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留住古老智慧 启示未来发展

　　2005年6月，掩映在群山深处的浙江青田龙现村忽然被世界熟知——以其为代表的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成为联合国粮农组织首个正式授牌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试点。

　　如今，我国拥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15项，数量位居世界各国之首;农业农村部分5批发布了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118项，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开展国家级农业文化遗产认定的国家;2016年通过普查发布了408处具有潜在保护价值的传统农业生产系统。

　　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农耕历史非常悠久的文明古国来说，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不仅是在留存一种生产方式，更与保护民族的文化基因、具有显著地域特色的生物基因、生态友好的技术基因息息相关。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是这一项目中方的具体执行机构，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申报与管理、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发掘与保护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并通过项目的实施，推动了农业文化遗产及其保护的学科发展。日前，在中心成立15周年纪念大会上，来自各界的代表共聚一堂，研讨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未来。

　　保护民族文化根脉

　　湖南新化紫鹊界梯田是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中国南方山地稻作梯田系统”的代表地之一，这里的梯田成型已有2000多年历史，形成了完善的储水保水系统，构成了几十万亩灌溉工程景观，不仅保存着紫香贡米等原生物种，还繁衍出了独特的文化形态。

　　中南大学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胡彬彬曾这样写道：千百年来，苗、瑶、侗、汉等多民族在这里繁衍生息，南方稻作文化和苗瑶山地渔猎文化交融互补，山歌、祭祀、傩戏、耕作、狩猎等各种习俗至今仍散发着古朴神秘的气息。

　　中国有上万年的农耕文明史，这种劳作方式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在某种程度上说，保护好农业文化遗产，就是保护我们民族文化的根脉。

　　不仅如此，农业文化遗产更是一种“活”的遗产。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闵庆文介绍，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浙江湖州桑基鱼塘系统”，至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目前有桑地6万亩，鱼塘15万亩，是中国传统桑基鱼塘集中度最高、面积最大、保存最好，并且仍然在发挥生产、生态和文化供能的活态的农业文化遗产”。

　　保护好农业文化遗产，不仅让我们可以追寻来处，更能展望未来。中国农业博物馆研究员曹幸穗说：“今天，农业文化遗产仍然每天在为人类提供农产品和食品，这是与一般的自然与文化遗产的最大区别，也正因为如此，它不仅是历史上的创造，是今天的遗产，还是未来的遗产。”

　　乡村脱贫致富的另一个选项

　　浙江青田县县长潘伟介绍，目前青田稻鱼米、青田田鱼均已成为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我们的优质稻鱼米在第三届中国黑龙江国际大米节上获得了‘双金’，也连续三年获得了浙江好稻米金奖，价格从原来的每斤2～3元提高到每斤10多元，仅稻鱼米一项，农民就增收近千元，真正成为农民生活富裕的有力支撑”。

　　不少农业文化遗产地都位于贫困地区、偏远地区、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这一项目的开展，让当地农户看到了另外一种脱贫致富的可能。

　　同样的一幕也发生在福州。福州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也入选了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福州市农业农村局二级调研员王贞锋说：“我们是农业文化遗产的参与者，也是最大的受益者。按照浙江大学的评估，福州茉莉花茶的品牌价值从2010年的16.85亿元，上升到2021年35.63亿元，借助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这一金字招牌，100多家茶企蒸蒸日上。”

　　只保护不发展，农业文化遗产会丧失生命力。但发展也是一把双刃剑——如何在发展中保持农业文化遗产的“原汁原味”是个需要深入研究的话题。

　　例如，有专家提到，已经发现有遗产地放弃了原生品种，改种了产量更高的品种，这违背了遗产保护的初衷。闵庆文说：“农业文化遗产不同于一般的自然与文化遗产，它是一种具有多重特征的复合性、系统性并不断动态变化的遗产类型。如何保护农业文化遗产、如何通过保护促进发展、再通过发展反哺保护，是我们中心多年来重点研究的课题。目前，我们已经对青田稻鱼共生系统、云南红河哈尼稻作梯田系统、贵州从江侗乡稻鱼鸭系统、江苏兴化垛田农业系统、甘肃迭部扎尕那农林牧复合系统、浙江湖州桑基鱼塘系统等典型遗产地，进行了生态系统服务与多功能价值评估、生态承载力评估、可持续旅游与三产融合发展、关键要素识别与保护措施、遗产保护的生态补偿机制、保护效果的监测评估体系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并取得了系列成果。”

　　在青田，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4.0版本正在启动。潘伟说：“我们希望对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进行全领域、全链条的另一次迭代升级。”通过这次升级，“使价值链从单一具象的农产品，进一步拓展到品类丰富、体验性强的旅游产品、文化产品，带动更多农民增收致富，探索出一条实现共同富裕、先行示范的新路径”。

　　紧跟学科前沿，服务国家需求

　　在中心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李文华看来，农业文化遗产不仅仅代表着过去，更关乎未来：“中国这么大，资源条件这么复杂，历史这么悠久，未来农业的发展一定要找出多元的道路。在这个宏观背景下，要把遗产地的研究跟解决探索中国农业走什么样的道路联系起来。”

　　农业是第一产业，必须将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苑利认为，现代农业在发展中也遇到了瓶颈，例如农药、化肥使用带来的食品安全和环境污染问题，再比如大范围高产、单一作物品种的种植，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传统种质资源的减少，“当代农业走不下去的时候，农业文化遗产能为我们提供一个新思路”，比如“我们讲种质资源是农业的‘芯片’，农业文化遗传的发掘和保护，让我们发现并及时保护了许多传统的农业品种，它们就是农业的‘芯片’，或许会在未来发挥重大作用”。

　　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也同生态文明建设和乡村振兴息息相关。李文华说：“我们应该从科学的角度认真梳理和研究农业文化遗产系统的一些作用机制。可以说，这些机制对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生物和环境之间关系的认识、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相互作用与可持续发展等，都具有典型意义。”

　　曾任联合国大学项目官员的梁洛辉建议，应建立中国的农业文化遗产数据库，展示中国传统农业的智慧，“将来还可以通过跟粮农组织的合作，扩大这个数据库，建立全球的农业文化遗产数据库，提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农耕技术和模式”。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葛全胜表示，地理资源所将进一步为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中心的发展提供支撑，进一步发挥多学科的优势，进一步拓展研究领域。他说：“我们的研究既要紧跟学科前沿，更要服务国家需求，将研究成果转化为促进遗产保护与利用的方法与策略。”

　　(本报记者齐芳)