否受损)人，在如此情景之下，必然和刘成一样地义不容辞。

　　然而，刘成所做的一切又是现实中一般人很难做到的，所以他的故事很感动人。可以看得出，刘成为刘小春付出了一切，他不能娶妻结婚，并非是他找不到老婆(镇上的那位首富就说“我要是女人就嫁给刘成”)，而是有心结，江老师暗示了这一点：“我要真娶个女人回来，我的这些猫就无家可归了。”刘成是用自己生命的全部来抚养这个孩子的。不仅如此，刘成还要千方百计实现这孩子亲生父母的意愿，让他学琴并能够成功，这是很难的。更为重要的是，因为刘小春的身世，他必须让这孩子幸福快乐地成长，不能让这个没有妈的孩子在心灵上有丝毫的阴影。如在澡堂里看见刘小春涂画的一张女人照片，刘成凝重忧郁的表情显示出他对刘小春日久的心理关切、情感关怀，这在很多亲生的父母那里也未必能做到。刘小春阳光、活泼、率性的性格，表明它是在一个和谐幸福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尤其是他“教训”江老师的那一段，说明他和刘成是在平等融洽的气氛中成长起来的。当然，刘成在付出的过程中也享受了巨大的快乐。刘小春出色的小提琴天才让他很有成就感，很有面子。当刘成将几千快钱藏在帽子里被被偷了的时候，刘小春安慰他，并递给他拉琴挣来的五十元钱。可以想象，任何一个父亲面对如此懂事的孩子，别说丢了几千块钱，就是丢再多的钱，心也是温暖的;如果相反，父亲从外边挣回了一大笔钱，儿子朝他要几十元钱，那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刘成的故事很感人，让人感受到了一段挚诚的父子之情。同时也告诉人们，作为父亲应该如何对待自己的儿子，刘成成为一个令观众赞叹父亲形象。

　　当然，该影片并不仅仅是为人们树立一个父亲的典范，演绎一段感人的父子情。主要目的是要为刘小春的命运设定一个可以回归的家，为他扬弃宿命提供可能。

　　刘小春，由小提琴演奏家唐韵扮演，尽管其中的音乐不是原创的，但由于是由小提琴手直接扮演，使得人物的情感表现更加真实感人。刘小春是一位阳光少年，激情四溢，他与莉莉(陈红饰)的情感很感人、很美、很神圣。莉莉是一位纯粹的女性，她美丽、善良、沉溺于情感之中。在经济社会中，莉莉成了被欺骗、被玩弄的对象，也遭到知识的人们的鄙视。但刘小春真诚地爱慕她，竟然把小提琴卖了，为她卖了那件她喜欢的大衣，这使得莉莉被深深地感动。她放弃自尊，傻乎乎地闯进余教授的课堂，满脸是泪地央求余教授，愣是把余教授请到了刘小春的家里，使刘小春终于成了余教授的学生，莉莉还打算自己去借钱帮助刘小春。他们的这些举动特别容易让人想起《麦琪的礼物》(欧·亨利在小说)中的两个笨孩子，那两个孩子极为笨傻地做着世界上最聪明的事情，这就是情感的征服。

　　人与人之间的征服与被征服有三种，一是肉体的征服，二是意志的征服，三是情感的征服。情感的征服是最彻底的征服，它使被征服者心悦诚服地奉献出整个身心。这是因为这种征服不是一方否定另一方，而是双方都得到肯定，都能获得积极的情感，双方都得到升华，从而激发出双方的主观能动性和强大的精神动力。情感的征服也是恒久的征服形式，人类最早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情感关系，到了共产主义，人与人之间也只有情感联系。因为共产主义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经济关系不存在了，更不存在有政治关系，也不存在有认识方面的关系，剩下的只有人与人之间的认同与不认同的情感关系。情感关系是以鲜明的自我为前提并无条件地有益于他人的关系，无益于他人的人当然得不到认同，情感上没有共通性的人也是得不到认同的。因此到了共产主义，人与人之间依然存在着矛盾，就是认同与不认同的矛盾。一个人被认同，便获得此生的意义，不被认同则是人生巨大悲哀。在没有了经济、政治、暴力为手段的情况下，一个人想要得到对方或者他人的认同，就只有用情感去征服别人了。

　　在北京车站的一楼大厅里，刘成背着行李准备乘车离开北京，莉莉和江老师送行。在余教授家，刘小春见到了他卖给琴行的那把小提琴，听完林雨的一番话后，他拿起小提琴直奔火车站。在大厅里，刘小春拉起了柴可夫斯基的小提琴协奏曲第三乐章，这是全剧的高潮，对观众具有极强的震撼力，刘小春的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挥弓的动作非常漂亮，有几次是将弓重重地砸向琴弦的，仿佛那音乐不是从小提琴里发出，而是从刘小春全身发出的，他毕其部身心、千重万重地向刘成表达感恩之情。

　　关于感恩，长期以来宗教拿它做基本教义，现代资产阶级也经常拿感恩说事，编撰了很多感恩的故事，而对于新的世界观来说，感恩似乎是一个很难言说的问题。其实正好相反，宗教和资本所说的感恩全是虚构的，宗教教义要求感恩上帝，而上帝是虚构的，向一个虚构的东西感恩是一件很滑稽的事;现代资产阶级也经常念叨感恩，但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资本社会最根本的原则就是等价交换，没有等价交换，资本是存在不下去的。等价交换意味着谁都不能欠谁的，也就不存在感恩的问题。只有在新的世界观看来，感恩才具有客观必然性。感恩不是无缘无故的，它只有在给予与回报之间显著地不对称才会发生。只有受惠者自认为毕其自身的全部都难以回报的情况下，才会产生感恩之情。感恩诚然是一种主观情感，但它是有客观根据的，具有客观必然性。

　　第一、个人生命的获得与回报不对称——感恩父母。如果一个人站在大海之滨或高山之巅极目远望，在无限广阔的天地之间，他会顿时感自己渺小，自己与到庞大的自然形成强烈的反差，这种反差会激发他的想象，想象着宇宙到底有多大。假如他设想自己站在太阳系的某个离地球较近的星球上，回望地球时，地球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球。如果再进一步，他站在了太阳系以外的某个星球上，再遥望地球时，能看到的仅仅是一个亮点，如果在银河系以外呢?寻找地球就只能靠想象了。在这个宇宙之中，地球如同茫茫大洋中的一粒砂子，微不足道，至于在这一粒砂子上生活的人类则更是微乎其微，他自己只不过是这微乎其微中的无限小的一点，而且他的这无限小的一点也并非永恒地存在，自己的整个一生只不过是宇宙间一个无足轻重的瞬间存在而已，由此，他可能会极度地失望、极度地灰心，自信、自负更无可能。但是他毕竟存在着!在无限的宇宙之中居然有“他自己”的这一个存在，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一个伟大的奇迹，人世间的一切创造都不能与这个奇迹相提并论。于是，他愈是感到宇宙的浩瀚无边，就愈是觉得自己幸运无比。而且宇宙间的日月星辰、地球上花草树木及飞禽走兽等等无限繁多，在这一切存在物中，人是最高的存在者，居于一切自然存在物之上，他作为这个最高存在者中的一员，不仅感到幸运，而且还感到自豪，感到自己的这一个生命无比地神圣。而他自己这一圣神的生命是由父母赐予的，是父母把自己作为一个人带到这个无限的宇宙中来的。这对他来说是无上的恩德，他愈是觉得自己生命的可贵、神圣，就愈是觉得父母的恩德无限，无论自己这一辈子做出如何伟大的业绩，都不能与父母给予自己的生命相提并论，由此他在内心深处感恩父母，感激父母的无限恩德。

　　在新的世界观看来，神圣的不是神仙皇帝，也不是资本，而是创造世界、推动历史的劳动者。广大的劳动者除了自己的生命之外，一无所有，即无产者。无产者所能够感恩戴德的首先是自己的父母，而且唯有无产者才能真正地感恩父母，感恩生命。一些宗教教规要求教徒们憎恶自己的父母，资本更是拒绝一切情感因素。

　　第二、个人劳动与全体劳动者的劳动不对称——感恩劳动。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们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并创造历史的，但是个人的劳动不可能生产出自己需要的全部产品，必须依赖于其他劳动者的劳动。个人劳动生产出来的产品是简单的物质形态，是不能用作生活必需的，能当作生活用品的是整个社会的劳动产品。因此，个体的劳动生产出的东西再多，也必须依赖全体劳动者的劳动才能够生存，而且离开全体劳动者的劳动，个体劳动者的劳动是不可能的。即或是引领时代的科学大师、思想大师、艺术大师，其创造的成果与整个社会的劳动成果也是不对称的。个体的劳动与全体劳动者的劳动不对称，使得每个人必须对所有劳动者心存感恩，当人们在享用生活资料时，应该把它看作是劳动者给予的恩惠。这一点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特别明显，一些上了年纪的人特别心疼糟蹋粮食，因为他们目睹过“汗滴禾下土”的情景。基督徒在用餐前总是要念诵一句“感谢上帝赐予我们食物!”如果将这句话中的“上帝”替换成劳动者就完全正确了。

　　同时，人们还应该感恩劳动本身，如果没有劳动，人的生命与动物的生命没有任何区别。正是因为劳动，人才成为人，成为宇宙间最为高贵的存在，成为凌驾于一切存在物之上的创造者，人也就因此具有了人所特有的情感，也就有了感恩。

　　第三、现实创造与历史积累的不对称——感恩历史。现实的人们的一切创造活动都是在前人积累的基础上进行的，当下的人们再了不起的创造，都不能同历史的积累相提并论。如果把人类历史比作一个圆柱体，某一代人创造出的全部成果只不过是这圆柱体的一个横切面，其体量是无法与整个圆柱体相比的。而且某一代人越是具有了不起的创造力，就越要感恩历史，是历史的积累为他们的创造提供了可能，如果把经典物理学抽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顶多是古希腊式的二流玄想，不可能成为现代科学的支柱。感恩历史不是沉湎于历史留下的文字资料之中，而是对前人所走过的路和创造充满敬意，心存感恩。

　　感恩历史首先就要感恩自己的民族和祖国的历史，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能够延续下来，都是世世代代在风雨之中艰难拼搏的结果，即或是一些贫弱的民族和国家的人们，也应该感恩自己的祖先，因为这更不容易，更能体现其一代又一代人的顽强不屈。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历史越悠久，给予这个民族或国家的人们的恩惠就越厚重。对于个人来说，一个人能够作为人存在着，是因为他秉承了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是作为一个民族文化的传承者存在于世的，如果抽掉他的民族禀赋，他就是一个纯粹的行尸走肉;任何人能够立足于世界，都在于有自己的祖国，身在其中并不觉得什么，甚至会有反感的情绪，但一旦失去祖国，将是灭顶之灾。不可否认，世界上存在着一些先进的民族和国家，也许它们对人类文明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对此，落后的民族和国家的人们应采取学习和尊敬的态度，但决不能产生感恩的情感，感恩只能针对自己的民族和祖国。

　　资本是不会感恩历史的，只要能满足G—W—G′这个公式，其他的都可以不顾。资本也无须感恩民族和祖国，它所追求的是一个没有国家民族界限的杂种世界。

　　可见，感恩不是凭空杜撰的，也不是纯粹“美的灵魂”，更不是简单的自我认知，它是与人的存在相关的必然情感。任何一个个人总有他不可回避的问题——自己何以存在?当他思考自己的存在时，必然要联系到自然、社会以及历史这个三个界面，这三个界面都具有无限性，与此相比，作为个体的自我实在是太渺小了。如果仅仅停留在认知的层面，在无限与有限的对比中很容易得出否定自我的结论，因而产生悲观的情绪。但是当一个人在思考着自己的存在时，必然是反思的，是不会停留在在认知层面的。经过反思，他发现自己毕竟存在着，在无限的自然中，自己是万物之上的存在者中的一员;在社会和历史中，自己不仅是受惠者，而且还是贡献者和传承者。于是，个人在反思中感到自己的神圣性和崇高性，使得个体得到充分的肯定，由此必然会产生积极的情感。而这种积极的情感不是体验一下就完事了的，它是要化作实践的动力的。既然有感恩，就必然要报恩，报恩就要付诸于行动，感恩的情感愈是强烈，报恩之行动的动力也就愈强大，个体只有在感恩的行动中有所作为，才能够肯定自己的存在。

　　感恩使有限的个体趋向于无限。报恩的行动具有无限性，这个“无限”具有两层意思，一个是就可能性而言，因为报恩是自觉自愿的，不是被规定、被强迫的，其行动具有充分的自由。人的兴趣和禀赋是多种多样的，如果不被限制和规定，任何一个人总在某一方面有所长，只要能够自由地发挥其诸方面的能力，其创造能力是无限的;另一个就是没有异己力量的限制。报恩行动与功利行动是不同的，功利行动总是有另外利益主体与自己相对抗，其行动总是要受限制的。报恩行动是以报答为目的，针对的是神圣的生命，社会和历史的整体，没有任何对抗性的因素，其行动不会有限制。感恩行动是人类唯一既肯定个体的自我又无外在限制的行动，是完全自由自主的行动，而其他的行动要么是否定个体的自我，要么就是其行动受到限制。因此，感恩使个体僭越有限，趋向于无限。

　　刘小春放弃了国际比赛，失去了一次成功的机会，等于回归到命运的起点(车站)，但这不是简单的重复，他拉的曲子是欢庆胜利的，喻示这是一次凯旋式的回归。刘小春放弃国际比赛，实际上避免了一场显而易见的悲剧。如果他参加国际比赛，其结果已被林雨说得很清楚。如果比赛不成功，他的那把小提琴将永远消失，这不仅彻底断绝了他成为音乐人的可能，而且还剥夺了他唯一的情感寄托(思念母亲)的方式，他的身世成为空白。不成功就是被淘汰，他只能以被淘汰的心境回到老家，再也不是昔日的哪个招人喜爱、远近闻名的小提琴天才了，只能消沉地度过一生。他与刘成的情感也会发生变化，再也不能重复以前那种“无猜”的快乐的父子生活。如果比赛成功，他就彻底地被余教授“绑架”，他必须在余教授的覆盖下不停地拼搏，他或许能够获得一些成功，但不会长久。在一个与人性相悖的异化了社会里，一个人的成功并不是完全凭他的天赋和实际能力，诸多因素都在起作用，如社会关系、经济实力等等，在这些因素中，刘小春并不占优势，仅凭他的音乐天分是不够的，总有一个环节会击败他(如林雨稍微用了一点手段就从他那里夺走了参赛资格)，他不是被余教授驱除出局，就是连同余教授一起被淘汰，最终只能像和贺英良那样自我毁灭。有道是，成功的人生是各种各样的，而失败的人生往往是雷同的，尤其是悲剧性人生，更是铁一般的定律。刘小春放弃比赛等于逃过了命运的一劫。

　　之所以说刘小春的回归是凯旋式的，是因为他这时多了一层感恩。感恩必将成为他未来人生的强大精神动力，这动力加上他原有的天赋，必定会走向健全丰硕的人生。

三、没有结束的结束语

　　《砂器》和《和你在一起》对宿命所做的不同解答表明了中日两国的文化差异。

　　《砂器》基本上是重复了俄狄浦斯的悲剧，没有丝毫的变通。日本文化本来是与中国文化同源的，但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文化全盘西化了，但这个“全盘”是指日本自己的全盘变更，它不是(也不可能)全盘地接受自古希腊以来的整个西方文化，而只是截取了自伽利略以来近代西方文化，而这段文化最具抽象性。日本人的思想因此而被抽象地规定了，在对待命运的问题上只有征服和妥协两种形式，不懂得扬弃，不存在有感恩的情感，所以日本人难以超脱被设定的命运，认为宿命不可抗拒。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是有感恩意识的，尽管历代统治者及其门客利用感恩奴役和愚化平民百姓，但在老百姓心里确实有着自发的感恩意识，如孝敬父母、敬重劳动、崇敬祖先。尤其是崇敬祖先，是中华民族最为突出的情感，这也是中国人民最值得骄傲的。因为中华文明是人类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中国人不需要设定一个上帝来说明自己的由来，只要追溯自己祖先就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是谁的传人，炎黄子孙是一个令人自豪的称谓。

　　但传统文化中的感恩毕竟是一种自发的、朴素的情感，它在现代经济社会里显得非常脆弱。因为人的存在是一个历史过程，既然是一个过程，就需要有动力。在经济社会里，人的动力来源是十分清楚的，并且可以像物理学一样做出定量的分析和预测。相对而言，道德情感则显得虚无缥缈，被人忽视，甚至被经济规则拒绝。但是，经济社会给予人们的动力全都是被动的，既然可以像物理学那样定量分析和预测，那么人和物理学中物体没有两样，每个人都受外力的推动，最后的原动力是资本。而资本是一个有限的历史存在，它迟早是要被扬弃掉的。资本一旦被抽出，人的动力从哪里来?毫无疑问，只能从感恩中来，但感恩必须建立在新的世界观的基础之上，才具有客观必然性。

　　庆幸的是，新的世界观已经在中国深深地扎下了根，有人企图消解这一点，是没有用的。新的世界观诚然是外来文化，但它不是平移到中国来的，而是在一场非常深刻、非常卓越的实践中树立起来的。之所以说那是一场深刻、卓越的实践，就在于它启用了实践的原本性质。人是由实践决定的，同时实践又是人的实践，这就是实践的原本性质。当所有的人被当作实践的主体时，这样的实践才是人的实践，这时的主体才具有人的真正本质;如果只有部分人被当成实践的主体，这样的实践则是抽象的实践，在抽象的实践中所有的人都是抽象的，其中的所谓主体只是相对而言的，从绝对意义上说，都是被动的客体，这就不是实践的原本性了。中国的那场实践正是原本意义的实践，它是以所有人(无产阶级代表着所有人的本质)为主体的实践，人的主观能动性被调动，显现出非凡的创造力，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使中国实现了巨大的历史跨越。在这样的实践中，新的世界观已经超越原来的理论形态，得以重塑，已成为中国人民的精神内涵，遇到事情，它就会自然而然地显现出来，抗击新冠肺炎就是例子。

　　新的世界观使得传统文化中感恩获得了新生，当前的中国，资本的动力以达到极限，而感恩的动力正在孕育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